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文化的作用方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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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嘉工作單位：江西農業大學職業學師范院

企業文化的特殊性,決定了它的形成、發展乃至傳承需要依靠市場、企業高層管理者和政府的系統作用。根據上文對企業文化特性的認識，我們不難發現三者的作用具體表現為如下三種機制：（一）動力機制與選擇機制：企業文化建設中的市場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市場機制可以歸結為在價格信號的作用下,實現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和企業利潤最大化的一般均衡。均質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在公平的市場環境中通過競爭實現自己的目標。企業的目標就是在市場競爭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以實現自身的成長與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的文化隨之形成和發展，市場中的優勝劣汰也就成為市場作用于企業文化的根本機制———動力機制與選擇機制。一方面,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市場競爭經歷了物質資本競爭、人力資本競爭的時代,現在逐步發展為企業文化的競爭。約翰•科特和詹姆斯•赫斯克特對具有優良企業文化特征的企業和缺乏優良文化特征的企業的經營業績進行了比較,在長達11年的考察期中，“總收入平均增長前者為682%,后者則僅達166%……公司股票價格上漲前者為901%，而后者為74%；公司凈收入增長前者756%,后者僅為1%”。[4]良好的企業文化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市場競爭的壓力也就成為了優良企業文化建立、成長和維持的根本動力。另一方面,從長期來看，市場機制會通過競爭促進企業注重自己的長遠利益,規范自己的行為,形成恪守誠信和諧共贏的優良企業文化。但在市場機制不完善、市場監管不健全的時候,企業也會采取機會主義行為,追逐眼前利益，形成唯利是圖、矛盾重生的“壞”的企業文化。即使在完善的市場機制下,企業同樣會形成不同特征的文化,所不同的是市場會做出公正的判決。通過市場的競爭機制，具有良好企業文化的企業在競爭中勝出，而具有低劣企業文化的企業終將被淘汰（或轉變為具有優良企業文化的企業），這就是市場對企業文化的選擇。（二）觸發機制與傳導機制：企業文化建設中的企業高層管理者企業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根本特征就在于組織上的科層制和信息傳達的行政命令制。這樣一種制度特征必然導致企業高層管理者在企業行為的選擇和執行中，發揮著比普通員工更為重要的決定性的作用。約翰•科特和詹姆斯•赫斯克特指出,“在幾乎所有的改革案例中，這些領導者自己就成為他們所需要的企業文化的真實化身。他們日常的工作行為就體現了他們想要注入企業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這些日常行為表現在他們會議中提出的問題,他們安排時間的方式,他們所作出的決策等等。”[3]蘋果電腦的史蒂夫•喬布斯、通用電氣的杰克•韋爾奇、松下集團的松下幸之助、中國海爾集團的張瑞敏、聯想集團的柳傳志等企業家,無不是在自己所領導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中發揮了核心作用。[5]一人興廠、一人敗廠之類的案例在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并不鮮見，在擁有成熟市場體系的歐美企業中也客觀存在。科特和赫斯克特在研究了美國施樂公司、西北航空公司、西爾斯公司等20家經營業績不佳企業的文化后指出,病態的企業文化有三個基本構成部分：經理們自傲不凡,夸夸其談；長期受這種企業文化影響的公司經理人員無視人們對公司現在經營方式提出的意見,并不加強對顧客、股東和員工這三大要素的重視；……由于公司以管理為重的思想,形成倚重公司經營穩定和秩序的狀況,這與導致變革產生的價值觀念必然發生矛盾沖突。[4]病態企業文化同樣深受高層管理者影響。企業文化的傳導同樣由企業的高層管理者承擔。惠普公司的CEO約翰•楊（John•Young）坦言,自己在“公司核心價值觀念的繼承、發揚”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戴頓-赫德森公司CEO肯•麥基（KenMacke）強調自己將40%的工作時間用于開導公司其他人,其中心內容就是企業文化的內涵。[4]企業聘用人才也多是根據應聘人員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是否與自己企業的文化相吻合來決定的。最基本的教育過程是,凡順應企業文化規范者得到贊賞,而逆行者則受到懲處。經理們也會身體力行，做出企業文化理念和企業經營思想上的表率。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會通過例會談話、企業慶典或特殊儀式,反復強調企業自身的重要價值觀念。