ＱＣＡ方法在管理學研究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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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36種管理學核心期刊的文獻檢索結果，對QCA方法在管理學研究中的應用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QCA方法主要應用在創新管理、社會治理、創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公司治理等領域，研究熱度正迅速攀升，研究范式處于不斷完善的階段。未來的研究可以從擴展研究層次和研究情景、結合不同的研究方法、規范結論的穩健性檢驗等方面展開，使QCA方法在管理學中的應用得到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QCA方法；內容分析法；研究范式；應用領域；研究主題

社會現象的產生與管理實踐的發生通常是由多個因素并發引起的，并且引致結果的多個因素間多是相互依賴而非獨立的。［1］因此，想要考察某一因素的影響效應，須同時考慮其與其他相關因素的組態關系。這意味著，現有研究中被大量應用的定量回歸分析方法所假定的“因果關系對稱性”是不存在的。［2］近年來，被評價為可以替代傳統的定量研究方法與定性研究方法的定性比較分析（QCA）方法引起了管理學領域學者們的廣泛關注。QCA方法以集合論和布爾運算為基礎，提出了適合解決復雜因果問題的三個重要假設———并發因果關系、等效性和非對稱性，可以探究前因條件間的協同聯動如何共同影響被解釋結果。相較于傳統的量化研究方法和常規的質性方法，QCA方法對樣本量和數據來源的要求都相對更低，并且無需對跨層變量作特殊處理，大大降低了研究的復雜性。［3］QCA方法在國外管理學研究中已經被認為是一種較成熟的研究方法［4］，然而國內QCA方法的應用還處于起步階段，有待學者們進一步研究、完善。筆者應用內容分析法，對最新CSSCI來源期刊目錄中36種管理學學術期刊在2021年2月28日之前發表的關于QCA方法的文獻進行分析，從論文數量的年度變化情況、刊載論文的刊物情況、代表作者情況、研究機構情況、基金支持情況等方面對國內管理學領域QCA方法的應用現狀進行描述性的統計分析，同時對QCA方法的不同分類形式及其對應的研究范式作詳細闡述，最后對目前QCA方法在國內管理學研究中應用的熱點領域與熱點問題進行總結歸納。本文旨在增進學者們對QCA方法在國內管理學領域應用現狀的認識，為經濟與管理科學等學科領域的學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從而推動管理學研究理論與實踐的進一步發展。

一、研究方法與文獻來源

（一）研究方法

筆者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樣本文獻進行比較、分析、綜合，從而對QCA方法的應用現狀進行梳理與總結。內容分析法是一種以定性的問題假設為基礎、利用統計分析方法和工具對研究樣本進行處理的量化分析方法，最終從統計數據中得出定性結論。［5］筆者采用扎根理論的研究模式，采取據自上而下的歸納方式，利用質性文本分析工具NVivo12Plus軟件對文獻內容進行深入挖掘。

（二）文獻來源

本文數據的主要來源為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收錄期刊，基于對文章數量過多和發表期刊水平差異較大的考量，選擇的期刊來源為CSS⁃CI來源期刊目錄（2019—2020）中36種管理學核心學術期刊，以此為調查對象基本可反映出目前QCA方法在國內管理學領域的認可度及其應用進展。由于QCA方法在近幾年才開始受到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因此文獻搜索對文獻發表的起始年未作限制，文獻發表時間截至2021年2月28日，將“定性比較分析”或“QCA”輸入篇名欄進行文獻搜索（篇名搜索可以確保樣本文獻與QCA方法緊密相關），最終搜索到76篇關于QCA方法的文獻，以此作為本研究的研究樣本。

二、數據分析及發現

（一）文獻數量的年份分布

從逐年發表的文獻數量來看，QCA方法的研究已經逐漸被不少學者所知悉與采納，但在我國仍處于待發展階段。本研究所涉及的76篇文獻發表時間分布于2014—2021年。從圖1中可以看出，QCA方法近幾年才開始被國內學者應用于管理學研究中，且文獻數量呈波動上升趨勢（除2021年數據不全外）。2017年后應用QCA方法的文獻增量幅度較大，通過對文獻的引用量進行分析，原因可能是2017年有多位學者在參考分析國外QCA方法的應用文獻后，對QCA方法的研究邏輯、理論基礎、優勢等方面進行了系統介紹［3－4］，使國內學者對QCA方法的認識更加全面。

