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居民收入空間差序與公共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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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區域協調發展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內容，實現農村居民收入的空間轉換是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以2012—2015年福建省國家級農村固定觀察點為分析樣本，采用相對偏離貢獻率、變異系數、泰爾指數，在測量不同村莊人均收入差異，分析收入差異空間特征、收入來源差異、收入差異產生的原因等基礎之上，探討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公共政策。研究結果表明：村民人均純收入均值明顯增加，但各村之間農村居民收入差異顯著，區域間自然和經濟社會環境差異、收入結構的差別擴大了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差異。在當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語境中，需要立足于農村居民收入的空間轉換邏輯，推動區域合作、人才支撐、產業配套、投融資體系完善。

關鍵詞：空間差序；農村居民；收入差異；公共政策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鄉村和城市具有明顯的空間差異，從空間差序、城鄉關系的角度觀察農村是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重要范式。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空間差序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就空間差序、城鄉關系的實踐形態而言，中國正處在農業與農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之中，區域經濟快速發展與空間差序問題并存、農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長與內部差異問題并存。黨的報告強調必須清醒認識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以及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現象，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而農村居民收入的空間差序的客觀存在是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這就要求把握農村居民收入的空間含義，激發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實現更加公平、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使農村居民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在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政策環境下，以空間差序視角提出促進區域性整體增收路徑，全方位推動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成為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所要解決的重要議題。福建省在區域協調發展、城鎮體系優化以及山海合作方式方面不斷探索，著力于區域發展、城鄉互動、融合發展的特色路徑探索。早在20世紀90年代，習在福建工作期間就曾經提出了“以海帶山、以富帶窮、山海協作、共謀發展”的沿海、山區一盤棋發展思路，并明確指出：“沿海和山區客觀存在著差異，有差異就有互補協作的可能。所以在政策的制定上不能搞一刀切，在措施的推行中，要注重沿海與山區的差異和協作。”［1］晉江經驗也為今后福建和我國城鎮化格局調整優化指明了方向。然而，由于區域資源稟賦、產業結構、人口就業結構等因素不同，福建省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仍較為明顯、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狀況仍有較大差距，集中體現在偏遠的革命老區、邊遠山區與沿海、經濟發達區域之間的差距。2017年福建省城市經濟占省域經濟比重的72％，推進高質量發展還要強化“一盤棋”思想，依托城市經濟來推動農村地區的發展，增強福州都市區和廈漳泉都市區建設的帶動力。這就必須從城鄉關系的基礎含義，即空間關系的角度反思農村居民收入的空間轉換邏輯。