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額信貸創新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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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應鏈一信譽鏈一融資鏈”聯動中的社會資本效應

據上分析，為化解信貸配給難題和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必須以金融制度與非金融性制度的創新，深化與拓展小額信貸的研究和實踐，因而對于“供應鏈—信譽鏈—融資鏈”聯動中的社會資本效應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續地對具有一定負債能力、但被正規金融組織拒之門外的人或企業授信的小額信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艱難的金融問題之一；作為最接近窮人的信貸，它又具有很強的社會道德魅力——一旦運作良好意味著大量人口脫貧。因而其研究與實踐對于“和諧中國”建設具有特別意義。然而，中國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陳。其因在于，小額信貸的風險判斷(小額信貸組織對于“真扶貧”或“扶真貧”的只說不做直至退卻，往往是基于收入難以覆蓋成本的考量)，其實很大程度上不單單是一個經濟學問題，而更多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達了小額信貸的經濟學困境：借款人從抵押資產等財務指標考察上的資格欠缺，使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異常嚴重，利率價格機制的失靈使逆向選擇不可避免。因而面對控制風險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調，即使借款人同意，貸款者由于更擔心道德風險仍不敢放貸。這樣，面對財務資料未達標、借款信用等級缺失和利率機制失靈的困局，經濟學的評價體系就變得混亂不堪。于是，人們轉求于社會學的考察。當一個經濟上的行為演化為一個社會學問題時，這種經濟行為的不經濟就不難想象：小額信貸的交易成本和運作成本均很高，對貸款的監測很難；筆數很多而業務瑣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鑒于此，小額信貸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貧向實現扶貧與可持續發展的“雙贏”目標(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額信貸高峰會議首次提出了雙贏目標)的轉變，就順理成章。于是就有了關于社會問題經濟化抑或經濟問題社會化的“相機抉擇”或兼得的訴求與實踐。慶幸的是，有這樣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鄉村銀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詮釋。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萊珉銀行所創設的小組(著名的“五人小組”)聯保貸款制，通過窮人之間的“自由結社”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將一般商業信貸所固守的財產抵押擔保教條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稱奇的是，格萊珉銀行以幫助639萬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脫貧并保持連續9年盈利記錄的驕人業績，成為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標桿。這不能不歸功于其運用了社會資本的原理——作為黏合劑，社會資本成功實現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對接。作為最初由經濟學的“資本”演變而來的概念，最早將社會資本引入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定義——是實現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過科爾曼、普特南等的建設性貢獻，得以深化和完善。盡管界定至今尚未統一，但一般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個共同體中人與人、人與組織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長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之中的，以態度、信任、習俗、慣例、規則、網絡、制度等多種形式存在的，被社會結存中的行動者(個人或組織)所獲得和利用，并為行動者在有目的的行動中提供便利的一種資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轉讓性、可轉換性、層次性、無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會網絡、互惠行為以及促進互惠行為的規范(顯性契約等)和信任(隱性契約等)是其基本要素。特別指出，社會資本對于反貧困有重要的觀測和警示作用，從而給小額信貸創新以啟示。根據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關于緊密型(家庭成員與其他具有緊密關系的人之間的紐帶)、跨越型(不同類型的人之間較弱些的聯系紐帶，主要指各類組織的成員紐帶)和垂直型(通常指貧困者與那些對他們具有重要影響的人員或組織之間的紐帶)的劃分，貧困群體(含中小企業)顯然具有很強的緊密型社會資本。在此，“信譽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的命題，通過“圈內人”的互動得以印證。作為主體認真履行承諾所贏得的聲譽，以及關于主體可信任度的信息和有價值的資產，信譽很好地因應了社會資本作為人際互動合作中產生的資源的內在規定性。因信譽同樣作為人際互動合作的產物，其建立與維護需要投入資源從而產生收益；信譽也是一種存量——人際互動中形成的資本凈流量之和。同時，貧困群體只有較少的跨越型社會資本而基本沒有垂直型社會資本表明，對于社會資本的效應及其分析應全面審視——從“圈內”擴展到“圈外”是必然。因后兩個資本恰是助推貧困群體成長的關鍵性內容。