（二）刊載論文的刊物情況

36種管理學領域核心期刊中，有20種期刊在2021年2月28日前發表過有關QCA方法的文獻（如表1所示）。這說明QCA方法已經得到國內管理學領域大部分專家學者的認可。根據76篇文獻在各期刊所屬的專題分布來看，QCA方法主要應用在經濟與管理科學、基礎科學等學科領域。

（三）代表作者情況

本文列舉了刊發文獻數量超過4篇（含4篇）的文獻作者（不限第一作者），其中發表文獻最多的為杜運周，共發表5篇，其研究方向主要為組態視角與QCA方法、制度與制度邏輯理論、創客空間與創新創業。王鳳彬與羅瑾璉各發表了4篇，二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分別為組織理論、集團管控及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表2）（四）研究機構情況根據第一作者所屬研究機構發表的文獻數量，本文列舉了發表文獻超過4篇（含4篇）的研究機構，其中發表有關QCA方法的文獻最多的為東北大學，共發表7篇，其次是同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東南大學、浙江工業大學，分別發表6篇、5篇、5篇、4篇，且都存在同一作者多次發表的現象。（表3）（五）基金支持情況在76篇文獻中僅有1篇文獻未提到基金支持情況，其余文獻受到支持的基金類型如表4所示（包含兩種以上基金同時支持一篇文獻的情況）。其中對有關QCA方法的研究支持最多的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共有33篇文獻受到該基金支持。其次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共有21篇文獻受到其支持。最后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共有14篇文獻受到其支持。除以上基金類型外，還有少量文獻受到“卓越博士生”培育計劃、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等基金資助。（六）QCA方法研究范式QCA方法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演化出多種形式，根據變量類型的不同而主要分為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csQCA）、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多值定性比較分析方法（mvQCA）。筆者通過對76篇文獻的研究分析發現，目前國內管理領域的學者對fsQCA方法的應用較多，其次為csQCA方法，而mvQCA方法只在一篇文獻中出現且與fsQCA方法結合應用。同時，還有少數學者對QCA方法與其他研究方法的結合應用做出了大膽嘗試。三種研究方法的應用文獻數量如圖2所示（不含3篇綜述類文獻）。1．基于csQCA方法的研究范式定性比較分析（QCA）方法在提出之初，只能實現基于清晰集數據的分析。基于csQCA方法的研究范式是將前因條件和結果條件校準為0或1的二分變量來進行問題研究的一種范式。csQCA方法的優點是，它可以通過測量變量是否存在來降低現象的復雜性［6］，且csQCA方法在處理樣本數量為15—80的中小規模樣本的研究中具有較大優勢［7］，缺點是可能會導致變量信息丟失及矛盾組態的產生。［2］鑒于csQCA方法以上特點的存在，眾多學者將其應用于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為二分變量的案例研究中，或者在案例選取時排除在某些變量上取值模糊的案例。例如，程聰等人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對48個國內企業跨國并購案例進行了整合性分析，總結出四種企業跨國并購的驅動機制類型。［8］謝洪明等人借助csQCA方法對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進行了整合性分析，發現了影響創新績效的五種主要驅動模式，并指出，企業在跨國并購中需要著重考慮外部因素，減少外部阻礙。［9］2．基于fsQCA方法的研究范式由于csQCA方法無法處理現實情況中大量存在的定距變量和定比變量，Ragin在2000年提出了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基于fsQCA方法的研究范式是將前因條件和結果條件校準為0—1之間的隸屬得分，從而可以研究某一條件能夠被觀察到的程度對結果變量的影響的一種范式。fsQCA方法可以看作csQCA方法的進一步補充，不僅可以處理類別問題，也可以處理程度變化問題和部分隸屬問題。［4］但也有學者提出，這兩種QCA方法都是一種靜態研究，因此默認了所有前因條件都是同時出現的，而非隨時間變化的，忽略了前因條件之間的邏輯順序。［10］與csQCA方法和mvQCA方法相比，fsQCA方法得到了學者們更加廣泛的關注與應用。例如，李健等人采用fsQCA方法對28個制定社會企業政策的國家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有利的內部政策環境是社會企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影響因素，同時，社會企業法律形式和政策工具之間存在多種匹配關系，它們會對社會企業的發展產生影響。［11］許玉鎮等人應用fsQCA方法對60起安全生產事故中對領導干部的責任追究案例進行分析后發現，領導批示與高度重視、事故發生性質、問責類型、事故嚴重程度是決策問責發生的關鍵因子，并且構成了多條典型組合路徑。［12］3．