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支農支出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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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獻回顧

RatiRam(1986)利用115個國家1960～1970年和1970～1980年的產出、投資、政府服務和人口的數據，測算了政府服務支出和經濟增長。KiminoriMatsuyama(1992)通過財政支出在不同領域內的比較優勢，實證分析了財政支出在農業領域最優投入規模，并分析了財政資金投入農業領域的相對競爭優勢。JamesRude(2000)通過對美國、加拿大、歐盟“綠箱”政策進行比較分析，認為“綠箱”政策會影響收入的重新分配。

國內學者對我國財政支農支出與我國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他們通過聯立方程模型(林伯強，2005)、灰色綜合關聯度分析法(肖新成，2005)、主成分分析(李燕凌等，2005)、DEA模型(崔元鋒等，2006)、C-D生產函數模型(熊吉峰，2006；魏朗，2007)、二元財政結構轉換的經濟增長模型(秦海林，2007)、SAR模型(戴平生等，2007)、協整檢驗及誤差修正模型(王敏等，2007)等方法來分析農村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戴平生等(2007)實證分析了福建省67個縣市的財政農業人均支出和農村人均用電量對農民人均收入的影響。一些學者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法(杜玉紅等，2006)、VAR模型(劉旦，2006)、復合DEA方法(劉革等，2007)等方法實證分析了我國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民收入的關系。有些學者分析了我國財政支農支出和城鄉差距的關系，認為公共財政的城鄉分配差距(林光彬，2004)和財政支農份額降低(宋洪遠等，2004)是我國城鄉差距擴大的影響因素，但并未進行相應的實證檢驗。沈坤榮等(2007)利用1978～2004年的數據，運用多變量回歸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農村公共支出和農民收入增長以及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已有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國家層面的財政支農支出和經濟增長、農民收入以及城鄉差距的關系分析上，而涉及特定省份的財政支農支出及其績效研究，從云南財政支農支出情況出發并結合對財政支農支出和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①以及城鄉收入差距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來研究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績效的文獻甚少。因此，本文擬從這一視角出發，通過對該主題的深入研究，來總結一些有價值的政策建議。

2.統計描述、研究設計和資料來源

2.1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的統計描述。云南財政支農支出主要由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和農業科技三項費用等三部分組成。從總量上看，除個別年份財政支農支出有所下降，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總量基本呈逐年上升趨勢。該項支出由1978年的36181萬元上升到2006年的1000762萬元，年均遞增13.6%。與總量大幅增加的趨勢不同，云南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呈現一定程度的下降趨勢。該比重由改革開放初期的20%左右跌落到1986年的12.1%，之后連續四年出現反彈，還沒回升到1984的水平又開始滑落，1992年以后一直在10%~15%之間波動。

資料來源：《云南統計年鑒》(1997、1998、2000～2002、2004、2007)和《云南50年財政統計》整理計算。

從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的結構來看，包括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在內的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所占的比重最大，平均占總支出的82.3%；其次是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它在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平均為16.7%；農業科技三項費用所占的比重較小，平均僅占總支出的1%。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所占比重與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所占比重之間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變動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兩者大抵對稱分布于50%的水平線的兩側。如果我們對兩者進行相關性分析，就會發現它們之間趨于完全負相關（Spearman和Kendall相關系數分別為-0.98和-0.998）②。與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所占比重的變動趨勢相反，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所占比重在開始階段不斷下降，1986年以后逐漸上升，近幾年又有所下調。

因此，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的歷史狀況和發展趨勢可以概括為：總體規模大幅上漲，但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逐年降低；對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的支出和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是財政支農的重點，而農業科技三項費用的比重則相對較小。

這種農業政策與國際上的支農政策差別較大。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普遍采取稅收優惠和價格補貼等手段間接支農，采用生產性投資來支農的就較少。這些國家對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和社會服務化組織建設和農業環境保護也十分重視。

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的結構與許多發達國家還存在顯著差異。存在的這些差異使我們不得不對云南財政支農支出體系的合理性和發展方向進行反思。

2.2研究設計和資料來源。為了更深入地探討云南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關系，分析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結構是否符合本地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增收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需要，考慮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將運用1993～2006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并運用1978～2006年的數據，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全文的計量分析工具為EViews5.0和SPSS13.0。

2.2.1回歸分析方案設計。巴羅和薩拉馬丁(2000)將政府公共支出納入到C－D生產函數的框架中，他們假定對于生產者i而言：Yi=AKαiL1-αiG1-α(0＜α＜1)。其中，A表示技術，Ki表示生產者i的資本投入，Li表示生產者i的勞動投入，G表示政府支出的總量。

