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管理學知行差距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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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進管理學元研究，是需要管理學界進行長期探索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如何總結、概括出本土管理學界近年來在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則是一個雖具體但卻不易的任務。畢竟，管理學元研究的邊界、主題等尚處于討論之中，且議題眾多。其中，知識科學與管理學元研究的關系受到了重視，管理學演進與科學觀演變的關系、管理學研究與技術觀的關系、管理學在知識生產方式方面的特征等內容得到了相關學者的關注，但尚未全面、系統地考察管理學元研究與知識科學此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因此，本文擬嘗試較為系統地梳理管理學界“知行差距”研究文獻與知識科學相關范疇之間的相關性，以期能夠得出對管理學元研究有啟發價值的結論。知行關系是古老的哲學問題之一，主要探討的是思維與存在、知識與行動、理論與實踐等關系。隨著知識社會學、科學技術學等元科學研究的興起，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關系、冷知識與熱知識的關系、知識系統、知識轉化等又成為知識關系研究領域的新內容。在現代管理理論研究中，知行差距現象也極其普遍———管理理論與實踐脫節是指理論難以指導實踐、難以解決實踐問題，甚至大多數管理學研究者陷入了“客戶迷失”的尷尬處境，對實踐“插不上嘴”，只能“自娛自樂”、“做練習”式做研究。在倡導企業創新創造的創新驅動發展轉型的新階段，為體現管理學界的學術價值提供了機遇，同時也提出了挑戰。而“知行差距”甚至“知行脫節”現象成為困擾中西方管理學界發揮應有作用的消極因素之一［1－3］。近10年來，國內許多學者深刻認識到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之間的管理“知行差距”問題，涌現了大量關于管理“知行差距”的研究文獻。本文對于現有研究管理“知行差距”的文獻進行研究，對當前研究現狀進行初步總結，并在此基礎上對我國管理“知行差距”研究提出一些思考。

1研究問題界定

“管理學在中國”、“中國式管理”等學術活動發起的背景是管理知行差距的存在，特別是西方管理理論與中國管理實踐之間的差距。從西方管理思想演變的過程來看，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學研究的科學化、規范化進程中出現了表面化、形式化的傾向［4］，并且由于管理知行差距而產生的問題在企業的實踐環節也日益凸顯出來。管理學領域知行差距問題在西方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討論［5－6］，Rynes、Giluk和Brown曾在2007年通過網絡對學術期刊編輯進行調查，并在《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雜志》與《哈佛商業評論》三本實踐期刊中驗證學術界與實踐界的脫節情況［7］。韓巍［8］在《管理研究認識論的探索———基于“管理學在中國”專題論文的梳理及反思》一文中，將管理學知行差距問題概括為管理研究認識論問題，并從理論與實踐脫節與直面中國管理實踐兩部分對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并對中國管理研究提出思考。呂力［9］在《“直面中國管理實踐”的根本性問題與作為“系統反思”的元管理研究》一文中對元管理學的概念及研究對象、研究內容進行界定。他將元管理研究的問題分為3類:“管理本體論”問題、“管理認識論”問題與“管理方法論”問題。本文將遵循呂力所提出的觀點進行對我國本土知行差距研究現狀進行總結，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1管理學屬性研究

管理學本屬性的正確界定，是對科學知識體系中對管理學進行的梳理和確認，這有利于管理學研究者清晰的把握管理學的學科結構，尋找管理學演進和發展中的規律，改進其薄弱環節，促進管理學的日益成熟和完善［10］。管理學理論的研究應建立于正確的認識管理學本質的基礎之上，管理知行統一理論研究的邏輯前提之一在于界定“何謂科學”［11］。目前我國管理學研究屬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狀態，在管理學科建設方面也缺少獨立性與自主性。在關于管理學本質的探索方面，中國管理學者的爭論大有淪為先行的西方管理屬性之爭的“山寨版”的嫌疑［12］。除此之外，我國目前管理學本質研究的成果還很薄弱，淺薄的概念、浮躁的案例替代了本應深度的理論反思，而理論蒼白則反映了急功近利者的心態。如果缺少對管理學本質的深入研究，就很難透視學科或事物的本質，進而把握原始創新的來龍去脈［13］。

