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制度近10年回望

導語：中國財政制度近10年回望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1994年以來的中國財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為分水嶺，前后分別擇機實施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充分顯示中國政府駕馭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日漸成熟。

1988年的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以及隨后1989年和1990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使決策部門認識到，必須改變過去那種“一松就熱、一緊就冷”的傳統做法，做到既要為經濟過熱降溫，也要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速度，防止經濟運行中的大起大落現象再次發生。于是，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思路，中央適時提出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對過熱的經濟實施恰如其分的宏觀調控，實現“高增長、低通脹”的新的經濟發展態勢。1998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財政宏觀調控與啟動經濟增長》的署名文章，提出轉變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轉向擴大財政舉債規模和財政支出，增長投資，刺激消費，擴大出口，以此促進國民經濟增長。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面對日益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中國政府審時度勢，主動應對，靈活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經濟調控手段，對經濟發展中的波動進行了有效的宏觀調控，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總的來說，1994年以來的中國財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為分水嶺，前后分別擇機實施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充分顯示中國政府駕馭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日漸成熟。

一、“適度從緊”財政政策：實現經濟增長“軟著陸”

（一）宏觀經濟背景。

1．從1993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時，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為契機，我國開始進入新一輪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一舉扭轉了1989年和1990年經濟低速增長的態勢，國民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92年開始的新一輪經濟增長，在取得巨大的社會經濟成就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雖然國內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以下同）的增長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別為14．2％和13．5％，改變了1989年和1990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不容忽視的現象，即開始出現經濟過熱的苗頭。突出表現在：從1992年起，作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別為42．6％和58．6％，大大超過以往的增長速度。投資需求帶動了消費需求，當時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雙膨脹，加劇了商品供給的短缺狀況，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分別上升了13．2％和21．7％，產生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過快帶來的經濟過熱與嚴重的通貨膨脹，成為社會經濟穩定的巨大隱患。

2．中央針對經濟過熱適時提出“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盡管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長速度，但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卻成為自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一年，通貨膨脹嚴重。為此，當時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抑制通貨膨脹擺在了該時期經濟工作的首位。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多次出現經濟過熱現象，為了給經濟過熱降溫，受當時宏觀調控經驗不足的局限，往往采取“緊縮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經濟由過熱一下子陷入過冷。這種熱與冷的轉換，好像是快速行駛中的急剎車，經濟過熱是消除了，但又面臨著如何啟動經濟的問題。熱與冷的驟然交替，造成劇烈的經濟波動，對國民經濟運行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1988年的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以及隨后1989年和1990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使決策部門認識到，必須改變過去那種“一松就熱、一緊就冷”的傳統做法，做到既要為經濟過熱降溫，也要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速度，防止經濟運行中的大起大落現象再次發生。于是，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思路，中央適時提出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對過熱的經濟實施恰如其分的宏觀調控，實現“高增長、低通脹”的新的經濟發展態勢。

（二）“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內涵。

1．目標。

（1）遏制通貨膨脹是首要目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適度的物價穩定是社會經濟活動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主要標志。但是，我國1993年和1994年的高通貨膨脹率，不僅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頂峰，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這么高的通貨膨脹率，對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無論是對國家、企業，還是對城鄉居民個人都具有頗大的危害性，這已為世界各國的實踐所驗證。在經濟體制轉軌階段，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客觀存在的，但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會破壞正常的經濟秩序，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的下降或停滯，因此遏制惡性通貨膨脹便成了當時的當務之急。

（2）保持國民經濟適度增長是另一重要目標。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雖然對遏制通貨膨脹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代價常常是隨之而來的國民經濟在低谷中運行。實踐證明，這種經濟過熱中的“急剎車”做法，同樣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

1988年，為了抑制嚴重的通貨膨脹，我國在財政政策上采取了嚴厲的緊縮措施，通貨膨脹率雖然是明顯降了下來，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國民經濟連續兩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O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僅為4．1％和3．8％。改革開放以來，保持國民經濟的適度增長一直是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核心內容，是實現我國經濟騰飛的必要條件，遏制通貨膨脹不能以犧牲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為代價。

鑒于此，在實現遏制通貨膨脹的同時，還必須保持國民經濟的適度增長，這是“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標。