基于多方法混合的研究范式隨著國內外學者們對QCA方法應用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識到QCA與其他研究方法混合應用的發展前景。［13］盡管QCA方法與傳統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在研究視角、基本假定、概念模型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4］，但有學者發現，二者的差異反而使二者之間有優勢互補的可能。［14］通過對現有文獻的分析發現，基于多種研究方法混合使用的研究范式主要可分為三類：（1）QCA方法與定量研究方法的結合。例如，易明等人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探究時間壓力是否會導致員工沉默，研究結果表現為三個方面：時間壓力通過不同中介變量對員工沉默有不同的影響，得出了三類觸發員工沉默行為的前因構型，闡述了變量間的集合關系。［15］（2）QCA方法與定性研究方法的結合。例如，董津津等人利用扎根理論構建了企業創新行為決策動因與機理的理論模型，并借助fsQCA對該理論模型進行了檢驗［16］；王丹等人采用扎根理論方法識別并提煉企業原始創新失敗的影響因素，構建企業原始創新失敗形成機制，并利用csQCA得到了企業原始創新失敗形成機制的4種構型。［17］（3）不同類型的QCA方法的混合應用。例如，李韻等人結合fsQCA方法與csQCA方法，利用csQCA方法發現，社區基金會的成長成熟大致可分為運作型、參與式資助型與資助型三個階段，利用fsQCA方法得出了影響社區基金會成熟度的多個條件路徑［18］；郝瑾等人同時采用fsQCA方法和mvQCA方法進行多案例比較分析，大大提升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19］（七）主要應用領域及研究主題本研究主要運用NVivo12Plus軟件對文獻文本進行編碼和分析。常見的編碼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根據研究主題設編碼節點，形成研究框架，然后閱讀初始文本對節點進行深入挖掘形成更細致的編碼；第二種是按照開放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編碼的步驟，先直接對文本進行本土化編碼，形成若干子節點之后，再通過分組形成相關的類別。［20］本研究采用第一種方式對樣本數據進行整理分析。1．主要應用領域由于QCA方法在研究含有復雜因果關系的社會現象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因此QCA方法多應用于某一結果變量的復雜前因研究。據此，筆者從76篇文獻的結果變量出發，結合其研究對象，對76篇文獻進行比較歸類，歸納出國內管理學領域QCA方法應用的5個主要研究領域，即一級節點，再對文獻的具體研究內容進行編碼，依據所得的5個主范疇進一步劃分為多個子節點，如表5所示。2．研究主題及研究發現在對文獻的主要研究主題正式提煉之前，筆者通過NVivo12Plus軟件中內嵌的詞頻分析功能，結合文章的標題、摘要、結論等內容對76篇文獻的關鍵詞進行詞頻分析，根據文獻關鍵詞出現的頻次，可以較為客觀地把握QCA方法的主要應用領域及研究的主題內容。由于所有文獻的研究方法相同，因此在把文件導入軟件之前對關鍵詞中共存的QCA、定性比較分析、影響因素等詞進行了刪除，使可視化圖表所顯現的研究主題更加凝練。（1）創新管理。結合圖3所示的主要關鍵詞，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進一步精細閱讀，發現QCA方法在創新管理領域的研究主題聚焦在企業創新行為的驅動因素有哪些，以及企業能力、環境、網絡等因素如何提高創新產出等。筆者將創新管理領域的研究主題歸納為創新產出和創新驅動。郭元源等人發現，較高的創新產出效用組合形式可以分為三種，分別以競爭性市場、管理型政府、體系化法律為核心因素。［21］黃鐘儀等人發現，存在四種可以導致眾創空間高創新產出的平臺服務與政府政策的組合，并且可以進一步概括為“平臺促進型”和“政府推動型”兩類孵化模式。［22］張輝等人發現，企業創新產出的提升路徑包括網絡嵌入—能力沖突型、網絡嵌入—能力促進型、創新能力缺失彌補型和雙元能力推動型四種構型。［23］關于創新驅動的研究，楊麗麗等人研究發現，企業家精神是驅動本土“隱形冠軍”自主創新的重要內部因素。［24］王水蓮等人發現，制造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驅動因素無法單獨發揮驅動作用，需要有效的組合形成驅動合力。［25］（2）社會治理。結合圖4所示的主要關鍵詞，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進一步精細閱讀，可以發現，社會治理領域的研究主題聚焦在焦點事件對政策議程的觸發、政策的擴散、政策工具的選擇等方面。筆者將社會治理領域的研究主題歸納為治理措施、政策議程、政策擴散。關于治理措施的研究，王英偉發現，地方政府在鄰避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選擇主要取決于外部壓力的強弱和內部控制力的高低［26］；荊豐等人發現，互聯網普及率、國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民主化程度都對政府在線政務服務能力起重要影響作用［27］；李月等人發現，省級政府數字治理應用受到組織、技術與環境因素的綜合影響［28］。關于政策議程的研究，武晗等人發現，抽象的議題訴求是議程觸發失靈形成的必要條件［29］；王國華等人發現，焦點事件能否促成公眾與決策者的共識，取決于聚焦能力、議題屬性和決策者信念體系間的互動和影響，議題的意識形態相關性越強，共識達成的可能性越低［30］。