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與文化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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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丹曹佩升工作單位：廣東警官學院

諸多學者曾闡述過翻譯活動與文化心理的關系[5][6][7]認為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的轉化過程，也是文化心理的轉化過程。譯者作為本土文化的攜帶者對源語的解讀往往是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對原作的理解受到習慣性思維模式的影響，往往不可避免地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因素。因此，不難理解為何翻譯過程中會出現文化失真、文化丟失或文化意象錯位的現象。正確的文化心理有助于譯者將現有的語句與已有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相結合，合成新信息，形成對源語的正確理解。文化心理學屬于心理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后者主要研究文化、傳統以及社會實踐對人類普遍心理的影響，前者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會實踐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認知過程的發展。文化心理學認為文化和心理（心智）是密不可分的。沒有一條通用的規則可以解釋心理機制是如何運作的，產生于一個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學理論植于另一個文化背景下卻不一定行得通。“翻譯是人類的信息處理行為，翻譯過程的認知模式把無形的理論原則具體地呈現出來。翻譯流程模式（Bell提出用一種圖式來描述翻譯過程中心理知識的處理和檢索過程）反映的是翻譯的心理學現象，譯者的背景知識（心理詞庫和心理表征）是信息加工（理解與表述源語文本）的基礎保障。”[4（]p94）“翻譯中最大的困難就是兩種文化的不同。”[8（]p11）轉喻依附于語言實體，語言又是文化的載體，產生一定的心理影像，我們可以嘗試通過心理影像來探究轉喻的運作過程以及轉喻的翻譯策略。

“圖式是認知的基礎，對以后獲得的信息進行識別、匹配、調整、重組和記憶。帶有文化色彩的認知心理表征以概念圖式的方式貯存在我們的記憶中，形成了特定的認知文化圖式。”[4（]p101）筆者將根據源語轉喻中的文化信息在目的語認知模式中的呈現情況，歸納出四種圖式現象：文化圖式的對稱，文化圖式的缺失，文化圖式的不對稱和文化圖式的相異。基于人類基本的思維和認知方式，英漢兩種語言之間可能會表現出某些共性。源語轉喻的相關文化圖式在目的語讀者的認知語境中可以形成相應的文化圖式，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文化圖式的對稱。例如，英語“NapoleonlostatWaterloo.”在漢語讀者的認知模式中會出現“拿破侖，滑鐵盧”等內容，形成相對應的文化圖式。源語轉喻所蘊涵的特定文化內涵形成的相關文化圖式在目的語讀者的認知語境中根本不存在，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文化圖式的缺失。例如，漢語“巾幗不讓須眉”的相關文化圖式在英語的認知語境中出現空缺。這種情況下，譯者在目的語中無法找到可以匹配的相關語言形式，如果翻譯不當，譯文讀者在認知推理、意義構建過程中難以把握原作的命題思想和命題意圖，造成理解上的錯誤。英漢兩種語言的表達習慣不同，源語的某些轉喻用法在目的語中沒有相對應的轉喻形式。源語轉喻中的語言符號沒有特別的概念意義，但是，它的聯想義、內涵義或民族文化色彩所形成的相關文化圖式在目的語讀者的認知語境中不完整，甚至不存在，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文化圖式的不對稱。例如，漢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其中的“蛇”和“井繩”并沒有特別的概念意義，但是，由此聯想義形成的文化圖式在英語讀者的認知語境中卻不完整。英語習慣用scaldedcat表達“被蛇咬的人”，用coldwater表達“井繩”，傳達與漢語相同的喻標———害怕遭遇類似的挫折。這種情況下，譯者無法找到完全匹配的相關語言形式，容易受誤導進行錯誤的圖式匹配。源語轉喻中的語言符號在目的語中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語言符號。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習俗賦予相對應的兩個語言符號不同的聯想義或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甚至不同的概念意義，導致相關的文化圖式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沖突，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文化圖式的相異。例如，漢語“龍的傳人”有其相對應的英語語言符號“descendantsofdragon”。但是，“龍”與“dragon”在漢英兩種語言中卻帶有大相徑庭的聯想義。如果原文作者和譯者按各自的認知習慣去理解轉喻“龍的傳人”，難免造成譯文的錯誤或偏差。

