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間接社會責任問題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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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1]股東以其出資額或認購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這是公司法中的公司法人制度。其普遍的作用是：第一，鼓勵資本家進行投資。公司法人制度的有限責任原則能夠解決資本家對無限風險之后顧之憂，鼓勵他們進行投資；第二，鎖定資本（Lock—incapital）以及實現團隊式生產（Ateamproduction）。[2]公司法人制度的獨立財產原則將資本金鎖定在公司之內，讓資本金的供給變得穩定和長遠。成員想退回投資，則只能通過股權或股份之買賣來完成，不影響公司法人的財務狀況，然而，這種公司法人制度同時也存在某些弊端。

公司法人制度的弊端大致可以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第一，大股東侵害小股東的利益。由于小股東不能直接從公司中抽走資本，所以小股東只能通過買賣其手中股權或股份進行“用腳投票”。然而，股權或股份的市場價值卻可能比實際價值要低。第二，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侵害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從傳統來說，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主體是股東。不良的公司股東時常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其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公司債權人的身份非常復雜，他們可能是職工，也可能是消費者，甚至是當地社區，所以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已成為促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主體似乎有擴大的趨勢，其已從股東延伸至非股東企業。因此，按照濫用主體是屬于股東還是非股東來分類，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情況可以被分為兩類：第一，股東濫用其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第二，非股東濫用他人法人獨立地位。

關于第一類股東濫用其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情況，我國已有學者在上世紀末對此進行過深入探討。[3]只要股東對債權人存有“不誠實”和“不公平”之情況，法院便會更愿意去“揭開公司法人面紗”（Piercethecorporation’sveil），要求股東承擔對公司債權人之責任。[4]只要能夠證明股東對公司的運營有控制之情況，則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便可以通過民事侵權法要求股東承擔賠償責任。[5]然而，第二類非股東濫用其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情況比前者要來得復雜得多。傳統的“揭開公司法人面紗”只適用于公司股東，對非公司股東顯得無能為力，并不能解決第二類的濫用情況。并且，非公司股東大都不直接參與它人公司的日常經營，要求非股東公司對它人公司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承擔法律責任，難以找到合理之依據。本文擬對第二類的濫用情況進行深入探討，希望通過制度的建設讓非公司股東對它人公司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負有一定之注意義務（本文把這種義務稱之為“間接社會責任”[6]）。當非公司股東違反注意之義務時，要求其承擔法律責任。

非股東濫用他人法人獨立地位的情形集中表現為，某些企業對他人公司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所負有的注意義務的缺失。在美國，越來越多的觀點提出，在現代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具有資源優勢的大企業往往不管它們所提出的價格或要求是否已偏離合理水平，仍要求其下游的供應商或承包商欣然接受，[7]并以把訂單轉移到其他商家為挾，迫其就范。而為了生存，供應商和承包商便使用不同方式將其成本外部化至社會或其他處于更弱勢之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身上。[8]在我國，類似的情況也存在著。[9]

自我國開放改革以來，有許多跨國企業進入到我國進行投資，而當中有一部分企業來華是為了采購價廉物美的產品或服務的。有些跨國采購商甚至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這些來華的跨國采購商通過訂閱買賣合同向我國的供應商采購產品或服務。然而，我國有企業管理者提出，“血汗工廠”往往伴隨著，“血汗價格”[10]。他說“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尚未走完視‘生存’為第一需要的艱難歷程，本已處在微利線上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不得不采取低工資、長加班等‘血汗’措施去競攬來自跨國公司的‘血汗價格’下的‘單邊主義定單’。這或許也就是為什么能在美國本土的沃爾馬超市里買到比生產國還要便宜的商品主要緣由。”[11]與此同時，我國也有研究報告提出類似觀點：“一些國內企業在對外貿易中，過于短視，也因為行為自率組織的缺位，企業以各自利益為中心，競相壓價，形成了惡性競爭的局面，最終導致全行為陷入低價、低利潤的悲慘境地。在這種貿易中獲得的只是國外客戶，而且使其產生不切實際的想法，進一步要求國內企業降價。”[12]盡管以上觀點可能摻雜了一些排外的情緒，但畢竟也反映出某些現實情況。

