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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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體現和表達心靈的一種獨立自足的現象，是具有生命力的、創造性的精神動向，每一種文化都會有它自己的文明，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歸宿。他在《西方的沒落》中拿“希臘的心靈”與“羅馬的才智”來類比“文化”與“文明”。①他認為，文明人不再擁有未來的文化，文明就是結束，它緊隨著已經完成了的成長、已死的生命、凝固的發展……是文化的終結。②其實在斯賓格勒之前，康德就已用更精練的語言在對立的意上使用文明與文化。他說:“我們通過藝術和科學被高度的文明化。在各式各樣的社會規范和禮貌方面，我們文明的甚至到了過分的地步。但要是以道德去衡量，我們還差得很遠，因為道德這一觀念是屬于文化的;但我們對這一觀念的使用卻僅限于名譽和外在禮節中那些類似德性的東西，而這些只不過是文明而已。”③顯然，斯賓格勒與康德理解的文化在道德上高出文明許多，并且與文明是相對立的，對于人而言，文明是外表上的修飾，而文化則是內在的具有超越性的價值追求。這種將文化賦予創造性的、鮮活的精神內涵，而把文明作為外在的、固化的存在的觀點，還在德國教育家威廉•馮•洪堡(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和社會學家阿爾弗萊德•韋伯(AlfredWeber1868－1958)那里出現過。這樣一種將文化和文明對立起來的傳統影響了霍克海默的文化觀，他在文化批判就是站在作為自由精神的文化的立場上去批判固化的文明，而這種文明具體表現為技術手段、道德教條和規范。霍克海默繼承了德語語境中關于文化的傳統，首先，文化包涵著文明。1949－1969年間，他在一篇題名為《文化與尿壺》(KulturundNachttopf)的短札中說道:“‘文化’是人們共同生活當中的自然物的收納(Here-innahme)。它好比尿壺，小姑娘必須將尿壺清空，而尿壺表面上的印花和小姑娘則是最后的正在消逝的見證。”④他將文化比為尿壺，尿壺中“自然物”便是文明的要素，雖然它日日須得清空，但總還有“小姑娘”與“印花”為證。其次，文明是文化批判的要素。他在《啟蒙辯證法》中的《反猶主義要素:啟蒙的界限》一文中，將文明與反猶主義的屠殺行為聯系在了一起，將極權主義與文明的發展相并列，“極權主義制度所使用的機制與文明一樣源遠流長”。⑤他批評美國文化時使用了“文明”這個詞:“美國的文明沒能產生出一點新的東西。它沒有深度，思想也是無力的。”⑥可見，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的矛頭指向一種固化了的文明形態。霍克海默的大眾文化批判，其實是關注我們日常生活中價值的失落，它包括現代人只為金錢而奔忙的職業狀況，沉溺于快感的休閑生活，藝術認知感的消弭……⑦在霍克海默那里，大眾文化既不是指一種由大眾自發創造的文化，也不是指文化的大眾性，“大眾性從來不是由大眾直接決定的，而往往是由大眾在其他社會階層的代表決定的”。⑧大眾文化并不是與精英文化相對的一組概念，它指的是失去反思、創造以及批判性的文化機制。這一機制的可怕性在于，人們對它似乎只能順從和適應，在這一過程中人性的創造力被壓制了，只是沉醉于豐富的文化商品所帶來的虛假滿足之中。霍克海默以貝多芬的《英雄》在公演時與聽眾的互動為例，說明藝術在大眾文化當中批判性、否定性的喪失，變成了像古董一樣的東西，藝術曾作為對世界的表達、最后的判斷，現在已變得完全中立了，充滿趣味的藝術活動已經蛻化成了娛樂活動:“普通的音樂欣賞者已經不能了解它(Eroica英雄)的客觀意義。當他聆聽演奏，為的是圖解評論人對它所做的評語。在欣賞者那兒，一切變得黑白分明———道德的要求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張力，德國的現實，即與法國截然不同的德國的精神生活，它不能夠政治地表達，而只能在音樂和藝術中尋求出路的現實都已給出。這首音樂作品被物化了(istverdinglicht)，被弄成了一件博物館里的作品，它的上演對于從屬于社會組織的人來說，只是一種閑暇活動、一個事件、一個對于明星登臺或者一個必須參加的社交聚會的有益契機。