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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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西方社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干了一件事：完成了從一個生活必需品時代到一個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這個轉型在社會層面上非常不容易，必須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結構的條件來支撐它。中國目前正面臨同樣的挑戰

城市社會又分成三部分人。

一部分人，拿的是高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承擔城市的生活費用，大體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農民工，拿著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但是不承擔城市生活主要費用，大體也算均衡；最慘的是從低端勞動力市場拿工資，同時生活費用又是城市的，他們的收入和支出幾乎完全不對等，成為這個城市最不平衡的邊緣人

我們改革思路當中有一個誤區：老說制度不完善，必須要改革我們現有的制度。的確，制度不完善，人們會鉆空子，但一定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如果真有無懈可擊的好制度，其成本一定是不可承受的

中國農村的問題如果脫離城鄉關系，就農村談農村，是談不下去的。以農民看不起病為例，在20—30年前，農村的醫療問題也沒有現在這么嚴重。盡管那時農民也沒有很高的醫療服務，但不至于像今天這樣，稍大一點的病就弄得傾家蕩產。經過30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后，為什么農民反倒看不起病了呢？主要原因是“醫”和“藥”大多來自城市，其價格是按照城市生活和收入水平來制訂的。所以，農村問題需要從城鄉關系的新視角來重新看待。

“耐用消費品時代”到來導致的“斷裂”

關于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去年我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是3.22∶1。另外的一個計算結果，是將福利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結果是6倍。而前一段一家研究單位的研究則得出另外一個結果。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是3255元，但這當中包含了實物折合，比如過去一年養的豬長胖多少，樹長粗了多少……把這些實物增漲都折成錢，這才達到3255元，這部分非貨幣收入大約占農民可支配收入的1/3，所以如果去掉實物這部分，只算貨幣收入，城鄉差距就是4倍多；如果再把福利、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等等都算進去，城鄉差距可能達到8倍多。而世界上城鄉差距的平均水平是1.5倍，這是非常嚴峻的情況。

8倍或6倍的差距使得城鄉兩部分人處在兩個不同的時代和世界。更嚴峻的問題是，兩部分人卻要面對同樣一個市場，同樣一種價格。醫療問題就是這樣的，城鄉8倍差距也好，6倍差距也罷，醫療市場只有一個，藥品價格只有一個，而這個價格基本上是貼近城市收入水平確定的。教育價格也是如此，所以僅僅就農村看農村是行不通的，要把它放到一個大的背景下。

讀過《光榮與夢想》的人會發現，1929年之前的美國和今天的中國非常相近：經濟繁榮，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生產能力過剩，購買力不足，汽車、鋼鐵、房地產崛起，成為支柱產業，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個時候，西方世界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

1930年代美國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這場大蕭條的產生原因到現在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1929年發生的這次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周期過剩的危機”。這話只說對了一半，生產過剩是確實的，但說周期性卻并不準確，因為從1929年到現在70多年沒有再發生過這樣的危機。那么當時的獨一無二之處在什么地方？我覺得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當時西方社會開始從生活必需品時代進入耐用消費品的時代。

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社會就開始進入這種轉折，但就是轉不過去，最后的結果是轉成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然后又經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后來“二戰”爆發，西方才最終完成了這個轉變。所以朦朧一點講，整個西方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干了一件事：使得這個社會完成了從一個生活必需品時代到一個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

猛一聽可能覺得奇怪：過去是柴米油鹽的生活必需品時代，現在是汽車、樓房的耐用消費品時代，這不挺好嘛，怎么出現大危機了？這個轉變從個人的角度看，絲毫困難沒有，從社會的層面來說就非常不容易。要形成與耐用消費品相適應的一套消費模式，就必須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結構的條件來支撐它。中國也會面臨同樣的挑戰。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覺得至少有三條非常重要。第一條就是社會保障。我們一直有一個誤解，就是認為社會保障是一件花錢的事，總以為政府手里錢多得花不出去，才會有社會保障，這是完全錯誤的。經濟大蕭條是1929年到1932年，美國福利國家的制度框架是1935年搞起來的，當時美國還沒有完全從大蕭條中走出來。為什么？很簡單，沒有社會保障，消費者就不敢買東西。

第二條就是貧富差距不能太大。現在人們在講一個社會要以中產階層為主，這其實是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重要條件。當時美國也面臨這樣的情況，大部分人從農村剛剛進入城市，文化水平低，收入也很低。但是美國比我們多了一個工人運動，多了一個工人可以對資本家進行博弈的工具，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工人工資迅速提高?，F在我們講中產階層的社會，一定不能理解為這是技術和生產力發展的一個自然結果。這個中產階層的壯大，是和一連串的城市市民和工人階級的權利運動聯系在一起的。斗爭的結果表面上是工人工資增加，但同時也意味著購買力提高，資本家的東西可以賣得出去了。