“血汗價格”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血汗條款”可能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在2007年11月，香港一非政府組織曾發表一份名為《血汗工廠計算機的制造》（TheManufacturingofSweatshopComputer）的研究報告。[13]其提及某一大型計算機公司在中國的廣東之采購情況。該大型計算機公司為了降低其成本以及倉庫中的存貨數量，它將產品的前置時間（Leadtime）盡是縮短，以獲得若干的好處，包括減低因存貨帶來的折舊成本、更準確地了解到市場的即時需要等。[14]然而，縮短產品前置時間卻給下游企業帶來沉重的生產壓力和成本壓力。假設一家制造商依正常生產能力需要至少三天時間才可生產出3000個計算機鍵盤，而大型計算機公司卻突然提出在三天內交付5000個計算機鍵盤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下游企業便不得不超時加班，應付客戶的突然需要，否則大型計算機公司便會以不配合為由取消或轉移所有訂單。這種情況對越處于下游的企業越不利，也造成下游企業的職工經常處于更惡劣的工作環境中，接受更差的福利待遇。[15]因此，可以從中得知，“血汗工廠”往往與“血汗條款”有脫不開的關系。

從傳統民法來說，合同是由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所訂立的。訂立合同的主體在法律上是處于平等位置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另外一方。[16]根據該原理，采購商或分包商在與供應商或承包商訂立買賣合同或承包合同時，雙方處于平等位置，任何一方面都是通過各自的意思提出合同條款。然而，這種傳統的“平等主體”假設，卻似乎不能應付現今的實際情況企業管理者的以上觀點與研究報告都表明，在現今商事活動中，企業與企業之間

往往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大企業經常以其自身的人力資源和資本等多方面的優勢把成本轉嫁到弱勢企業之上，而有部分弱勢企業為了生存則通過違法行為再將這些成本轉移至處于更弱勢之群體身上。按照現有的規定，處于最高處的大企業只是通過買賣合同或承包合同獲得勞動成果，而并未直接實施違法行為，也未與勞動者、環境等處于最基層之弱勢群體建立任何法律上的直接關系，所以大企業一般不需要對這些弱勢群體的損失承擔任何的法律責任。下游企業的獨立法人地位成為所謂的“防火墻”，實際上讓大企業規避了某些其應負的責任。這有違“收益”與“責任”對等之正義原則，形成了不公平的情況。這些不公平現象應由法律所規制，要求上游企業向基層弱勢群體履行社會法律責任，將企業間接社會責任法制化。

事實上，盡管我國現行立法并未承認這里所提及的企業間接社會責任，但相似處理方法已經體現在部分與《勞動法》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之中，準確把握現行的規定將有利于構建我國的企業間接社會責任法律制度。

二、我國體現企業間接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與司法解釋

（一）法律中的有關規定及其存在的問題

我國《勞動法》并不承認自然人為用人單位。[17]更具體地說，如果自然人雇傭他人為其處理事務時，則其與雇員之間存在的不是勞動關系而是雇傭關系。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亦承繼了這種原理并把發包方、個人承包經營者和勞動者之間的三方關系進行更具體的規定。該法第94條規定：“個人承包經營違反本法規定招用勞動者，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發包的組織與個人承包經營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該規定明顯將發包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納入《勞動合同法》調整，等同于勞動關系。然而，該規定僅僅適用于“個人承包經營者”。如果承包經營者是具有法人資格的公司，則難以適用。另外，《勞動法》并不適用于買賣合同關系。大企業通過買賣合同向自然人購得商品，該自然人對其雇員實施的違法行為與大企業無關，大企業并不需就此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即使大企業在交易中存有惡意，雇員仍無法要求大企業提供賠償。

（二）司法解釋和《工傷保險條例》中的有關規定及其存在的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14號）第12條規定：勞動者在用人單位與其他平等主體之間的承包經營期間，與發包方和承包方雙方或者一方發生勞動爭議，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應當將承包方和發包方作為當事人（即共同被告）。這種把承包方和發包方作為共同被告的做法，實質確認了承包方和發包方對勞動者的損害可能負有連帶責任。[18]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20號）第11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雇主承擔賠償責任。雇主承擔賠償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雇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屬于《工傷保險條例》調整的勞動關系和工傷保險范圍的，不適用本條規定。”言下之意，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雇主與雇員之間存在的是民事雇傭關系，與《勞動法》調整的勞動關系有所區別。而且，如果雇主具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則應適用《工傷保險條例》。但是，由于《工傷保險條例》并未規定有過錯第三人（如采購商、發包人）對勞動者承擔賠償責任，所以勞動者的工傷賠償更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三）地方法規中的有關規定及其存在的問題

