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個人收入差距與公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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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市個人收入分配差距（1）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據2004年市統計局城調隊對2000戶城市居民家庭的調查表明，2004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637.8元，比2003年增長12.6%。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繼續改善，但其增長水平明顯低于高收入家庭。2004年，占20%的高收入組和20%低收入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9634.6元和7400.9元，收入比由上年的3.4∶1擴大為4∶1。（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政府采取多種惠農措施的情況下，2004年各郊區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7172元，實際增長12.6％，終于走出“八年徘徊”，但由于種種原因，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實際增長遠遠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城鄉收入差距2001年達到了2.27∶1的高位，并且近3年來又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3）行業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一直是影響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北京市近年來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越來越大，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的收入比1996年為2.1∶1，2004年上升為5.5∶1。（4）腦體收入差距：研究表明，戶主(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撐者)的收入與學歷呈現高度相關的態勢。2004年，北京市19個行業門類中，年工資收入排在前三位的是金融業78399元、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61022元、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39844元，都是高學歷群體所在行業。全市收入最低的為未上過學的群體，他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049.8元。另有資料表明，目前國企經營者年薪是企業員工平均工資的13.6倍。二、北京市個人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1.所有制結構及分配原則的重大改革。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部分公有制企業轉制，開始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要素向個人集中。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強調分配必須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這一分配原則承認不同的生產要素在再生產中的作用，由按勞分配（實際上的平均分配）轉變到按要素分配。它充分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推動了經濟增長，但由此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一方面人們的要素稟賦不同、財產狀況不同加之市場經營的不確定性，收入差距迅速拉開。另一方面要素在參與分配中的地位不同。技術、資本和管理是稀缺要素，在社會分配中處于主導地位，而勞動要素的供給過剩，失去談判能力。加之宏觀政策對公平兼顧不夠，加劇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2.職業構成的新變化?？萍紕撔赂淖兞速Y本有機構成，使企業對高素質人力資本需求不斷增加，而對原始勞動力的需求不斷減少。1996-2002年我國科研綜合服務業等高技術崗位工資年均增長15.8%,比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和餐飲業等低技術崗位分別高6.9、6.1、4.4和3.8個百分點。3.壟斷行業不合理的收入分配。2004年2月我國資金利潤率最高的行業都是政府壟斷行業。壟斷部門較高的投資回報率看似由供求關系決定，實際則是市場準入制度和信息不充分所致，是市場失靈的典型特征。由于產權約束軟化，金融、民航、通信、電力、石油、煙草等行業對壟斷利潤的分配形成了社會公認的高薪階層。4.初次分配秩序混亂。國有企業和公共資源定價的非市場化、地方政府給予的土地、信貸和稅收優惠是一種補貼機制，有違市場原則，加大了投資收益，甚至產生尋租行為。此外，大量的實物分配；住房、汽車、補貼隱含的收入；個人消費與公司和公共消費的混合；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走私販私、侵吞國有資產；公共資源流失、灰色收入和違法所得等是一些人一夜暴富的體制根源。5.城鄉二元經濟的體制壁壘。表現為：（1）城鄉公共產品存在著巨大的供給差異。（2）城鄉二元結構對要素流動的約束，就業、擇業的限制。（3）農村的財政生產的產品（人才）不能為稅收的承擔者享用。據北京市統計局測算，目前北京地區農村收入等經濟社會發展指標要整整落后城市8年。6.不同群體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差異。2003年城市低保對象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112206人，占低?？側藬档?1.9%，高中43853人，占23.4%。2004年，收入最低的為未上過學的群體，年人均收入9049元。我市被調查的2000戶城市居民家庭中，20％的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僅增長1.3%，20%的高收入組人均收入增長20%，相差18.7個百分點。低收入組勞動力素質相對偏低，無法流向知識密集型、收入相對較高的行業或部門,也不適應城市化和產業結構調整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要。7.開放經濟的沖擊。人力資本要素在競爭性市場可流動性強，可在世界范圍競價。目前,世界500強中已有160強落戶北京。其中，外方雇員4.1萬人,人均年收入19.5萬元；中方雇員80.4萬人，人均年收入2.95萬元，外方雇員工資已經高出國內員工工資7倍以上。8.區域經濟發展和政策偏向。由于自然地理條件差異，加之改革以來我們實施了一些區域性的優惠政策，各區縣的經濟發展水平出現明顯的梯次差異。從北京市各區縣農村居民收入絕對值看，差距在進一步拉大。2004年，收入最高的朝陽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已達10261.11元；最低的延慶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6345.21元，兩者差距為3915.9元。