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對各地區投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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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

理論上來看，所得稅對企業投資的影響機制方面要追溯到Jorgensen1963年發表的《資本理論與投資行為》，該篇文章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研究企業所得稅會通過資本使用成本影響穩態下合意資本存量并進一步影響企業投資的動態過程。因為所得稅政策會通過折舊扣除與投資稅收抵免來影響資本成本。首先從稅收結構來講，如果稅收法規允許稅前可以抵扣較多的折舊，或者允許加速折舊的話，那么相當于降低了資本的使用成本，同時允許投資稅收抵免也會帶來同樣的效果。其次是從稅收總量來講，所得稅稅率降低同時會降低投資者的資本使用成本。根據以上分析，Jorgensen在1967年的文章中重新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最優資本存量模型的框架下深入研究并討論了稅收政策對投資支出的影響。他認為稅收政策不僅對投資支出的時機和水平選擇有著高度影響，同時還影響投資的組成結構。在稅收對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方面，大部分學者將注意力集中于廣義的宏觀稅負與投資的相互關系上。馬拴友（2001）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與結構的數據進行分析后得出，在銀行貸款、利用外資和企業自籌資金成為主要來源后，我國財政的直接投資作用逐步下降；在我國經濟供求發生重大變化之后，企業投資利潤趨于平均化。由于投資主要取決于預期利潤和資本使用成本，因此稅收對投資的影響也會逐步加大。通過建立投資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稅收優惠比例越大，越能促進私人投資，并且有效稅率與投資負相關，稅收優惠預期與投資正相關的結論。劉初旺（2007）對我國各地區的消費有效稅率、勞動有效稅率和資本有效稅率進行計算后并與投資率進行比較，發現2001年西部地區的稅負與投資率存在正相關關系，而在其他年份中則呈現理論上所認為的資本稅率與投資率的反向關系情況。他認為是非稅收因素抵消了資本稅率的反向效應。

