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的財政政策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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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199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作用明顯，但其他如拉動民間投資與消費等方面不盡人意。文章通過對影響中國財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的分析和中國近幾年積極財政政策效應的分析，認為目前的中性財政政策要達到良好的效果，應注意從有關影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上進行與之相適應的制度改革，在政策手段上減少公共支出，多運用稅收調控方式。

關鍵詞：財政政策；制度變遷；效應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財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經濟目標就是：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物價平穩和充分就業。長期以來，在政府執行的財政政策能不能產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問題上，不同的經濟流派對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財政政策又被很多國家作為增加國內總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國真正意義上借鑒西方的財政政策來調控宏觀經濟，是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非常時期，為的是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刺激消費、克服亞洲金融危機。自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執行以來，國內理論界對其效應進行了很多分析，歸納起來有三種觀點：效果顯著論、效果一般論、效果無效論。多數學者的觀點是積極財政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作用明顯，實現了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據統計，到2002年為止，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帶動投資3.2萬億元，拉動經濟平均每年增長1.5-2個百分點），其他如拉動民間投資與消費等方面不盡人意。筆者對其持相近觀點，并認為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許多可能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舊有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在向新制度變遷過程中，必然會導致政府財政政策傳導機制的梗塞，甚至出現政策的作用機制發揮失靈。怎樣才能在轉軌時期低成本高效益地運用好西方的財政政策，從而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目標？通過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分析，尋找出部分目標效果不佳的深層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進行的中性財政政策實施中有所借鑒，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財政政策效應的認識

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總體來說其政策目標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經濟背景下，財政政策的類型和目標是不同的。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應則是財政政策實施效果與預期的政策目標的比較，看其結果怎么樣。但在對政策效應具體分析時，必須重視政策成本這一指標，因為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和稅收兩大手段來進行的，政策的實施勢必會影響財政收入和國家債務水平。以日本為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克服經濟衰退執行了以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為主要手段的財政政策，盡管政策效應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政府持續性的擴大公共支出幾乎沒有增加任何產出，對經濟穩定所起的作用極小，而且還導致公共債務的大幅增長，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這一點上，我國許多地方為片面追求所謂的GDP高增長，不惜大量舉債搞市政工程或建設項目，不考慮項目的經濟效益，最后形成財政風險，與其頗為相似。事實證明，只有財政政策的凈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說財政政策效應良好。

三、影響我國財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

在市場機制成熟的國家，財政政策效應受制度的影響較少，但作為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完善有著長期計劃經濟烙印的中國，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顯不同于成熟市場，在這里一些西方理論甚至失靈。如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大量的發行國債，會使利率上升，產生投資擠出效應，事實上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利率不斷下降的同時，卻擴大了社會投資需求，引導了企業投資。以1999年為例，國家用90億的國債資金作為計改貸款貼息，帶動銀行貸款和企業配套資金1800億，形成20倍的資金規模。同樣減稅政策，在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應也會大打折扣。可見，在制度變遷中的今天，很多過去制定的、且與經濟社會不相適應的制度繼續在發揮作用，這種滯后，將對財政政策的效果產生重大影響。具體來說，影響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間投資領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業的進入與退出制度、直接和間接融資制度、稅收制度等。

2.就業領域制度。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培訓制度、失業再就業制度、優惠招收下崗人員的工商稅收制度、就業觀念等。

3.教育領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費制度、教育產業化制度等。

4.住房領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貨幣補貼制度、取消實物分房制度等。

5.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分割制度、一體化制度等。

6.各經濟行為主體與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經濟學派和公共選擇學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種利益主體，而利益主體的行動又會影響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從制度變遷角度看，制度由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導，前者包括習慣、習俗、倫理道德、傳統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規定而來，作為制度制定和供給的主體，其經濟人行為，容易被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影響，出臺有失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結構制度。包括對國有企業給予特殊的優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響財政政策的政治、經濟制度。

四、對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我國近幾年進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其手段是以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支出為主、結構性減稅（費）為輔的，其主要目標是拉動經濟增長、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帶動民間投資、提高就業水平同時維護社會穩定。關于積極財政政策整體效果的研究，國內經濟界已經有許多文獻，不管是效果顯著派、還是低效、無效派，但是通過政策的實踐看，中央的相機決策的財政政策，應該是果斷、科學的出手，有力地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徹底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避免了國內的經濟衰退。當然，在我國經濟處于制度變遷的特殊時代，財政政策的效應不可能是各個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說失誤，政策的最不成功之處，也是筆者最大的擔憂在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以犧牲環保、過度開采資源為高代價，經濟增長明顯存在短期行為，基礎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環保、資源因素，或者投資成本（包括高額的國債還本付息代價），財政政策凈收益恐怕在1%上下。

