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發優勢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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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于后發優勢理論的最初闡述，國內學者進行了研究，認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最早對絕對優勢理論進行了研究和表述，成為后發優勢理論的起源[1][2]。從那以后，國際學術界從資源稟賦理論、區位理論、制度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等各種角度來探求后發優勢形成的原因和促成優勢的生成機理。筆者以為對后發優勢進行系統研究與表述并明確地作為一種理論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非殖民化運動的興起，一大批新興國家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在雅爾塔體制下形成的冷戰格局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亞非拉美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許多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在其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的指導下，對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現代化理論的諸多流派，其中對后發優勢理論闡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社會學家M·列維和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

列維認為，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后來者，第一個優勢在于其現代化進程不再是像現代化的先行者所面臨的未開發的領域；其次，現代化的后來者具備了在許多方面借鑒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個優勢是后來者跳躍過先行者必須的現代化進程的一些早期階段，以縮短實現現代化的歷程；第四個優勢是后來者通過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認識，看到現代化前景從而對后來者產生激勵并樹立信心；最后一個優勢是后來者能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個方面的幫助與支持[3][4]。同時必須指出列維在論述這些后發優勢時表明了這些優勢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時，也充分強調了現代化后來者所存在的“后發劣勢”問題。

格申克龍在研究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指出，后發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后發國家能夠從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成果來加快自己的發展，并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二是后發國家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識，從而為國家發起的現代化提供保證[5]。格申克龍同時指出，這些優勢只是一種潛在的優勢，利用這些優勢所必須的條件與落后國家的現實條件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潛在的優勢變為現實的優勢，就需要創造出一系列新的條件。

除上述兩位學者之外，學術界還有很多人對后發優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英國的彼得·鮑爾認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場，利用外國資本市場，利用大量過去不曾有的技術和技能。”[6]俄國的托洛斯基把后發優勢稱為“歷史落伍者的特權”，他認為，“雖然落后國家被迫跟隨著發達國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歷史落伍者的特權……（是）迫使自己采納任何地方、任何時期已經完成的發展式樣，從而越過整個居間的等級系列”達到理想的目標[7]。美國學者赫爾曼·康恩把有利于后發國家的因素歸納為10個方面。即資本、市場和技術的獲得；勞動力的輸出；引進面向出口的工業；旅游事業；技術轉讓；具備有用的榜樣、體制、個人；輸入“污染”和“卑下”的勞動；進口貨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穩定的存在；外國的援助等[8](P206)。

著名學者湯因比在晚年對西方現代社會的反思中也蘊涵著這種思想，而且相當的樂觀，他說：“今天發達國家的人民總是蔑視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采取憐憫、輕侮的態度，但不久兩者的地位就會顛倒過來。對這些所謂落后的多數來說，將來要進入整個人類都應進入的安定的‘世界國家’時，大概比起那些先進的少數來困難要少。這暗示著各國的命運都要戲劇性的逆轉。歷來的發達國家大概都不得不長期的陷入逆境中。相反，歷來的后進國家倒可能較少痛苦地，較快地進入未來的‘世界安定國家’。”[9]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雖然沒有專門論述后發優勢問題，也沒有使用后發優勢的提法，但從他們的著作中，從不同的角度談論了這一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把一生都貢獻給了他們所追求的共產主義事業，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的成功實現與建設，并走向共產主義，相對于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而言就是一種后發優勢。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在吸收繼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礎上，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達到高度均衡發展的社會。不發達國家不吸收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是不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也就難以實現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列寧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寧不僅反復多次地強調要借鑒資本主義的寶貴經驗，繼承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遺產，這些經驗和遺產包括科學技術、知識和藝術、管理經驗與各類人才。同時列寧還清醒地看到落后的俄國作為現代化的后來者在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時所面臨的劣勢。他認為，在俄國發動社會革命比歐洲容易，但建設卻比西歐發達國家困難得多。因為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足，致使大工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程度低，與此相聯系的有廣大群眾的民主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不高，封建主義殘余和影響較嚴重等。如果對這種特殊的困難認識不足就易于脫離自己的國情，急于求成，超越歷史階段，違背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客觀規律。經典作家們的論述充分顯示出他們對這一問題的敏銳感覺。

