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特征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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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韓國在60年代迅速推進了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工農業發展嚴重失去了均衡，農村問題十分突出。韓國政府和學者們基于國情和農情，經過科學論證，組織實施了新農村建設與發展運動，把經濟發展、科技發展和國家倫理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在一個資本主義體制和發展中的國家成功地實現了國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本文著重對韓國新村運動的發起依據、社會特征、社會效益和如何借鑒進行了分析、評價和比較，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韓國新農村建設

一、韓國新村運動的背景

（一）國民倫理水平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1945年韓國光復后，國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為60年代和70年代的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韓國國民的生活倫理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科技的發展速度。毀滅性的朝鮮戰爭，加上長年的政治動亂，以及循環往復的通貨膨脹嚴重地破壞了韓國國民勤儉節約、相互信任的良好社會風尚和民風民俗。自60年代以來，韓國工農業發展、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發展嚴重失衡，因貧富差距暴發戶和貧困戶之間的矛盾加劇，社會分配不公、官員腐敗，加上學潮頻繁，社會不斷動蕩，民憤一觸即發。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大批農村年輕人紛紛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沖擊著農村原有的傳統文化、倫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選舉之際，政治家們為了增加選票，提出很多不能兌現的口號作為政治資本，腐蝕了農民健康、淳樸、自助、自立精神。韓國人多地少，耕地只占全國國土面積的22%，平均每戶只有1公頃多。韓國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對有限國土面積的壓力日益增大，從而導致地價不斷上漲，這種現象尤以城市近郊為顯著。此外，韓國資源匱乏，只有勞動力資源。基于這種國情，韓國的決策者們一致認為，依靠人力資源開發發展農業與經濟是韓國得以快速、持續發展的最佳途徑。

人才資本的形成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有兩項至關重要：（1）國民的科技水平；（2）國民的生活倫理（workethic）水平。韓國的學者們認為，要想提高人力資本兩個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須根據韓國國情和農村實情，通過一種措施提高國民的生活倫理水平，使其與國民經濟和科技發展相輔相成、比翼雙飛，才能全面發展農村經濟和推進社會進步。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間交流的擴大，從國外引進新的科學技術并不難，但是國民的倫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誠信、節儉、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識是永遠無法用金錢和引進獲取的。國民的生活倫理與本國國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內在的諸多因素密切相關，而且一個國家國民的生活倫理道德具有必須依靠本國國民樹立與提高的本質特征。如果通過一種具有感召力的活動和國民喜聞樂見、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運動，使國民長期受抑制而潛在的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再次迸發出來，就會釋放出無窮無盡的效能。上一世紀60年代末，韓國經濟依靠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財力支援農業，以縮小城鄉、工農、區域之間的差距。這種社會背景，從客觀上要求韓國的農民振奮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體，建設家鄉，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

（二）農業瀕臨崩潰，工農與城鄉差距大：韓國政府自1962--1971年實施了第一、二個經濟發展5年計劃，重點扶持產業發展和擴大出口，但在此期間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調。第一個5年計劃中工業發展速度為7.8%，而農業發展速度僅為5.3%，第二個5年發展計劃中工業發展速度為10.5%，而農業發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農業發展速度之差，從2.5個百分點擴大到8個百分點。城市居民和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農戶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當時，在全國農村人口中，經營不足1公頃耕地的農戶占67%，他們的年平均收入還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這種差距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導致農村人口的大批流動。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從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農村人口的大量無序遷移，帶來了諸多的城市問題和社會難題。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弱質化，農業后繼無人，加上農業機械化發展滯后，導致部分農村地區的農業瀕臨崩潰的邊緣，加劇了城鄉和工農之間的差距。

（三）農村經濟落后、農民生活困難：農業蕭條、生產落后的直接后果是農村經濟落后，農民的生活困難。日本帝國主義長達36年的統治，加上殘酷絕倫的朝鮮戰爭，使韓國國土成為一片焦土，城市、農村居民生活非常艱難，人們在死亡線上掙扎。大量的貧民、難民、孤兒寡母流離失所，到處都是戰爭廢墟和貧民窟。在農村農民因生活所迫，打架、酗酒、偷盜、欺詐、賭博，饑寒交迫，離家出走，家破人亡。在這種狀況下，發展農業、改善生活都是一種奢望，人們因戰爭而貧困潦倒，他們又為了生存偷盜和倒賣軍需物質，民心衰竭到低谷，人人不滿現實，相互猜疑、詆毀，甚至相互出賣、仇視和發泄，人與人之間失去了誠信和溫馨，貧富差距使政府公務員和民眾之間產生了難以逾越的鴻溝和不信任，發展農業、增加農民收入、改善生活與居住環境條件成為農民家族生存的第一需要。