1.2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與轉化研究

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是管理學知行差距反映在管理實踐中最直接的問題。孫繼偉［1］［14］指出我國正面臨著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的嚴峻問題。張玉利［2］曾強調學術界與企業界脫節的本質是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問題。劉松博［3］在《我國管理學研究與企業實踐脫節問題》的研究中指出，我國管理學術界研究與企業實踐之間所關注的問題有很大差異;即使關注相同的問題，其分析的角度也不大相同。我國學者韓?。?5］，郭重慶［5］，等都曾強調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二者脫節在探索知行統一中的巨大阻力。KELEMEN［16］等認為，管理理論與實踐的鴻溝部分來自于學者發表的文章在體裁上與實踐者之間的差異。Deadrick和Gibson指出，正是學術研究者與企業實踐者處于不同性質的領域，實踐界要求實踐者傾向于每天工作中解決問題的技術層面，學術界要求研究者關注基于經驗和理論的普及應用研究［17］，使他們在生產和傳遞管理知識方面有著不同的利益、能力、時間和資源限制與動機，造成雙方認知存在著鴻溝，進而造成嚴重脫節［18］。

1.3中國管理實踐特殊性研究

郭重慶［5］認為，學術研究背離中國管理實踐，學術本身就意義不大，只有腳踏中國實地，中國管理學的世界地位才能顯現并呼吁學術界“直面中國管理實踐，解決中國管理實踐問題”。1996年7月13日，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成立會上，提出了管理科學在今后的主要任務，其中就包括“緊密結合我國實際，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管理科學理論”，以及“大力推廣現有的管理科學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解決國民經濟建設中的實際問題”［19］。陳春花［20］認為在管理實踐中，由于情境的差異，從西方移植的管理理論并不完全適用，這種外來理論與本土情境之間的執行脫節也促使本土化研究的興起。呂力［9］對于“直面中國管理實踐”的根本性問題———何謂中國、如何認識、怎樣直面、西方管理理論能不能“直面中國管理實踐”以及是否存在“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的提問也是要消除管理理論與中國管理實踐差距的表現。

2研究方法與樣本收集

2.1研究方法

共詞分析方法是一種內容分析方法，其思想來源于文獻計量學的引文共被引及文獻藕合概念，主要是通過統計分析一組詞對在同一篇文獻中出現的頻次變化，并在此基礎上提取高頻出現詞對并進行聚類分析，目的是為了揭示這些詞對相互之間的親疏關系，進而反映出它們所表征的主題結構和研究熱點變化。本文對共詞分析法的應用步驟如下:2.1.1在Excel的數據透視表。將所提取的關鍵詞在Excel中生成數據透視表，表中以共詞矩陣的形式顯示關鍵詞之間的共篇關系，用于進一步統計分析。2.1.2網絡分析。通過Ucinet與NetDraw軟件將共詞矩陣可視化，從而觀察各類關鍵詞間的關系及在網絡中的分布情況。將先前生成的數據透視表導入到Ucinet中，并借助NetDraw分析單元之間的共詞關系，以圖譜的形式顯示出來，有助于挖掘社會網絡內部的有效信息，彌補了文字或數字表達不直觀的缺憾。

2.2研究框架

本研究選擇我國知行差距研究作為樣本，探討其研究現狀。首先，搜集相關研究知行關系與知行差距的文獻，并人工提取各研究角度的關鍵詞;然后，采用共詞分析對提取的關鍵詞進行計量分析;最后，根據數據分析結果得到我國知行差距研究現狀。

2.3數據收集與處理

本研究將所掌握的文獻進行人工提取關鍵詞。首先對文獻進行研讀，人工提取關鍵詞并剔除與“知行差距”無關的關鍵詞，最終各選出三個關鍵詞。由于“知行差距”的相關研究這一概念無法用若干關鍵詞進行明確界定，為保證結果的相對客觀和有效，分2步對樣本進行篩選。具體過程如下。在進行篩選之前，筆者對有關“知行差距”這一主題的研究已有長期的關注，并積累了部分文獻。通過對這些文獻的仔細閱讀和對比，歸納了其中出現頻率較高的若干關鍵詞，與相關領域研究這討論后，最終確定了以下關鍵詞作為第1步篩選依據對關鍵詞之間設定“或者”關系，以避免樣本的漏選。通過對第一步所檢索文獻研究內容與研究范圍進行限定再次進行人工篩選，對大量不符合本文樣本的文獻進行過濾。根據以上原則進行人工篩選，最終得到分析樣本(如表1)。

3數據分析

3.1管理學屬性研究

圖2管理學屬性研究的共詞網絡從圖2中可以看出我國對于管理學屬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熱點:3.1.1管理學屬性。通過藝術屬性、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學科屬性、科學與藝術等關鍵詞可以看出我國對于管理學學科屬性的爭論、管理學元研究的邊界、主題等尚處于討論之中，未形成統一的觀點。3.1.2管理學知識產生與來源。學院科學、學院式管理學、后現代、后學院科學、后學院式管理學等關鍵詞，對于管理學及管理學知識的產生及其實用性進行了階段性劃分，并介紹管理學知識的不同形態以及知識生產主體的關系。3.1.3管理學的本體價值。元管理研究、中國管理實踐、管理學在中國、中國管理等關鍵詞均體現管理學研究的最終價值在于對我國元管理研究與中國管理實踐進行指導。