后發優勢理論由西方學者提出以后，引起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濃厚興趣，特別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奮起直追，希望盡快趕上甚至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在如此氛圍之下，國內學術界對后發優勢問題也作了廣泛研究。

羅榮渠認為，后發優勢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用強制方式打破傳統社會自身無力克服的封閉性與停滯性，傳播現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國家的現代化啟動；二是可以借鑒先進國的經驗，避免走彎路，采取趕超戰略實現跳躍式的前進，快速的進入較高的工業化階段；三是借用先進國的新技術與資本及各種有利條件，提高國際競爭力；四是后發國家聯合對付先進國的損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發展[8](P205-P206)。除此之外，國內其他學者對后發優勢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頗有見地的結論[10][11][12][13]。這些研究表明，中國學術界對后發優勢已有一定的認識。

二

根據西方學者提出的后發優勢理論的主要內容，并參照我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研究的豐富與發展，以及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實際，我認為后發優勢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經驗借鑒論。在發展中國家開始其現代化進程時，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已有200多年的歷史了，先行者有豐富的發展經驗與教訓供后來者借鑒，這樣可以少走彎路，縮短在黑暗中探索的時間，使后來者能以較少的代價取得更大的成就。2.科技文化利用說，現代化的后來者可以利用先行者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形成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直接加以引進與學習，使經濟快速發展，實現經濟技術發展階段上的跨越性發展。同時，后來者可以有目的，有選擇地學習西方先進文化，以形成文化融合雜交的優勢，促進現代化的發展。3.后發國家聯合說。隨著世界整體發展與互相依存趨勢的顯著化，后發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有所改善，它們可以通過聯合以抵制發達國家損人利己政策。4.產業轉移說。后發國家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機會，在發達國家的幫助下，直接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使后來者順利地實現現代化。5.外資利用說。由于發達國家擁有大量的資金，后發國家可以依靠引進外資以解決本國現代化起步階段的資本積累嚴重不足的問題，從而實現借雞生蛋的目的。6.榜樣激勵說。由于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成就十分顯著，這對后來者克服重重阻力激發追趕的念頭與信心，進行有效的社會動員與整合，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非常有利于后來者的現代化進程。

除了上述歸納的后發優勢的六個方面之外，筆者毫不懷疑細心的研究者還可以找出更多的體現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優勢因素。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發展中國家這些現代化進程中的后來者不管具備了多少后發優勢，卻無法掩蓋這些后來者所客觀存在的比后發優勢多得多的后發劣勢。而且這些后發劣勢往往表現得比后發優勢更為明顯，對現代化的后來者影響更大，更深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后發劣勢往往是與后發優勢緊密聯系，共同發生作用。后發劣勢經常制約著后發優勢，使后者難以發揮功效。這是后發國家十分容易忽視的地方。鑒于此，很有必要將發展中國家客觀上存在的后發劣勢進行一番梳理，使這些后來者更清楚地看到自身的不足與問題。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中存在的不利于現代化發展的劣勢非常多，但每個國家又各有不同。本文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就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問題作出粗線條的宏觀梳理。