二、實證檢驗

（一）模型建立

建立企業所得稅宏觀稅負的投資效應模型，首要問題是如何確定企業所得稅的宏觀稅負，與全國意義上的宏觀稅負相比較，企業所得稅宏觀稅負的稅基比較特殊，它是所有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的利潤總和，而這個指標是數以萬計的企業利潤加總而成，在實際研究中很難得到，因此在測算過程中必須要找到能夠替代利潤總和的數據。這里筆者借鑒了資本有效稅率的計算方法。在此方面，國內許多學者都對資本收入的有效稅率進行過測算，其中資本收入中的主要構成部分就是營業盈余，稅收的部分含有企業所得稅，但都經過調整，例如馬拴友（2001）在計算資本所得有效稅率時使用的資本所得為經營盈余減去財政對國有企業虧損補貼再加上資本稅收之和，而對資本的征稅則采用耕地占用稅、房產稅、車船稅、契稅、印花稅、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等數十個與資本要素相關的稅種，經計算表明我國資本所得的有效稅率有逐步下降的趨勢，并且低于大部分發達國家。李芝倩（2006）、王大林和成學真（2007）也分別采用馬拴友的方法測算過我國資本的有效稅率。這種計算方法使用了國內生產總值核算與稅收之間的關系。在現今復合稅制的結構下，生產、支出還有收入法這三種方法核算的GDP中都能看到不同稅種參與的影子。例如在生產法核算背景下，與之相關的稅收主要是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在收入法核算背景下，與之相關的稅收有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在支出法核算的背景下，與之相關的稅收有關稅、增值稅、消費稅等。因此，GDP的收入法中應當含有能夠代表企業營利能力總和的分量，并可以類似地代表企業所得稅宏觀稅負的稅基。在實踐中，我國國家統計局的國民經濟核算中用收入法衡量的國內生產總值被分為四個部分———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生產稅凈額和折舊。其中勞動者報酬是勞動者因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的全部報酬；生產稅凈額指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獲得的生產稅與獲得的補貼之差，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不含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營業盈余是資本要素在初次分配中所得，指各經濟單位創造的增加值扣除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和折舊后的余額。這其中，個人所得稅來自于勞動者報酬，企業所得稅來自于營業盈余。實際上，營業盈余與稅收有以下兩種關系：一是營業盈余與生產稅凈額具有此消彼長的關系；二是營業盈余與企業所得稅具有直接的數量關系，營業盈余經調整后的應納稅所得額正是企業所得稅的稅基，這兩者具有比例增減的關系。①以上分析表明，營業盈余可以作為企業所得稅宏觀稅負的稅基的近似替代。近似替代的原因就在于從企業層面來說，營業盈余與企業的營業利潤還是有很大差別的。首先，營業盈余是從GDP核算中得到的，也就是說它只計量當期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的價值，而無論這些商品和勞務是否銷售，然后扣除有關成本費用等支出得到的。營業利潤則是從當期銷售的商品和勞務的收入中扣除有關成本費用等支出得到的。同時，營業盈余不包含企業或其他單位提供金融資產和出租土地等獲得的利息、紅利和地租等資本收入。因此，只能將營業盈余作為企業所得稅宏觀稅負的近似稅基進行計算，營業盈余只是表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企業所得稅的潛在稅基。其次，企業所得稅的宏觀稅負是“向后看”的，也就是對平均有效稅率的計算，這是因為我們所計算出的結果都是以歷史數據為基礎的；“向前看”的計算方法則是對邊際有效稅率的測算，“向后看”的計算只是表明了一種事后的結果，也就是說企業所得稅的宏觀稅負表示的是在一定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所得稅稅收與營業盈余的關系，它是在測算期間一系列政策動態調整的結果。因此在對這個指標進行分析的過程中要注意對稅收收入和營業盈余分別考慮，如果一個地區企業所得稅的宏觀稅負高，可能是稅收收入相對于營業盈余的增長比其他地區多，也可能是營業盈余的減少相對于其他地區的稅收收入的增加要多，也可能兼而有之，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在分析中還應當注意在此定義上的企業所得稅稅負僅僅是代表一國或一個地區實際征收的企業所得稅與當地生產總值中屬于企業創造的那部分的比值，其含義更多地表現為各地區對本地企業所得稅稅源的汲取能力。根據以上分析，筆者所建立的模型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資本形成總額②作為被解釋變量，采用營業盈余作為所得稅負的稅基，分別計算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宏觀稅負作為主要解釋變量來考察稅率對資本形成的影響，其中控制變量組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作為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來進行回歸。這是因為，一般認為企業所得稅的存在會減少納稅人的實際利潤，在理論上企業所得稅稅負水平應與投資成負相關關系；而投資水平與經濟增長互相促進，呈正相關關系。在模型選取方面筆者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各地區所得稅有效稅率與資本形成總額進行回歸分析。筆者之所以選擇面板數據是因為相對于通常使用的橫截面模型和時間序列模型，面板數據模型最大的優勢在于對于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進行控制，使得回歸結果更為有效。除此之外，面板數據還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變化、較少的共線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效率；能夠很好地研究動態調整過程；能夠確定和估計一些由純粹橫截面或純粹時間序列無法確定的經濟關系；允許構造和驗證更為復雜的行為模型，并且面板數據多用來處理個人、企業或者家庭的微觀個體數據。③在面板數據模型中，根據對“個體效應”處理方式的不同分為兩種：一種是將這種效應看做不隨時間改變的固定性因素，相應的模型稱為“固定效應”模型；另一種是將這種效應看做隨機因素，因此相應的模型稱為“隨機效應”模型。如果總體空間較小，或者樣本數量幾乎可以涵蓋到整個總體空間，通常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如果總體空間較大，樣本只是總體空間中很小的一部分，則傾向于選擇隨機效應模型。筆者將同時采用這兩種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并從中篩選出最優模型進行進一步分析。估計模型如下：GAit=α+βETRit+γPGDPit+εit其中，GA為各地區資本形成總額；ETR為各地區的企業所得稅有效稅率；PGDP為各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ε為隨機誤差項。各變量下角標中i代表各地區，t代表時間，如表1所示。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在本部分的回歸分析中，由于數據所限，筆者采用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03—2010年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作為樣本來進行回歸分析。全部數據均出自各年統計年鑒。

