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民族文化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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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從生活、交流、人本建構現代文化教學模型，重構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化學的學科體系。在生活化、交流化、人本化汲取西方TED課程經驗，并且在西方基礎概論課程中介入中華文化，使得中國衣食住行模式，書法、文字、文學、藝術體系，武術、中醫、易經、科技文化，都可以實現人類學、社會學的價值，從而建構文化教學的人本基礎。所提出的文化教學創新與中華文化復興在外延與內涵上開發成果，在信息化時代創新工具，逐步形成高等院校文化教學的生活、應用、學科體系。

關鍵詞:民族學;學科關系;生活交流;應用創新

一、綜述:高等院校民族文化教學創新的提出

民族文化教學，就是從中華民族的核心思想出發，探索五千年文化史中形成的“天人合一”根本屬性，全面了解天地人“三學”的博大精深，從而確認各個民族地區的文化特征。在這個總體特征下，我們才可以落實具體的教學分支:哲學文化教學，語言文字文化教學，文學藝術文化教學，禮儀風俗文化教學，醫學文化以及體育文化、飲食文化教學，社會制度文化教學，物產蓄養流通文化教學，等等。隨著市場經濟、商業文化時代的到來，民族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逐步被“市場民俗”“旅游經濟”觀念顛覆和沖擊，因此，教學成為一種情結的回歸，從而丟失了文化核心價值的地位。因此，我們必須從現代文化視角，重新梳理民族文化的教學邏輯體系，也就是說，民族文化教學要從“天人合一”的文化理路回歸到現代的大眾生活、人際交流、現代人本等三個“活化”模型中建構現代民族文化模式，從而激發學生探索現代文化中的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形態，進而我們才能認識到“天人合一”和諧民族文化的古老情結。在生活、交流、人本的現代文化視野下，文化是可以無止境的反復練習的“功夫”，可以每天學習，直到融入學生的生命［1］。英國W．I．B．貝弗里奇將這個知識的設想界定為寶藏開發的“設想”教學，文化設想產生了無限的“獨創可能”。因此，興趣來自廣泛的憧憬［2］。約翰•齊曼(JohnZiman)是劍橋大學科學學教授，他提出科學學將超越原來的人類考古以及文學藝術的考古批判，回到生活交流本體上汲取文化的精神，而不要拘泥于各自的學科意識形態［3］。我們認識到，民族文化教學就是傳統人類學與社會學深入到民族基礎的科學化探索，而不是回歸所謂“過去”的因果律。

二、理論依據:生活、交流、人本的文化教學圖譜

首先，回歸生活圖譜的民族學教學，打開了基礎人文學科探索與民族教學應用結合的新局面，而民族學的應用學科也拓展出新的基礎理論。據統計，20世紀以來，在人類科技進步的重大獎項中，交叉學科幾乎覆蓋了原有的學科體系，或者說，人們在原有的學術視野中，通過技術進步重新覆蓋了原有研究格局，開拓出新的“符合人類需要”的技術，這個比例已經覆蓋了原有科技的50%強，而研究的知識交叉已經覆蓋了原有的基礎學科的70%，這里的“符合人類需求”主要體現為學傳統科學的“神秘”不斷被現代認知“刷新”［4］。中國科技開始逐步被認同，中國文化逐步被接納，這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創造性的窗口，但是類似費孝通那樣能夠實現或者達到中西方之間民族文化交融覆蓋的成果并不多。其次，回歸交流應用已經成為新的人類文化一體化的趨勢。我國民族交融，從種群血緣概念到地域原住民概念，我們經歷“姓”與“氏”的漫長演化，又經歷從部落到部族乃至族群的建構，形成“經史”的文化傳統，到漢代國家形態形成，乃至今天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我們認為，民族文化教學創新必須回歸生活、交流、人本等三個層面，應該是基礎學科的重構。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所謂的田野工作(fieldwork)———尋求人類建構社會的產業基礎，這個產業基礎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以及種群發展的基礎形態，這樣才能理解民族、國家等具體的內涵。整個回歸生活與交流，才能理解民族語言、典籍、教育、制度。這才是“古學”的實證研究。顯然，這個觀點符合國外學者的觀點，也就是融于地域學、城市學、生態學等生存形態以交流信息體系［6］。可見，民族文化教學的學科性建設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學術工程。