2．政策主要內容。為了抑制經濟過熱，1993年下半年，中央果斷地出臺了針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等的一攬子宏觀調控措施，核心是采取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并與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在財政政策方面，控制支出規模，壓縮財政赤字，把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從1993年和1994年的24．l％與24．8％壓縮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對財政信用周轉金進行清理整頓，減少財政信用資金對生產企業的投入。此外，1994年還實施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稅制改革和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提高財政收入的“兩個比重”，為中央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提供財力保證，把與速度和規模直接相聯系的消費稅和增值稅的75％作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與經濟效益水平直接相關的所得稅等作為地方的固定收入，以此限制地方對增長速度的片面追求。

3．政策特點。

（1）著眼點是經濟增長的“軟著陸”。“適度從緊”意味著在實施財政政策進行宏觀調控中，要恰如其分地掌握好政策實施的力度，在消除經濟劇烈波動的同時，又保持住經濟的平穩增長，即實現經濟運行中的“軟著陸”。“軟著陸”是對經濟運行狀態的形象比喻，從經濟意義上講，它是指國民經濟的運行在經過了一段過度擴張后，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下，平穩地回落到適度的增長區間。而“適度的增長區間”，則是指經濟增長的實現與社會物力、財力等的承受力相適應，脫離了客觀社會經濟承受能力的過快或過慢增長都不是適度的表現。因此，“適度從緊”是為了防止宏觀經濟調控中的緊縮力度過大，使經濟增長受到損害，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2）總量從緊，結構調整。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歷次大的經濟波動，幾乎都是源于投資膨脹而引發的總需求膨脹。由于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經濟的影響猶在，由投資膨脹引發的總需求膨脹在短時期內難以明顯得到釋放，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實施總量適度從緊的宏觀財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財政政策堅持總量上的從緊，并不意味著財政支出絕對量的減少，而是相對壓縮。在這里，相對壓縮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相對于上年，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財政支出增長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財政支出增長速度；二是指相對于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下降，例如從1995年到1997年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都低于了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經濟過熱時采取全面緊縮導致經濟跌入低谷的教訓，在總量從緊的大前提下，進行適時的結構調整，做到“緊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對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對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基礎設施，比如公路。鐵路、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設施、環境保護項目等，對具有市場效益的企業，適當地加大公共資金投入，進行重點扶持；而對“泡沫經濟”部分，對低水平重復建設部分，對單純外延型擴張和低效益甚至無效益的部分則從緊。通過“緊中有活”的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為以后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

（3）與“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搭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兩者一般都搭配運用。1993年的經濟過熱，使中央意識到必須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兩種宏觀調控工具，給經濟過熱降溫，遏制嚴重的通貨膨脹。一般來說，在經濟過熱時，把好貨幣與信貸兩個閘門，對于降低總需求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以投資需求過度膨脹為標志的經濟過熱，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運用提供了舞臺。因此，“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從以下三個方面發揮作用：第一，嚴格控制財政支出，特別是工資性支出和社會集團消費，通過調整支出結構、合理安排支出，把財政支出的增長勢頭控制住；第二，嚴格控制信用總量，合理調整信貸資金投向，嚴格控制固定資產貸款，嚴禁用流動資金搞固定資產投資；第三，在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同時，加大投資結構調整力度，重點是嚴控新形式項目、加大企業技改力度，投資資金用于保投產、保收尾、保國家重點等等。總的來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運用，成功地使經濟過熱降溫，遏制了高通貨膨脹。

（三）實施效果。

1．實現經濟增長的“軟著陸”。經過1993年后政府實施的“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嚴重的通貨膨脹由1995年開始得到了抑制，該年的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比上年回落了6．9個百分點，而同期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維持了10．5％的較高增長速度；到“九五”時期的第一年，即1996年，經過三年的治理整頓，我國基本實現了國民經濟的“軟著陸”，是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回落至6．l％，但仍保持了9．6％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環境得到明顯改善，經濟增長質量顯著提高，取得了既遏制通貨膨脹又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態勢，實現了在低通脹下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雙贏”格局。

2．積累了治理經濟過熱的豐富經驗。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職能的重要體現。從1993年開始的“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的運用，是根據改革與發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相機抉擇。通過財政政策以及與貨幣政策的組合運用，治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避免了經濟發展中的“急剎車”現象，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增長中的“軟著陸”，國民經濟保持了健康發展。這是運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節的成功范例，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常常運用行政手段控制國民經濟的傳統做法，跳出了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的框框，有效地解決了過去一直困擾我們的“一管就死”宏觀調控的難題，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是頭一次，是我國宏觀調控史上的重要事件，為治理市場經濟條件下通貨膨脹積累了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