那些成功地實現這些文化經營思想的公司員工會受到贊揚和表彰,被視為企業的楷模。（三）引導機制與監督機制：企業文化建設中的政府文化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容易出現沖突。因為經濟利益的驅使,許多反映高尚精神追求的高層次文化產品被一些低俗甚至是低劣的文化產品“擠出”市場。這種在有形文化生產中發生的擠出效應,反映到無形文化領域就是高尚的、主流的價值觀念被稀釋,先進文化導向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被偏離,積極向上的健康道德標準被模糊。這是市場失靈在文化領域的集中表現。要克服這種市場失靈就必須依托政府有序的引導和有利的監督，而不能僅僅依靠市場的自我修復。除此之外,當前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觀念和道德信仰受到了來自歐美甚至日韓等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這一層面的文化涉及一個民族、國家（地區）內群體的共同傳統,是一個民族、國家（地區）內群體的根本性標識。民族或國家價值觀念最根本、最直接和最突出的表現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集中表現，因而具有極強的獨立性和歸屬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民族、國家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文化交流主要通過其企業所生產的物質和文化產品的交易來實現。[6]當前，我國許多企業在與國外企業的競爭中仍然處于弱勢地位,文化輸出遠遠達不到物質輸出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企業引進和學習什么樣的文化觀念和文化產品不僅事關國家文化安全、民族的基本道德準則和信仰傳承,更關系到人們的根本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因此,無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處于什么階段都不能放任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應通過合理的政策手段和制度建設直接作用于企業文化建設,引導企業文化的建設和推廣。

企業文化建設需要市場、企業高層管理者和政府三方協同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市場和企業高層管理者對企業文化建設的作用更為直接和顯著,但是我們不能完全寄望于企業文化的這種自我演化,尤其在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我們更需要政府公共行政權力,縮短優良企業文化的建設周期,減少建設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這種作用并不是簡單依靠政府行政指令直接干預企業行為,而是順應企業文化的形成機制，在積極發揮政府引導和監督職能的同時，完善市場體系，積極發揮市場的選擇機制和動力機制，激活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積極發揮他們的觸發和傳導機制,共同推動企業文化建設,使政府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的作用“不失不偏”，又能落到實處。（一）借助市場的動力機制和選擇機制,構建企業和諧文化建設的市場環境政府要借助于市場機制的激勵和選擇功能來促進企業和諧文化建設,需要通過進一步建立健全市場體制,運用市場手段和立法機制促進市場作用的發揮,具體來說：首先,進一步建立健全市場機制,保證市場機制的公平性和競爭性，通過市場本身的競爭選擇形成企業間良性競爭的文化，以市場選擇功能實現企業文化的優勝劣汰。國家應當建立起能夠激勵企業投資與自身長遠利益建設的產權制度，切實履行其維護市場穩定和競爭的基本職能。其次,政府通過政府采購、稅收等經濟手段,促進企業文化建設。在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要運用經濟手段。譬如，政府可以借助政府采購這一經濟手段,明確凡是產生利益沖突的企業,其產品政府一律不予采購。又如,政府可以利用稅收手段,通過對企業適當減稅等措施,明確要求將減讓的資金用于提高勞動報酬,以支持企業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再次,政府應當通過依法維護勞工、中小股東等弱勢方的利益,指引企業利益協調的方向。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如果能作為公平公正的第三方行使其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職能,通過切實維護弱勢者的利益,讓那些損害弱勢者利益者得不償失,客觀上將起到指引企業利益協調方向的作用。（二）追本溯源發揮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觸發作用和傳導作用,構建企業文化建設的內生動力企業高層管理者對企業文化建設至關重要,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健全職業經理人市場,通過市場機制甄選出具有企業家才能的高層企業管理人員；在對國有企業管理者的選拔任用上更應全面考察,完善監督和激勵。