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斯當政治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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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二戰以后，邦雅曼·貢斯當的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論界逐漸占有一席之地，但國內開始研究貢斯當的政治思想還是最近幾年的事。關于貢斯當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側重于貢斯當政治思想復興、貢斯當的自由思想研究、貢斯當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以及貢斯當對盧梭人民主權學說的反思等四個方面。

【關鍵詞】：貢斯當；自由；人民主權；法國大革命

導論

二戰以后，伴隨著人們對極權主義的反思，貢斯當（Benjamin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漸在西方政治理論界占有一席之地。貢斯當對兩種自由觀的區分、對代議制的追求以及對專制主義的批評在當代自由主義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對貢斯當極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學者薩爾沃·馬斯泰羅內都曾對貢斯當做出了較高的評價（以賽亞·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1997：79；薩爾沃·馬斯泰羅內，1998：284），可以說二戰以后幾乎所有論及自由主義思想的著作都會提及貢斯當的貢獻。但國內開始研究貢斯當的政治思想還是最近幾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1992：195，其中稱“BenjaminConstant”為“孔斯坦，B”），以李強撰寫的《貢斯當與現代自由主義》一文最為全面。概觀有關貢斯當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獻，以筆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為如下幾方面。

一、貢斯當政治思想的復興

作為近代自由主義的奠基者之一（戴維·米勒等，2002：173），貢斯當的政治思想引起人們的重視只是晚近的事。二戰以前他在學術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說《阿道爾夫》而僅局限于文學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論界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法國也長期游離于人們的視野之外，很長時間在法蘭西民族的政治認同中處于邊緣位置。就貢斯當政治思復興的原因而言，Benjamin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一書的英譯者Biancamaria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過這樣的解釋：在二戰中，戰爭的經歷以及專制和征服統治重返歐洲的心臟，這使得貢斯當為自由和代議制政府所做的辯護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在冷戰期間，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爭，使貢斯當發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義，因為貢斯當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話中所隱含的種種騙局，同時提醒人們不要對市場社會的資源抱有過高的信心（BiancamariaFontana，1988：3）。

對貢斯當政治思想的復興，李強在《貢斯當與現代自由主義》一文中大體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但有一點不同的是，李強把貢斯當政治思想的復興與二戰以后西方政治理論界對盧梭的批判有關：二戰之后，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界出于對法西斯政治的反思以及當時的理論需求，開始從新的視角思考極權主義問題，并對自由主義傳統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的重要理論結果之一就是把當代極權主義與西方近代思想發展中的某些思潮聯系起來。盡管不同自由主義者討論的角度不同，批評的對象也有差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五、六十年代幾乎所有自由主義者都把盧梭的學說與當代極權主義理論聯系起來。大致勾勒出一條以盧梭為起點，中經康德、黑格爾、最后發展出當代極權主義的線索。由于自由主義者把盧梭作為極權主義的最早先驅，因此曾經批評過盧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他們的格外關注。貢斯當的復興也屬于此例，柏克、托克維爾在五、六十年代的復興也屬于此例（李強，1998：286－287）。李強在《自由主義》一書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李強，1998：64）。《貢斯當與現代自由主義》一文其曾作為《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一書的中文版序言（《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商務印書館，1999.）。

從此可以看出，歷史往往具有戲劇性，如果洛克（JohnLocke）不對菲爾麥（Filmer）的“君權神授”思想的思想進行批判，也許菲爾麥的思想早已淡出人們的視野了；相似的是，如果貢斯當不對盧梭進行批判，也許貢斯當政治思想的復興還有待時日，也許其學術地位還主要依靠他那不足七萬字的心理分析小說《阿道爾夫》并也僅局限于文學方面。