三、民族文化教學創新:中國走向世界的必經之路

當前民族文化創新的教學路徑，主要體現在回歸生活的近距離融合，突出交流的集聚力同構，體現以人為本的應用模式認同。文化創新的路徑無外乎生活需求、人力資源、制度認同。文化進生活，文化進社區，文化進教育，這樣中華民族文化才能成為世界的普世主流文化。顯然，融入與交流，對民族文化教學改革創新意義重大。對象與受眾，決定了融入交流的有效性。這就是TED，即技術(technology)、娛樂(entertainment)、設計(design)，TED大會在美國召集科學、設計、文學、音樂領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們關于技術、社會、人的思考和探索。目前，我國民族教學領域上沒有這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們的民族文化不但流失嚴重，而且處在邊緣化的困境中。一方面，我們看到西方和各個民族文化都在市場經濟中重新確立身份;另一方面，中國完整的文化體系被肢解為物欲與消遣的習俗，因而，中華文化的民族遺存都被西方占據，現有的田野工作也在進一步消解鄉愁，而無法走向文化學復興的人本精神發現。當然，我們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也試圖建立新的國民文化，但是批判的意義大于復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新的民族國家體系需要積極建設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國家的秩序，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復興。根據綜述中提到的三大趨勢，民族學如何才能建構以生活、交流、人本為基本教學方法論的民族學文化教學呢?顯然，我們必須整理這個認識的發展歷史，因此，民族學發生生活、應用以及人本的三大轉型:從部落族群到民族建構的歷史學問題開始轉向每一個個人與信息化體系生活問題，從人類學界定的產業文明模式轉向人的交流以及生存智能化模型，從社會學的勞動模式轉向文化依存的交流共享模式。因此，民族學理論基礎問題出現了全新格局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一是歷史學視角轉向，改革開放后，始民研究圖譜開始形成新的民族發展的生動氣象。這是費孝通《江村經濟》一種回歸江村生活的民族經濟學體系，宗法社會屬地意識與血緣意識如何生動地演化出文化的路徑與制度。近年來，浙江學術界對浙東學派的研究以及對司馬遷“貨殖”思想的研究，也是在研究江浙經濟體的“貨殖”活動如何融入新制度經濟。這不再是以西方為主體的理論復制［7］，而是以人本主義為最高目標的“社會體”“經濟體”“文化體”的全新探索。“民族的才是世界的”［8］。1957年，以費孝通和林耀華為代表的觀點就突出“天下”共同體觀念:“民族學的研究對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內的”，“把少數民族和漢族分開來作為兩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是沒有根據的。”［9］漢民族與任何其他民族，以及中華民族與世界上任何民族，并沒有因為制度的不同而與影響其相互的融合與發展。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的發展進一步證明了這個真理。1980年，林耀華和金天明提出漢民族和世界民族并舉的觀點以及融匯一體的觀點［10］。在這個思想下，20世紀90年代我國漢文化研究走向漢文化區［11］，開始呈現民族研究生活相通、文化相融、人本相法的新氣象。在屬地形態進行民族文化分類，在產業基礎進行民族交融考證，在人本主義討論宗教相互的建構模式，所謂“兼容并包”，形成許多新的教學成果［12］。二是民族學學術開放之后，回歸生活的民族教學固然帶來欣欣向榮的現實教學景象，民族學通過交流對話教學，試圖建構自己的學術方法論。文化交流從話題開放，形成教學的討論模型;隨之而來，文化交流進入身心道德的建構，我們看到文學藝術開始大量涉獵到屬地、本體。19世紀嚴復對進化學派的引進，改革開放后，中國全面吸收西方世界文明思想，大量翻譯西方理論，我們的主要方向是建立現代民族社會保障以及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文化需求，而不是建立一個學術的派別［13］。結果證明我們是正確的［14］。所以，費孝通發文表達了民族學與人類學的分歧，提出回歸本土走向世界的態度［15］。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被界定為“一條江的上游(民族學)，中游(人類學)，下游(社會學)”，“我們都是同飲這條江水的人……三科是一個集團”［16］。三是改革開放最近十年，民族學完全走向生活、交流、人本的基礎認同，而新世界的信息化大數據，民族問題轉向生活交流以及人本保障體系，網絡化完全解構舊有的血緣關系、宗教關系，民族問題轉向生活交流以及人本保障體系，社會保障替代了親情禮教體系，依賴鏡像的生活化也取代了原來的禮尚往來的人際社會，平等交流的學習模式取代了人情社會的潛在規則以及宗法制度。一個徹底的民族學教學體系，反而復興了傳統的中國文史哲精神，復興了天人合一的中華文化，復興了中庸之道、厚德載物的包容發展精神，復興了以現代人類衛生為基礎的全新的生態社會文化。一切舊有的只是將在信息載體中被全面記載，而一切全新的民族文化將在活生生的交流、生活中被重新學習，反復研究，重返夢想。中國夢，就是文化夢;中國夢，就是每一個人的夢;中國夢，就是全人類的境界之化。我們要重新學習書法、武術、中醫，我們要重新認識文字、文學、音樂，我們要重新認識儒學、道學、佛學。我們要重新認識“身口意”，重新建構心學道德。民族文化教學體系將是一個終身學習的課程體系，也是一個重新理解自己的基因體系。全新的交融，全新的環境，全新的工具，一個全球化信息社會的大文化區域的夢想，將會為人類建立美麗家園。