首先，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處的后發地位是一個具有本質性的最大劣勢，正是由后發這一根本性的劣勢，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其他劣勢。現代化進程是一種競爭的游戲，誰占得先機，誰就取得莫大的優勢，更何況這一激烈的競爭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情況下，在世人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已于幾百年前就開始了。早先加入這一進程的西方國家已跑出很遠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把亞非拉美絕大多數國家遠遠地拋在了后面。這一歷史性與現實性高度統一的狀態決定了后發國家在開始走向現代化時便已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其次，后發國家經濟十分落后，工業底子薄，規模小，技術落后，市場占有率低，農業發展極其緩慢，很難滿足社會發展與人口增長的需要。第三，后發國家的現代化一般是在外力作用下才得以啟動，可它們難以實現持續高效且大規模地發展工業，原因主要在于資金缺乏、技術落后，很難對現代化進程形成強大的推力。第四，絕大多數后發國家都存在著教育落后、人才匱乏的嚴重問題。現代化作為一項國家和民族的最重要的任務。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和大批高素質的人才，這已被所有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充分證明是一條具有普適性的規律。而在這些后發國家，人口文盲比例很高，即使花很大代價培養的為數不多的人才也很難留在國內。第五，許多后發國家存在著嚴重的社會進化程度落后狀態，是又一明顯的后發劣勢。現代工業社會是以國家和社會的分離為特征，這一分離是社會現代化的標志。然而由于后發現代化的行為主體是國家，社會在進化不足的情況下只能被動地在國家的支配下發展。社會成員思想觀念落后，社會缺乏創新機制，難以形成對這種自上而下的現代化運動以強有力的支持。最后一點是后發國家在現代化啟動之時，便已受到人口包袱、環境壓力和傳統重負的束縛。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后來者的現代化進程阻力重重。

當然，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后發劣勢遠遠不止上述六大方面。隨著世界現代化進程總的態勢的不斷演變，以及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所到達的不同階段。由“后發”這一本質性的劣勢將會導引出更為多樣化的劣勢。如果說前文論述的六大劣勢屬于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性與基礎性劣勢。那么，這些劣勢在新的形勢下，特別是在時空壓縮的條件下，將會形成裂變與分解，產生許多新的劣勢，亦既出現對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后發優勢造成嚴重制約的因素，使后來者的現代化歷程愈加艱難。

三

在對后發優勢做了初步分類的基礎上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對這些優勢做具體分析。這是建立在時空壓縮的條件下，將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作為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的兩個密切相關的參數，并結合與之相關聯的其他重要因素的一種分析，特別是結合二戰以后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史實，對后發優勢及其制約因素進行探討。

首先需要發展中國家審視的是所謂經驗的借鑒。發達國家在其現代化進程中確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與教訓，可供現代化的后來者借鑒。然而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在幾百年的時間里經歷了啟動、初步發展、高速發展而進入到目前的高水平現代化階段，每一個階段均有其特殊的經驗與教訓。而發展中國家一般都處于現代化的啟動和初步發展階段，只有極少數國家進入高速發展階段。處于現代化初步發展階段的國家去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然是不合適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其現代化水平來看，已處于走出現代化，向后現代社會過渡階段。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正在走進現代化，或在現代化的曲折道路艱難前行階段。兩者所處階段不同、追求的目標不同，價值觀亦大相徑庭。如此相異的狀態之中“借鑒經驗”幾乎不大可能。也許有人會說，后來者可以借鑒先行者在其啟動階段和初級階段時的經驗，可是我們必須看到，現代化的先行者與后來者所處的時代背景，發展條件，現代化的推進方式以及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難題等方面幾乎完全不同。這是由歷史發展的時空特性所決定的。英國、法國等現代化的先行者，走的是一條自下而上的現代化道路，他們的現代化啟動早，沒有什么競爭對手，發展沒有太大的外來壓力，以一種胚胎發育的循序漸進方式向前發展。任何轉型過程中的矛盾都可在較長的時間與較大的空間里逐漸解決。至于德國、美國、日本這些現代化的早期后來者，他們所處的時空特性與先行者沒有太多區別。這些發達國家所具有的時空優勢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中葉后無法擁有的。當發展中國家啟動現代化時，國際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留給他們的時間相當緊迫，空間十分狹小，時空的壓縮使許多國家把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進程壓縮在幾十年，甚至十幾年內完成，把發達國家轉型時面臨的各種歷時性矛盾轉變為共時性矛盾，使現代化進程所面臨的難題劇增，解決的難度更大。即便有一些后發優勢，或一些經驗可資借鑒，但在上述狀態之中也難以發揮有效作用。