關于政策擴散的研究，劉曉亮等人發現，政治資源通過代理人和行政層級因素對地方創新擴散發揮作用，東部的地區性先進經驗相比中西部更容易得到推廣［31］；楊志等人發現，政策爆發的必要條件是可操作性、縱向政策吸納、中央密集干預和整體性推進策略［32］。圖4社會治理領域主題詞云圖（3）創業管理。結合圖5所示的主要關鍵詞，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進一步精細閱讀，可以發現，QCA方法在創業領域的研究主題聚焦在制度、環境、資源等因素對企業或個人創業活躍度的影響作用，以及創業企業的成本管理、商業模式等對其成長與發展有什么影響。筆者將創業管理領域的研究主題歸納為創業驅動、創業企業發展。關于創業驅動的研究，羅順均等人發現，只有當創業機會、創業動機和創業能力等要素有效組合搭配時，異地創業項目就具有較高的投資吸引力［33］；王麗平等人發現，創業企業相較于傳統企業呈現出非線性的成長模式和發展路徑，并且區域產業生態、政策環境和網絡能力對創業企業的高成長性有重要的影響作用［34］。關于創業企業發展的研究，徐廣平等人發現，機會識別能力是高公司創業活躍度產生的必要條件，非高公司創業活躍度產生的必要條件是內部創業文化的缺失［35］；楊英等人發現，高社會創業活躍度的驅動機制分為兩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要素間的聯動匹配，第二條路徑是非正式制度要素間的聯動匹配［36］；何良興發現，創業行為產生與否，須考慮創業活動不確定情境下個人意愿與不同條件的組態［37］；戴維奇等人發現，開發者角色身份是企業獲得高水平創業導向的必要條件，具有相同社會動機的企業家會因環境等其他因素的影響而對企業創業導向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38］（4）人力資源管理。結合圖6所示的主要關鍵詞，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進一步精細閱讀，可以發現，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的研究主題聚焦在績效管理、管理者的領導行為及員工沉默等行為、員工的情緒耗竭和工作投入狀況等方面。筆者將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的研究主題歸納為績效管理、工作行為、工作態度。關于績效管理的研究，趙文等人發現，構建豐富的國外社會網絡是大型海歸企業達成高績效的必要條件，同時國內社會網絡應該與國外社會網絡保持一定距離［39］；唐建榮等人發現，企業績效的提升不取決于某一個單獨的價值觀要素，而是取決于不同價值觀要素的橫向協同配合［40］；何文盛等人發現，高績效、可持續的預算績效管理改革取決于多重要素聯合互動，部門協同是其核心條件［41］。關于工作態度的研究，資歷較深的項目成員與工作年限少于8年的年輕項目成員的水平領導者角色認同組態有很大的差異。孫謀軒等人發現，項目成員期望與項目經理臨時性授權的組合可以有效地增強角色認同，且與個體的工作年限無關［42］；李作學等人發現，影響科技人才工作投入的必要條件是薪酬制度［43］。關于工作行為的研究，閆佳祺等人發現，促進領導者變革—交易雙元領導行為產生的必要條件是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強度，高環境不確定和機械化組織結構是領導者變革—交易雙元領導行為產生的充分條件。［44］圖6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主題詞云圖（5）公司治理。結合圖7所示的主要關鍵詞，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進一步精細閱讀，可以發現，公司治理領域的研究主題聚焦在家族企業、跨境電商治理、跨國并購驅動因素和集團管理模式等方面。有學者指出，我國公司治理研究脈絡的演進經歷了從單法人治理到集團治理、從國內公司治理到跨國公司治理的過程。［45］因此，筆者將公司治理領域的研究主題歸納為集團治理、家族企業治理、跨國公司治理。關于集團治理的研究，王鳳彬等人發現，公司制改造等制度因素和集團組建方式等歷史因素影響了眾多央企集團的管控架構選擇［46］；王璁等人發現，眾多市場競爭類國有企業集團通過采用“經營價值創造層級型”或“派員層級型”控制體系支撐了集團戰略的發展，部分非市場競爭類國有企業集團通過構建“威權層級型”控制體系支撐了集團戰略發展［47］。關于家族企業治理的研究，于曉東等人發現，解雇家族CEO的常見模式有三種：外部壓力模式、家族利益權衡模式、類創始人獨控模式［48］；王爽等人以22個家族企業二代為樣本，提出了家族系統的“結構－互動－功能”模型［49］。關于跨國公司治理的研究，張正榮等人發現，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設立模式可以分為要素驅動型和政策引導型，并且外資參與度和區域貿易集中度對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設立和推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0］；程聰等人發現，企業管控能力是驅動企業跨國并購行為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素［8］。除以上研究主題外，筆者將涉及其他研究主題且目前已有相關研究的文獻劃分為其他類，共7篇文獻。其中包括定性比較分析法的應用介紹與綜述類文獻3篇，與互聯網發展密切相關的文獻3篇（平臺管理1篇、創客運動1篇、科技孵化器1篇），民間組織治理1篇。

