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財思想論文

導語：古財思想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先輩們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同時也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財政思想。在中國古代財政思想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關于要不要理財，如何理財，有不同的觀點和相應的派別。但凡儒家，大多從社會道德規范角度出發看待義利關系，主要的觀點是諱言財利，以為理財就是頭會箕斂。如孔子、孟子、董仲舒、司馬光、方孝孺等。但凡法家，大多重視理財。如管仲、李悝、商鞅、桑弘羊、劉晏、王安石、葉適、邱浚、王韜等。當然也有儒門之人而主張理財者，如范仲淹、歐陽修、李覯等。這些觀點各異的理財思想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它們對當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所謂“觀古知今，古為今用”，縱觀中國古財思想的興替得失，對我們今天開創經濟建設新局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大社會主義國家財政，可收借鑒之效。

一、理財的必要性

理財對于政權的穩固，國家的興衰，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所謂“《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笨梢娭袊怨乓詠砭桶牙碡斄袨橹卫韲业拇笫?。宋代的蘇轍曾說：“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蹦纤稳~適更是指出：“財者，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笨梢娎碡斉c否，理財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寧，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危和民族的興衰。重視理財并善于理財，就能富國裕民，國盛民興。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以“相地衰征”、“向壤定籍”、“官山?！钡壤碡敶胧┒过R國迅速強大起來，確立了齊國的霸主地位。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開阡陌而賦稅平”，“訾粟而稅，上壹而民平”，從而充實了國家財政，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雄厚的財力基礎。西漢的桑弘羊通過統一鑄幣權、實行鹽鐵酒專賣和“均輸”、“平準”等政策，統一了國家財政，成功地解決了當時十分沉重和緊迫的財政需要，對完成漢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連不贊許他的司馬遷也不得不承認他的財政成績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唐朝的劉晏在發生安史之亂國家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以“轉運、鹽法、稅制與常平”等財政措施，恢復了由安史之亂所摧毀的唐帝國之經濟繁榮。北宋的王安石一反以往儒者服官“恥言財利”的舊傳統，推行了多項財政改革，極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貧困狀況，使宋朝一度出現中興景象?？梢姡碡敽脡闹苯雨P系一國財力的強弱。若理財不善，勢必是民不聊生，社會動蕩，政權傾覆，國家滅亡。秦朝由于賦役征收過急、過重，同時支出又十分浩大，最終僅建朝十五年就被漢朝所取代。元朝因不屑于財政的籌劃,以致于自建元以來,國家財政就是一塌糊涂。不用說“盡究其本末”,就是進行一些簡單的策劃,也是淺嘗輒止,最終偌大江山在財政的崩潰中而滅亡。明朝自中期以后，統治者日趨腐朽，政以賄成，財政積貧積弱日漸加深，最終明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清朝后期，由于統治者理財不善，加之政治上的腐敗，使中國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梢?，理財關系社稷安危，百姓幸福，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理財，不可小視。

在中國古代的理財思想中，有一種理財觀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即“諱言財利”思想。該思想認為，不用理財，理財就是頭會箕斂。如：孔子曾明確地肯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表示了其以社會倫理規范制約人們獲取財富活動的傾向。孟軻對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國”的答復就是“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宋代的司馬光提出君子“固不能言利”，并認為“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明代的方孝孺認為“以理財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其實，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這種思想是不對而應加以批判的。從理論的角度來說，該思想就站不住腳。理財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裕民。如果不理財，甚至“諱言財利”，那么國家的財源從何而來，國家如何能夠長治久安？如果不理財，甚至“諱言財利”，難道任由統治者揮霍無度而坐視不管嗎？國家的興盛必須有強大的財力做支撐，而財力的強大則要求必須重視理財，善于理財，理好財。否則，將淪入國將不國的悲慘境地。從實踐的角度來說，財盛國興，財貧國衰的眾多事實已有力地證明了“諱言財利”思想的局限性。這一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諸多消極的影響，造成了人們普遍的不敢名正言順的追求財利，不敢理財或不屑理財。這一思想也成為中國古代財政經濟發展的嚴重阻礙。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很多理財家對“諱言財利”思想進行了批判。其中，北宋的李覯否定“貴義而賤利”的傳統觀點，指出“圣賢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的反傳統觀點。他不僅認為“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還認為“欲”也應該談，因為“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南宋的葉適從功利主義角度出發，根本否定了傳統的諱言財利的思想。他認為理財是天經地義的，不善于理財，就不能成為圣君賢臣，從而對"圣賢不為利"的古老命題進行了批判。他說：“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竭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明朝的邱浚認為不能以聚斂為借口反對理財，諱言財利。他認為財用是不可一日缺少的“國之常經”。如諱言理財而使國用不給，“終不免于橫取于民，則是以理財為諱者乃所以為聚斂之張本也”。意思是說，以聚斂為名，反對理財，而不做好生財工作，那么當國用不足時，必然要橫征暴斂。所以，諱言財利，其實是為聚斂開了方便之門。