根據農業生產的具體情況和研究的需要，我們擬選以下各個變量進行計量分析。

人均有效灌溉面積和人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反映了農業生產的土地投入。農戶人均農業資金投入由農戶人均農業生產支出和購置生產用固定資產支出組成，反映了農業生產中農民資金的投入水平。農業貸款與第一產業增加值的比值反映了金融支農的規模和力度。財政支農支出與第一產業增加值的之比反映了財政支農的規模和力度。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則反映了價格、通貨膨脹等因素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我們對上述擬選變量均先進行了計量單位調整，之后進行對數化處理，以保證對數化處理以后的數值保持原來的意義。處理后的變量分別記為：Laggdp、Lincome、Lsa、Lia、Lsf、Lcredit、Lcf、Lprice。

為了選擇合適的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本文采用SPSS軟件提供的Stepwise（逐步回歸法）。通過對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進一步分析經過逐步回歸所得到的回歸方程是否合理。這里，我們運用EViews軟件提供的ADF檢驗來判斷估計殘差序列是否平穩，以此來確定回歸方程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同時也可以依此判斷模型設定是否合理。而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我們將對所選用的一切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所選變量是否為平穩序列。

選取的數據來自《云南統計年鑒》、《新中國55年統計匯編1949~2004》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2.2.2Granger因果檢驗方案設計。為了進一步分析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的規模、結構和農民增收以及城鄉差距之間的關系，本文在進行多元回歸之后，將選擇相關指標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

3.回歸分析及其結果

3.1單位根檢驗。采用ADF檢驗對擬選擇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的結果表明，變量Lia是I(0)時間序列，即平穩序列；變量Lsa、Lcf、Lprice經過一階差分以后，都變成平穩序列，因而這幾個變量都為I(1)時間序列，即一階單整序列；變量Laggdp、Lincome、Lsf、Lcredit經過二階差分以后，都成為平穩序列，即二階單整序列。

3.2逐步回歸。經過逐步回歸，我們確定被解釋變量Laggdp對應的解釋變量為Lsa、Lia、Lhf、Lmach和Lcf，它們的回歸系數如表4的Model4所示；因變量Lincome相應的自變量為Lsa、Lia和Lmach，它們的回歸系數的Model。經檢驗，兩個模型都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現象。

檢驗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是判斷所選用的模型和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擬合方程穩定與否的標準之一，且其等價于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是否是一個平穩序列，因此這里使用該方法對所得方程的擬合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ADF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置信水平下，上述兩個方程的殘差序列都不存在單位根，即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因而這兩個回歸方程都不是偽回歸。兩個方程各自的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

3.3回歸結果分析。對表4和表5的逐步回歸結果的分析如下：

3.3.1有效灌溉面積和人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云南人均有效灌溉面積對人均農業GDP和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都產生了正效應，而人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卻對它們產生了負效應。

人均有效灌溉面積增長1%，引起人均農業GDP、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分別增長0.942%和1.995%。產生這種正向影響的可能原因是，云南農業自然災害頻繁且傷害較大，在廣大農村地區流傳著“水災一條線，旱災一大片”的說法。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干旱給云南農業生產帶來了極大的損害。灌溉面積的增大，有助于降低干旱帶來的損失，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收益。

人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增長1%，致使人均農業GDP、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分別下降0.794%和0.659%。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增加播種面積的同時，對土地的資金等要素投入也要相應增加，然而，增加播種面積所帶來的農業生產的邊際收益低于其邊際成本；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土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在起作用，在同一塊土地不斷追加某種要素的投入帶來了邊際報酬的下降。

3.3.2農民資金投入、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從農業的資金投入來看，農民資金投入對農民收入水平影響不顯著，而對農業GDP的增長具有推動作用。可以看出，農民資金投入增長1%，會引起農業GDP增長0.148%；單位產出的財政支農支出（財政支農支出規模）對人均農業GDP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對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的影響卻不顯著；金融支農主要體現在農業信貸資金投入（農業貸款）上，從逐步回歸的結果來看，金融支農對于農業經濟增長和農民收入水平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可見，農業資金投入所帶來的收益并不高，其中的原因可能是：①云南地形以山地和高原（占總面積的94%）為主，大大增加了農業規模化生產的難度，再加上農產品流通體制不完善和農業產業化發展程度還不高，這就使得大多數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低微。從平均水平來看，雖然財政支農支出促進了農業經濟增長，但是卻沒能給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帶來促進作用。②財政支農支出雖然在總量上逐年增大，但是相對份額（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卻呈下降趨勢，財政支農的力度有待增強。③云南農業貸款的絕對額逐年增加，但是相對份額（農業貸款占總貸款的比重）卻逐年下降。金融支農的規模需要增大，其支農力度有必要進一步增強。