四、生活•交流•人本———中國民族文化教學改革的路徑與模型

生活•交流•人本，突出當前民族學界定的徹底開放，一個文化學的民族學界定體系開始替代了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解釋論模型，突出生活參與以及人文精神的“民族文化學”將給未來全球化教育帶來一個全新的氣象。因此，改革開放四十年后，中華文化為什么比西方更加迫切解決民族教學的全面創新，正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驅動下產生的。1．回歸生活的教學民族學的文化學走向，其深刻的歷史原因以及學術創新格局，顯然來自各個民族如何適應全球化文化格局，其第二個原因就是全球化文化不再是基于民族與國家形態的對話，而是人群之間生活與交流的自我文化界定以及交互文化融合，從而實現以人為本的個體世界與新興信息化世界的全面的文化創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舉世震驚，各種研究工具都開始重新發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學價值。在市場化商品經濟時代，西方學術的基礎是物質世界的不斷發現，隨之而來的還有人類對自身的道德體系缺乏新的認同感，但是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卻煥發出民族文化的進一步融合。中國傳統民族文化是在農業產業制度下逐步沉淀下來的具有宗法體系的天地人文化秩序———也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因此，民族文化回歸生活以及交流固然是實現了人本社會的民族形態的轉換，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人類原住民文化的根本屬性如果不進行自我改革，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就會發現民族之間的溝通依舊是“一廂情愿”的。也就是說，民族文化要整體繼承、改造，上升為文化遺存，這樣，我們才能實現民族文化組織上的再造。我們看到，奧林匹克運動的國際化造就了各個民族的運動形態，這就是一個品學有序的中國民族文化觀。根據這個問題，民族教學以及民族教育就是當前迫切需要重構的重大教育體系。我們要建構一個全球化的民族文化教學，要像人類學田野工作那樣去回歸文化傳統，發現民族內涵，重構教育模型。顯然，民族文化的現代生活、交流、人本模型的研究，都要結合到屬地文化研究中，使得人們可以接受這種反復模擬重復體驗的當下的文化模式，進而形成全新的文化認同。這就好比文學作品與現實生活的關系，民族學建立在參與觀察基礎上，建構在屬地宗族認同中，產生“變遷還是整合，教育還是原型”的研究對比。民族文化視野比較廣闊，是一個千年模式，百年傳承，并不是建立貧富差異、強弱對峙的控制格局［17］。一體化與共同體文化使得人們走得很近，尤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秉承了人與人之間的人情社會禮教文化，完全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遷徙以及文化變遷，它是“建立在當下的生活交流基礎上，創新人們的文化制度，建構人與人之間的道德世界以及厚德載物”的大同文化。這個文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就不斷有西方學者與我國留學生致力于民族文化學的探討。燕京大學吳文藻［18］與英國人類學家Mau-riceFreedman就中國原住民形態的社區文化、宗法文化，都給予高度的評價［19］。西方在工業化后，更加意識到中國民族文化的生動景象是多么先進的文化景觀［20］。費孝通關于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化學研究提出對象、方法重于內涵名稱的深刻見解［21］。甚至，文化批判遠不如讀懂當時代的藝術文學作品更加重要，制度批判遠不如深入產業模型以及生活現場重要［22］，原因就是文化學是一門建構個體與實踐對象的進步之學、創新之學、鮮活之學。2．走向交流的學科上述分析告訴我們，民族文化學不是一個檢驗某種文化，或者改造國民性為目標的學說體系，而是一門近距離交互適應的大眾之學，是一門普世采納的接受模式。