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主義道德主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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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律師制度剛剛恢復的時候，為政治犯、殺人犯辯護是件困難的事情。尤其在反革命案件中，帶著大檐帽的檢察官和審判員對雄辯的律師感到不爽的時候，往往拍著桌子，指著律師的鼻子怒斥：你站到什么立場上去了！那意思是，這個犯罪分子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你還替反動分子說話，顯然你也站到了人民的反面。那架勢，似乎要把律師也一塊兒斃了。

現在不太興這套階級斗爭話語了。但這套思維方式還在。去年，罪大惡極的黑社會頭子劉涌的辯護律師、主張“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應予排除”的法學家們，也挨了一陣好罵。前不久的“郎顧公案”中，我一直比較欽佩的雜文家鄢烈山，卻寫出一篇不爽的文字質問張維迎：你“站”在哪里說話？一些知識人士指責那些“為中國企業家代言”、為“特權利益階層”說話的經濟學家站在了民眾的對立面。

學術的分歧、思想的爭論是很正常的，這甚至是知識進步的必經之路。但是在討論時，不分析對手觀點的漏洞、不提出新的論據、不反駁對方論證方法或邏輯上的謬誤，而是質疑和指責對方的立場，這就有問題了。似乎立場對了，一個人的觀點、方法和行為就一定是對的。似乎立場錯了，不需要仔細研究就可以判定他的一切論證都是扯淡。似乎一個觀點之所以是對的，乃是站對了立場的緣故；而錯誤的觀點必源于錯誤的立場（或主義）。這是一種思想學術上的“出身論”。這種思想方法，我管它叫“立場主義”，或者叫“主義主義”?！傲鲋髁x”曾經被我們走了極端：“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都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都贊成?！倍爸髁x主義”是個很怪的說法，但是下面的說法我們一點兒也不陌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逼溥壿嬍?，以某種“主義”為判斷和取舍一切事物的唯一標準。

“郎顧公案”之后還有“朱甘事件”：在眾多的評論文字中，對蘇力道德的質疑乃至謾罵占了很大比例；而為蘇力辯護的人也是從品格上為蘇力擔保。我無意對此事件作任何具體的分析，只是對這種爭論的方式有點困惑：難道這個事件中最有價值的是某個人的道德問題？難道一個人的道德沒有問題，就可以不遵守規則和程序？難道一個高尚的人，就一定不會違反規則？難道制度是完善的，而僅僅是道德的瑕疵導致了不好的結果？一個人遵守規則僅僅因為良好的私人品質？我們總是期待一些道德上的完人、圣人，以為這樣就可以不去考慮制度約束。把社會、制度、歷史或知識的問題歸結為好人-壞人，這種思想方法，不妨叫做“道德主義”。我無意否認道德評價的社會作用，但是對這么一個能夠深入討論教育制度具體問題的公共事件，卻基本上流于道德指責或道德辯護，不能不說是“被敗壞的公共討論”。

不從理論上、事實上和論證方法上去和對手交鋒或探討，不把討論的重點放在知識或制度上，而在道德良心上做文章，這遮蔽了問題的實質。若道德敗壞是關鍵所在，那么解決問題和預防問題的辦法當然是提高道德水平：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設、品德教育，道德宣傳、搞“三講”、“三個代表”。——政治思想課程之多，世界領先；而腐敗官員有增無減，前赴后繼。民間流行一個說法，處級以上干部，挨個槍斃會有冤枉的，隔一個槍斃會有落網的。可見道德基本上不管事兒，官員的行為選擇基于約束機制。沒有分權制衡、沒有司法獨立、沒有新聞自由、執法不力、以及社會轉型時期的尋租空間等等，這才是腐敗的原因。同一個農民，在公家地里偷懶，在自留地里流汗；同一個售貨員，在國有的供銷社里對顧客冷若冰霜，在自己開的小店鋪里對買主笑臉相迎，何也？產權安排異也，與道德何干？不調查具體的約束機制、不了解相關的知識背景，很容易在道德義憤的層面上說事兒。所以我們一見到“牛奶倒進大?！边@種事情，就大叫“壟斷資產階級的腐朽本質”了。所以我們在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同性戀現象的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原因的時候，最省事的辦法就是將其貼上“反道德”標簽。我覺得這是一種思維上的偷懶。（或許這也會被當作一種道德指責，如果不想理解思維偷懶的激勵機制的話。）

關于立場或道德，有一個經濟學故事給我的印象很深：1990年美國國會針對游艇、珠寶等通過一項新的奢侈品稅。不用說，這是那些“立場正確”的學者或政客的主意：消費奢侈品的，都是有錢人，多向他們征稅用于公共設施或補貼窮人，豈不使社會更公平？動機很好，但是效果如何呢？由于奢侈品不像面包，它的需求彈性很高，本來準備購買珠寶的有錢人可以轉而去別墅，這樣，奢侈品稅的負擔落在珠寶等企業和工人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更多。聲稱“為了窮人的主義”未必就等于實際上對窮人有好處。反對土私有化，主張最低工資的理論家，都有著很“正確”的立場、公德或私德，但這些政策對于他們所同情的弱者卻很可能是有害無益。李贄在《焚書》中講：“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末之何矣。何也？彼自以為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而志決，孰能止之？！”

對知識分子（這個詞現在似乎越來越曖昧了）來說，重要的不是站到正確的隊伍里去，也不是創造道德世界紀錄或者拿著自己的道德標尺到處去量人，而是在知識上作出貢獻。知識分子不但應該獨立于權貴、獨立于政治意識形態，還要獨立于大眾輿論。有道德激情和人文關懷不等于對民意的盲從；立場或主義代替不了對具體問題的研究。

立場主義和道德主義背后隱藏著這樣兩種霸權：主義霸權或道德霸權?！l來判斷立場的對錯？誰來判定道德的好壞？這兩種思維方式似乎預設了一個先驗的、固定的、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立場：不管是政治立場、社會立場、思想立場還是道德立場。在這樣的社會中有一個不容挑戰的集體目標和正確立場：一個思想或一個人的價值全看他/她對這個立場或目標所作的貢獻大小，與之相反的思想或個體是絕對錯誤或不可容忍的。這正是極權主義政治的特征。在那樣一個“只要主義真”的年代，不但表態要正確，而且必須作出表態；就像一個囚犯必須在“生”和“死”兩張字條中抓鬮一樣，而且抓鬮并非一勞永逸，每一次都抓到“生”的人才能幸存。它和思想多元、價值獨立（諸神之爭）、開放社會是格格不入的。按哈耶克的說法，法治社會是“無目標的”（purpose-independent），每個人的不同利益、信仰和道德立場都得到包容，不存在超個人的統一目標和政治設計。

在公共討論中，立場主義和道德主義還是少點兒為好。米奇尼克在《蛆蟲與天使》一文中批評一位波蘭作家，“我煩惱的是他給知識分子加上污名，不是因為他們缺少思想，而是因為他們缺乏姿態?！蓖瑯樱瑢σ粋€知識分子來說，假如其他學者見面就夸他道德高尚，而絲毫不提他的論點，我不知道他是應該哭呢還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