（三）回歸結果及分析

在進行回歸分析的實際操作中，筆者將通過B-P檢驗和豪斯曼檢驗，篩選出最優的模型，如表2、表3所示。A．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B．隨機效應模型檢驗結果：C．模型設定檢驗：以下通過B-P檢驗和豪斯曼檢驗進行模型設定的進一步篩選。固定效應模型中的F檢驗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OLS模型，通過B-P檢驗可以進行隨機性檢驗，見表4。B-P檢驗表明模型中的確存在隨機性，為進一步確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需要通過豪斯曼檢驗來確定，見表5。Hausman檢驗接受了原假設，表明隨機效應模型回歸效果要優于固定效應模型。根據隨機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就筆者所分析的時間段內，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企業所得稅收入與營業盈余的比值計算出的實際所得稅稅率與各地區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說明企業所得稅宏觀的實際稅率越高，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就越低，與筆者預期的符號一致，在政策含義上也意味著要吸引投資，所得稅的宏觀稅負也就是地方政府對企業所得稅的汲取能力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筆者所做的回歸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的企業所得稅占其國內生產總值中的營業盈余的比例越高，其固定資產投資水平會越低，也就是地方政府對稅收的汲取能力越強，其投資水平也就越低。同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也與大多數學者的回歸結果一致。

三、政策建議

從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地區企業所得稅宏觀稅負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呈負相關關系，說明企業所得稅的稅收優惠作為一個重要的激勵變量確實促進了地方投資水平的增長，對經濟增長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2007年兩稅合并后，在稅收優惠的政策取向方面更傾向于行業稅收優惠而不是區域稅收優惠，例如繼續支持從事農林牧漁等第一產業的企業所得，企業利用國家重點扶持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經營的所得，企業從事環保、節水等項目的所得，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企業從事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都能夠獲得部分企業所得稅優惠。在區域優惠方面，除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繼續實行之外，其余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除規定了過渡期外一律停止。因此，單一的以稅率作為優惠政策來刺激投資的效應會隨著公平稅負的企業所得稅改革而逐漸減弱。其次，除稅率優惠之外，改革后的新稅法在稅收優惠方面改變了以優惠稅率為主的直接優惠較多而較少使用加速折舊、投資稅收抵免等間接優惠措施。新稅法除了對小型微利企業以及部分國家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采用優惠稅率之外，其余的稅收優惠均采用間接優惠方式，例如對部分支出的加計扣除、創業投資的稅收抵免、加速折舊等。在各國的稅收實踐中，大多數發達國家在公司稅的優惠方面采取間接優惠的方式，幾乎不采用直接稅收優惠，并且多采用加速折舊和投資稅收抵免這兩種方式。這是因為間接稅收優惠針對性較強，可以有效引導企業通過調整投資和經營活動來符合國家政策目標，同時又能減少稅收整體的不公平性和較小地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例如對環保產業的發展，法國、日本等國家都采用加速折舊等方法來鼓勵企業在這方面的投資。我國的新稅法在此方面借鑒了發達國家稅收優惠的政策經驗。此外，企業所得稅的間接優惠政策還能夠提高中小企業的生存能力、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以及增加企業進行自主創新的動力。在今后的稅收實踐中，要更加強化企業所得稅間接優惠的力度，增強其政策導向型，并且要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和調整產業結構的需要適時更新稅收優惠的方向和手段。在間接稅收優惠方式的選擇上，要為企業提供多種選擇，例如可采用加速折舊與投資稅收抵免兩者選一的政策。要加大對投資稅收抵免政策的運用，與加速折舊相比，投資稅收抵免能夠為企業產生直接的稅收利益，其政策效應更為明顯。除稅率之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地區經濟越發達，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就越好，公民素質也就相對較高，這些投資的硬環境與軟環境都會為地區帶來投資機會，因此其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就越高。由此可以推出，要發展地方經濟，提高投資水平，除了要提供給投資企業較為優惠的稅率并切實減少其稅收負擔外，還要為企業建立良好的投資環境，在區域間稅負差異不斷縮小和稅收競爭日益加劇的今天，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投資方將越來越看重投資的其他環境而不僅僅是稅收因素來進行投資的區位選擇。因此，地方的基礎設施水平、完善的法律規章制度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都將會成為招商引資的重要因素，也應成為地方政府打造投資軟硬環境的重要方向。

本文作者：王娜夏杰長工作單位：北京聯合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