（四）農村文化頹廢、鄉風墮落、環境污染、管理混亂：農民生活困難，民心衰竭，民風渾濁，農村的黃毒賭偷等社會丑惡現象應有盡有，農民有一點錢就喝酒、賭博、打架，鄉風惡劣到極點。加上官商勾結、軍政勾結、警匪勾結，社會腐敗污濁，人們望天興嘆。農村基層政權起不到應有的作用而管理混亂，農民失去了原有的勤勉、善良、互助、合作等社會美德。農村環境污染嚴重。韓國人迄今還清楚地記得首爾市郊的臭水溝，一見到有人來，從八旬老奶奶到娃娃，拿著瓢子從茅草屋走出來乞討，臭氣熏天的水溝幾里外都能聞到味道。

二、韓國新村運動的社會效果

為解決光復后的農村與社會問題，韓國政府在實施第三個5年計劃時（1972--1976），把“工農業的均衡發展”、“農水產經濟的開發”，放在經濟發展三大目標之首位（其它兩個目標是擴大出口和發展重化學工業）。在此期間，韓國政府投資20億美元，啟動農村地區的綜合開發。但由于有效利用資金投入的體制和機制尚不健全，加上農民立足家鄉，改變家鄉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強的精神和意識匱乏，導致資金投入效益并不明顯。根據這種實際情況，韓國政府自1970年開始發起了“新村運動”，并設計實施了一系列的開發項目，以政府支援、農民自主和項目開發為基本動力和紐帶，帶動農民自發的家鄉建設活動。以勤勉、自助、協同為基本精神的新村運動先在農村開展以后，以振興國家為動力，迅速波及工廠、學校及城市，向全國范圍擴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韓國政府為全國的所有農村免費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農戶不得自行處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業。當時韓國的農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戶農民，每戶4袋水泥，按當時的市價計算相當于4000韓圓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為了利用好這些物質，設計了近20種建設項目，如修建橋梁、公共浴池、洗衣場所，修筑河堤，改善飲水條件和房屋、村級公路等。村民們得到這些援助物質后，紛紛組織動員起來，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業。發起新村運動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預期的還要好。第一年，全國35000個村莊中的16000多個村表現積極，成績顯著；第二年，政府對這些成績顯著的村莊繼續提供援助物質，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噸鋼筋。政府還將35000個村劃分成自立、自助、基礎三級，成績最佳劃為自立村，最差的劃為基礎村。政府的援助物質只分給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國農村中的約1/3被劃成基礎村，此后，基礎村迅速減少，到1978年，基礎村基本上消失，約有2/3的村升為自立村。

新村運動初期，政府把工作重點放在改善生活環境上，其理由是：（1）農民當時最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條件；（2）改善農民基本生活條件，更容易啟發農民并得到廣大農民的積極響應。新村運動的輝煌成就體現在：通過水利設施和農業耕地的擴充，奠定了糧食生產的基本自給的基礎，通過增加農民收入形成了科學種田的社會機制，培育了農家副業基礎，保障了農產品價格體系，建設了一批新村金融機構和農產品加工廠，改善了農產品的流通結構與體系，提高了農產品的質量，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改善了農村居民的生活福利設施和條件。根據研究表明，韓國37年的新村運動中，自1970年到1984年15年間的新農村建設的成就最為顯著，其中有7年農民的人均收入超過城市居民收入，有2年接近城市居民收入，就是說有9年接近和超過城市居民收入，1980年以后，因公共財政對農村的投入與扶持，農村消費水準逐漸超過了城市居民的消費。新村運動就是在這種農村社會背景下發起，又通過一系列實實在在的項目開發和建設工程，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改變了農村的面貌，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和稱贊。

據統計，自1971年到1984年投入的財物總量達7.2萬億韓圓，年平均投入5177億韓圓，其中政府投入占57%，居民分擔11%，其余32%由民間團體和公司承擔。按投資項目分類計算，生產基礎建設占22.2%，增加農民收入42.8%，改善福利和環境條件占27.5%，精神啟蒙教育占2.8%，城市與工廠的新村運動占4.7%。應該說，韓國新村運動的主要成就是在這15年內完成的。