首先,培育和建立完善的職業經理人市場。企業高層管理者對企業文化建設至關重要，因此如何甄別出合格的“文化旗手”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關鍵。職業經理人的能力水平是一種隱性的知識,無法直接觀察，學歷、文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經理人的知識水平和知識結構。根據哈耶克的認識市場競爭的過程就是信息發現的過程的觀點，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企業能夠較好地甄別出有能力的管理者，從而擇優選拔和任用。政府在職業經理人市場的建立和完善上同樣需要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包括承認和保護經理人勞動力產權、構建保護競爭和人才合理流動的法律體系、完善相關社會保障體系等。其次,對于我國而言,除了集體、私營和三資企業外,還有一批規模大實力強對國民經濟影響深遠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的高層管理者大都是由人事部門考察選派的,在他們的選拔和任用上政府承擔了更為重要的責任。政府除了需要保證良好的市場環境之外,其人事部門更是直接擔負著選拔職責，因此政府更應注意通過選拔和任用真正具有企業家才能的高層管理人員來對國有企業的文化建設施加影響。具體而言,首先,應建立和完善人事考核機制，選拔真正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保證選拔程序合理過程公平；其次,應放權國企管理者完善激勵機制，減少對企業管理事務的行政干預，讓其才能能夠自由發揮，同時給予恰當的經濟激勵使其能夠也愿意為企業的發展壯大貢獻自己的才能；再次，應進一步完善市場競爭機制,注重績效考核和法律監管，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和對企業績效的合理考評促使國企管理者真正從國家、企業員工、消費者和社會等利益相關者的角度,建立和諧的企業文化，同時在相應的法律制度框架內自由行使自己的權利,防止出現權利濫用形成的對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侵占。（三）發揮政府自身的引導和監督職能,保障企業文化建設方向企業文化建設是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企業和諧的實現將為我國和諧社會戰略目標的實現奠定堅實的微觀基礎。因此,政府應當從戰略的高度認識、引導、統領和推動企業文化建設，對企業文化建設給予強有力的支持。首先,政府應將和諧文化作為企業文化建設的普適性內容和規范性要求,明確提出導向企業和諧的價值觀念應當成為我國企業的共同精神財富，諸如人格平等、相互尊重、待遇公正、利益協商、互惠共贏、消費者權益、社會責任、恪守信用等理念都應該成為企業行為的基本準則。其次,政府在大力提倡普及企業和諧的價值觀念的同時,還應該確立國企為建設企業和諧文化的先驅和典范。通過國企和諧文化建設實踐，在國企率先實現內外利益的協調,使之成為企業和諧的榜樣,引領我國企業全面開展和諧文化建設。再次，政府通過主流媒體加強對企業和諧及其文化建設的輿論導向，持續正面報道那些文化建設卓有成效的企業，將其作為企業和諧的典型，總結其和諧文化建設的經驗并予以推廣；對于那些損害利益當事人或利益相關者利益，導致利益糾紛、矛盾沖突的企業，將其作為反面教材公之于眾，以強大的社會輿論力量促其改弦易轍。此外，履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提出的“盡可能保護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受其他成員的侵害和壓迫”[7]的職能。這需要政府構建完善的法律體系，減輕消費者和其他社會組織（如環境保護組織、工會等）在維權中的交易成本,賦予消費者與企業博弈的能力,防止市場化建設進程中低劣企業文化引致的企業行為對消費者和生態環境等的侵害。

總之,企業文化是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設對于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健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企業文化建設不僅僅是堅持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同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實現和諧社會建設目標的內在要求。在實現企業和諧的進程中,政府應當發揮主導作用,統領文化建設全局，但并非越俎代庖直接干預企業運作。通過政府自身的引導和監督機制，順應市場的動力機制和選擇機制，發揮企業高層管理者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使企業在政府和市場的合力作用下,形成建立良好企業文化的文化自覺，切實協調好企業內外各方利益關系，實現企業的科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