一方面，依托現有的城鎮，走內涵式發展的路子，通過更加精細、有效的方式，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另一方面，健全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探索內部資源開發和對外開放如何結合起來，用特色資源來增強對外的吸引力，實現農村居民收入的空間轉換，這需要福建作出更積極的探索，也是我國亟待解決的共同問題。關于以地域空間為分析單位的學術實踐受到學界的關注。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的鄉村社區研究已經留下了有關城鄉關系空間類型的重要學術遺產［2］。費孝通始先生終強調村莊與都市工商業中心的空間關系以及都市工商業中心對村莊經濟結構和生產經營模式形成的影響［3］。村莊、鄉鎮、城市社區、地域共同體成為地域空間的基本分析單位。鄭震認為費孝通筆下的鄉村社區類型歸納為緊密結合型城鄉關系、空間隔離型城鄉關系，這代表了城鄉關系的空間類型。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發生了一場“社會學的空間轉向”［4］。由城鄉之間距離所決定的空間類型具有重要的類型學意義。針對中國農村的收入差異及來源，Pundarik利用中國統計年度報告數據進行了分析，指出從1980—2008年中國農村的基尼系數增長了1．2％，家庭經營是農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工資性和財產性收入卻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影響因素［5］。Hogarth通過中國華南地區林業收入研究發現，低收入家庭因為缺乏其他收入來源而更加依賴林業收入，高收入家庭則更依賴其他非農收入，這種差異加劇了高低農民內部的收入差異［6］。收入差異與收入來源相關，而收入來源則與所處的地理空間又息息相關。關于農村居民收入存在的空間差異、區位優勢以及收入影響，張兆曙、王建根據村莊與城市之間的空間距離劃分出近郊、遠郊和偏遠三個梯度，認為城市市場體系對處于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表現出明顯的“隔離抑制效應”，漸次展開的城鄉關系形態凸顯出空間差序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7］。程麗香通過對福建龍海市和福清市的對比發現，東南沿海縣域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不大，但城鄉居民內部收入差距較大而農民內部收入差異則尤為突出［8］。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不能夠抹平空間差序的客觀存在。宋莉莉指出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收入存在地區之間以及地區內部的差異，各地區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和財產與轉移性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貢獻率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9］。有學者測算了浙江、安徽和陜西三省在2009年和2010年農民收入的整體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結果顯示收入差異已經相當嚴重，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整體基尼系數、泰爾指數分別為0．583、0．777，這種懸殊差主要來自于省、縣、村三個層級組內收入差異［10］。張永麗指出：收入差距的產生主要是農戶區位差異和競爭能力差異的結果，區位性收入差異主要是指農戶所處區位的不同產生的地區間的農戶收入差異［11］。衡量城鄉差距，還需要正確估計城郊地區與偏遠農村的差距，提高農村工作政策的匹配性。化解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異問題，要有空間差序的視角，不僅需要減少由于地理區域、原有的發展基礎的限制，也要避免社會政策、體制機制制約導致的區域不協調。何勤英、李勤等認為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提升有助于縮小農村收入差異，研究指出為了緩解收入差距的代際傳遞，有必要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分析農村地區收入差異的根源，提高農民教育水平與開拓就業機會，特別是要加強對低收入群體的教育資助和政策扶植，緩解他們應對市場能力的脆弱性［12］。何植民、陳齊銘認為對于精準扶貧而言，應加快尋求協調與整合，強調協調、整合、公共責任和公民需求的整體性治理［13］。縮小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依賴于整體性治理，而不是“碎片化”治理。既有研究在解釋農村居民收入的空間特征時，忽視了空間差序與農村居民收入差異形成的內在邏輯，忽視了政府在整體性治理中的邏輯，現有的定量研究也很少有連續幾年固定觀察點的面板數據，這影響到研究成果的系統性。據此，有必要進一步將縮小農村居民收入差異問題置于城鄉關系的空間差序中考察。