二、貢斯當的自由思想研究

眾所周知，貢斯當政治思想經常引起人們注意的就是他以時代的區分為基礎把自由分為“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它所引起的影響幾乎使貢斯當的其它政治思想湮沒無聞，因此貢斯當的有關自由的言論引起了特別重視。伯林稱貢斯當的那篇著名演講《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是討論“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這兩種自由概念的典范（拉明·賈漢貝格陸，2002：38），對貢斯當的自由思想在人類自由主義思想史上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評價。可以說，后來伯林對“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兩種自由概念的著名區分直接脫胎于貢斯當對“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區分，后來又出現對“第三種自由概念”的討論（昆廷·斯金納，2004：81－111；應奇，2004，5：52－57）。

縱觀國內外有觀貢斯當自由思想的研究，可以把其分為如下幾類：

其一是對貢斯當所屬的自由傳統進行歸類，一般認為貢斯當雖然是法國人，但他屬于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的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書中的研究。哈耶克認為，英國自由主義傳統是以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等人為代表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闡發的，是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的，相信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認為強制的不存在是自由的本質。而法國自由主義傳統是由法國啟蒙運動所開創的傳統，其間充滿了笛卡爾的理性主義，認為自由只有在追求一種集體的目標中方能實現。哈耶克在討論法國自由主義傳統時，曾小心翼翼地指出幾個例外，其中就包括貢斯當（其它的是孟德斯鳩、托克維爾），認為他的思想更接近于英國自由主義傳統，與法國自由主義傳統有明顯差別（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1997：61－82）。

克蘭斯頓在《自由主義在法國》（克蘭斯頓，2000：84－85）一文中認為貢斯當屬于洛克式的自由主義（作者把法國的自由主義分為洛克式的自由主義和國家本位的自由主義兩種），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自由主義。雖然克蘭斯頓的分類不同，但他表達的是與哈耶克相似的觀點。國外學者伯林，國內學者李強、顧肅等人也認為貢斯當屬于英國自由主義傳統。

但馮克利在《貢斯當：自由的還是保守的？》一文中雖然認為貢斯當屬于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但是根據貢斯當對社會由“成長”或“進化”而生成的習俗，采取十分尊重的態度，而這種尊重正是“保守主義的精髓”，就把貢斯當看成一個保守主義者（馮克利，1999，5：128－134）。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他忽視了貢斯當的思想背景。貢斯當深受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影響，而以休謨、亞當·斯密等為代表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相信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尊重傳統和習俗，尤其尊重對自由進行保護的制度傳統，因此不能因其對傳統的尊重而把其簡單地歸結為一個保守主義者，把他歸結為“帶有保守色彩的自由主義者”也許更合適。同時貢斯當并不贊成柏克式的對傳統不加鑒別的繼承，他尊重的只是與自由有關的傳統，對奴隸制度毫無尊敬之意。

其二主要是對貢斯當的兩種自由觀的區分是否合理進行評論，哈耶克、伯林以及約翰·格雷三人的看法可見一斑。一種是批評性的，以哈耶克為代表。雖然哈耶克并沒有對貢斯當的兩種自由觀直接進行評論，但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一書中說“人們經常說，古人并不知道‘個人自由’意義上的那種自由，這種說法絕不適用于巔峰時期的雅典”（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1997：205）。哈耶克在1973年為意大利百科全書撰寫的詞條“自由主義”中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19世紀有些作家否認古人知道近代意義上的個人自由，由下述情況可知，這種否認是不能成立的：當雅典的將軍在遠征西西里處境極端危難的時刻，他讓士兵們牢記，他們是在為一個使他們“不受限制地決定自己喜歡的生活”的國家而戰（哈耶克，2000：111）。從這可以看出，哈耶克并不同意貢斯當認為古代人不享有個人自由的觀點。

另外意大利的圭多·德·拉吉羅在《歐洲自由主義史》一書中也認為，貢斯當對兩種自由的區分存有缺陷，主要缺陷在于貢斯當認為古代人不享有個人自由，實際上古代的共和國特別是雅典和羅馬，承認許多所謂的個人自由，他們缺少的只是個人權利在法律和政治上限度的觀念（圭多·德·拉吉羅，2001：158）。顧肅在《自由主義基本理念》一書中大概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貢斯當關于古代人與現代人自由的區別并非無懈可擊，實際上古代人并不只是在公共領域，在私人領域也有相當程度的自由（顧肅，2003：305）。