《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第39條規定：“建設工程項目發包人可以采取措施督促承包人將工資支付給勞動者本人。建設工程項目發包人或者總承包人未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克扣、無故拖欠勞動者工資的，當地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建設行政部門可以決定由發包人或者總承包人先行墊付勞動者工資，先行墊付的工資數額以未結清的工程款為限。”該條規定，如建設工程項目發包人或者總承包人存有惡意行為，而且在有關行政部門決定之下，則需要與侵權承包商承擔連帶責任。不過，該條問題在于：第一，惡意行為只局限于“未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款”，而并未包括“發包價格低于合理成本價”等其他惡意情況。換句話說，即使分包商在承包合同中約定“血汗條款”，分包商亦不需要對此承當任何法律責任；第二，其只適用于建設工程項目承包關系，其它的法律關系如買賣合同關系并不適用。

（四）對上述法律法規的思考

從字面上看，不管承包人是否具有用人單位資格，《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第39條都可以適用。由于該條適用的重點是放在建設工程項目發包人和總承包人身上，所以承包人是否具有用人單位資格，并不影響條文的適用。據此，其指的建設工程項目承包人的范圍應比《勞動合同法》第94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指的還要廣，也更充分體現了企業間接社會責任。事實上，已有地方法院對總承包人拖欠工資的訴訟采取與《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第39條相似的處理方法。[19]即使承包人具備用人資格，勞動者也可以依據一般的民法原理要求發包人承擔連帶責任。

相對于使用《企業破產法》追討欠薪而言，《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第39條在處理工資拖欠方面似乎更有利于勞動者，因為按照《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有擔保物權的債權優先于職工工資請求權，即只有在有擔保物權的債權被清償以后，被拖欠工資的勞動者才可以獲得賠償。即使《江蘇省工資支付條例》的做法有違《企業破產法》堅持的基本原則，但在未完善破產保障基金以前，這種做法對保護處于弱勢的職工來講確有其存在價值。

三、構建我國企業間接社會責任法律制度之探討

工業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大批的大型企業。它們已經通過規模經濟和優勢積累了許多財富，甚至達到富可敵國的地方。[20]相對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無論在財力上或者在人力資源方面都無法與其相比。在現代競爭激烈之市場中，具有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在與中小企業訂立合同的時候，往往處于一個更有利的地位，在議定合同條款方面也扮演著主導的角色。為求生存，小企業只能“接受或拒絕”由大企業提出的合同條款。在合同條款過分苛刻的情況下，小企業也只可以通過經營成本外部化，把經營成本轉移到其它處于更弱勢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上。加上現代大企業普遍都處于供應鏈上或分包鏈上的上游位置，它們在享受工作成果的同時，卻并未對此付出相應的對價。這盡顯利益的不公平分配，損害了社會正義。

就我國現行法律條文來看，若上游大企業濫用下游企業的法人地位，通過下游企業的侵權行為把經營成本轉移至與其無契約關系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上，非股東利益相關者除了可考慮以上法律規范以外的一般還可以通過共同侵權之訴，要求存有過錯的上游大企業承擔連帶責任。不過，以這種方式提起訴訟對于弱勢的非股東利益相

關者來講非常困難和不利。

首先，上游大企業與下游企業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之間并沒有契約關系，也沒有直接參與侵權行為，而且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上游大企業對他們負有注意義務。[21]如果要認定上游大企業對他們負有注意義務，只能依靠司法裁量權，由法院決定該注意義務存在與否，這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即使在普通法國家，對注意義務的范圍仍沒有統一的標準。1997年的McCarthyv．OlinCorporation[22]與1999年的Hamiltonv．AccuTek[23]兩案便體現了注意義務范圍的不確定性。在McCarthyv．OlinCorporation一案，法院認為，要求軍火制造商預防軍火產品不為犯罪所有，軍火產品將因無限制責任而被迫遠離市場，故判決軍火制造商對于被射殺的被害人不具注意義務；相反，在Hamiltonv．AccuTek一案，法院則認為，手槍制造商因行銷策略不當，對于“可預期”的被害人，具有注意義務，需對損害結果負責。兩案的案情同時關于軍火制造商應否對第三人的行為負責，卻有迥然不同的結果，足見注意義務是否存在，難以認定，具體要以法政策的考量為審判依據。[24]