眾所周知，20世紀中葉以后的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呈現出突飛猛進的狀態，更令人感到吃驚的是，日本從戰敗的陰影中走出，其經濟從1955年開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僅用了上十年的時間便一躍而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大國。其間，日本以60億美元的支出獲得了全世界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幾乎全部先進技術，迅速趕上國際先進水平，節約了2/3的時間和9/10的研究資金，實現了后發優勢帶來的最優結果。這一極為特殊的事例，成為后發優勢的科學文化利用說的最強有力證據。

我們認為，日本的事例確實體現了后發優勢給現代化的后來者帶來的好處，可是不要忘記，日本是亞非拉美各國成功實現現代化并與西方發達國家平起平坐的“唯一例外”。日本的成功是諸多因素加上對機遇的把握的一個典型事例。歷史發展的時空特性決定了這一經驗并不能使科技文化利用說具有普適性。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對以專利法和知識產權保護為核心的制度性建設逐漸完善，導致發展中國家學習并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難度不斷增大。從發展中國家獲取先進技術的主要來源之一的跨國公司來看，跨國公司以其雄厚的資本實力、先進的工藝設備和完善的科研基礎設施，成為新技術、新產品的主要開發者和擁有者。它壟斷了世界上約80%的新技術和新工藝，然而，雖然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許多技術，使這些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受益頗大，但他們的技術轉移一般較保守，轉移的技術大部分是傳統技術或適宜技術，而最先進的技術被嚴格控制。技術溢出的效果不明顯，這方面日本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4](298-P306)。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技文化所付出的代價將會越來越大。發達國家為了保證其領先地位，利用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的拉大，采用技術的黑箱化或模擬黑箱化等各種手段，在合法保護知識產權的旗幟下，使后發國家的科技進步更加困難。同時，從發展中國家內部來看，由于教育的落后，使人力資源對現代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才的匱乏與大量外流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舉步維艱。以非洲為例，目前大約有3萬名擁有博士學位的非洲人在非洲以外的地區工作。西非諸國每年約有50%的經濟管理專業畢業生流失到歐洲[14](P206)。此類現狀使本來就缺乏人才的后發國家雪上加霜。

由于發展中國家是以弱勢群體的面貌出現在當今的世界現代化大潮中，因此他們的團結與聯合對于其發展與安全是格外重要的。從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到遍及亞非拉美的區域一體化，無不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聯合，這一聯合為他們的發展確實帶來了諸多的益處。但是發展中國家之間也存在諸多的矛盾，如殖民主義時代的歷史遺產，各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缺乏，宗教與文化傳統的差異，各國對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如發展問題、國際關系問題等的理解與主張不同，導致發展中國家之間產生嚴重的分歧，再加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分化作用及難以預料的突發性因素更使發展中國家的聯合障礙重重。我們不能忘記20世紀初的阿根廷，曾是當時拉丁美洲經濟實力最強、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阿根廷作為拉美國家的代言人，帶領著一批拉美國家與美國對抗，幾乎在所有的場合都敢對美國說不，可最終得到了什么？美國刻意通過提高巴西的實力來壓制阿根廷，對阿根廷的經濟發展處處刁難，激化了阿根廷國內矛盾和與周邊國家的矛盾，終于使阿根廷這個最有可能成為拉美第一個發達的現代化國家的希望化為泡影。與之極為相似的例子在20世紀末再度發生，正當東亞諸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蓬勃向上、充滿生機，得到世界輿論眾口一詞稱贊不已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密切關聯的金融危機席卷東亞，使東亞幾十年的現代化成就遭到重大的損失。東亞“倒退了2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事實充分說明西方發達國家在對待后發國家的戰略方針，即墊高與削低戰略（墊高是指對最落后的，極不穩定的，其發展趨勢不利于發達國家利益的那些國家實行援助。削低是指對有望成為發達國家的那些發展中國家采取各種手段削弱之）已逐漸使用得更加熟練。特別是冷戰格局的結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后，世界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已有下降的趨勢。曾經有所作為的不結盟運動已呈現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的態勢。相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卻表現得團結一致，每年一度的西方七國峰會成為世界所有國家關注的焦點，后發國家聯合所具有的這一后發優勢在全球化時代已顯得力不從心。