但這里沒有與藝術作品生動的交流，沒有直接的，自發產生的對其作用的領悟，沒有它作為一幅圖畫的整體的把握，也就是那被稱之為真理的東西。”①我們可以看出，霍克海默的大眾文化批判是在文化(自由精神)與文明(給定的機制)對立的基礎上展開的。他發現大眾在一種給定的機制下被操縱和愚弄，大眾文化自上而下對人的控制，實際上是對自由精神的壓制，它本質上是反文化的。霍克海默以美國廣播滑稽劇《youwerepresent》為例，批判了娛樂工業的乏味性(Flachheit)②，此外，大眾文化的流行性(Popularitaet)其實是被文化工業的管理者決定著，因而大眾對流行文化的接受表面上看是自由的，但實際上卻是被有意操控的。令霍克海默絕望是，由于進行藝術創造的私人領域不斷受到文明科技(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的干擾，社會中有一種大眾文化日益取代藝術的傾向。比如好萊塢的商業電影，投資于每部電影的資金數目可觀，因而要求迅速回收資金，因此好萊塢的經濟關系不允許對藝術作品的內在邏輯———即藝術作品自律性進行追求。③在霍克海默看來，好萊塢這個電影工廠無法創造出藝術，只能提供流行娛樂。在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影響下，實際上很難找到純粹的藝術形式，一切都被貼上了文化的標簽，而其本身實則是一個商業化的系統。霍克海默并沒有沉醉在文化的理想烏托邦里，他將大眾文化的批判與藝術失落的現實緊密聯系，他所理解的藝術具有自律和創造的本性，與他對文化作為自由精神的理解相一致。霍克海默的大眾文化批判其實是對資本主義文明消極性的揭露，這樣一種批判根植于對啟蒙的辯證思考，因而，大眾文化批判是啟蒙批判的前奏。

在霍克海默看來，啟蒙是在努力反抗權威的過程中逐步使自己成為了權威，大眾文化毋寧是這樣一種權威統治下的產物。康德認為，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被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④在康德看來，啟蒙是人步入成熟所必須的精神指令，啟蒙展現了人類心靈的獨立、運用理性的自由和創造的勇氣。但從人類歷史上看，啟蒙的結果不僅只有自由和獨立，還有專制和屠殺。啟蒙與科學知識相關，在啟蒙與神話的辯證關系中，啟蒙一開始用人類掌握的自然科學知識祛除了神話中的愚昧，但是當啟蒙具有了足夠的權力后，人類卻深深地陷入了野蠻的狀態。⑤即啟蒙倒退成了神話，啟蒙的倒退帶來了兩種后果:技術對人的控制和人對自然的壓制。這說明，真正的啟蒙還沒有完成。霍克海默指出:“掌握著自身并發揮著力量的啟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啟蒙的界限的。”⑥因而，啟蒙文化自身包涵著自己的對立面，具有矛盾的雙重性。啟蒙的第一重含義是指:一直在進程當中的進步精神，它跟神話相對立，反對一切原始遺存并旨在消除一切統治性文化，它永遠在進程之中。第二重含義是指:具有神話般極權性質的宰制性文化，它確立了人類對自然的統治權，這種啟蒙已經實現它的目的，世界正籠罩在它所招致的災難當中。正是啟蒙的兩重性導致了文化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與自身的分裂，第二重意義上的啟蒙在讓人成為主宰者的同時，也確立了普遍的原則和規范，這些文明化的原則又反過來壓制文化的自由發展，因此，我們說啟蒙兩重性之間的對立是文化與文明相對立的原因。啟蒙的極權性最突出的表現是德國的納粹統治。納粹統治在霍克海默看來是一種“強制性平等的勝利”⑦，是一種平等的非正義，啟蒙思想一開始是祛除愚昧的進步文化，但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成了納粹的屠宰場，這里的啟蒙顯然不是追求自由并致力于推翻統治權的第一重意義上的啟蒙，而是確立人類極權統治權的第二重義上的啟蒙。極權統治不但殘酷地控制人，而且有計劃、按步驟地“清除”所謂異己，暴戾至極如同古代神話當中的人祭活動。啟蒙的極權性也體現在大眾文化當中。