進入上一世紀90年代以后，韓國的農業與農村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1993年，農村居民的收入已達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農、菜農占較大比重的首爾市郊和濟州島的農民收入最高。1993年，農村居民的收入也顯著提高，每100戶農民所擁有彩電率達到123.6%，電冰箱105%，燃氣灶100.4%，電話99.9%，汽車20.9%，計算機6.7%。據最近韓國《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京鄉新聞》的民意調查，在政府與國民最值得自豪的成就中新村運動運動都排在第一位，根據首爾大學的民意調查回答應繼續繼承和發展新村運動的人占總人數的73.8%，而持否定態度的人只占19%。韓國開展新村運動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得到聯合國有關組織的關注和肯定，得到發展中國家的重視，從1974年到2004年先后有133個國家派出41610人參觀、學習和取經，有些國家的總統、各部部長親自帶領考察團組學習、考察。韓國在推進和實現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諸多社會問題與我國目前遇到的社會問題極為相似，韓國的新村運動發起過程、主要內容、社會效益及經驗教訓，對我國調整農村政策和產業結構，研究農村、農業與農民問題都會帶來有益的啟示和借鑒。

三、韓國新村運動的社會特征

韓國新村運動是以建設新農村、建設新國家為目標，以勤勉、自助、協同、奉獻為精神理念，以脫貧致富為動力，以農民的親身實踐、政府扶持為主要形式的社會實踐，其主要內容、形式和社會效益顯示出鮮明的時代與社會特征，如合作精神、勤勞致富、官民一體、學者參與、民主決策和以農民為主體等，把東方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有機結合，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緊密結合，喚起了全體國民的共鳴，成為國家寶貴的精神與文化財富，取得了綜合社會效益。韓國新村運動的社會特征不是行政官員在辦公室預先策劃和設計好的，而是廣大人民群眾和學者、公務員通過親身實踐逐漸形成的。

（一）以農民脫貧致富為內在動力的新農村建設。通過啟發農民從改善身邊的生活環境，脫貧致富開始，激勵先進，鞭策后進，政府扶持，官民一體，成為建設家鄉和新農村的自覺行動。農村的公共事業和基礎建設大大改善，農業基礎和保障體系基本建立，農產品實現了有效供給，農村金融、農民合作組織和農業科技教育推廣體系得到改進和完善，城鄉、區域差距基本緩解，和諧、誠信、文明的社會風氣開始形成。農民通過親身實踐，發揮個人和集體智慧，齊心合作，民主討論，增加收入，增強了改變自家和家鄉面貌的信心和決心，開始拉動國家經濟發展，新村運動獲得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

（二）從新農村建設運動上升為新國家建設運動。新村運動的主要成就是從1970年到1984年的14年時間完成基本框架和任務，再過4年成功舉辦了“88首爾奧運會”，再過5年舉辦了大田世界博覽會，再過9年成功舉辦了世界杯足球賽，在這一過程中，用新村精神激起的愛國主義精神作為國民的精神支柱和國家發展動力，逐步構建了和諧、文明的公民社會，經濟發展每隔10年實現跨越式發展，人均GDP從1970年的200美元達到1985年的2000美元（1988年舉辦奧運會時達到2800美元），1995年實現了1萬美元，雖然經過此后的金融危機，但成功度過難關，從1997年的6千多美元到2005年達到1.6萬美元。

（三）新村運動的核心——新村教育：韓國學者總結新村運動時認為，新村教育是新村運動的核心。新農村建設、新國家建設，以及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輝煌成就都是最大限度地調動了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人的精神理念、內在動力和社會實踐的體現。新村運動長久不衰，并能在世界各國得到推廣的原因在于新村教育，建立健全了與時俱進，動態發展的教育機制，與時展同脈搏，滿足了不同發展階段公民的發展需要，這是不可能用簡單數據和模型說清楚。

（四）官民一體和“民主導”：韓國新村運動在發展初期是以“官主導”，產官學眾齊心團結、積極參與，后來群眾的智慧和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逐步轉變為“民主導”，韓國的學者登上了政府總理、部長和新村運動中央協議會會長的舞臺，國家的依法行政更加科學化。即使是財政投入也逐步走向“民主導”，在初期1971年投資額的122億韓元中政府和居民負擔比例是33.6：66.4，而到了1978年的7074億投資額中這一比例變為10：90，顯示出新村事業各村自立、自助，事業規模也逐漸擴大。僅在發展初期（1970年——1978年）8年時間內參加新村運動的新村指導員就達到27.8萬人，公務員30萬人，190多所大學學生參加支援者服務活動，參加農業技術培訓的農民達2170萬人，超過半數的國民參與了新農村建設。總統和各級公務員都通過親身參與社會實踐，經常與農民和市民對話，拉近了官民的距離，改善了干群關系，克服了政府官員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建立了政務公開、民主協商的社會機制。農民從政府公務員和專家、學者的言行舉止中深切感悟到政府與公職人員的誠信和辛勞，產官學眾大家齊心協力，建設自己的家園和國家，形成區域發展共同體，實現共同繁榮和發展。