另一種態度是支持性的，以伯林為代表。伯林認為，在古代世界，似乎很少有人對政治理想的個人自由進行討論。孔多塞（Condorcet）曾指出，在羅馬人與希臘人的法律概念中，不存在個人權利的觀念，這一說法也似乎同樣適用于猶太人、中國人以及所有其他存在過的古代文明（以賽亞·伯林，2003：197－198）。從這可以看出，伯林至少是同意貢斯當的古代人所享有的自由并不包括個人自由，而不像哈耶克、拉吉羅等人對貢斯當所作的批判那樣。

還有一種持中間主義態度，約翰·格雷就是這種觀點，他在其著作《自由主義》（約翰·格雷，2005：3－4）中開篇就提到了貢斯當對兩種自由的劃分，他說貢斯當對兩種自由的劃分：揭示了這樣一個洞見：在古希臘人中占主導地位的自由觀念并不是指一種有保障的個人獨立空間。……但是貢斯當的洞見也很容易被夸大，其本質上的合理性不應該導致我們忽視古代人尤其是希臘人中自由主義觀念的萌芽。約翰·格雷既指出了貢斯當對兩種自由區分的貢獻，又指出其不足之處。

其三是對貢斯當的自由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局限性進行研究。一般認為貢斯當的有關“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區分對伯林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從上文曾指出的伯林對貢斯當的高度評價中可以看出。除此之外，伯林的《自由論》一書的導論就是以貢斯當的格言“真實存在為抽象物犧牲；個體的人在大屠殺中成為集體的人的犧牲品”作為卷首語的（以賽亞·伯林，2003：3）。

李強曾經在《貢斯當與現代自由主義》一文中指出了貢斯當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盡管貢斯當不是一個十分思辨的思想家，但他有文學家的敏銳，有政治家的現實感，加之他親身經歷過法國大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政治動蕩，因此，他的許多政治理念有獨特的魅力，特別是他關于自由以及極權主義式暴政的分析，尤為深刻，對后來自由主義的發展影響頗大。貢斯當對人民主權理論的批評，對民主可能產生暴政的擔憂在托克維爾那里得到更明確的闡述。貢斯當的影響有可能通過托克維爾作為中介影響到J．S．密爾，真正將貢斯當自由思想發揚光大的是伯林（李強：1998：302－303）。

就貢斯當有關“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區分與伯林的有關“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區分的關系而言，人們經常把“古代人的自由”等同于“積極自由”，把“現代人的自由”等同與“消極自由”。但劉訓練曾指出，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與貢斯當所說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并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的關系。貢斯當所說的“現代人的自由”可以大致等于伯林所說的“消極自由”，但“古代人的自由”只是屬于伯林筆下的“積極自由”的一種。因為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并不僅限于政治自由，它實際上涵蓋了多種自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更加現代的”理性主義自由，而不是“古代的”共和主義自由（劉訓練，2004：52－54）。從這也可以看出劉訓練顯然受到《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對積極自由分類方法的影響，該書中曾把積極自由分為三種，分別以斯多葛派、柏拉圖和康德、盧梭為代表（戴維·米勒等，2002：288－289）。