二、樣本來源與測度方法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福建省國家級農村固定觀察點的專項調查（農戶收入情況專題），研究其2012—2015年間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異的動態變化，用相對偏離貢獻率評價其收入水平，用平均值、極差、標準差這三個指標衡量其收入差異，以期對把握新時期區域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問題的新態勢以及應對，為推動鄉村振興和農村現代化互促共進提供思路。（一）樣本來源。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每年承擔常規、專項雙重任務，是反映農村動態信息，了解農戶收入情況的重要窗口，在促進農民增收、區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福建省國家級農村固定觀察點涵蓋11個村莊（表1），村4因2015年度數據缺失而被剔除。限于數據資料獲取的實際，本研究主要分析福建省國家級農村固定觀察點所提供的2012—2015年的觀察數據。受到城鄉關系空間類型的啟發，根據鄉村與城市空間距離的遠近，將樣本村所對應的城鄉關系從空間差序維度來考察。對于樣本村的差序類型是從地勢、經濟區域、是否城市郊區、是否鄉鎮政府所在地、經濟發達程度、是否當地縣以上政府命名的小康村幾個方面來處理。從地理位置的分布上看，涉及省內東部、西部、南部、北部及中部地區；從地形上看，既有丘陵地形和山區地形，也有平原地形；以經濟區域劃分，以農區為主，也有少部分漁區；但村莊內部的經濟水平相差較大，經濟發達程度不僅在省內可劃分為上中下等，在所在縣（市）水平也有所差別。分組標志見表2。分組標志列式立足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城鄉關系的差序類型和空間轉換邏輯，目標是通過這些樣本分區的縱向和橫向比較，考察農村居民的收入狀況的區域差異，發現收入差異存在的空間特征。（二）收入差異測度的數學表達。第一，根據理論分析，相對偏離貢獻率可以測算出各村人均純收入與當年地區人均純收入的差距，貢獻率越大，人均純收入差距越明顯，與平均水平差距越大；相反，則平均水平差距越小。其計算公式為：1x（xi－x）2•Pi槡／P第二，平均值、極差、標準差這三個指標是衡量收入差異的重要指標，但受極端數據和異常值影響較大，變異系數無量綱，可以在不同單位的變量之間比較。變異系數Cv計算方法如下：Cv＝1X（Xi－X）2•Pi槡／P式中，x為10個固定觀察點的人均純收入的均值；xi為i村的人均純收入；P為固定觀察點的總人口；Pi為i村的人口。通過各村人口加權變異系數可測算收入差異。第三，為了便于描述和解釋，用泰爾指數（Theilindex）來衡量地區間農村居民的收入差異。泰爾指數經常用以衡量個人之間或地區間收入差距，或者個人之間或地區間不平等度。泰爾指數越大，各分組間人均純收入的差異就越大。泰爾指數有Theil系數T和Theil系數L兩種加權分解計算方式，利用Theil－T系數對福建省10個農村固定觀察點及其分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差異進行測算，其分解計算公式如下：組內差異：Iok＝1N∑ni（Y／Yi）Iw＝∑nkUk•Iok組內差異：Ib＝∑nk（Vkln（Vk／Uk））泰爾指數：T＝｜Iw＋Ib｜即總體不平等或差距I＝組內差異Iw＋組間差異Ib，這稱之為泰爾指數的可加分解特性。Uk表示第k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Yi是第i個單位的人均收入；Y是Yi的平均值；N表示單位數；Vk表示第k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

三、農村居民收入差異的空間差序表現

區域協調發展必須是經濟高速發展與農村內部的收入差異縮小。事實上，農村的總體收入在增長，而山區和邊遠地區農村、農民的收入增長總體滯后。區域協調發展要面對山區和邊遠地區農村的整體性發展問題，這是整體性治理、縮小各區域之間差距的重點。（一）不同村莊人均收入差異測量。由于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驅動發展，福建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迅速，但不同村莊人均收入差異也比較顯著。通過2012—2015年的數據比較發現，村5發展一直較好，而村9發展比較落后。2012年，村9人均純收入為5208元，是10個觀察點中最低的，最高的村5人均純收入達到16086元，最高村與最低村收入差距為10878元，村9的人均純收入僅為村5的32％。2013年，村9人均純收入仍然最低，僅為人均純收入最高的村3的35％。