諸多學者對轉喻的翻譯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卓有見地的翻譯方法。韓啟毅在2000年針對轉喻的翻譯問題曾提出過“直譯”、“意譯”、“增譯”和“注釋”四種翻譯方法；[9（]p30）鄭雅麗在2004年曾提出過“直譯”、“引申”和“意譯”三種轉喻翻譯方法；[10（]p12）鄧國棟曾在2007年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提出過“轉喻認知模式的對等激活”、“轉喻認知模式的附加激活”、“轉喻認知模式的對等激活加注”和“轉喻認知模式激活的歸化”四種轉喻翻譯策略；[6（]p16）張輝曾在2010年對轉喻的翻譯轉換問題進行了探討，針對源語中使用的轉喻喻體，根據具體的語境，提出了“采用目的語對應喻體”、“采用目的語特有喻體”、“采用源語喻體+喻標”、“采用源語喻體+注釋/譯者按”和“舍棄源語喻體”五種轉喻翻譯方法。[1（]p67）本文僅針對帶有文化義的轉喻，探討有關的翻譯方法。帶有文化義的轉喻形成了四種文化圖式（如上文所示），認知或文化圖式的差異造成了理解和表述的障礙。筆者針對這四種情況提出了相應的翻譯策略。針對第一種情況（圖1），即，共性程度高的轉喻，源語與目的語中的文化圖式對稱時，譯者通過認知聯想可以觸發目的語認知模式中的對應成分，保持在符號和概念層次上的基本對等。鑒于源語和目的語讀者之間有共同的認知原型，譯者可以采用直譯法，直接采用目的語的對應喻體，向目的語讀者傳遞與源語讀者相同的文化信息。例如，英語“barefootdoctor”直譯為“赤腳醫生”，達到符號和概念層次上的基本對等。類似的例子，還有“Thepenismightierthanthesword”譯成“文人勝于武士”，“IliketoreadShakespeare”譯成“我喜歡讀莎士比亞的作品”，等等。針對第二種情況（圖2），源語轉喻中的某些語言符號或概念圖式，譯者通過認知聯想在目的語中找不到對應詞。這種轉喻的翻譯可以不經過目的語的映射，直接由源語認知模式投射到譯文空間，源語轉喻中“女人不比男人差”的概念結構成分，以及源語的文化特色均得以保留。例如，漢語“拜天地”，是一個以行為喻場境的轉喻，已成為漢語中常規化了的詞。將“拜天地”翻譯成英語時，直接由漢語認知模式投射到譯文空間，轉喻中“對天和地叩頭是中國傳統婚禮上的習俗”概念結構成分，以及相關的中國文化特色在譯文“thefirstkotowisfortheheavenandearth”中均得以保留。類似的例子，還有“舉案齊眉”譯成“husbandandwifetreateachotherwithrespect”，“血汗錢”譯成“hard-earnedmoney”，等等。針對第三種情況（圖3），即，譯者無法找到完全匹配的相關語言形式。源語轉喻中的表達形式在目的語交際中不夠典型，不是目的語的固定或習慣的表達方式，直譯不能形象地傳達源語所表達的內容以及有關的文化內涵。譯者通過認知聯想，將源語認知模式中的語義成分替換成目的語認知模式中的某種對應成分，間接實現概念層次上的“對等”。例如，漢語“白眼”，是一個以生理現象喻情感的轉喻。“它的生成受文化語境因素的制約，對它的理解必須以相應的文化語境為基礎。”[1（]p70）將“白眼”直譯成英語，無法形象地傳達源語所表達的內容以及有關的文化內涵，譯者可以嘗試將漢語認知模式中的語義成分“瞧不起人的表情”替換成英語認知模式中的“disdainfullook”。類似的例子，還有“紅眼”譯成“green–eyed”，“Befondofthebottle”譯成“貪杯”“，她有喜了”譯成“Sheisinthefamilyway”,“Washone’shands”譯成“去方便一下”，等等。針對第四種情況（圖4），即，源語和目的語中相對應的兩個語言符號帶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從而導致了文化圖式的相異，甚至相互沖突。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源語轉喻中的文化概念在目的語認知模式中的表達方式無法被目的語讀者接受。首先，譯者應當了解源語轉喻中的相關文化背景。然后，發揮自己的想象力，拋開源語的語言表達形式，參照其概念結構，用目的語讀者所能接受的語言表達出源語語言形式的概念圖式。例如,英語“theyaregoingout”，是一個以行為喻情感的轉喻，“goout”和“出去”兩個相對應的語言符號，在英語文化和漢語文化中帶有不同的文化概念。相異的文化圖式要求譯者了解英語轉喻“theyaregoingout”中的相關文化背景，拋開英語的語言表達形式，用漢語讀者可以接受的“他們在談戀愛”表達出源語語言形式的概念圖式。類似的例子，還有“他進去了”譯成“Hewassenttoprison”，“That’scarryingcoaltoNewcastle”譯成“多此一舉”，等等。翻譯帶有文化義的轉喻，譯者不可忽視英漢兩種語言之間所存在的文化信息的不對稱性，譯者對源語和目的語文化圖式的認識和了解的程度對翻譯的質量起著重要的作用。

基于文化心理與翻譯活動的密切關系，針對帶有文化義的轉喻，本文粗略地探討了如何在英漢兩種語言之間最有效、最忠實、最全面地傳遞無對等文化圖式所蘊涵的語義內容，如何才能真實地反映源語言的語義內容和異國文化特色。為今后進一步探討轉喻翻譯模式的相關方法和原則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