（五）學者廣泛參與，發揮積極作用：以往學者的教學和研究嚴格按學科分類和發展，很少顧及社會熱點問題，新村運動的開展，感召和聚集了廣大學者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新村與新國家建設，把專業研究建立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基礎上，成功地解決了大學學問脫離社會現實的難題，各大學和研究所紛紛成立了新村運動研究所（會），僅在1974年到1995年的時間內完成的有關新村運動的論文就達1860篇，190多所大學參加新村建設。學者們通過社會調查，有針對性地研究社會問題，再把研究成果帶到實踐中驗證，好的經驗和技術加以推廣，提高了政府科學決策和運作效率，政府公務員樹立了尊重科學和學者的風氣，全社會尊重科學和人才的風氣蔚然成風。

（六）建立和諧、文明的公民社會是新村運動的最大成就。不管初期發展目標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還是在實施過程中的不斷調整與變化，在歷史長河中考察，韓國新村運動的最大成就在于通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學運作，成功地解決了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在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過渡，最終實現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系列社會難題，也克服了不同制度、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區在發展中的差異和東西方文化存在的相互撞擊和沖突帶來的諸多復雜矛盾，圓滿地實現了平等、和諧、誠信、文明的公民社會。并且在跨入世界文明國家后，如何處理以往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走向成熟的制度文明，與世界文明同步發展，也找到了很好的答案。讓全體韓國國民通過一次次考問、自省，感悟到不能只為民族和國家利益而違背世界文明規則的道理，知道了在自我批判、自省自律的痛苦過程中才能誕生一個文明成熟的國家和民族的深刻道理。

四、借鑒韓國經驗，推動我國新農村建設

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新時期解決我國“三農”難題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對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產生深遠影響。新農村建設，這不是一人一時一事的工作任務，而是我黨、我國政府和我國人民今后幾十年的中心工作，更是各級政府、各行各業各部門今后的中心工作。這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總書記、總理親自領導和過問這項工作的緣故。在我國5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確有很多來自基層的經驗和教訓，但是從更加開放、開闊、開明的視野和思維方式思考我國“三農”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略和對策，需要全黨、全國人民的智慧和實踐，需要來自世界各國的好經驗、好辦法，就像當年改革開放，不可能在原和生產隊的“一大二公”的體制基礎上再有什么政策性開創和突破一樣，必須依靠來自最基層的經驗和做法，依靠專家、學者的智慧和研究成果，吸收和借鑒來自國外先進經驗和做法。沒有改革開放初期的系統引進國外先進思想、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自主創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會、經濟全面、快速發展和繁榮昌盛，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是相輔相成的。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今天，我們更加關注和學習鄰國韓國的新村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并不是出自好奇和追求時尚，而是我國自身的實際需要。經過分析和比較，發現了韓國的新村運動有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也找到了應該避免和防止的試行錯誤，更加領悟和堅定了我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做得更好的信心和勇氣。

（一）健全組織管理體系：韓國在啟動新村運動時總統親自發動、宣布，由內務部具體負責，各部委統籌協調，各級政府層層負責，后來成立了新村運動中央協議會，由退居二線的政府總理、部長（都是專家、學者）、學者擔任會長，下設新村指導者中央協議會、新村婦女會中央聯合會、工作單位和工廠新村運動中央會、新村文庫中央會、新村金庫聯合會、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大學教授新村運動研究會、新村日報等，上述機構逐漸成為民間或法人代表，獨立行使其社會職能，至今韓國全國有20、30萬名新村指導員，成為韓國公民社會的志愿者服務人員，為建設和諧、誠信、文明社會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借鑒韓國的經驗和做法，由黨中央親自負責，成立新農村建設領導小組，可以委托中央或國務院某部委具體負責，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市、縣、鄉、村成立相應的對口負責單位（為節省人力，可以掛靠），職責、任務落實到人。在中央領導小組內，成立由專家、學者組成的新農村建設研究會，專兼結合，主要負責新農村建設的各項調查研究和各級政府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提出咨詢報告。