一些經濟落后的區縣為吸引要素進入，給予的退稅和各種獎勵；中心區為建立金融中心，對金融高管的高額政府補貼擴大了個人收入差距。上述政策措施在增強區域經濟競爭力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同時加劇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社會分配后果。9.稅收調節不到位。表現為：（1）稅收優惠更多的是給予資本、技術而非勞動。（2）個人創辦的有限公司所得沒有征收個人所得稅。（3）對隱形收入缺乏有效征收手段，對人的自然稟賦差別兼顧不夠。稅收調節作用的弱化使區域經濟發展和個人要素稟賦水平基本決定了居民個人的收入。從2004年各所得項目個人所得稅收入占比情況看,工資薪金和勞務報酬兩項超過了91%,反映出對勞動課稅較多。10.財政轉移支出水平偏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還遠沒有達到15%的水平，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一些困難群體不能得到及時救助，一些保障項目標準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三、可行的公共政策安排1.推進市場化目前不完全的市場體制表現在：市場主體、公共品生產、公共資源定價、市場準入、匯率機制、利率機制、融資體制、產業政策等諸方面。必須循序漸進地推進市場化改革，以期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性，改善經濟運行質量，提高宏觀經濟運行效率。（1）要形成合格的市場主體，通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重塑

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形成有獨立財產權利、自主決策、自負盈虧的市場參與者。（2）要形成合理的市場關系，打破行政性的行業壟斷，放寬對民間資本進入限制，嚴格控制政府資源投入競爭領域，使初次分配反映出要素的市場貢獻。（3）要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必須有規范的土地交易市場、市場化的利率機制、嚴禁稅收返還。2.加快城市化進程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信息，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城鄉人均收入差距越低，相關系數為-0.6387。因此，必須破除要素流動和商品交易的體制壁壘。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在實質上是一個分工問題，交易效率提高、分工組織演進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和人均真實收入。為此，北京應鼓勵農村人口向縣區集中，將農村人口轉移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在北京率先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實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推動規模和集約化經營，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和勞動生產率。要按照城市總體規劃和區縣功能定位的要求，加強分類指導，完善產業布局，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城鄉互補、區域協調、統籌發展。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均衡，按照十一五規劃要求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堅持工業支持和反哺農業、城市支持和帶動農村的方針，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和重新整合。解決郊區農村的飲水安全、道路硬化、能源清潔、環境美化、信息暢通等問題；發展農村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政府應當為推進城市化提供必要的制度產品和公共服務保障。根據北京首都經濟特征，區域面積較小、預期土地價值較大，應加速都市化進程，不宜建過多的小城鎮。3.發揮法制在公平分配當中的作用一是依法保障人權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要求。人權當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權。目前全國拖欠農民工工資1780億，其中政府拖欠700億，進城務工人員的權益得不到依法保障。二是運用法律協調各社會利益主體的關系。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從維護人民的利益出發及時調節經濟生活中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通過制定并實施法律體系，確認、界定、分配各種利益，特別是強化對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保護。如：由于普通勞動力供給過剩，喪失價格談判能力，必須立法給予最低工資限價保護。但是必須平衡工資限價與社會保障的利益格局,避免產生替代效應，形成就業抑制，甚至排棄就業。三是法律應緊跟時代、反映民意，體現公平正義的精神。通過建立合法的民意表達機制，保障社會主體平等地享有權利。如：就業公平、教育公平、衛生保健公平、公共品享有公平。四是依法規范初次分配秩序，加大貨幣化分配權重。杜絕實物分配；實行結算制度改革；理順公務員工資和國有企業管理者工資。4.完善稅制，加強監管(1）完善個人所得稅制。現行個人所得稅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特別是針對當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收入分配秩序還比較混亂的現狀，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按次或按月征稅，與綜合各項所得按年征稅相比，不能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作用，難以體現公平稅負、合理負擔原則。二是對不同的所得項目采取不同稅率和扣除辦法，會扭曲要素市場配置，容易造成納稅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存在較多的避稅機會。三是扣除標準過低，使廣大低收入群體成為納稅人，制約了稅收調控功能的有效發揮。四是一些政策缺乏操作性。如對個人投資未分配利潤在征管上缺乏監控和稽核手段。個人所得稅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改革現行分類稅制，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適度提高扣除標準。（2）調整稅制結構。目前，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更多地體現為財富占有上的差距，而2004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只占全部稅收收入的675%，西方國家一般占50%左右，可見單純依靠個人所得稅調節有很大局限性。要加強稅制配套改革，合理設置計稅依據、稅種和稅率。如：按評估值征收房產稅、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不同所得項目的稅率，通過稅制的總體改革強化稅收的調節功能。