其次，這種訴訟屬于一般的民事訴訟，適用一般的民事原則。下游企業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對他們的主張需負有舉證義務。由于上游企業與下游企業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之間并沒有契約關系，也沒能直接參與侵權行為，所以對處于弱勢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來說，為其主張舉證，難免遇有困難。

筆者認為，由于現行法律規范和司法解釋之不足，必須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要求存有過錯的上游企業履行間接社會責任，促使其對下游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進行監督。在這方面，美國加州議會在1999年通過的《議會法案第633號》[25]（AssemblyBill633，以下簡稱AB633）可資考。

（—）明確規定上游企業對處于基層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負有注意義務

現行法律對此類非股東利益相關者負有注意義務的適用范圍過窄，買賣合同關系和承包方具有用人單位資格的分承包關系都不包括在內。就算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可以考慮以基礎的民法原理對上游企業提起共同侵權之訴，也要受制于注意義務不確定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姑且不考慮可否勝訴，即使是法院是否受理，也是一個疑問。因此，必須在法律條文中明確規定上游企業對處于基層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負有注意義務。AB633中便規定處于上游的服裝分包商或采購商對基層職工獲得最低工資和加班工資情況負有注意之義務。[26]然而，該規定亦有以下不足之處：第一，其只適用“獲得最低工資和加班工資情況”，對其它情況并未有約束力。其實，上游企業的“血汗條款”不僅影響企業的支付工資能力，還影響到其履行債務、參與環保活動等履行社會責任的。因此，企業間接責任法制化不應只體現在勞工責任，還可擴散至環境責任、債權人責任等社會責任。故應按照社會的實際需要，對《環境保護法》、《破產法》等法律做出相應的修改。第二，該規定只局限于服裝行業，對其它行為并不具任何的約束力。正如前文所說，上游大企業濫用下游企業法人地位侵害與其無直接關系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是一個普遍現象，故其應有擴張適用之必要。不過，現代的商業環境非常復雜，強制要求上游企業督促其商業伙伴或與其有間接關系的下游企業的所有社會責任所為，似乎并不合適，因為畢竟它們各自是獨立主體，有其自主經營的自由。就如OECD所言：“現認識到的是，企業家影響商業伙伴行為的能力受制于許多實際的限制。其受限制的程度取決于行業、企業和產品的特征……供應鏈的架構和復雜性，以及企業相對于供應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所處的市場位置。”[27]因此，必須按照以上的實際限制因素，在設計具體義務時做出相應的調整。

（二）注意義務應設定于企業可控制范圍之內

基于現代商業環境的復雜性和企業法人之間的獨立性，故不宜直接規定上游企業對下游企業有監督義務，但到底應課以什么樣的義務？AB633第2673．1．（e）款規定，存有惡意的“工資發放保證人”（Guarantor）應對職工的損失按其應負責的份額承擔共同責任。所謂惡意包括但不限于：第一，不給付或不合理地拖延支付應付給合同相對方的款項；第二，知悉或應當知悉其所給付的訂單價格已不足以保證合同相對方職工的最低工資和加班費，還不合理地要求合同相對方降低價格；第三，提出“輕佻的辯護”（Frivolousdefenses）；第四，不合理地拖延以及阻礙勞工委員會進行調查。[28]考量以上的惡意情形，結合我國的實際，可以抽象出以下注意義務：第一，及時支付應付給合同相對方的款項；第二，確保給付的訂單價格（或發包價格）等合同條款足以保證合同相對方能支付職工工資、環保經費等基本經營費用；第三，協助或不得阻礙勞動管理部門進行調查；第四，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義務。若上游企業違反以上注意義務，應被視為共同侵權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29]

這里須強調的是，以上列舉的注意義務都是視企業的自身情況，其在企業的控制范圍之內，并未超出企業的實際履行能力。故不需擔心復雜的商業環境會影響企業的履行能力。然而，可以預見，為了降低訴訟風險，大型企業將通過采取嚴格選擇合適的下游企業、監察下游企業的不當行為、協助改善下游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等措施，證明自己在事件中未存有過錯。采購商為了自得利益一方面會通過訂單的吸引力鼓勵供應商改善社會責任表現，而另一方面會通過取消訂單對屢教不改的企業給予懲罰。