2014年，村7與村9人均純收入都很低，分別為人均純收入最高的村5的37％和38％。2015年，村9的人均純收入仍是最低的，僅有村5的26％。相對偏離貢獻率測算出各村人均純收入與當年地區人均純收入的差距。計算結果表明，部分村的相對偏離貢獻率在縮小，部分村的相對偏離貢獻率在擴大，但總體上收入差異呈擴大的趨勢，偏離貢獻率總和由0．96增長到0．99。各村人均純收入及相對偏離貢獻率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從縱向來看，2012—2015年，10個固定觀察點的村民人均純收入的均值明顯增加，總體增幅遠超過10％，高于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2％的增幅，說明近些年福建省農村居民的收入一直在快速增長。從橫向來看，各村之間農村居民收入差異顯著。極差可以衡量農民收入變動的絕對范圍，2012年人均純收入的極差為10878元，2015年的極差增長到21108元。標準差是反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各村平均純收入離散程度的重要指標，2012—2015年標準差由3694增加到6226，說明了各村人均純收入與均值的差距在逐漸擴大。計算結果顯示，2012—2015年變異系數分別為0．380、0．391、0．366、0．447，整體呈擴大趨勢，說明各村之間的收入差異逐漸增大。福建省10個農村固定觀察點在2012—2015年的極差及變異系數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二）收入差異的空間特征。區域協調發展是以空間為載體的。依據10個固定觀察點的區域地形，將10個村分為平原（村1、村5）、丘陵（村3、村7、村8、村10）和山區（村1、村6、村9、村11）三組，再采用泰爾指數的分解方法測算分組內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異，可以進一步了解不同區域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結構特征。按照分組并計算得到表5。通過分區的地區內和地區間比較可以發現，農村居民收入表現出明顯的空間差異。從整體上看，泰爾指數呈增大的趨勢，組內差異呈現減小趨勢，但組間差異呈增大趨勢并逐漸成為主導泰爾指數的主要因素。從三個地區的分組情況來看，與總體的泰爾指數變動趨勢相同，分組內差異減小、分組間差異擴大，即同一村內部收入差異相對于村與村之間的差異在縮小。同時可以看到，丘陵特別是山區分組內差異和分組間差異出現負值這一現象，泰爾指數為負值說明發展落后的一些農村實現了逆轉，發展速度超過原先發展較好的農村。這和福建以及全國大規模的對部分貧困的村莊和居民加強的扶貧工作有關。（三）收入來源差異。第一，總的趨勢來看，由以農業收入為主逐漸轉向收入來源形式多樣化。當前，農村居民的收入空間關系展現了一個空間轉換的邏輯，鄉村的意義日益與其所處的具體地理空間相分離［14］。數據結果顯示，在經濟發達區域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較高，廈門、泉州、福州工資性收入占比較高，2013、2014、2015、2016年分別達到66．5％、53．9％、53％，而山區南平、三明、寧德家庭經營性收入占比較大，分別占比總收入的56．7％、51．5％、59．8％。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逐步呈上升趨勢，尤其轉移凈收入大幅度上升，增速達到11．42％，成為增長的新亮點。收入來源差異最大的是財產性收入，其次是經營收入，農戶家庭農業投入占家庭經營性投入的比例和種植糧食作物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例越少，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第二，通過對農村居民基本收入結構的考察，就可看出空間關系對于農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意義。空間梯度、農戶經濟增長序次變動與農戶家庭經營非農化程度密切相關。［15］由于不同地區自然地理條件差異大、區域產業發展形態也呈現不同的特點，收入來源也不同。以村5廈門市集美區杏林鎮杏林村為例，杏林村屬于沿海區域的村莊，交通十分便利，杏林大橋與廈門大橋連貫，實現交通設施的城鄉一體化，大力發展漁業及相關產業，2014年人均純收入達到18520元，財產性收入明顯高于村9。素有“閩東夏威夷”美譽的村3霞浦縣長春鎮長春村，產業發展形態的多樣，有水產品、林果花卉、優質稻、無公害蔬菜、牲豬五大特色產業，農村居民的收入也僅次于村5廈門市集美區杏林鎮杏林村。收入差異形成源于城鄉關系中空間距離的遠近，源于所處地域資源結構與市場機會之間的匹配程度。村9龍巖市長汀縣南山鎮塘背村，屬于閩西偏遠的山區，因其地處閩西內陸地區，因此經濟結構相對而言較為單一，以農業為主，產業特點和村5有比較大區別。對于空間上與城市隔離的偏遠鄉村來說，城鄉關系的“隔離抑制效應”會降低農業生產的回報。