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環境下對外投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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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國際經濟形勢處于規則調整、結構重塑的關鍵時期，加之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興起，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將面臨一些新的問題與挑戰，同時也將迎來諸多新的機遇。新時期對外投資要堅持全球化立場，合理高效配置資源；抓住全球價值鏈重構機遇，深度參與，優化投資產業結構，提升競爭力；以“一帶一路”為重點拓展對外投資合作新空間；健全海外投資審查應對機制，防范政治風險，增強企業跨國經營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積極參與推動國際投資新規則制定，與國內改革形成良性互動；培育具備全球化視野下操作能力的高水平研究咨詢機構，合理利用海外華人有效資源。

關鍵詞：對外投資；走出去；規則重構；新技術革命

改革開放后經濟高速增長使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堅力量，在全球經濟運行鏈中扮演著越來越加重要的角色。201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430.4億美元，為第二大對外投資國。而今，新技術革命的邊界突破與逆全球化的高墻重鑄也正相互影響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在這一新形勢、新思想、新技術作用下全球經濟規則與發展結構的重塑期，中國對外投資需要與時俱進，適應新時期的發展形勢，調整對外投資理念、投資布局，積極做好相關應對。

一、新時期對外投資的新環境

（一）產業界限的打破，為發展帶來了新動能與新機遇。目前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正由導入期快速轉入拓展期，在產業技術革命的作用下，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技術、5G等為引領的新產業革命正逐步重塑全球經濟范式。新范式帶來了發展新動能，全球資源有望得到跨時間、跨空間、跨邊界、跨國家、跨領域地高效分工整合。通過新技術的整合，全球產業鏈內全要素生產率將有望進一步提高，需求端與供給端也將在新時期新技術的投資與需求作用下實現新增長，帶來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由于新產業技術革命作用下分工協作方式將相較以往發生巨大變化，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柔性生產、共享經濟、網絡協同和眾包合作等分工協作方式日益普及，將進一步拓展傳統經濟范圍，挖掘經濟增長新源泉。這為企業走出去高效配置全球資源與企業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提升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二）逆全球化下的保護主義復蘇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主要經濟體通過一定程度的宏觀政策協調與經濟刺激政策穩住了國際經濟形勢，并推動了一定程度上的全球經濟共振復蘇。然而近年來國際間協作在保護主義復蘇下正逐步打破，全球經濟逐步轉向共振下行。美歐等發達國家在逆全球化形勢下進一步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力度。美國和歐盟相繼出臺監管政策，將涉及國家安全、關鍵技術和敏感信息的領域納入審查范圍，收緊外資監管。美國2018年出臺的外國投資監管新規則擴大了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查管轄權，對涉及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和公民信息安全的投資加強審查，并列出特別關注國家，增加審查程序。歐盟委員會也于2019年3月批準外國投資監管新法規，對涉及敏感技術、基礎設施及公共秩序和安全領域的投資加強審查。其中部分國家通過對中國進行有針對性的指向政策，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面臨新的障礙。（三）世界經濟在新規則下開始重塑與發展。近年來在全球化的作用下，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9年10月的最新預測中，發達經濟體2019年的增速為1.9%，2020年會下降到1.7%。相對的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2019年的增速為4.1%，2020年將有望達到4.7%。目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已成為本輪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力量。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部分國家已開始逐步實現全球價值鏈體系內的地位提升，這將帶來新一輪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調整與重構，有望為企業走出去帶來新的市場新的機遇。近年來，發展中國家間國際經濟合作議程大幅度增加。如，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的建設；“東盟+”合作機制；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非洲大陸自貿區協議（AFCFTA）等。未來，崛起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勢必改變舊有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并為國際經濟形勢帶來新的改變與重構。

