宏觀經濟影響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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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計量經濟中的相關分析、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與自回歸分布滯后（ADL）模型等方法，結合1983年～2006年的有關數據，針對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對我國宏觀經濟水平的影響作用做出實證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因，在短期內它對我國經濟增長起的促進作用較大，但長期作用不顯著。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Granger因果檢驗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

一、引言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外商投資越來越成為全球經濟的普遍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外資，吸引外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于外商投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作用，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對此做了大量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如鐘昌標(2000)以綜合生產諸要素為理論基礎，研究FDI對GDP的貢獻，認為FDI與GDP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FDI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從沿海地區到中西部地區由強轉弱。姜東升等人對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了FDI與GDP是互為因果的。何曉琦(2005)等認為外資對我國經濟增長并沒有顯著的影響。盡管有學者對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實證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或選取的計量工具和所建立的計量模型不同，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也不盡一致，有些研究結論是建立在簡單的相關分析或回歸分析的基礎上的，結論難免有些主觀。基于此，本文將利用相關分析、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與建立回歸模型等方法，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做進一步的探討。

二、計量模型與實證分析

1.變量及樣本選取

研究過程中采用年度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FDI（元）與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元）兩個變量，樣本數據范圍為1983至2006年，所有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為使變量的幣制統一，將年度FDI用當年平均匯率換算為以人民幣為單位的值。

本文利用時間序列數據建立計量模型，借助Eviews3.1統計軟件,以期通過對容量為24的樣本進行分析，找出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原序列分別進行自然對數變換，生成新序列分別為。

2.模型的建立與檢驗

用EViews軟件包對FDI與GDP進行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說明FDI與GDP是高度正相關，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首先設LFDI與LGDP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1）

式中，分別表示時期相應變量的值，為截距，為斜率，和為兩個待估參數，表示均值為零的非相關誤差。采用OLS法進行回歸,結果為:（2），該模型中各解釋變量的系數均以小于1％的顯著性水平通過t檢驗，模型調整后的，F統計量的相伴概率小于1％，表明LFDI對LGDP有顯著的影響，而從模型的自相關檢驗來看：DW統計量為0.2，顯然存在顯著的正自相關。這可能是由于在回歸過程中遺漏了某些影響經濟發展水平GDP的重要變量的緣故，這也說明FDI不是影響GDP的單因子。由于模型（1）中沒有包含這些變量，所以導致了誤差項出現自相關。這表明要完整的表現FDI與GDP的關系還要對模型（1）做進一步完善。

3.模型的完善

本文考慮到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宏觀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能有滯后作用，即經濟增長不僅受同期FDI值的影響，還可能依賴于FDI的滯后值FDI(-1)、FD(-2)、…,同時反映宏觀經濟增長水平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明顯受到上一年GDP值的影響，在動態計量經濟模型建立過程中，如果一個回歸模型不僅包含解釋變量的現期值，而且還包含解釋變量的滯后值和被解釋變量的滯后變量這個模型就是自回歸分布滯后（ADL）模型。下面利用Jorgenson(1966)提出的自回歸分布滯后（ADL:Auto-regressiveDistributedLag）模型重新建模。

首先建立變量LFDI與LGDP之間的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DL（1，2），采用OLS法，對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回歸方程（2）如下：

各解釋變量中除LFD(-1)外其余變量的系數均以小于5％的顯著性水平通過t檢驗，模型調整后的，F統計量的相伴概率小于1％，對數似然值為42.59，AIC、SC的值較小，模型的擬合效果良好。

該模型可作為“一般模型”。根據“一般模型”中各解釋變量的系數t檢驗結果，剔除不顯著變量LFDI(-1)，重新建模得到“簡化模型”，回歸方程如下：

（3）

SE:(0.300)(0.041)(0.019)(0.26)

該模型中各解釋變量系數均以小于1％的顯著性水平通過t檢驗，模型調整后的，F檢驗的相伴概率小于1％，AIC和SC值分別為－3.5和-3.3較小，對數似然值較大，簡化模型的效果不錯。利用參數的Wald檢驗驗證模型約束的有效性，在模型（2）中對的原假設得到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63，所以不能拒絕該原假設。綜上，模型(3)可作為反映我國外商直接投資FDI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關系的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

從模型(3)可以看出FDI對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影響乘數為0.1092，但延期影響乘數為－0.096，則說明在短期內FDI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長期的影響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即從長期來看這種作用也是比較微小的。

4.FDI與GDP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本節將進一步探究我國FDI與GDP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因果關系。我們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來驗證FDI與GDP之間的因果關系。按照常理，如果變量X是變量Y的原因，則變量X的變化應先于Y的變化，基于此Granger（1969)提出了一種因果關系的計量經濟學定義：如果用X與Y的過去值對Y進行預測比僅用Y的過去值進行預測有更小的預測誤差，則稱X是Y的Granger原因。

下表給出了各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滯后期取3)

在滯后期取3時檢驗結果表明FDI不是決定宏觀經濟水平GDP的Granger成因的相伴概率只有0.02，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我們拒絕原假設，認為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GDP不是FDI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為0.68,不能拒絕原假設。再分別取滯后期為4、5、6時可以得到類似的結果。因此兩者的因果關系具有單向性，認為FDI與GDP的因果關系成立，FDI是GDP變化的原因。

三、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針對我國的經濟整體情況而言我國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FDI與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正相關關系,且二者之間存在內在的因果關系,其中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FDI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動因,但不是惟一動因,也就是說還有其他重要原因影響著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國大力發展經濟的步伐中,要重視外商投資的作用。FDI的進入在短期內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在我國資金、技術十分缺乏的情況下，通過吸引FDI，彌補了此方面的不足，對繁榮我國經濟是十分必要的。但從長期來看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吸收和利用FDI的政策應該服從于我國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體制結構，服從我國經濟形勢的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將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控制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基本經濟制度所能承受的合理區間。與此同時，我國應著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和水平，克服片面追求引資數量的錯誤傾向，才能充分發揮FDI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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