（3）實行推定課稅制度。應通過立法確定稅務機關對個人未稅巨額財產擁有永久稅收追征權，納稅人不能舉證的稅務機關可核定征稅。（4）改進征管手段。建立個人各項所得信息系統，加強稅務部門與金融部門的信息交換，健全個人收支結算制度，提高對收入的監控能力和征管水平。5.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兼顧公平的現實選擇。發達國家普遍統一征收社保稅，推行財政轉移支付政策。據世界銀行1996年統計，發達國家社保稅占中央稅收總額的28％，其中德國占40％左右，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6％的平均水平。各國社會保障資金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也不斷上升，1991年瑞典為49.0%、法國為34.9%、德國為29.7%、英國為24.5%、美國為18.0%、日本為13.8%。這對于平抑收入差距和貧富不均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根據英國政府機構1982年對1486戶最高收入者和1486戶最低收入者調查的結果證明，在經過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的調整以后，前者每戶年平均收入則由17390英鎊減少為12260英鎊，收入降幅為29.50%，后者每戶的年平均收入由原來的150英鎊增加為3220英鎊，收入增長率為2146.66%，兩者收入差距由調整前的115.93∶1降為3.81∶1，縮小了30.43倍。西方國家還鼓勵三次分配。美國一年的社會福利性捐贈達6700億美元，占GDP的9%，我國僅占GDP的0.1%。我國基金大多有政府背景，社會文化中缺乏對捐贈的認同和激勵。民間資源調度不夠，政策限制較多。如:稅收政策規定只許扣除企業所得稅前的3%和個人所得稅前的30%。借鑒西方經驗，當前要增加財政的社會保障投入，把社會保障支出作為公共財政第一支出順序予以確保，多渠道籌措社會保障資金，逐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根據社會發展進程適度提高標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6.兼顧擴大就業與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由于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和過大的勞動力基數，我國的失業承受能力遠低于國外發達國家，因此不能用4%的國際警戒線來簡單比較。過去五年，北京市城鎮登記失業率分別是0.75%、1.18%、1.35%、1.43%和1.3%，2004年北京的城鎮失業者6.46萬人。但卻有著近400萬外來務工人員。由此可見，我

市的失業屬于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其對策是：（1）健全勞動力市場體系和社會服務體系。就業信息平臺是準公共產品，政府應是信息的提供者。解決結構性失業要靠教育和就業培訓，政府應建立職業教育培訓專項基金，用于對失業者的培訓，以就業需求為導向，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對城鎮失業人員、郊區農民轉移就業提供免費職業技能培訓，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對農村富余勞動力要提供勞務輸出信息，做好組織協調，解決信息非對稱性問題。（2）明確北京產業結構特征。根據北京市的資源條件和發展定位，參與世界性的經濟循環，在產業結構的協調化和高度化兩個方面，高度化是方向性的選擇。主要不是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而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現代制造業和環保產業，如：金融、物流、會展、通信、醫藥、旅游、教育、保健、環保、體育、文化、中介、家政等新型產業，提高就業彈性和勞動者收入水平。（3）發揮中小企業在擴大社會就業方面的重要作用。2004年底全國75%以上的城鎮就業機會是由中小企業提供的。因此，要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扶持力度，拓寬融資渠道，實行特別的信貸安排，鼓勵科技創新，進一步增加社會就業。7.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由于教育投資的效益外溢使其具有公共產品性質，會造成個人投資不足。因此，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必須發揮政府的作用。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將有助于改變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競爭的需要。為此，發達國家都把教育和培訓作為消除貧困和縮小差距的有效途徑和關鍵舉措。如美國80年代以來，全民素質教育和人力資源投資不斷增加，1989年為3530億美元，1999年更是達到6350億美元，占全國GDP的7%以上，比例之高居世界之冠。據世界銀行發展報告1996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公共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為4.8％，其中瑞典、德國也已達7％以上，而中國預算內教育經費的比重，2003年僅占當年GDP的3％。目前，美國把國民生產的5.4％用于教育投資，17％用于物質投資，韓國是36％和30％，而我國大約為25％和30％。物質資本投資與人力資本二者投資的比例，美國是3∶1，韓國是8∶1，中國是12∶1，我國人力資本投資的支出，遠遠低于各國平均數。有國內學者利用1978～1996年教育投資與健康投資的數據，計算出每增加1億元人力資本投資，可帶來次年近6億元GDP增加額，而每增加1億元物質資本投資，僅能夠帶來2億元GDP的增加額。要堅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快制定和實施人才發展戰略，創新首都現代人才資源開發與管理體制，充分利用北京的教育資源，著力構筑全國人才高地。增加教育投入，健全公共財政對義務教育的保障機制，全面實行普及高中和職業技術義務教育。推進優質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輻射，制定政策吸引優秀城鎮教師到農村支教，努力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積極推動學習型城市建設。四、結語我們認為：第一，減困與降低收入差距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問題。現階段政府可行的目標選擇應是努力減少貧困，而非過大的降低收入差距，其邏輯路徑是：差別-增長-發展-減困-公平；第二，一些對策的短期與長期效應是不同的。比如，在推進市場化的起步階段，要素向少數人集中，市場不規范，制度空間較大，可能會擴大收入差距，但長期看有利于增進效率，通過健全法制杜絕權力對資源的分配必然會縮小收入差距；第三，一些再分配政策不會降低基尼系數但是我們不應忽視其對收入分配格局的積極影響；第四，我國人均教育水平與收入差距呈正相關關系。因此，增加低教育層次人群的教育投資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第五，必須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的操作性規范，嚴格界定享有主體和標準，否則上述政策的實施甚至會擴大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