第三條就是城市的人口必須達到一半以上?，F在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是40%左右，但這其中包括所謂在城市中連續居住達到三個月以上的人口、失去土地的農民，以及像北京市石景山和深圳市那樣“農轉居”的人口，所以真正城市人口可能遠沒有這么多。城市居住的人群達不到總人口的一半，這個社會就進入不了耐用消費品的時代。這不僅僅是收入的問題，還有生活方式的問題。

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最近中央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是非常必要的。過去在三農問題討論中，我覺得有一個思維誤區，就是總想找出一個根本性的解決辦法，而實際上我覺得三農是一個沒解的問題。這次新農村建設表現出了一種新的思路，即針對一個沒解的問題，采取分解的方式來逐步緩解，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改善。把一些相關政策都歸到一起，按照類型來分，我覺得至少能分成三條不同的路徑，然后多管齊下。

第一條路徑就是用農村發展來解決一部分問題。農村的產業化不能絕對解決農村的問題，但至少我們能夠看到這樣一個差距。每有1元錢初級農產品，在美國增加的附加值是3.72元，即1元錢初級的農產品經過美國人加工以后可以賣4.72元。日本附加值是2.2元，即1元錢初級農產品經過日本人加工后能賣到3.2元。而中國的附加值僅僅是3毛8分，即1元錢初級農產品，最后我們只能賣1.38元，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如果我們通過拉長產業鏈條，增加附加值，0.38元的附加值翻一番提到0.76元，也很可觀了。對農村本身來說，不能說完全沒有這個潛力。我認為這是比較務實的思路。

第二條路徑就是城市化。中國每年大約1000萬左右人口轉移到城市，這使得農村在其他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又減少了1000萬，1000萬的人口在城市當中會尋找一些新的機會。剛才說的產業化思路，實際上需要國家補貼，農村人口如果像現在這樣仍然多達七八億人，那其實無論產業化也好，國家補貼也好，都會受到嚴重制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先不管根本思路如何，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都是分解路數的一部分。

第三條路徑就是國家的投入。雖然大家都會說，要實現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改造，制度建設比錢更重要，但建設新農村，國家還得向農村投入。我想，通過農村自身有限發展，一部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國家再有一些投入，原來農民自己辦的教育國家大部分承擔起來，原來農民自己修的路國家承擔一部分，原來完全沒有的社會保障，國家能夠幫助搞起來，農村生存狀況惡化的速度會大大減緩，甚至說不定會有改善。

新舊“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中的“三元結構”

談城鄉關系的時候，講得最多的一個概念就是“二元結構”。但是這個二元結構我們往往理解得過于簡單化了。所以我提出了一對概念，把二元結構分成兩種，一種叫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一種叫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

大體上可以這么說，改革前我們基本上是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當時主要圍繞戶籍制度、就業制度、教育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給制度等等這些因素構造起來的二元結構。這個二元結構是非常嚴格的，它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割裂，這種割裂程度至少從城鄉事實上不通婚就可見一斑。但是有一條人們往往忽略了，就是即便在那樣一個嚴格割裂的二元結構當中，城市人掙到錢以后，這些錢還是要到農村周轉一圈。那時候夫妻兩個加起來月收入100元，用于購買柴米油鹽可能占到了2/3，也就是城市人口的大部分收入用來購買農產品和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其他產品。但現在問題完全變了，現在假設夫妻二人一個月總共掙6000元錢，有多少會流到農村呢，估計也就1000元，也就是1/6，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更多的錢都干什么了呢？主要就是投入在房子、汽車、教育、醫療等等。這才是真正的問題之所在——這個社會到了一個耐用消費品的時代了，人們購買的主要內容已經不是農副產品。

當大部分錢不到農村轉一圈時，城市對于農村依賴性就日益降低。2002年中國進口的大豆占到國產大豆的90%多，稍微夸張一點說，這一年中國農民如果一粒大豆不生產，城里人吃油都不是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城市對農村已經越來越失去它的依賴性了。反過來說，我們現在談農村問題的時候，農村在人們心目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變成一個累贅。因此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在原來的那種二元結構還沒有完全破除的情況下，新的二元結構又疊加上來了。而后一種二元結構，即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或者說是以城市對于農村依賴性喪失為基礎的二元結構，造成的斷裂更為嚴重。因為前一個是由種種行政制度安排造成的，制度是人制訂出來的，人可以改變它；但要改變市場主導的二元結構就很難。吃飯在城里人支出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少，而且還可以到國際市場去解決，結果現在事實上導致兩種二元結構疊加在一起了。

目前中國政府對農村弱勢群體比較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從絕對水平上說，農村狀況沒有根本性改善，城鄉差距并沒有縮小，貧富差距仍然在擴大。前年農民收入增加6.8%，這6.8%實際上是減免農業稅和給農民種糧補貼后，特別是糧食價格上漲的結果。而實際上去年糧食價格是不升反降，也就是說，城鄉的差距實際上是逐年擴大的。

兩種二元結構疊加對整個社會有很大影響。農民開始進入城市，結果就是把農村結構的一部分移植到城市中來，導致整個中國實際形成了一種“三元結構”：一個是真正的城市社會，一個是真正的農村社會，還有一個是夾在兩者之間的農民工社會。這種三元結構的存在，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城市內部的狀況發生明顯改變。原來只是在農村表現出來的問題，現在也表現在城市本身。