二、理財的涵義

關于什么是理財，北宋的王安石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意思是說，理財是政治的唯一內容，是合乎正義的行為。王安石所謂理財的涵義，除了封建國家財政而外，還意味著組織國民財富的生產和協調其分配與流通，其內容是極廣泛的。明代的邱浚認為理財就是對谷與貨的治理?！肮纫再Y民食，貨以資民用，有食有用，則民安國富”。在他看來，理財實質是人為分疏問題，即管理和控制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領域。邱浚認為理財分理民之財與理國之財。他指出：“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清代的王韜對理財的認識，與西方資產階級財政的認識漸趨相同。他認為應該發展國營經濟事業收入和發展民營工商業，以增加財政收入，這就是所謂“興大利”。這就突破了原來重農抑商或通商概念的理財意識，而具備了資本主義近代財政思想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理財不同于聚斂。受諱言財利思想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從事理財就是言利，就是聚斂。在這一問題上，南宋的葉適將理財與聚斂加以比較,在揭示兩個概念之間差異的基礎上揭示了理財的含義。葉適在《財計上》中一開篇就明確指出:“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于己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葉適認為,自周衰而秦漢以來,理財的本義已失,人們將理財與聚斂等而視之,“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就是理財。于是,在主觀上,君王們死抱著空洞的“仁義”信條不放,對理財“避而弗為”；在現實中,執掌理財之權的小人們則竭盡搜刮之能事,巧取豪奪,“務以多取為悅”,掌控“聚斂之資”。這樣一來,便引起了理財在思想概念上和實際運作上的雙重混亂,并一直延續到葉適所處的時代,正所謂“今日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因此,葉適認為,為了弄清楚理財的含義,就必須把理財與聚斂區分開來。根據葉適的有關論述來分析,可以看出,他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闡述理財與聚斂的相異性:首先,從運作的主體來說,理財的主體不僅有政府官吏,而且還包括君王和天下黎民;而聚斂的主體則只是政府官吏,即葉適所說的控制財政大權的小人們。按照葉適的觀點,圣君賢臣必善理財,因而圣君賢臣當然是理財的主體。但是,圣君賢臣宜理之財,主要的還是“天下之人”的“衣食之具”,與天下人息息相關,因而當與天下人共理,正所謂“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所以,上至一國之君,中至政府官吏,下至黎民百姓,都是理財的主體。理財主體的多層次性和廣泛的社會性由此已顯而易見。聚斂就大為不同了。因為君子懷“仁義之意”而對聚斂“避而弗為”,而平民百姓作為聚斂的對象則不可能成為聚斂的主體。因此,聚斂的運作者僅僅只是一些“執理財之權”的政府官吏?？梢?理財和聚斂的主體是各不相同的。其次,就動機、目的和服務對象而言,理財是為天下人服務的,其目的在于為民理財,與天下人為利。換言之,理財不僅僅是為了解決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而“自理之”,更重要的是發展經濟、增殖財富而“為天下理之”。作為君王大臣,只有立足于為民理財,為天下黎民理財,保證百姓的“衣食之具”,才稱得上是“善理財”的圣君賢臣。與理財不同,聚斂則是“取諸民而供上用”,是政府官吏“為自利”而“自理之”,目的在于滿足王公大臣奢侈豪華的生活之所需。盡管“取諸民”有善與不善之分,不善者橫征暴斂,善者“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但是,不論善與不善,只要是取諸于民而“供上用”,就是聚斂而不是理財。葉適認為如果從道德評價的層面講,理財才是仁義之道,聚斂卻是不義之舉。可見,照葉適的觀點,是理之還是取之,是利民還是自利,是供民用還是供上用,乃是理財與聚斂的又一相異性所在,甚至可以說是根本區別所在。最后,從客觀效果和社會作用上看,葉適認為,理財能夠推動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環節協調運行,開源節流,調劑多寡,促進流通,浚導壅竭,保證百姓的“衣食之具”,因而有利于人民安康、國家富強、社會進步。在他看來,“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君若善于理財以“養民”,“教民”以衣食之方,便能夠“治民”安邦。葉適也承認,作為一個國家,必然要向百姓收取賦稅,但他認為必須立足于為民理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要不是完全出于“自利”和“供上用”而取之,就會得到百姓的擁護?！肮滩灰宰岳?雖百取而無害,而況其盡與之乎?”可見,理財的社會作用和效果是積極的和重大的。而聚斂就大為不同了。聚斂是與民爭利,顧上而不顧下,巧取豪奪,大肆搜刮,因而必然導致“民之受病,國之受謗”?；趯碡斉c聚斂區別的分析,葉適對理財概念進行了規定。在他看來,所謂理財,就是協調社會生產各個環節的運行,“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調節“所入”和“所出”,以滿足“天下之人”的“衣食之具”?？梢?葉適所理解的理財,實際上是指國民經濟的管理,既包括了理國之財,也包括了理民之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