為了更加理性地總結其成敗，這里再就效果不明顯的三個分項目標做一分析：

1.民間投資帶動效應

我國政府為了能夠刺激國內民間投資，從積極財政政策開始執行至轉型，主要采取了擴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對民間投資起到帶動作用。從理論上講，在不存在制度約束和障礙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會產生一定的乘數效應，決定乘數效應大小的關鍵因素是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越大，投資乘數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國民收入就越多，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越明顯。同樣，乘數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通過政府的投資可以帶動民間投資，從而使社會投資總量不斷遞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論上也有兩種方式：一是靠政府發行公債直接擴大投資規模；二是政府應用杠桿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來帶動或刺激民間的投資支出。這兩種方式都被我國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資屬于國有單位的投資，其對國有單位的投資快速增長作用十分明顯，對非國有單位的投資增長作用不顯著。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按所有制結構對我國的投資結構進行比較，以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1998年為界限，可以發現1998年之前的三年，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年平均投資增長率為10.97%，而個體經濟為20.7%，其他經濟成分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年平均投資增長率為13.13%，而個體經濟為10.47%，其他經濟成分為11.2%.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約束。在經濟轉型時期，中國的所有制結構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與此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變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舊的國有企業的特權制度仍然繼續產生作用，并對民間投資行為的擴張起到限制作用。大致來說，影響民間投資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業準入的制度限制。這些行業包括公用事業、郵電通訊、金融保險、石油開采等。民間投資希望進入這些行業，但種種條件限制制約了其投資。據《浙江省民間投資狀況分析》報告指出：市場準入的制度限制是影響民間投資的第一個因素，部門保護主義使“系統外”的企業很難參與公共建設。國家原計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間投資在30個產業領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限進”。民間投資不足，制度的制約確實影響很大。

（2）融資制度的偏好。我國現有的直接融資制度和間接融資制度，歷史上基本是為國有企業服務。信貸政策存在非國有企業歧視，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多年來得不到有效解決。浙江的地下錢莊的貸款利息長期大大高于國家銀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興旺。貸款制度的歧視對民間資本大規模擴張起到了限制作用。許多民間資本逐步退出了實業投資，進入投機領域，如近年流行的溫州炒房團。

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對啟動民間投資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賴持續、大量的發公債來進行公共支出，支出項目的過于單一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其后果是強勁拉動了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進而形成局部投資過熱。

2.提高就業效應

實現充分就業是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將增加就業作為首要目標。應用積極財政政策增加就業的理論依據是通過政府的大規模公共投資，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帶動民間投資、刺激消費，進而創造就業機會。由于我國城市相當部分失業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業，比如不愿到二級勞動力市場就業，不愿從事低層次的勞動等。而積極財政政策新創造的就業機會主要集中在建筑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城市失業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來自農村的失業大軍成為了填補對象。同時，國有企業在此期間進行的“減員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業數量。

3.刺激消費效應

從我國制度安排上分析，城鄉分割的制度安排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和消費能力的提高形成了嚴重制約，尤其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乏，嚴重制約了農村的消費能力，儲蓄養老、防病等消費預期的不確定性，導致其消費緊縮；高校教育的高收費制度、甚至中小學的不斷增長的收費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費預期；近幾年房地產價格嚴重脫離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連續高漲，更使人們的收入消費支出力下降。據“中國白領階層過著藍領生活”的調查報告，年收入5萬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費，未來十幾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節儉。我國土地供應及城市安居房建設制度的脫離實際，影響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約了他們在其他領域的消費，也形成了經濟中的局部過熱現象。以筆者分析，國家通過給公務員漲工資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費，進而促進企業效益的提高、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社會保障、教育收費、住房分配市場化帶來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刺激作用有限，行業冷熱不均，多數行業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體消費意愿不高，儲蓄仍然為居民首選。

可見，財政政策的效果好壞，必須重視政策實施的制度約束。

五、對中性財政政策的幾點建議

基于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基本實現，在經濟出現局部過熱的情況下，及時淡出擴張的政策，對宏觀經濟進行鞏固、調整，很有必要，因為任何政策都有強大的慣性，存在時滯效應。在實行6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后，轉入針對局部過熱、以“有保有壓”為特征的中性財政政策，著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質量，是當前財政政策的取向。以筆者的認識，中性的財政政策要達到良好的效果，應從有關影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上進行與之相適應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運用稅收的方式，具體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公共衛生體系、義務教育制度。

二是運用稅收手段對企業科技創新、環保、循環經濟等項目加大稅收扶植力度；對資源浪費、環境污染、低層次重復建設等項目的企業進行重稅。

三是放開針對限制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行高科技、環保、旅游等行業的投資。

四是及時推出物業稅、加大地方政府的經濟適用房的規模，切實控制房地產的投機，減輕居民的支出壓力，穩定社會，提高其他領域的消費。

五是進一步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完善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穩定糧食最低收購政策、堅決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繼續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六是轉變城市居民就業觀念、通過培訓、發展第三產業、繼續引導民資、吸引外資投資實業，努力降低失業人口率，創造和諧的社會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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