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機會，把發達國家的一些產業直接轉移到后發國家，相應的進行產業的升級，這是后發優勢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表現。例如東亞各國和地區就曾經歷了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再向知識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升級的過程，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東亞奇跡。然而我們還看到，在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產業轉移既沒有帶來明顯的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反而使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態環境代價。因為西方發達國家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過程中，利用國際分工原則把那些夕陽工業和對環境破壞很大的工業調整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導致這些國家在生態環境上損失慘重。這使原本就存在嚴重生態環境問題的發展中國家更是雪上加霜，印度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4](P131-P139)。在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中還有一類是在國家指導下，由國際貸款和外商直接投資幫助實施，巴西便是如此。1950～1960年代，巴西一貫執行的進口替代政策已山窮水盡，為了進一步發展經濟，庫比契克總統執政時期，巴西利用外資對汽車、造船、重型機械、電力設備、家用電器等工業實施大規模投資，以期在不改變發展戰略的前提下，實現產業的技術升級。從非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升入耐用消費品的生產，以提高國家的整體實力[15]。可事與愿違，在進口替代戰略沒有作調整的情況下對工業產業進行調整與升級，使巴西背上沉重的包袱，外債迅速上升，加上技術創新滯后，使產業的技術升級沒有進一步保障，現代化進程受到極為不利的影響。

利用發達國家的資金，通過資本國際循環的途徑來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無疑是后發優勢理論的重要內容。在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這一點確實發揮過很大作用。但也必須看到，作為主權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無力提供大量資金以全面推動現代化向前發展，必須利用外資。但發達國家在提供資金時，為了確保自己的經濟利益與國家利益，往往會對受援國附加政治和經濟條件，使這些發展中國家成為其附庸，受制于發達國家，導致了殖民主義的再版。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資時，往往出現借貸款額過大，結構不合理，導致外債纏身，甚至出現借新債還舊債，使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之中。拉丁美洲的債務問題便極具代表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在外資的有效利用上存在嚴重問題，引進資金往往不能用在現代化建設的關鍵處，造成外資的巨大浪費，而且許多國家腐敗現象嚴重，許多外資落入當權者的腰包，如菲律賓的馬科斯總統的存款有幾十億美元，其中便包括侵吞美國的經濟援助，日本戰爭賠款及世界銀行開發計劃貸款等[16]。類似的現象在發展中國家司空見慣。這無疑使外資在現代化建設上的作用大打折扣。

我們確信，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成就給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榜樣，也給落后者強烈的刺激，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在這樣的榜樣效應作用下，對社會進行全面動員，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然而在對榜樣的激勵進行細化的研究之后，筆者對此說不敢茍同。在許多國家，現代化才剛剛啟動，或者正處于艱難的初期階段，便有許多富人以發達國家的高消費為榜樣，貪圖物質的享受。消費固然有利于生產，但把錢大量花在需要外匯進口的商品或完全不符合實際條件的服務上，既是一種腐敗的表現，也對外匯奇缺的國家的發展不利[17]。除了高消費、超前消費的不良榜樣效應外，有些國家盲目照搬別國的現代化模式，不顧國情與時空特性的變化，將別國的發展戰略全面引進，結果造成現代化進程的嚴重混亂。如出于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的考慮，醫療衛生技術與設備被大量引進，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出生成活率提高，居民的壽命延長，甚至很快進入老年化社會，而此時這些國家的現代化水平還很低，卻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使國家的現代化之路更加艱難。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榜樣激勵是有時間限制的，如果長時期的追趕與努力都無法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發展中國家的廣大民眾便容易滋生對政府的不滿與對立，再加上政策的失誤，如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過大等，極易產生現代化進程的斷裂。