二、構建對稱互惠連續共生的中小企業融資機制

看來，倚重甚至迷信這種基于“熟人”網絡的社會資本效應失之偏頗。畢竟從以族緣、地緣和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即傳統的鄉土社會，向以社會經濟主體間的合約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即現代契約社會過渡，或者說，從單重隱性的契約(信譽等)的社會向更重顯性的契約的社會轉型，雖然必歷經陳痛——分娩出新秩序中的道德斷裂和失序，但為大勢所趨。而這樣的過渡期很容易造就這樣的“道德悖論”：一個在共同體內部恪守道德要求的人，當這個“差序格局”(費孝通關于中國傳統鄉土社會格局極有創意和深度的說法)擴展到距離“波紋核心”遙遠的地方從而遠離這個共同體時，其自我道德約束就非常脆弱。這根本源于他對于共同體內外不同的成本～收益的權衡：行為的被觀測性(決定信息是否對稱與完善)、長短期變化以及非道德行為是否受到經常監督、約束和懲罰的屬性，都是重要的審視變量。顯然，社會資本也有“塌陷”，也有不同的適應性——依存于不同社會結構的社會資本，其功能有相對應的規定性。就格萊珉模式來講，它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風險，而只是一種風險轉移——五人小組機制的相互監督與激勵的“雙刃劍”，在使各成員將還貸壓力外化為求生存與發展動力的同時，銀行也由此實現了成本轉移，即將成本外化給貧困者自治組織。這種個人風險向團隊風險的轉移，雖減少了信貸審查成本，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尤其是個別貸款會傳染成整個組織的共同違約。隨著市場化進程和人口流動的加快，這種情況更容易發生?？梢?，原生態的信任與信用，難免有局限性；“信譽+合約”，才使“信譽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的命題具有普適性。

據此，解決小額信貸難題，寄希望于一種法則、一種模式是不現實的；況且格萊珉模式也不可復制。以“供應鏈一信貸鏈一融資鏈”聯動機制構建的共生融資模式表明，融資鏈作為連接企業和信貸機構的中間組織，可以以信譽和有約束力的合同為基礎保證所提供信息的準確性。鑒于信貸組織要調查和掌握中小企業的隱蔽信息(指中小企業通常存在的難以量化和傳遞的，具有較強人格化特征的“軟信息”)需投入相當成本，可依賴融資鏈的信譽行事而不必太費時費力；尤其是可依靠融資鏈的相應合同條款，起到為中小企業的財務信息質量擔保的作用。因融資鏈上游的大企業，通常在與多家信貸組織打交道的過程中，建立了關系型融資體系，并與中小企業形成共生融資機制，從而會產生良好的(或不良)以信譽和合同等顯現出來的社會資本效應。

對此，將基于共生融資機制的生態群眼光聚焦于資本的社會性觀察，借GB模式的樣本效應，通過從信譽到合約的擴展，一種使小額信貸走出困境的全新維度和可行路徑清晰呈現?；凇肮溡蝗谫Y鏈”的完善的共生融資模式的基本思路是：以一個信貸資信等級很高的大企業為核心，凡與這個核心企業發生業務往來從而同樣受到信貸機構關注的中小企業，可持與該核心企業的業務票據到信貸機構申貸。這就構成了信用鏈條的復合式結構，即“1+N”模式——作為“1”的核心企業與作為“N”的中小企業群的有機組合：而“1+N”實質是中小企業群與大企業的互動共生。要通過培育合格的共生單元(培育大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和賦予中小企業平等競爭的地位并舉)，加快共生秩序建設(破除壟斷與加強協會組織建設并行)，催生內生媒介和外生媒介的發育與成熟，逐步建立起對稱互惠連續共生的融資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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