因此，民族文化既不改變世界也不改造世界，甚至也不解釋世界，而是適應與參與［23］。顯然，一切文化工具都可以用來表達，一切表達都將擁有平等的價值，所以，習提出和平崛起的文化復興理論［24］，就是源自生活，用于交流，以人為本，創新全球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的民族文化大同體。因此，這里既沒有文化沖突論的基礎［25］，也沒有戈登(M．Gordon)文化測量變量(標準)以及內隱的態度［26］。共同的世界，共同的生活，才有共同的腳步［27］。族群互動的過程，是異文化相互交流的過程［28］。我國提出文化的自在性基礎上建構和諧發展理論，歷史上創新民族文化，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宋代新理性倫理制度，再到明代心學，突出民族文化的自在性與普適性［29］。這恰恰體現了中國文化“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的民族文化學智慧［30］。因此，中國民族文化已經完成文化品格的再造，基于文化自在性，我們討論文化自信，創新文化生活的新景象，這不僅僅基于我們的農業文化背景，而是基于中國人的民族素養自信［31］。這個自信是以普通個人的奉獻與獨立人格為基礎的，因此，文化學品格是中國傲然于世界之林的主心骨［32］。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以及創新是一個完全可以傲世獨立的標桿。目前所謂的新課程體系以及教學模型，中國文化完全可展示其文化的魅力。書法、文字、音樂、文學、武術、建筑、中醫、哲學、科技，我們在衣食住行以及生老病死的根本問題上，確立了自己的文化價值，挖掘中華民族文化的應用體系，這是全人類共同的使命。文化導向，才是中華民族學教學的根本所在［33］。只有堅持這個根本，我們才會找到以西方生理衛生以及生態環境等文化性學科體系為基礎的中國文化的重構之路。事實上，西方在很多基礎理論上都需要吸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民族文化之所以沒有振興，原因在于沒有納入到西方基礎理論框架中，使得中國文化的體系缺乏學科框架，事實上西方學科概論都需要類似中國文化這類基礎性的文化形態。我們沒有必要在技術手段上與西方爭論科學性，而要在學科模型上介入西方的學科基礎上，在基礎應用上啟動社區模型、保健模型、修身模型、齊家模型、治國模型、平天下模型。事實上，中國文化的自我創新價值，有別于西方物質論，因此，完全可以打開文化應用的全新局面。這也許就是費孝通“微型”植入的文化研究［34］。中國文化同構性、重構性、復制性都是經過文化驗證的具體方法。學習中國書法可以達到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可以驗證的學習過程。微型研究中嵌入宏大結構，中國每一個文化技術都是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35］。文化正是因為可以反復驗證，才會形成宏大體系。生活其實就是人性的反復驗證，交流其實就是一切文化體的根本。婚姻、民族、社會、國家概莫能外。小社會、微組織同源一體。目前，西方學科微型化呈現出文化體驗的新氣象，在網易公開課TED展示出眾多的文化性教學模式，展示了當前普通人如何運用國家民族等社會問題的具體微型文化工具。我們不再為民族文化確立名分，而是架構民族文化的全新格局。3．人本精神中國學派介入現代西方基礎學科。中華傳統文化的工具，不需要與西方爭論主流問題與身份問題，關鍵是中華文化能為全世界所用。何況，在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化格局下，我們不需要糾結歷史上的民族文化，或者說原住民文化、本土化文化，這些說法都是不能解決具體的教學問題。因此，教學的突破才是根本。比如，我們將許多民族學生聚集在一起學習各個國家民族的傳統游戲，如麻將與撲克牌就是兩個“俗”文化模型。再比如，學習西方音樂與中國書法，這兩個“雅”文化模型自然也具有不同的人本精神表現。我們要在具體的文化交流中相互了解文化的民族學本體精神，從而推動田野工作以及近距離的交融。非洲的玉米飲食于中國北方的玉米食品，只有通過不同的地域飲食結構的全面了解，我們才能了解全世界玉米飲食地區的人文特征。尤其是中國的文化體系，已經完成文史哲的建構，形成美學特征的提升，因此具有教育學價值。