三、現有研究的評析與展望

（一）從研究層次、研究情境的角度拓展

QCA方法應用通過對現有文獻的研究對象所屬層次進行分析發現，國內管理學領域現有關于QCA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層面和社會層面，有關于個體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無論是個體的行為還是狀態，對其成因的探索和分析都屬于對復雜因果關系問題的解決，而這正是QCA方法所擅長的。因此，QCA方法的應用可以更好地解釋個體行為的多樣性和復雜性。［4］未來的研究可以拓展QCA方法的研究層次，豐富QCA方法在人力資源等領域的應用。同時，由于QCA方法具有不需要對多層次的前因變量進行處理的特性，大大降低了研究的難度和復雜程度。因此，未來研究可綜合多層次前因變量來全面探討結果變量的形成機制。在不同的情境中，同一個前因條件可能會對結果變量產生不同的影響作用。例如，Santiago發現，同一種親屬關系、同一種管理角色對家族企業的影響會因為情境的不同而發生變化。［51］定性比較分析法在其應用過程中沒有控制變量的區分，但是可以通過加入情境變量來達到與加入控制變量相同的效果。［1］現有研究中少有文獻考慮情境因素的調節作用，未來QCA方法在研究應用的過程中可以通過增加情境變量來對現實情境進行進一步劃分，探究不同情境下問題解決策略的多樣性。

（二）根據樣本特征進一步規范結論的穩健性檢驗

目前，學者們已經提出了多種穩健性檢驗方法［3］，但經文獻分析發現，現有研究中對結論的穩健性檢驗仍缺乏規范性。盡管QCA方法結果的穩健性取決于樣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對樣本數量的要求較低［52］，但大部分文章未對其研究樣本的代表性進行明確闡述。因此，未來的QCA方法研究應加強對穩健性檢驗的重視，對多種穩健性檢驗方法的適用情況作進一步闡述說明。值得一提的是，張馳等人指出，現有的通過比較結果存在和結果不存在狀態所得出的組態之間的差異來進行穩健性檢驗的方法實際上是對穩健性檢驗的誤解，未來的研究可對此方法的有效性作進一步驗證。［3］

（三）通過不同研究方法的有效整合深化研究結論

首先，現有研究大多在條件構型描述的基礎上再對條件構型進行歸納分類，而缺乏對條件構型生成邏輯的進一步分析。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在得出QCA方法的前因組態統計結果的基礎上，結合訪談、文獻或其他研究方法來探究前因間的發生順序及前因條件之間的相關關系。例如，通過傳統的定量研究方法探究結果變量的橫向構型邏輯，再通過QCA方法探究結果變量的縱向構型邏輯。其次，有學者指出，基于統計結果提出未來可被檢驗的理論命題，是當前定性比較分析的發展趨勢。［53］現有研究聚焦在檢驗和細化已有理論，未來的研究可以大膽嘗試利用QCA方法去解決現有的悖論問題，或者利用QCA方法提出更多創新性的問題研究的理論框架。最后，目前國外的研究中已經出現了多種有關QCA的研究方法，可以對QCA方法存在的缺陷進行彌補。例如，共存分析（CNA）可以探究多前因變量與多結果變量之間的關系，必要條件分析法（NCA）可以使必要條件的識別更具說服力［3］，時序定性比較分析（TQCA）可以考慮前因條件發生的時間順序［4］，然而國內管理學領域關于QCA方法的研究仍局限于使用csQCA與fsQCA。未來QCA方法的應用研究應加快發展腳步，打破現有局限，對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更多的嘗試。

作者：馬富萍 楊柳 陶世佳 單位：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