3.2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與轉化研究

圖3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與轉化研究的共詞網絡圖3中可以看到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之間脫節的原因主要來自三方面:3.2.1管理知識的生產與轉化。嚴密性、實用性、學術與實踐的鴻溝、客戶迷失、知識生產模式等關鍵詞說明管理知識的生產與管理實踐的需求存在著距離。而異化、實踐迷失等關鍵詞等指出現有管理理論處于“閉門造車”的階段。3.2.2研究工具與方法。價值迷失、方法迷失、理論應用鏈等關鍵詞說明管理理論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缺乏科學性。學者們從管理學研究者與實踐者立場、管理理論生產與應用等多種角度進行了分析，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1)提高管理知識生產與轉化環節效率。溝通、后學院式管理學、實踐認識論、本土研究、串聯型關聯與并聯型關聯等關鍵詞均強調應認真研究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并科學地總結提煉管理理論。張玉利［2］認為應科學地總結提煉管理理論，認真研究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楊棟［21］認為應承認管理知識形態的多樣性并強調不同形態之間的相互轉化，并強調管理學知識生產主體之間的開放式合作。臧志［22］等指出應通過差異辨識、制定規則、選擇問題、形成協作來構建“共同語言”。陳巖［23］強調在人力資源管理研究要聚焦人力資源管理實踐并明確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2)研究方法論的改進。實證研究、經驗研究、黑板管理學、設計科學等關鍵詞的出現體現學者們對于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問題研究方法的新的思考。張玉利［2］、田志龍［24］、韓巍［8］認為應重視“案例研究”。此外，韓巍［8］還強調要注重特定的案例研究、定量經研究研究、定性經驗研究以及思辨研究。呂力［25］提出管理技術化并肯定思辨研究的價值。彭賀［27］強調多種研究范式的綜合運用并進行問題驅動和變革驅動的情境化研究。凌峰、劉建一［28］等提出引入“設計科學”。

3.3中國管理實踐特殊性研究

圖4中國管理實踐特殊性研究的共詞網絡在管理實踐中，由于情境的差異，從西方移植的管理理論并不完全適用，從而導致了中國管理實踐特殊性研究的興起。目前我國的本土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缺陷:3.3.1“中國”意識缺乏。中國情境、直面中國管理實踐、中國管理、中國管理實踐、中國式管理等關鍵詞的出現說明我國亟需建立于我國情境基礎上的、真正能管理實踐中發揮作用的管理理論。3.3.2研究方法單一、落后?研究模式、模式創新、研究主體、研究方法體系、管理路徑等關鍵詞均表明需要對現有研究方法與視角進行重新的思考。部分學者就“直面中國管理實踐”內涵和路徑問題進行了探討，對這類研究提出的建議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對本土管理學的研究與發展進行反思本土管理研究、管理學在中國、管理學元問題、中國本土管理學等關鍵詞表達著學者對于建立我國本土管理學的強烈愿望。呂力［29］認為，中國本土管理學的建立應從管理的“本體價值”入手。郭驍［30］指出既有管理學需要轉型。齊善鴻［31］認為管理學研究缺少對管理核心命題的反思，主張要重新思考管理的本質。韓?。?5］認同實踐導向在中國管理學術轉型中的意義并呼吁要珍惜學術表達的自由。(2)注重本土化情境研究學者開始意識到由于中國情境的特殊性，西方的理論與方法并不能真正解決中國實踐問題，創建符合中國情境的管理理論成為必要。如管理和諧、陰陽平衡、曖昧文化、情境化嵌入、中魂西制等，這些理論從中西融合的視角，結合中國國情，嘗試從傳統文化中提煉和發展相關管理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管理問題。實現中國管理實踐研究與中國管理實踐之間的互動。張玉利［32］提出要進行基于實踐和中國情境的學術問題研究。李垣［33］等主張將中國實際與主流管理理論相整合的理論發展觀。郭重慶［5］強調先有本土研究，然后再與西方研究平等對話。徐淑英［34］強調管理的本質是文化，中國管理理論研究必須關注中國情境的作用。(3)研究方法與視角科學改進比較研究、嵌入機理、本土研究、情境化理論等關鍵詞體現出我國學者對于這一研究的全新思考，通過新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對中國管理實踐特殊性進行解釋。李德昌［35］認為提出勢科學視角來研究中國管理實踐問題。段明明［36］指出中國管理實踐應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同時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去記錄、描述、考察和總結中國企業管理的原始經驗。彭賀［37］等指出注重研究工具的本土化問題與研究樣本的代表性問題。陳春花［38］等提出中國管理實踐研究評價的2個維度。何斌［39］管理實驗方法與跨文化本土情境管理的結合，應該扎根于我國的本土土壤和本土文化，面向中國本土管理情境。周建波［40］基于管理實踐的視角，展開中國管理環境的影響因子以及情境嵌入機理研究，探索中國實踐管理的情境理論范式。

