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體育論文：紅色體育的歷史地位及價值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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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楊嬌工作單位：常熟理工學院

中國共產黨深刻地指出：普及體育的首要任務，就是改造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將享受體育的權力還給工農民眾，最終通過蘇區俱樂部的形式切實將體育落實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在抗戰八年間一直延續了大眾化、經常化為特征的普及性體育戰略。1949年10月，在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不到20天，瘡痍滿目的神州大地正百廢待興、百業待興之際，年輕共和國的領導們就把發展新中國體育事業擺上了議事日程。黨和政府委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組織召開了“全國體育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成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商議新中國體育發展事宜，確定什么樣的發展方針是“新體育”建設者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新中國體育事業“應首先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要把體育活動和一般新民主主義建設結合起來，反對為體育而體育、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的思想和辦法”。1952年6月20日，更是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進一步指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事業的任務和發展方向。無論在建國前還是建國后，黨中央體育的發展思路始終沒有脫離人民大眾，走體育普及化的方針牢不可破，盡管發展體育的目的已經由戰前的為革命戰爭勝利服務轉變為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服務，但人民大眾始終成為了體育發展的載體，同時也成為體育發展的最直接受益者。

紅色體育對當代軍事體育發展具有深厚的導向作用當前，我軍的體能訓練發展十分不平衡，總體訓練水平不高，訓練成績低下，訓練缺乏科學化、規范化的管理，與美軍的體能訓練相比，我軍的軍人體能訓練顯得相對不成熟。在抗美援朝期間，中國軍隊能夠憑借過硬的心理素質、靈活的戰術、頑強的毅力沉痛的打擊美軍，在和平年代下，中國軍隊的戰斗力能否與科學化訓練下的美軍相抗衡已經成為一個問號。雖然如今軍隊的各項訓練包括體能、心理等訓練的科學化程度已經遠遠超越了當時戰爭年代的條件，但各項科學訓練是否完全落到實處值得思考。紅色體育的成功并非只是靠一腔熱血，不怕苦和累所能解釋的，當時體育的發展非常重視科研活動。1934年湘贛省蘇維埃教育部頒發的《小學體育教學法》就當前體育教學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提出了五種教學法，即直接指導法、間接指導法、隨時指導法、分組指導法和團體指導法。當時這種相對創新的教學方法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1933年編印的《柔軟體操》從生理學角度對體操功效進行了闡述，除了自我創新，當時體育研究還很強調對國外體育科學的借鑒，如《如何推動健身運動》介紹了麥克樂的體育教學思想。紅色體育在我國軍隊歷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其深厚的軍事體育歷史經驗和艱難條件下的創新能力以及遺留下來的諸多有形和無形的成果，對我國當代軍事體育的未來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歷史遺產。

紅色體育對當前大眾體育發展具有較強的指導功能北京奧運會以后，中國體育的發展重心將逐漸由競技體育向大眾體育轉變，對大眾體育的普及再次被提升到我國體育發展的關鍵議程之中。然而基層體育的發展一直是困擾我國體育發展的一個難題，也是制約我國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的重要因素。按照國家行政區劃，我國80％的人口基本上分布在廣大農村（行政村），因此，農村體育發展狀況決定著我國大眾體育的發展水平，但目前中國農村體育是發展最為薄弱的環節。《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已經頒布多年，然而，農村群眾中只有12．8％的人知道并了解《全民健身計劃綱要》，這說明農村基層組織對《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宣傳并沒有落到實處，農民的體育意識還沒有被喚醒，特別是經濟相對落后地區，農民對體育根本沒有什么概念。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如果脫離了政府的支持、組織、領導，體育的普及只能永遠停留在空洞的口號上。在革命戰爭年代，人民大眾生活狀況比現在要差很多，但在體育運動的參與上卻毫不遜色，這得益于蘇區政府在普及體育知識、落實體育政策上的有效性。蘇區體育運動能夠取得豐碩的成果，除了有明確的方針政策，更主要的在于方針政策的宣傳與落實，如當時組建的“列寧室”、“俱樂部”、“國術館”、“鐵血團”等群眾體育組織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當今媒介手段更為豐富發達、民眾覺悟更高的條件下，國家應該本著親民、善民、為民的方針對體育進行更加立體、生動、形象、廣泛的宣傳，不斷創新地方特色體育的發展模式，提高農村體育的文化含量。應以農村不同地區經濟、文化和民俗現狀為依據，制定不同要求和層次的體育發展策略。同時相關機構應根據女性不同時期的生理、心理特點，組織適當的體育活動，并協助解決場地、設施等問題，促進女性體育的發展。

紅色體育對中華體育精神的繼承與發展意義重大曾有媒體將“祖國至上”、“敬業奉獻”、“科學求實”、“遵紀守法”、“團結友愛”、“艱苦奮斗”等六個方面視為中華體育精神。雖然這不足以完全涵蓋中華體育精神的內涵，但這已成為中華體育精神不可或欠缺的部分，沒有以上六個方面，中國體育無法達到如今的歷史高度，而這些精神與紅色體育中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紅色體育精神是當今中華體育精神的歷史鋪墊，對這種精神，女足“鏗鏘玫瑰”第一代姑娘們對此做了最好詮釋，他們在訓練條件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先后獲得了奧運會和世界杯的亞軍。費孝通先生作為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對體育更有真切的感受，他認為體育精神就是人類精神，就是“公平競爭”和“運動家風度”，還可以再補充一個“團體精神”。團體精神始終是中華體育精神的一個鮮明特點。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日漸成熟，更加注重個體需求，社會也開始倡導人的個性化。但個性化與團體精神并不沖突，而應該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在紅色體育開展的年代，整個蘇區軍民就是一個團結的整體。在舉國體制下，整個國家也是一個團結至上的團隊，正是全國上下萬眾一心才有中國體育如今的發展速度。團結和堅韌是紅色體育遺留下的體育精神的最為核心部分。如今的中國體育發展必須要秉承兩者，尤其是在很多主流體育項目的發展上中國體育還需要不斷的總結經驗，從歷史中尋找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