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智慧應該在全人類文化交融中形成一個怎樣的格局，這是一個發展與實踐的過程性突破。因此，中華民族文化教學本身就屬于全人類的基礎學科建構的全息體系。我們已經看到，西方許多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基礎學科，在概論課后，幾乎沒有基本的工具支撐或者說文化建構。西方生理衛生缺乏中醫具體的生態與社區醫療模式，甚至沒有生理衛生的基礎認知。我們沒有必要和西方爭論醫療體系優劣，而是迅速進入人群醫療養生保健的具體應用，同時建構中醫藥國家學科的文化高度，解決西方醫療所不能為的問題;在各個民族醫療的地域性經驗上，我們要突出當地藥材的研究，從而推進中國的地域性飲食文化以及衣食住行體系的復興。進而，我們發現，中國文化是一個博大精深的寶藏。哲學到天地人的科學體系，天人合一開拓出民族發展與產業技術交互蓄養的，乃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理模式，中庸之道，兼容并蓄，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國際交往的一體化思想乃至共同體的建構，這些都可以反映在中國的教學模式上。顯然，我們的問題是對自己的文化遺產缺乏一個真正的解釋系統以及教學系統。因此，我們必須建構中國民族文化的“學派”，如“書法養生學派”“書寫傳播學派”“太極內家學派”“中醫陰陽學派”“中藥五行學派”等，我們自己的闡釋系統都停留在古代宗法社會的神秘主義階段。根據生活中的文化、應用中的文化、修養上的文化，我們大致可以完成中西方闡釋模式的教學對接。這個對接完成民族文化的普及以及驗證，建立自我體驗的文化修為過程［36］，這樣，我們可以逐步完成中國文化精神的整體闡釋，逐步推進學科化的教學。因此，我們結合傳統文化的民族經驗，進行生活化教學，了解一個民族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問題，通過交流了解當地人經驗，建立文化習俗的民族學方法，從而深入到中國傳統的學問體系，從陰陽學到諸子百家，從天人合一到國家制度，從現代人群到自性道德，我們的教學體系，可以用一個模式來描述，那就是“回顧生活的文化”、“應用交流，用而常新的”發展模型、“以人為本”的共同價值。顯然，我們的教師在民間，在現場，在文化的“圈子”中，我們需要通過教學改革，讓更多的民間高手的資料，留存在大學教學的資料庫中。宗法封閉的結果使得我們流失了大師，在開放對話中一定會激發中華新一代精英。因此，我們討論民族文化教學創新，這一課題是全民性的，是制度創新帶來的深刻的大學民族文化蛻變。基于此，進一步的學科研究以及教學法研究，這是我們民族文化走出考古、面向世界、復興傳統的全新課題。

五、結論

民族文化研究采取什么路徑，從高等教育研究視角看，“民族文化”突出文化教學，作為一門學科界定突出“生活、交流、人本”是非常穩妥的。盡管文化學在學科體系上非常年輕，但是它規避了過去的原居民土著的人類學落后的分界，也規避了民族學以及人類學的學科樣本化的弊端。文化學科視角是將民族文化學習當作一門有利于每一個學習者的介入人生、文化，進而形成學科思想體系，并且符合目前的社會知識分類，可以幫助大家形成新的知識探索創新的具體模式。這個創新直接介入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的生活、交流等以人為本的文化體系，將民族文化融入現代化進程，推進本土化與國際化的交流融通，構建民族文化共同體，這就是我國民族文化研究的基本態度。

參考文獻:

［1］陳其榮．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與跨學科研究［J］．上海大學學報，2009(5)．

［2］［英］W．I．B．貝弗里奇．科學研究的藝術［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58．

［3］［英］約翰•齊曼．真科學———他是什么，他指什么［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258．

作者:李正軍 單位:1.中央民族大學 2.遼寧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