4結論

4.1管理學屬性研究

現有管理學屬性研究文獻中的關鍵詞形成以管理學為中心的放射網絡，共同指向是強調管理學的研究方法、學科歸屬，強調管理學科是一個綜合性的、實踐導向的交叉學科。強調管理學屬性的詞匯包括學術性與應用性、學院式與后學院式、科學與藝術、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元研究、研究方法，學派、叢林、邊界等詞匯，上述詞匯表明管理學者的知識形態觀念越來越開放。除了中國管理學之外，上述關鍵詞與西方管理學者的研究體現出高度相似性，沒有提出新的詞匯。中國學者在此方面沒有貢獻，并沒有在管理屬性研究方面有所創新。此外，網絡圖圖2中還可以看出“管理學元問題”、“管理學在中國”、“中國管理實踐”與“中國管理”等相關研究熱點之間相互關聯，但是在整個管理學屬性研究中關聯度相對缺乏。

4.2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與轉化研究

該部分文獻所示關鍵詞共詞網絡中，“管理實踐”居于網絡中心位置，圍繞這一內容還存在許多小的或相關的研究內容，最終共同指向的是管理知識生產與轉化研究方式、研究過程，而不是研究方法。在圖3中，強調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與轉化研究的還詞匯包括學院式管理學、后學院式管理學、客戶迷失、價值迷失、實踐迷失、方法迷失、嚴密性、實用性、知識生產模式等詞匯。這些詞匯大部分位于網絡圖的邊緣。此外，“中國本土管理學”、“中國管理實踐”、“中國式管理”、“中國管理研究”等詞匯雖然位于整個網絡的邊緣位置，但是都與其他詞匯密切相關。這說明我國學者意識到解決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與轉化問題是實現“中國式管理”重要的步驟。

4.3中國管理實踐研究

圖4中“管理實踐”位于網絡的中心位置。網絡以“管理實踐”進行放射、詞匯之間關系雜亂也說明，中國管理實踐特殊性研究目前還沒有形成鮮明的主題，大部分文獻以管理實踐問題作為依托，在此基礎上進而討論中國管理實踐的特殊性，并且部分研究缺乏系統性與邏輯性。強調中國管理實踐特殊性的詞匯中，中國管理實踐、中國式管理、中國企業管理、中國管理、中國化、中國管理學、本土管理研究等詞匯，上述詞匯表明我國學者對于發展、構建中國本土管理學與要求進行中國實踐管理的意識越來越強，這也是“中國管理實踐”研究得到更多學者響應的表現。但怎樣界定適用于中國本土的管理學?如何根據中國管理實踐的特殊性去進行指導?出現了“市場分割性”、“產業集聚與城市化”、“虛擬組織”等術語，但自主創新、戰略轉型、外向國際化等中國企業管理實踐的方向性研究，并未出現。這是否代表著元研究與實踐研究的脫節?

4.4“知行差距”研究主題

由于元管理研究的內容與界定，管理學屬性研究、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脫節與轉化研究與中國管理實踐特殊性研究分別構成知行差距研究的三個并行的研究主題，同時也說明知行差距應從管理學知識的理論生產環節、經驗知識形成環節、知識應用轉化環節三個相對獨立的環節受到審視。這其實對我國元管理研究尤其是“知行差距”研究提出了需要進一步思考的空間:究竟關注的是中國管理學者構建理論的不足(包括研究方法、語言范疇)，還是中國本土管理者實踐經驗的落后，或者是理論知識與管理實踐相互轉化方面存在不足?或者是三個方面均存在不足?從整體上看，目前我國知行差距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1)聚類特征并不顯著。關鍵詞數量龐大，且核心關鍵詞及所有關鍵詞的平均頻次、向心度等聚類特征并不顯著，并沒有形成較為突出的關鍵詞。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管理學研究確實呈現出明顯的“前科學范式”特征，研究并未形成鮮明的主題，知識結構的嚴密性不強。(2)理論創新特征不顯著。雖然學者對自身也應有所反思，但從關鍵詞出現的頻率以及文獻內容來看，反思管理學方法的文獻多，直面實踐、批判實踐的文獻少，關注轉化、討論如何轉化的文獻亦相對不足，此外對于本土企業成功案例的研究、管理創新模式的探索也較為缺乏。除了如陰陽、面子、關系等少量本土原創的詞匯外，多數關鍵詞屬于西方理論話語體系，基于國學等本土學術底蘊的原創性成果尚未取得令學界歡欣鼓舞的進展。(3)強調本土化時削弱了開放性部分學者雖然意識到管理學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過分的強調“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排斥西方管理理論的科學性與相對的普適性。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國管理實踐”的進程中要對中西方管理文化及管理成果相互尊重，既要體現中國實踐特殊性，又要防止過渡“民族性”。