比如在一些中小城市，新失業群體的數量已經相當于老失業群體的3倍。“新失業群體”是我前幾年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是相對于原來國企下崗群體而言的。“新失業群體”的父母有的失業了，有的退休了，自己原來十七八歲，現在30歲左右，開始結婚生子，但還是浪蕩著。社會輿論指責他們：你為什么不就業？農民工可以在城里端盤子，你如果去端盤子會失業嗎？人們就把這個歸咎為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好逸惡勞，而這批孩子現在也是破罐子破摔，因為整個社會反正也瞧不起他。其實，仔細分析一下，問題不完全在他們身上。正如剛才提到的，由于這樣一個城鄉新三元結構的存在，導致了城市當中一種獨特的現象：高端勞動力市場和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價格相差太大，高端勞動力市場由于全球化和國際接軌，越來越往發達國家靠；而低端勞動力市場，由于城鄉收入差距8倍，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其市場價格會壓得很低。一個大學居民樓里看電梯的女孩每月400元錢，和一個大學教授相差20倍。假如這個女孩是城市下崗職工的孩子，其生活方式是城市的，社會網絡是城市的，那么她一個月的勞動所得可能只夠請朋友吃頓飯。這就造成一個結果，在低端勞動力市場獲得的工資，對于維持這個城市的生活費用來說是微不足道的，這也就是為什么那些城市中“新失業群體”不去低端勞動力市場就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城市社會可以分成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從高端勞動力市場獲得收入，也承擔城市的生活費用，大體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農民工，拿著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工資，但是不承擔城市生活主要費用，大體也算均衡；最慘的就是從城市當中的低端勞動力市場拿工資，同時生活費用又是城市的，包括剛才說的新失業群體，他們的收入和支出幾乎完全不對等，成為這個城市最不平衡的邊緣人。

新農村如何建設

新農村建設，從最實在的角度來說就是錢。當有了一筆錢時，一定要看到這個錢的旁邊趴著無數的“餓狼”，這是最要命的問題。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撥的錢，最后能到村里去的只有15%—30%，還不說這筆錢用得怎么樣。

這次新農村建設，到底有什么東西能夠保障這筆錢經過中央、省、市、縣、鄉到村莊最后到農民一共7個層次后，能夠真正用到農民頭上去？在目前體制下，很多人都不是很樂觀，有人開玩笑說，森林失火，林業部發財；江河發洪水，水利部發財；新農村建設，不知道輪到誰發財。所以一定要注意這周圍趴滿的餓狼。

第二個方面還跟錢有關，就是如何用工業反哺農業的資金造就農村自身的發展動力。政府向農村的投入，一部分會用在教育和社會保障上，一部分用在道路、橋梁、水電、基礎設施上。我覺得可以拿出其中一筆錢搞減免稅費，鼓勵和農業有點關系的小企業的成長。如果能用1萬元錢減免一個小企業的稅費，就可以催生一家三五個人的小企業。1個億就能催生一萬家這樣的小企業，100個億可以催生100萬家這樣的小企業。有100萬家這樣的小企業，對農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發展動力。更重要的是會造成一個歷史上所沒有的趨勢：我們過去都是農村的資源流向城市，如果實行這樣的免稅政策，很可能會把縣城、小城鎮甚至中等城市中的相當一部分失業者和資源吸引到農村來。

第三，新農村建設最好的方式實際上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一定要建立在農民需求的基礎上，有農民的參與，不求形式，但求實質性的改善。比如農村不能喝上清潔的飲用水，這其實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但改變一個村子的水源用不了多少錢，看起來并不像政績工程那樣醒目，卻很可能就解決了整個村子因此而帶來的疾病問題。

最后一個問題，這些年來，由于經濟衰敗，農村同時經歷了一個社會衰敗的過程?，F在的很多問題已經處在不可治理的狀態，因為基礎的支撐因素在喪失。而我們改革思路當中有一個誤區，就是老說制度不完善，必須要改革我們現有的制度。的確，制度不完善，人們會鉆空子，但一定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就是充滿著空子可鉆，但是有別的東西可以支撐它。我舉一個例子，歐洲一家電信公司向人們免費派發手機，只要簽個字就可以把手機領走，卻只有對中國留學生實行另一個辦法，要提供證件，要聯網核對信息。因為中國留學生有時候就換一個地方再領，一個人領三四十部手機。而問當地的居民，你怎么就簽一個，不重復領呢？他們傻呵呵地聳聳肩說，這怎么可能呢？完全不理解還會提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制度的失敗，其實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制度之外。因此，新農村建設應該包括基礎制度的重建。

現在有人研究中國的反腐敗制度，發現很多地方比國外規則還要嚴格，但就是不起作用。我們總是期望一個好的制度一定要無懈可擊，無縫可鉆，這實際上不可能。如果有這個制度，成本一定無法承受。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之一是重建可以支撐制度運作的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