“大眾文化”在霍克海默那里具有特別的含義，它并不是指從大眾當中自發生長出來的文化，也不是大眾藝術的當代形式，甚至與藝術無甚瓜葛，而是指一種依照某些流行的標準被人為制造出來的文化，它是經濟王國的派生物，一種自上而下的被管理的失去內在創造力的文化。他在《現代藝術與大眾文化》中談到，在大眾文化中，“無論是‘精英’還是大眾都服從于那種在任何特定情況下只允許他們作出單一反應的機制。他們那些尚未開掘出來的本性因素無法得到相應的表現”。①由于啟蒙的極權性，注定了它還要在進程中前行。第二重意義上的極權化的啟蒙放棄了思考思想，它使科學、藝術都成為迎合世界的符號體系，失去了反思的維度。霍克海默在文章中提到的“徹底啟蒙者”(restlosAufgeklaerten)，直譯過來“完全被啟蒙的人”實際上是需要被重新啟蒙的個體。“啟蒙對一切個體進行教育，從而使尚未開化的整體獲得自由，并作為統治力量支配萬物，進而作用于人的存在和意識。”②這里的啟蒙是指第一重意義上代表著進步和批判的啟蒙文化。霍克海默堅信通過啟蒙對其自身的批判，協調好與自然的關系，最終可以揚棄自身，實現第一重含義上的啟蒙，“即在被占據支配地位的科學一直忽視的自然被看做是發源地的時候，啟蒙才能獲得自我實現，并最終自我揚棄”。③我們可以看到，啟蒙的雙重性既是啟蒙與神話的辯證關系的依據，也是啟蒙文化批判的立足點。首先，一旦知道了霍克海默是在兩重意義上使用啟蒙概念，就會明了“神話就是啟蒙，而啟蒙卻倒退成了神話”④這一表面看來令人迷惑的辯證觀念。其次，霍克海默對啟蒙概念進行批判，實乃對第二重含義上的啟蒙的極權性進行批判，這也是大眾文化的批判之根源，正是由于極權化的思想滲透在文化當中，才使文化成為了權威的附屬物，從而喪失了追求真理的維度，變成了具有欺騙性和操控性的大眾文化。最后，啟蒙批判暗含了理性批判，因為啟蒙是人類理性發展的產物。霍克海默說:“俄狄浦斯(Oedipus)對斯芬克斯之謎的回答:‘這就是人!’啟蒙運動不變的原型。”⑤從中可以看出，人類通過自身來思考自然界，人的理性具有一種趨向，那就是將自然界的散漫無序都整合成一個體系，由此產生了極權性及同一性傾向。因而，在《工具理性批判》中霍克海默直接跳躍到了理性概念，將理性作為文化批判的核心進行考察。

如上文所述，既然啟蒙的分裂極權化傾向是由理性自身所導致的，那么理性作為一種文化，它又是如何成為盲目的非理性的呢?這就成了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所考察的問題。他首先將理性作了區分，理性具有主觀理性與客觀理性兩個方面，主觀理性是以計算、工具為手段，依照主觀目的行事，它最終走向了形式化的理性即非理性，客觀理性是以客觀的標準、原則來行事，它以追求真理為至高目的。理性概念的雙重性決定了它的辯證運動，主客兩方，一方被壓制、另一方占主導的狀況輪番交替在理性發展的進程中。在啟蒙的背景下，理性的扭曲來自于主觀理性“自我持存(Selbsterhaltung)”力量的推動，正如哈貝馬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中所指出的:“啟蒙過程從一開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動，但這種推動使理性發生了扭曲，因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沖動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⑥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第一章“工具與目的”中分析了理性扭曲的整個過程:首先，主觀理性(subjektiveVernunft)已經或多或少被人接受，因為它具有適于達成某種目標的智謀⑦，實際上這種完全致力于個人目標的主觀理性，只是出自于“自我持存”的考慮。然后，當這種理性在某個機構當中發揮作用，它的使用就帶有邏輯的、計算的傾向。在主觀主義者看來，理性自身沒有目的，因此去討論相對立的目的之優先性是毫無意義的。可能的討論，僅存在于當兩個目標服務于第三個或者更高的目標之時，這就意味著理性只是工具性的而非目的性的。⑧最后，理性完全成了手段(Instrument)，被主觀化、形式化地用于現代科學、普遍主義的法律觀念和道德觀念，而忘記了理性在受到“自我持存”推動的同時，也還應該具有超越“自我持存”的力量，即客觀理性的力量。