二、新時期對外投資面臨的問題

（一）對外投資地區過于集中，不利于投資風險的分散與產業升級。截至2018年底，全球80%以上國家(地區)都有中國的投資，但對外直接投資地域分布高度集中，存量前20位的國家(地區)占總額的91.7%。在投資分布上，目前中國資本海外投資布局基本呈兩極化特征，大型國有企業相對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能源、礦產、電信等傳統產業領域；大型民營企業和區域龍頭企業則相對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先進制造、信息技術、醫療健康和消費升級等新興行業。只有少數企業采取綜合布局策略，做到橫向縱向相對平衡的投資布局。在投資方向上，在發達國家，中國企業更傾向于尋求戰略資產；而在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的主要投資動機則是尋求市場和自然資源并進行技術輸出。但這也意味著在當前保護主義相對復蘇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企業在進入這些國家相關領域時將面臨相較以往更為嚴峻的壁壘問題。此外，在走出的過程中，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很多投資流向了行政效率較為低下的國家，這也可能使得中國的很多海外投資在審批和市場回報上存在較高風險。（二）新興技術、新興產業投資增多但仍缺乏相應整合。2008年經濟危機后，隨著國內勞動力與土地成本上升，產業結構升級調整，諸多國外企業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急需資本，加之政府出臺一系列鼓勵企業“走出去”的政策，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步伐迅速加快。但在這一過程中，部分無序投資的擁擠造成了對外投資產業比重有所失衡，存在投資及回報效率低下等問題。近年來，政府在簡化對外投資管理審批程序的同時加強了對外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審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對外投資結構，但仍存在一定的失衡。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已涵蓋國民經濟的18個行業大類，但在其中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制造、批發零售等4行業投資占比超七成。而流向信息傳輸、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電力生產、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投資雖快速增長，存量比重仍相對較低。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多數企業投資尚未形成價值鏈內良性循環與協同效益，僅僅只是以投資獲利為目的而非以延伸至價值鏈內部實現價值延伸為布局。在當前產業革命興起的新環境下，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的延伸更迭重構，才能進一步推動企業在新時期以新的速度、廣度、深度向前發展。（三）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面臨東道國投資風險與針對性干預。當前國際經濟新形勢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機遇日增，但相關投資風險卻也日趨突出。近年來受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影響，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投資并購進行了嚴格的審查和監管，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出于本地保護等目的，也出臺了一些新的措施以限制中國對其投資，這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造成了一定阻礙。當前國際經濟共振下行，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部分國家地區內外部潛在矛盾已升至臺面，部分問題存在激化風險并可能對企業在相關國家投資造成一定影響，例如東道國宏觀經濟風險、金融匯率風險或是社會政治風險等。造成了近年來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進程中，在相關國家本地矛盾日益突出的過程中，容易成為相關勢力的“替罪羊”與“背鍋俠”。國際輿論也對中國對外投資造成一定影響，部分西方國家不余遺力的通過國際輿論別有用心的質疑與阻礙中國對外投資發展進程。例如，近些年中國在非洲國家的投資不斷增加，部分西方國家便引導輿論對于中國在非洲“新殖民主義”的擔憂。此背景下，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中，部分項目便面臨的毀約或重新談判或是項目落地后被指向性針對等問題。這將導致投資無法回報，風險逐漸增加。