就貢斯當自由主義思想所面臨的局限性而言，江宜樺在《貢斯當論自由、平等與民主政治》一文中論述了貢斯當自由主義思想的兩點局限：其一是人們一般把自由主義分為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貢斯當的自由主義思想是特殊主義的，理由是貢斯當所謂的古代人的自由并沒有普適性，并不能適應現代社會；其二是貢斯當對“古代人的自由”也即“政治自由”的價值問題，在貢斯當心目中，政治自由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價值，還是作為維護個人自由的手段，僅僅具有一種工具性的價值，貢斯當始終語焉不詳（江宜樺，2002：485－488）。VladimirGligorov在BenjaminConstantandCarlSchmittGotoRussia一文中探討了貢斯當有關中立的王權所面臨的局限。按理說，根據貢斯當認同人民主權原則，承認合法的權力來源自人民，他就應該承認王權也應該源自人民，就應該由人民來選舉國王。但如果國王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那么這就會腐蝕王權的中立性，王權就會成為一種能動的權力而打破權力之間的平衡，那么他所精心構思的中立的王權就不復存在。因此貢斯當主張王權只要是中立的，怎樣獲取并重要，無論它是通過選舉、繼承還是僭取的（VladimirGligorov，1997：271－282）。貢斯當有關中立的王權所面臨的局限，也反映出貢斯當在人民主權學說上的不堅定性。

其四是對貢斯當的兩種自由觀進行介紹，并進行簡單評論，這也是國內研究貢斯當的政治思想常見的現象。一般認為貢斯當所謂“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是一種公民資格，“現代人的自由”主要是私人生活不受干涉。比如啟良的《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應奇的《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以及潘小娟、張辰龍主編的《當代西方政治學新詞典》等。在啟良的著作中，作者認為貢斯當所謂古代人的自由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強調的是集體主義；現代人的自由是以個人為本位的，強調的是個人主義。

三、貢斯當與法國大革命

貢斯當一生與法國大革命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說他的一生都是在對法國大革命進行反思，因此他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關系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重視。就貢斯當與法國大革命的關系而言，K．StevenVincent在BenjaminConstant,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OriginsofFrenchRomanticLiberalism一文中進行了很好的梳理。作者主要是通過對貢斯當早期著作以及一些通信材料的解讀來進行研究的。作者認為貢斯當對大革命的態度以1794年為界，1794年之前貢斯當是法國大革命的“忠實信徒”，自稱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對大革命采取“激進”的態度，贊同大革命推翻舊的專制體制以及對個人自由的維護。雖然這時他對大革命也頗有微詞，但他認為那是為取得一定的革命果實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時革命應該立刻結束，著手鞏固已取得的革命果實而不應該再往前發展。從1788年至1794年他一直在德國的一個小朝廷中供職，只是間接地感受法國大革命。從1794年底開始，貢斯當對大革命的態度開始發生很大的變化，他從一個革命的旁觀者變成一個革命的參與者，從一個革命的支持者變成一個革命的嚴厲批評者。此時他更擔心革命的過度發展，他走的是一條異于保守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而是采取一種“自由主義”的態度，從而認為革命應該立刻中止（K．StevenVincent，2000：610－617）。另外K．StevenVincent在BenjaminConstant,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problemofmoderncharacter一文中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也表達了貢斯當希望人們在法國大革命中避免狂熱主義的愿望，革命中的狂熱主義只會帶來慘烈的后果（K．StevenVincent，2004：5－21）。這兩篇文獻是有關貢斯當生平及著作（尤其是貢斯當的早期著作）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

法國的皮埃爾·莫內在《自由主義思想文化史》一書中也探討了貢斯當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密切關系。作者以貢斯當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認為貢斯當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是曖昧的，一方面貢斯當贊同法國大革命對舊制度的反對，另一方面對大革命的恐怖后果表示震驚，因此對大革命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作者認為貢斯當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持兩條線路，一條是貢斯當對人民主權原則所表現出的敵意，另一條是批判在大革命中人們試圖在現代社會恢復古代人的自由，在法國大革命中人們往往犯這種“自由的時代錯亂癥”。但作者認為貢斯當并沒有將大革命的不幸主要歸結為人民主權的觀念，而是歸結為大革命的領導者對古代自由觀念的崇拜（皮埃爾·莫內，2004：112－123）。從總體上看來，作者認為貢斯當是一個作為反對派的自由主義者，有一種強烈的批判精神。