霍克海默認為，盡管主觀理性在歷史上一直都內含在理性概念之內，但在歷史上很長時間占主導的是“客觀理性(objektiveVernunft)”，它作為一種超越自我持存的和解的力量，不僅存在于個人的思想意識里，也存在于客觀的世界當中，存在于個人與社會階層之間、社會機構里、自然及其表象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體系，經院哲學和德國的理性主義，無一不是在理性的客觀的理論之上奠基的。①“客觀理性”追求的是一種形而上學曾致力于的客觀秩序(規則)，它與包括個人興趣和自我持存在內的人類存在相和解，如同柏拉圖在《國家篇》中所說:“誰生活在客觀理性的光照中，就同時生活在成功和幸福當中。”②客觀理性關注的焦點并不在行為及其目標的按部就班，而是致力于最高的善的理念(dieIdeedeshoechstenGutes)、人類的終極目的問題以及通往最高目標的方式。主觀理性對客觀理性的壓迫主要通過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來實現。合理化思想其實來源于馬克斯•韋伯，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導言中指出:“形式獨特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顯然受到了技術能力發展的強烈影響。今天這種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基本上取決于最重要的技術因素的可計算性。”在這本書中，韋伯努力尋求導致西方文化所獨具的合理性主義的緣由，最終落腳到了西方的宗教倫理。霍克海默卻將這一韋伯所肯定的“西方所特有的合理化軌道”作為了批判的對象，理由是，由主觀理性帶來的現代人思想中的“合理化”傾向，散布到了社會結構以及文化的各個方面，導致理性的個體在“進步”的鐵蹄下被取消，從而走向了盲目服從權威的非理性。主觀理性的合理化傾向最終導致現代文化的危機，在《工具理性批判》的前言中霍克海默提出要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進行反思:“有必要對作為一定文明觀所折射的統治思想進行探討。作者在這里所要做的，不是試圖給出一個行動上的方案，相反，他認為現代的傾向是每種思想都被轉化為行動，或者說當前文化危機(Kulturkrise)的征兆之一是在行動方面進行積極的節制:為了行動而行動決不會強于為了思想而思想，甚至遠遠比不上它。”③現代人自以為正確的“合理化”傾向，其實是一種形式上的合理性，它缺少了真正的具有客觀性內容的基礎。大眾文化是現代的文化的危機的一種表現。霍克海默認為，在大眾文化體系當中文化具有高下之別，那確認為“好的”“干凈的”便受到追捧，其余的則被嫌惡，文化越來越倒退為古老的禁忌，舊的生活方式在現代文明的表面下燃燒著，它為失去信念的現代人提供著熱量。④霍克海默帶領我們反思現代生活中意義的缺失，實現目標代替了尋求真理，人的消遣和愛好作為內在化的生活業已消失，人們被帶到休閑活動、社會交際等廣泛的娛樂項目當中，文化作為自由精神的超越的維度幾乎被大眾文化所喧囂覆蓋。現代社會中那些與娛樂相關的文化商品，實際上是工業化的產物，是一種被制造出來的變質的需要，它與具有創造性的作為自由精神的文化相分離。縱觀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歷程，從文化到啟蒙最后到理性，一路都在追尋文化陷落的真正原因，正如他在《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中指出的:“人類的未來有賴于批判行為的存在，它當然包含在傳統理論的要素以及正在流逝的文化的要素當中。”⑤霍克海默在傳統理論的要素中找到了啟蒙文化的極權主義傾向，在人類理性的覺醒中看到了主觀化、工具化的一面，對理性的合理化傾向進行了批判。文化、啟蒙與理性層層深入的批判歷程，一方面使啟蒙的主體具有了反思的意識;另一方面啟示了哈貝馬斯從而提出交往理性;同時，這一從概念內部展開批判的方法及其文化批判的多層次探究，值得當今的文化研究認真借鑒。

本文作者：馬欣工作單位：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