三、新時期對外投資的思考與建議

（一）堅持全球化立場，合理高效配置資源。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時期，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供給側與需求側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迫切要求我們更加有效高效地利用全球市場和資源要素。在經濟新常態下，無論是供給端還是需求端，國內產業市場目前均從以“量”為標準向以“質”為標準的方向轉換。企業走出去，合理高效布局國際市場，無論是以資源尋求型、市場型、效率型或是戰略導向型為相應目的，通過這些對外直接投資，都將會對國內相應產業發展升級產生積極影響。（二）抓住全球價值鏈重構機遇，深度參與，優化投資產業結構，提升競爭力。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正由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者、跟隨者向主導者、制定者轉換。在過去的發展中，通過深度參與全球分工合作，我國實現了自身經濟的騰飛發展。在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與新興經濟體興起的大環境下，面對全球價值鏈新一輪的轉移與重構，我們應抓住機遇，深度參與，通過有效合理利用全球資源要素，鼓勵有能力的企業走出去，深度切入全球價值鏈上中下游，發揮主導作用。成為新時期新環境下全球資源的“整合者”，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話語權。同時，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幫助更多目的地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上實現相應切入與升級，達到合作共贏，助力當地經濟發展。（三）以“一帶一路”為重點拓展對外投資合作新空間。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我國對周邊國家（地區）投資持續快速增長，投資占比近年來逐年穩步提升。2018年直接投資流量178.9億美元，年末存量1727.7億美元，分別占全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12.5%和存量的8.7%。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動和實施，沿線國家以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為代表的諸多需求將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巨大機遇。可以預見“一帶一路”地區將成為我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重要區域。加強與“一帶一路”參與國投資合作，不僅有望為我國傳統產業轉移開辟了空間，也為新興產業投資提供了廣闊市場。目前，我國對沿線國家投資主要集中在鐵路、公路、橋梁、港口及電信、物流基礎設施方面，對新興領域投資較少。為此，應在與沿線國家加強基礎設施、制造業、能源電力、礦產資源等領域合作的同時，可以在互聯網信息技術、電子商務、節能環保、醫療健康、教育培訓等諸多領域加強合作。通過國際產能合作與全球價值鏈內產業結構更迭遷移，實現合作共贏。（四）健全海外投資審查應對機制，防范政治風險，增強企業跨國經營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近年來，西方國家對我國海外投資審查力度逐步加大，通過審查范圍擴大、期限延長、多方位聯動等方式阻礙我國企業走出去。而在當前，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對海外目標企業或資源的直接投資，實現其在全球價值鏈中延伸。或是通過直接投資獲得部分戰略資源，或是通過并購等方式獲得發達國家地區先進技術、市場和豐富的管理經驗。這些都將有助于相關企業擴大自身領域優勢。而在當前國際形勢下，高價值投資目標又往往成為相應國家重點審查保護的對象，使單純的經濟投資行為復雜化。此外，在境外經營中，中資企業往往因管理層缺乏對東道國法律規定的深入了解，造成決策失當或引起不必要的損失和社會層面的消極影響。許多中資企業在境外投資，不僅因不熟悉當地法律而蒙受損失，也因不善于利用規則維權而遭遇困難。面對這些問題，一方面政府需要構建相應的國家層面援助幫助機制，為面對相關不公平審查或單方的企業提供一定國家層面的溝通幫助；另一方面，政府應繼續推動相關國家間合作機制的建設，合法保護中資企業權益，減少政治干預的不確定性風險，為企業走出去構筑良好的基礎。而在企業層面，企業也應提升其在決策、項目管理、經營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完善自身的跨國經營理念與發展戰略，積極實現企業本地化。（五）積極參與推動國際投資新規則制定，與國內改革形成良性互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度重視通過簽署協議參與國際投資規則的制定。在當前國際經濟新規則的制定中，中國已由過去的被動參與逐步向主動乃至主導轉變。由于目前中國已成為雙向投資大國，在當前內外部環境有所轉變的背景下，積極參與和推動國際投資新規則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且尤為緊迫。一方面，中國對外投資需要熟悉與執行新規則，以期把握住新規則提供的機遇并以規則保護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借自身開放新舉措推動他國的開放，營造更好的外部投資環境。積極地參與國際投資新規則談判和修訂，既可保障對外投資企業的合法權益，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促進與其他各國的投資合作，實現共贏；又可在規則的制定中，通過洽談協議，達成更多雙邊及區域規則共識，為我國高水平開放與國內經濟改革提供一定助力，進一步推動構建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六）培育具備全球化視野下操作能力的高水。平研究咨詢機構，合理利用海外華人資源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歷程較短，多數企業雖具備一定全球化視野，但仍在操作層面有所欠缺，特別是對跨國家跨文化背景下的經營理念和發展戰略存在一定的認知不足，也缺少相應跨國經營環境下企業投資目的地本土化的規劃。培育一批類似麥肯錫、埃森哲、貝恩等相關高水平研究咨詢機構可以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提供專業化、高質量的中介和咨詢服務。為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提供完善的前中后期全流程輔助，以全球化下的專業化投資能力助力企業在投資過程中迅速本地化，減小投資成本、縮短投資周期、減輕投資過程中的潛在風險。此外，還可合理利用海外華人資源等方式減少投資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通過以當地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華人群體為紐帶，降低企業在商業、政治、文化等諸多新環境下的溝通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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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志文 單位:福建省對外經濟貿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