（三）應作出除外規定

在分承包關系中，上游分包商相對于下游承包商一般處于強勢，[30]而前者的盈利水平亦一般比后者高。[31]在前者享有后者的工傷成果的同時，要求前者對后者的行為所產生的損害負有一定程度的責任，實不為過。鑒于此，不應對分承包關系作出除外規定。但買賣合同關系就有不同。在現實生活中，買方的實力并不一定比賣方強，如消費者和小賣店作為買方經營處于弱勢。故若強制采購商，履行間接社會責任，則需要做出除外規定，所有消費關系及小企業應被剔除。事實上，這樣的規定還可確保被規制的企業有足夠的履行能力。

（四）舉證責任和責任形態應設定為推定過錯的共同責任

由于上述的注意義務牽涉企業的內部經營運作，要求處于弱勢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就其主張舉證，實過于苛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AB633在舉證責任分配方面采用過錯推定原則，即服裝分包商或采購商就其對該損害結果不存有惡意的主張負有舉證責任。當分包商（或供應商）收到由勞工委員會發出的“著令攜帶出庭作證的傳召出令狀”（Subpoenaducestecum）時，應在10個工作日之內把工資表、考勤表等書面記錄寄回勞工委員會予以進一步調查，[32]否則便可能被認定存有惡意。然后，由勞工委員會按照它們在生產商中所占的生產比例，確定“工資發放保證人”應保證的工資支付份額。[33]除非分包商（或供應商）能夠提供明確的、具說服力的、可靠的書面證據作反證，否則職工的主張和勞工委員會的評估應被視為有效。

[34]

雖然我國學者認為，在分承包關系中應根據實際用工情況適用補充責任和連帶責任，[35]但因為前者過于寬松，難以制止這些不公平情況，而后者則過于嚴格，對善意分包商不公，亦無助于鼓勵分包商監督承包商的行為，[36]故建議可參考AB633的以上規定，在分承包關系和買賣合同關系中，把舉證責任和民事責任形態設定為推定過錯的共同責任，并以其獲得的違法所得或其占下游企業營業額百分比為限要求其承擔責任，兩者之間取高者。另外，由于判定有沒有違反注意義務牽涉到許多調查工作，故應要求上游企業在一定時間內向行政機關提供證據，由行政機關核實具體情況。若上游企業故意提供虛假證據，應視為存有過錯，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五）應規定繳納行政費用以及提供保證金

由于行政機關介入將導致行政費用的增加，故建議法律要求受監管的企業在辦理年審登記時，繳納一筆款項，用以維持行政機關的日常支出。對屢犯的企業，收取額外的保證金以防侵權行為再次發生。而這對其它守法的企業來講亦算公平。

摘要: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濫用已有從股東延伸至非股東企業的趨勢，某些企業對他人公司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所負有的注意義務（即“企業間接社會責任”）的缺失日益嚴重。其情形集中體現為，上游大企業以其自身的人力資源和資本等多方面的優勢濫用下游企業的法人地位，通過下游企業的侵權行為把經營成本轉移至與其無契約關系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上。這種做法有違“收益”與“責任”對等之正義原則。在我國，雖然現行立法并未承認“企業間接社會責任”，但相似處理方法已體現在部分與《勞動法》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之中，只是相關立法在適用主體、適用范圍、義務設定及救濟方式上仍有不足之處，可參考美國的相關立法和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加以改進。

關鍵詞:間接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法；法人制度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3條。

[2]SeeMargaretM．Blair，LockinginCapital：WhatCorporateLawAchieveforBusinessOrganizersintheNineteenthCentury，2003，pp．387—455；MargaretM．Blair，LynnA．Stout，aTeamproductionTheoryofCorporateLaw，VirginiaLawReview，Vol．85，1999，pp．247—328．

[3]參見朱慈蘊：《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本世紀關于社會責任的法人人格否定案例，參見Kaysv．Schregardus，138OhioApp．3d255（2000）。須強調的是，美國部分州法院并非輕易地“揭開公司法人面紗”在美國伊利諾州，相關案例反映法院似乎不太愿意將工傷賠償責任歸責于股東或公司經理。

[5]SeeCarolaGlinski，CorporateCodesofConduct，intheNewCorporateAccountabilit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Law，UnitedKingdo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pp．141—146．