四、貢斯當對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的反思

貢斯當在歐洲大陸最早對盧梭的民主理論進行了批判，這集中體現在貢斯當對盧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權學說進行的反思上，貢斯當對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的批判逐漸引起了學界的重視。任劍濤在《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一書中曾對貢斯當和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這樣評論道：人民主權是有限的和相對的，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內容必須仍然是屬于個人的和獨立的，并且它肯定是置于任何社會權能的控制之外的。否則，社會就會象手握權力的暴君一樣邪惡。由此，自由主義將人民概念下落為一個基于政治共同體具體成員的個體權利的個人主義觀念。于是，當盧梭將人民主權與集體相聯結，走向了專制主義。當自由主義將人民主權與個人相聯結，則導向憲政民主。因此盧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權必須落實為具體的制度安排，被神化了的“人民”必須下落為“公民”，以至“選民”，否則將極可能滑向盧梭祈求人民主權卻反而走向極權的境地（任劍濤，2004：230－231，247－248）。

秦前紅和武立強撰寫的《人民主權：盧梭與貢斯當之比較》一文將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與貢斯當的人民主權學說進行了對比（秦前紅武立強，2003，4：14－21）。但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把“公意”與“普遍意志”進行對比，筆者認為這一點是很不恰當的。實際上，“公意”與“普遍意志”的英文都是“generalwill”，（BenjaminConstant，1988：175）由于譯者在翻譯《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一書時沒有對“generalwill”采用通常的譯法，而把它簡單地翻譯成“普遍意志”，所以導致了這樣的錯誤。

筆者也曾撰寫《論邦雅曼·貢斯當的人民主權學說》一文對盧梭與貢斯當的人民主權學說進行對比，拙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較盧梭與貢斯當“人民主權學說”之間的異同，探討貢斯當怎樣把盧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權學說”演化成“具體的人民主權學說”，借以厘清貢斯當的人民主權學說的具體內涵。拙文認為盧梭與貢斯當人民主權學說的相同點在于他們都把自由作為各自人民主權學說的出發點和歸宿，不同之處在于：人民主權學說的范圍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人民主權是否可以分割以及人民主權的實現形式是直接民主抑或間接民主等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貢斯當對盧梭的人民主權的態度是曖昧的，一方面，貢斯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主權，相信最終的權力必須源自人民。從總體上來說，貢斯當對法國大革命持批判態度，但他譴責的不是法國大革命的主要原則，他譴責的而是大革命的殘忍與橫暴的特征，無論何時，他仍然支持法國大革命的主要原則——捍衛人民主權和保護公民權利。這也是他在早年認同法國大革命的地方之所在。另一方面貢斯當也對人民主權學說也表現出一定的敵意，原因在于人民主權在大革命中往往成為暴政的口實，同時他也害怕拿破侖借口人民將主權授予他而為其專制統治進行合法性論證；雖然在有關權力的來源問題上貢斯當與盧梭有相似的一面，但是關于人民主權的實現形式，他們之間是針鋒相對的。

小結

通過以上的文獻綜述，可以看出國內外對貢斯當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關注于他的兩種自由觀（尤其是其與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之間的關系）、關注貢斯當與法國大革命的關系以及他對盧梭人民主權學說的批判，而很少從總體上把握貢斯當的憲政理論（這方面比如他的分權學說）以及他的憲政理論與兩種自由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就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間的關聯性而言，一般認為現代人的自由優于古代人的自由，其時這是對貢斯當政治思想的誤解。貢斯當認為兩種自由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并不能在現代社會極力張揚某一種自由，而應該把兩種自由結合起來，建構一種既維護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權，同時政治權力又要受到有效的制約的憲政制度。因此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相關研究以外，對貢斯當的兩種自由之間關系的深入探討（在甘陽和HelenaRosenblatt各自撰寫的文章中有所提及，但并不深入。甘陽，2000：89；HelenaRosenblatt，2004：23－37）、貢斯當的憲政理論的主要內涵（尤其是他對代議制民主的追求以及他的分權學說與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之間的對比）以及他的憲政民主思想能否把兩種自由結合起來等一系列問題值得我們仔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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