5展望與思考

基于上述若干結論，進一步討論未來的管理學在中國研究思路:(1)規范關鍵詞標注。如果說管理“知行差距”研究的文獻計量特征并不明顯，尚未形成相對顯著的聚類特征，是否是因為相關文獻中關鍵詞的標注相對不夠規范，或者說缺乏學界的共識?比如，可否將“管理學在中國”、“管理知行差距”、“中國式管理”以及“管理實踐在中國”等分別規范為關鍵詞?進一步地，相關期刊或高校能否牽頭呼吁相關研究在關鍵詞標注方面做出規范、達成共識?提出并能夠初步形成“管理學在中國”的關鍵詞表?使得管理學在中國中國式管理研究等聚類特征更顯著些，避免語義學沖突?這是通過文獻計量學與內容分析技術完善學術構建的有益之舉。(2)反思“中國管理實踐”如何避免知行差距。具體而言，需要重視兩個環節:一是重視如何提出原創性范疇，二是重視如何將范疇、理念推廣應用。不同的研究者應明確自己的研究指向、研究邊界。特別是后者，在目前的“中國管理實踐”研究中相對重視不夠，即“中國管理實踐”如何避免閉門造車，提出相關成果后應積極進行傳播、應用，在實踐中改進、完善。(3)加強我國元管理建設。中國現代管理學的發展，具有明顯的以引進西方理論為主的外源型特征［41］，而中國本土的科學哲學情境卻與西方有著明顯的不同，中國管理學者熟悉西方的管理理論，但未必熟悉西方管理學演進背后的哲學特別是科學哲學、元科學的演進歷程［12］。從當前中國元管理研究結果來看尚處于起步階段，整體研究并未形成鮮明的特色主題，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方法論范疇。管理“知行差距”問題是根植于元管理研究而存在的，雖然近年學者對于知行差距研究逐漸重視起來，但是仍然對缺少這一主題系統化的研究。此外，“知行差距”各環節中，如何界定新的研究范疇、構建新的管理理念及理念的推廣應用，不同研究者應明確自己的研究指向、研究邊界，特別在指導中國管理實踐方面，如何避免閉門造車、研究成果脫離中國管理實踐，并在提出相應成果后應緊急進行傳播、轉化，在實踐中改進、完善而非紙上談兵。(4)兼顧本土化與開放性近年來我國學者越來越意識到，現有的西方管理理論在管理實踐應用中并不具有普適性。而知行差距研究的興起正是為了更好地是管理理論服務于我國的管理實踐。當今的管理學知識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管理學界的學術研究基礎上［42］。

西方管理理論其實是西方學者在西方管理情境的基礎上研究的成果。為了有效的開展這項研究，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機制與方法、視角與假設必須要充分考慮考到中國管理實踐因素———中國企業經營管理現狀、本土企業的戰略管理、本土企業的創新能力以及傳統文化等。西方管理理論在中國出現過失敗，主要原因在于凌駕于本土的管理情境將西方管理理論生吞活剝過來。所以我們在使用時必須要挖掘出這些管理中最具普適性的部分，通過與特有的本土化因素相結合，對本土的管理實踐現象進行解釋與指導。只有基于中國本土管理情境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中國管理學研究應尋求的是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統一，應積極把握西方管理學發展脈絡，同時兼顧“中國管理實踐的特殊性”。管理的實質與規律是不分時間和空間的。將西方管理成果完全否定，建立純粹的中國管理學是荒誕的。就目前管理學研究成果來看，我國的研究水平仍與西方管理學界存在一定的距離。全球思維下的管理理論與本土化的管理實踐并不矛盾［20］，我們應積極學習、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的同時對如何本土化進行思考，在管理研究中既要反對完全科學主義，也要警惕過分民族主義。

作者:楊棟 樸藝芳 趙利軍 單位:天津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