四

后發優勢理論是西方學者在研究現代化過程中向發展中國家提出的，令廣大現代化的后來者（嚴格的說應是“后后來者”）頗感興趣，具有極大誘惑力的理論之一。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一理論建立的實證性基礎是德國、日本等為數極少的所謂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歷程。二戰以后，在世界第三次現代化浪潮推動下，新獨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現代化道路。在相對說來非常有利的條件下，利用所謂的后發優勢窮追猛趕了幾十年，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什么呢？除了東亞四小龍等幾個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取得一定的成就外，數目更為巨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展相當有限，甚至遇到極大的挫折。據聯合國統計，1971年世界上有25個國家被列為不發達國家，2002年已增到49個。1960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為31:1，而1997年則擴大為74:1。世界上的窮國里有13億人的收入不到l美元／天。有8.4億人深受饑餓與營養不良之苦。10億人不能享受醫療服務、基礎教育和自來水。20億人沒有電用。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還要承受2.5萬億美元的龐大外債負擔，南北差距還在擴大[14](P53-P54)。正如韓國的金泳鎬教授指出，后發國家成功地完成了“追趕”的，在非西歐世界里僅日本一國，而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20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當中，還沒有一個完成了這個“追趕”[17](P287)。這顯然是對后發國家優勢理論的質疑與挑戰。在擁有那么多的后發優勢的發展中國家里，仍然還存在如此之事實，難道不令所有的后發優勢信奉者為之汗顏。

因此，雖然我們相信確實存在后發優勢，但任何人都不應將其絕對化。前文對后發優勢的分析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即任何一種后發優勢都受到后發劣勢的影響，并受歷史發展的時空壓縮導致的各種新的因素的制約。更應引起關注的是，后發優勢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令我們清晰可見，它往往與后發劣勢相生相伴，形影不離，給人一種霧里看花的感覺。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亦即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里，后發優勢也各有不同，優勢可能轉化為劣勢、劣勢也可能轉化為優勢。現代化研究領域里很難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

后發優勢不僅和后發劣勢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因素緊密聯系，難以分割，它還與現代化的行為主體的認識誤區相關，稍不注意便會掉進陷阱。例如，同樣的技術在發達國家可以產生很高的生產率，然而將其引入發展中國家后卻無法達到理想的目標。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技術是在其制度文化的框架內產生的，是系統運動的結果。技術能起作用，關鍵在于系統起作用。這個制度文化的系統包括管理制度、文化傳統、企業理念與勞動者的素質等。可發展中國家往往只引進技術，更沒有對技術進行改造。因此技術離開了原來系統而進入一個全新的系統里，作用自然會減小，甚至會出現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排異”反應。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時經常會遇到如此尷尬的事情而百思不得其解。

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后發優勢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潛在的趨勢，需要把它轉變為現實中的真正的優勢。這一轉變過程需要后發國家做巨大的努力，甚至要付出許多代價。與此同時，后發國家還必須正確把握國情與球情，脫離國情與球情去大談后發優勢是不切實際的，對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是不利的。

發展哲學告訴我們，越復雜的社會，其中的偶然性或機遇就越多[18]。現代社會便是這樣一個復雜的社會，要使后發優勢從潛在的狀態轉變為現實的狀態，關鍵在于能否把握機遇。21世紀還會出現20世紀賜予日本的機遇，但這樣的機遇并不多，它只留給那些有充分準備，有敏銳眼光和時代洞察力的發展中國家。

收稿日期：200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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