3.3.3農產品生產價格。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的變動對云南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但是對農民收入增長卻產生負面影響。云南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上漲1%，導致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純收入下降0.292%。出售農產品價格水平的提高能夠提高農產品的銷售收入，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升高使得農產品的生產費用增加，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使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純收入下降成為可能。

4.Granger因果檢驗

由于Granger因果檢驗的要求進行檢驗的兩個變量必須是平穩的，因而有必要先對所選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

4.1單位根檢驗。ADF單位根檢驗的結果顯示，除了變量CFS為平穩序列，其他變量都是一階差分平穩的，為1階單整序列。

注：①滯后期的選擇依據AIC準則；②拒絕原假設的顯著性水平為5%。

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顯示：①反映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的INCOME指標與反映財政支農支出規模的CF指標不存在因果關系；②反映財政支農支出結構的CFS指標是反映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的INCOME指標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③反映城鄉差距的GAP指標與反映農村支出結構的CFP指標不存在因果關系。我們認為，云南財政支農支出政策存在一定的偏差。

首先，從支出規模上看，財政支農支出規模不是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的原因，說明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的運用效率不高，其規模逐漸增大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卻不明顯，這反映出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的經濟福利功能不強。

其次，就支出結構而言，財政支農支出結構是提高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的原因，反之則不成立。增加與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財政投入，有助于提高農民的收入。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可能是云南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薄弱，嚴重制約了農村和農業經濟的發展，公共財政資金的投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基礎設施建設固然重要，但要更大程度地促進云南農民增收，有必要增加農業科技投入，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發展速度。

最后，財政支出的城鄉配置沒能引起城鄉差距的縮小，說明云南對財政支農支出的社會福利不夠重視。云南擁有大量的農業從業人員，雖然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在云南就業總人數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但直到2006年該比重還接近70%。農村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大多比較落后，農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盡管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相比于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農民的收入水平是在不斷下降的，這說明云南城鄉差距不斷在擴大。為了實現云南的和諧發展，有必要改變公共財政支出的“二元結構”，重新調整財政支出的城鄉配置。

5.結論及政策含義

5.1從上述研究，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5.1.1從支出總量看，云南財政支農支出的總量呈現增大趨勢，其對當地農業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但是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不顯著。

5.1.2從支出結構看，云南財政支出投向農業的比重較小且呈下降趨勢，城鄉財政資源配置不公平；云南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和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農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過高，而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占比太低；財政資金的城鄉配置沒能實現城鄉差距縮小的目標，其社會福利職能體現不足；財政支農支出結構促進農民增收，說明與財政支農支出投入到與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方面，產生了一定的經濟福利。

5.2基于以上結論，政府應該重視財政支農支出的經濟和社會福利，提高財政資金的運用效率，多渠道引導資金進入農村，并不斷優化財政支農支出結構。為了提高財政支農支出績效，政府可以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建議：

5.2.1借鑒國際經驗，調整財政支農政策。根據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和銷售價格指數的變動，有針對性地對相關生產資料和農產品進行價格補貼。為了拓寬農產品的銷售渠道，云南要加快農產品流通體系等方面的建設。

5.2.2調整財政支農支出的城鄉配置。云南財政支出的城鄉配置需要考慮到其是否有助于城鄉差距的縮小，這對于云南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課題。云南有必要不斷提高財政資金的運用效率，將有限的財政資金進行有效調配，爭取更多的公共財政資金進入農村，不斷推動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

5.2.3優化財政支農支出結構。云南在繼續增加農民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農林水氣象等部門事業費和農業基本建設支出的同時，有必要提高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在財政支農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這對于云南農村和農業經濟的長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5.2.4加大對循環型、綠色農業的財政支持力度。農用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將帶來相應的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鑒于此，有必要加大對循環型農業和綠色農業的政策支持力度，并加大對相應的農業技術研發的資金支持。

5.2.5金融和財政支農有機結合。農村經濟發展需要的資金只靠農民自有資金的投入和財政支農支出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云南要積極引導私人資金和金融機構等的信貸資金進入農村和農業，以填補農村資金需求的缺口。作為支農政策的兩大工具，金融支農與財政支農要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強對農村和農業經濟增長的促進力度。然而，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存在的可能性，加上信用機制建設不完善，這些潛在的風險使得金融機構等進入農村的步伐放緩了。

注釋

①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事農業生產所得收入+從事非農業生產所得收入

②該結果根據SPSS軟件的相關分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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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財政支農支出規模對農民增收的影響不顯著，但其支出結構卻促進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財政支出的目標偏差，云南財政支農支出促使城鄉差距縮小的功能不明顯，使得其社會福利功能沒能得以體現。提出相應的五個方面的對策措施。

關鍵詞：財政支農支出農民收入水平城鄉收入差距多元回歸分析Granger因果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