（二）完善財政投入體制：為避免層層劃撥財政經費后，層層被消化和削弱的現象，中央財政由中央新農村領導小組直接負責，通過專款專用、專款配套、直接到村或農戶等多種方式，建立合理的財政投入管理體制。有些經費可以兌換成物質，直接支援農村和農戶，才能調動農村和農民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在這些財物支援過程中，各級政府公務員要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廉潔自律，專家、學者緊密配合，并監督、檢查，直接報告給中央領導小組，不斷矯正和改進以往政策和做法，為新農村建設逐步走向正軌和不斷完善、避免大起大落和重大決策失誤提供制度保障。

（三）加強調查研究，完善各項制度：韓國在上一世紀90年代總結新村運動的經驗、教訓時，強調理論研究滯后于社會實踐。鑒于這種教訓，我國在組織實施時必須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委托新農村建設研究會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運用這些科研成果，在制定實施規劃、分類指導、政策研究、投入機制、監督機制、評價機制、矯正機制等方面，建立科學的運作制度和機制。專家、學者們要與農業部門的職能、農村實際和農民需求緊密結合，大專院校、科研院所要擺脫書院式的封閉研究，學者們也可以幫助各級政府擺脫脫離農村實際的“辦公室預案”和“辦公室行政”，真正為農村建設和農民實際需要辦實事、辦好事。

（四）充分調動農民的首創精神：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并在農村選舉一些有熱心、有創意和組織能力的農民為農村建設的指導員，并給他們一定的職責，可以直接向任何一級政府領導反映農村的情況和農民的想法。由他們組織村里的農民制定自己的建設方案，及時和鄉村政府的方案核對并協調、統一。各級政府要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韓國之所以從“官主導”轉變為“民主導”，是因政府人事換屆、政府權利難以控制、政府行為和長官意志容易抑制農民的創造性等弊端之故，能否真正調動農民的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新農村建設能否成功的重要標志。文明政府深深懂得學者參與研究出的政策要比官員自己編出的政策科學；學者的評價比官員自己的評價社會置信度高；農民發自內心說好，比官員說好要可信得多的道理。組織人事部門也走出考試加演講加打分的“辦公室預案”，在火熱的社會實踐中發現人才，改進工作。

（五）推動體制創新：與新農村的建設業務關系比較密切的部委有農業部、教育部、科技部、發展改革委員會、財政部、民政部、全國供銷總社等，如果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積極支持和參與，很多事情都會順利，但各部委政出多門，各行其是，很有可能變成新瓶裝陳醋，還是那一套，形形色色的“行動計劃”和名目繁多的形象工程紛紛亮相，政府攀比“燒錢”，收效卻不佳。防止形式主義花架子，一陣風、一刀切，但又不能走老路，各行其是，各自擴張和點綴自己，要有國家統一的組織路線和技術路線，各行各業緊密配合，形成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旋律。教育部重點做好農村義務教育和農村職業繼續教育。農業部實行農科教結合、科教興村和農民綠色證書教育，尤其是通過農科教結合實現制度創新，教育部、科技部等其他部委緊密合作與支持。農科教結合是來自我國基層的成功做法，是中國版的新村運動，有很好的經驗，應該繼續繼承、發揚和光大。農民合作組織和農民自己的銀行——農協銀行能否建立健全，是解決農業企業化、農村金融和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關鍵。韓國新村運動之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一是成功的新村教育，成功地把新村運動上升（升華）為建設文明、和諧的新國家層面，成為國民永不枯竭的精神與奮斗動力。二是建立健全了韓國版的“農科教結合”模式，即集農林部科技教育行政、農業科研、教育、推廣為一體的機構農村振興廳，是目前世界上最合理、有效的農業科研、教育、推廣組織體系之一，韓國農林部的政府職能主要體現在這里，這是一次制度創新。三是農民合作組織——全國農協，這是農業發展的組織保障，是農民自己的生存、發展和精神家園。

（六）善始善終，與時俱進：由黨中央、國務院負責和領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因為我國的國情決定新農村建設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可能需要20年、30年，甚至更長，由幾屆政府來接連完成，不能受政府人事換屆的影響，是黨中央制定的國策，必須善始善終，與時俱進。不斷吸收和總結各地、各國的先進經驗和教訓，矯正原有的政策、做法，不斷改進和完善，既尊重自然發展規律，又與社會、經濟和世界發展規律和趨勢相適應，與世界文明接軌，同步發展，不僅能解決好從農業國向工業化、現代化國家轉型過渡中的問題，還能為建立和諧、誠信、文明社會奠定物質與精神基礎，為國家持續、健康發展不斷填充動力，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的成果，是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需要，是建設美好社會主義中國的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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