為此，必須尋求合理的空間規劃和產業布局，通過“融合促進效應”，把更多的經濟政策資源投入到服務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去，這是順應不發達地區產業結構優化、貿易和經濟發展的空間轉換的必然要求。（四）收入差異產生的原因。第一，區域間自然和經濟社會環境差異對農村居民收入差異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由于空間要素的集中程度、生產力結構等方面的差異，農村居民區域收入差距客觀地存在，沿海地區與丘陵、山區之間收入差異顯著。人均收入較低的地區集中分布在閩西和閩北的山區、丘陵、革命老區等自然條件和地理條件較差以及人力資本水平相對較低的地方。這些地區原來的貧困程度較深，當前由于精準扶貧較大地改善了收入水平，貧困發生率大大下降，但總體發展水平還是明顯落后于沿海區域。基礎條件和人力資本水平狀況仍是農村居民增收的主要制約因素，這是區域協調發展問題的“硬骨頭”。第二，收入結構的差別擴大了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差異。由于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差異導致收入差距擴大。毋庸置疑，工資性收入與一個人的知識、技能的儲備以及獲取信息能力等因素有很直接關系，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農村地區的教育落后原因所致，而教育的改變并非一朝一夕。與生產力較發達的地區相比，對于收入結構比較單一的山區、丘陵地區的農村居民也很少擁有可以用來增值的動產和不動產，財產性收入加大收入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四、政策建議

上述觀察隱含著重要的政策邏輯，即準確把握空間梯度與收入差異的基本形勢，基于空間轉換邏輯，從區域合作、人才支撐、產業配套、投融資體系完善等方面通盤考慮，促進生產資源要素和經濟社會活動在區域空間上合理分布，從而實現農村居民收入差序的空間轉換。（一）構建山－海協作機制，拓寬山－海合作平臺。針對經濟落后的地區，可組織開展區域性結對幫扶，實行一對一的合作，在管理體制、產業發展、投融資等方面積極展開精準對接，由一村一策到一家一策甚至一人一策合作幫扶。給予項目、資金、政策支持，進行從人才、金融、創業等多方面的專項扶持。打破制約山區、丘陵地區農村居民增收的瓶頸，直面挑戰，把握機遇。通過基礎設施相互貫通、貿易互相暢通、資金相互融通達到民心相通，進而推動區域發展與合作，以實現整體上相互協作、協調發展。（二）加大對低收入群體重點扶持，著力“補短”。低收入群體往往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存量的雙低人員。為彌補以往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非均衡性和層次性，尤其應重視低收入群體的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知識和技能存量，有勞動能力的保障他們通過充分就業提高收入。要遏制農村教育和就業培訓“輕農”“棄農”“離農”傾向，必須立足“農”，把“農”搞活搞強，惠及農村居民。同時注重對低收入群體家庭孩子的教育進行補償，以避免一代窮，而代代窮的惡性循環。（三）優化產品產業發展結構，促進農業提質增效。一是明確區位優勢，引入現代要素建設創意農業，形成一批地理標志農產品，推進區域農產品品牌建設，支持地方以優勢企業和行業協會為依托打造區域特色品牌，提升農業全產業鏈價值，幫扶低收入群體實現產業化經營，增加村民的經營性收入。二是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契機，在農業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推進農業轉型升級，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支持發展特色家庭農場，可以采取家庭聯合或股份合作方式，以服務帶動型為導向，帶動低收入家庭增收，普遍提高農村居民的家庭經營性收入。根據各區域產業特色和發展定位，可扶持低收入群體參與特色農業項目，把貧困戶、弱勢戶引入到現代農業發展新軌道，從而帶動低收入群體充分參與和受益。（四）完善投融資體系，助力全面增收。一是拓寬農村合作融資平臺。在政府加大對農村金融的政策幫扶基礎上，探討農民、農業合作社或其他社會組織等多渠道社會資本參與合作。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發放的種植業、養殖業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貸款免征相關稅費，經營成本實行貼息、風險補償等措施，從而引導更多農村金融流入農村，服務農業、農民。二是推動農村小額信貸政策不斷完善，可以適度加大信貸比率，尤其對于信譽良好的、小額信貸資金利用初見成效的項目，經過評估后，適當延長其貸款年限，由3年增加到5年或更長的時間，真正推動低收入群體全面提高收入水平。

作者:黃建新 宮仁貴 溫福英 單位:福建農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