[6]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里所提及的責任應該屬于“對非股東利益相關者之間接責任”。但為求簡潔，故在此使用“間接社會責任”這一概念。

[7]SeeDoreenMcBarnet，MarinaKurkchiyan，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throughContractualControlGlobalSupplyChinasand‘Other—regulations’，intheNewCorporateAccountability—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theLaw，unitedkingdom：CambridgeUmiversityPress，2007，p．86．

[8]私人采購商與供應商之間和發包商與承包商之間的關系是有本質上的區別。采購商與供應商之間存在的是商品或服務買賣關系，而分包商與承包商之間存在的是工程或業務項目的發承包關系。

[9]王全興、黃昆：《外包用工的規避傾向與勞動立法的反規避對策》，原載《中州學刊》，轉載《經濟法學、勞動法學》（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8年第5期；林峻：《單邊貿易主意與“血汗價格”》，《國際商報》，2005年11月16日第1版。

[10][11]林峻：《單邊貿易主意與“血汗價格”》，載《國際商報》，2005年11月16日第1版。關于該觀點的更詳細敘述，參見林峻：《準來反“血汗價格”？—對跨國公司社會責任之反“血汗工廠”的思考》，《中國勞工研究通訊》第2005年6月第13期。

[12]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珠三角企業社會責任案例研究報告》，2005年，第26頁。

[13][14][15]SeestudentandScholarsAgainstCorporateMisbehavior（SACOM），theManufacturingofSweatshopComputer，athttp：//www．sacom．hk/html/uplads/Dell％20Report％202007％20engliskdoc（May162008）．

[16]參見王利明主編：《民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13頁。

[17]《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2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其將自然人排除在用人單位范圍之外。

[18]參見張風翔：《連帶責任的司法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頁。

[19]為了要回自己應得的工資，在北京地鐵5號線14號合同段項目施工的258名農民工，一紙訴狀將承包人臨沂坎源建筑有限公司及發包人北京市政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告上法院，起訴二被告拖欠勞務費。6月20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公開宣判，判決被告臨沂坎源建筑有限公司在判決生效后三日內給付原告258人所欠工資，被告北京市政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參見張笑竹（中國法院網），《258名農民工為薪資狀告北京市政集團勝訴》，載《中國法院網》，http：//www．chinacourt．org/pulilc/detail．phpid，2008年6月29日訪問。

[20]SeeSarahAndeson，JohnCavanagh，Top200：theRiseofCorporateGlobalpower，Washington：InstituteofPolicyStudies，2000，p．3．

[21]關于注意義務的論述，參見陳聰富：《侵權規責原則與損害賠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頁。

[22]1129F．3d148（1997）．參見前陳聰富書，第16頁。

[23][24]62F．Supp．2d802（E．D．N．Y．1999）參見前引陳聰富書，第16頁、第17頁。

[25]在1999年9月美國加州議會通過了AB633，其修改了勞動法典（LaborCode）中原有的六個條文的同時，額外增加了兩個條文，希望借此解決當初的法規對上游企業濫用下游企業法人地位不公平行為束手無策的狀況，以此提高對服裝行業基礎職工的保護。AB633共有六個條文，但規定卻非常細致。

[26]SeeSection2673．1．（a）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27]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theOECD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France：OECDPublicationService，2000，p．45．

[28]SeeSection2673．1．（e）oftheLaborCode．

[29]企業法人制度有其實際意義，故不可隨意否定企業法人人格。況且企業法人人格的否定，還會影響到善意股東之利益。因此，這里主張違反注意義務之行為只能被設定為共同侵權。

[30][31][35]王全興、黃昆：《外包用工的規避傾向與勞動立法的反規避對策》，原載《中州學刊》，轉載于《經濟法學、勞動法學》（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8年第5期。

[32]SeeSection2673．1．（d）（1）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33]SeeSection2673．1．（b）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SeeSection2673．1．（d）（3）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34]SeeSection2673．1．（d）（3）oftheLaborCodeofCalifornia．

[36]例如監督主體在監督過程中收益的資料，將成為要求監督主體承擔責任的依據。監督行為只會增加監督主體被起訴的機會。因此，無過錯責任對鼓勵監督行為來說并無太大實質的助益。SeeReinierH．Kraakman，VicariousandCorporateCivilLiability，inEncyclopediaofLawandEconomics，UnitedKingdom：EdwardElgarandUniversityofGhent，Volume11．2000．p．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