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對國家政治控制挑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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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隱性的政治控制來強化國民對當局和政治典則的認同，維護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體系的本能反應和必然舉措，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重要。這種控制一般體現為三個方面，即國家壟斷信息、控制傳媒，塑造民族國家意識以及節制政治參與。隨著互聯網的急劇擴張，它以一種新的多元化、交互式的傳播方式，有效地打破了國家對信息和傳媒的壟斷權力，瓦解了統一輿論；網絡催生的個人自由主義傾向和全球化觀念則使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日漸淡薄；虛擬社區和網絡政治組織的增生又使政治參與變得愈發難以把握。這些都對傳統意義的政治控制提出了嚴峻挑戰，使政府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在信息時代應該擔負的角色。

關鍵詞：互聯網政治控制合法性大眾傳媒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特定民主的穩定性，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而且取決于它的政治系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相對而言，在一個社會變遷加劇、現代化壓力和民主壓力都十分巨大的后發展國家中，這三者之間的互動更加復雜。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經過詳細論證指出的那樣，在很多情況下，后發展國家政治變化的基本前提是公眾政治信仰的變化。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必須適應這種變化。政治控制對于后發展國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與它們的被動處境密切相關的。它們必須在公民的攀比、激進情緒和國家的實際能力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既不能一味冒進，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從經驗的層面感知，我們也會發現，后發展國家要適應這種變化，起碼要從三個角度同時入手，一是取得推動社會發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數的實際政策績效，二是強化以暴力威懾和法律規范為基礎的秩序保障，三是培養社會成員基于某種價值信仰而對政府統治正當性所表示的認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別視為大張旗鼓和隱性的政治控制。

在現代政治體系中，這種隱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1）政治系統必定會壟斷或封鎖那些不利于政治穩定或危及到政治統治的信息，它會用強力控制大眾傳媒，有選擇地經過篩選過濾的信息以營造統一輿論；（2）政治系統必定會通過訴諸道德、倫理、思想意識等各種方式的說教和灌輸來強化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以贏得民眾對憲法的忠誠、對制度框架的認同、對政府成就的贊美；（3）政府還會有目的地把政治參與節制在一個與政治發展相適應的水平上。可以設想，在一個缺乏基本共識的社會中，各種力量赤裸裸地對抗，而國家無法吸收或承受不了這種壓力，其結果便是長時期的動蕩和混亂。在此，隱性的政治控制便成為與獲取政策績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聯網（Internet）的出現和急劇擴張使這一切發生了巨變。

互聯網不但是一種信息能在瞬間生成、瞬間傳播、實時互動、高度共享的傳播媒介；它還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以離散的、無中心的結構模式和運作特征基本消除歧視，實現地位平等的參與；它還真切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提升，并已使全球一體化進程有了驚人的突破。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統計，截止1999年8月，全球互聯網用戶已經突破了1.7億，預計到2002年，用戶將增加到3~7億。在中國，從1994年的數千網民發展為1999年6月的400萬，預計明年將達到1500萬。毫無疑問，互聯網的擴張已經成為信息時代最醒目的特征。

互聯網的擴張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已成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節奏改變甚至摧毀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控制機制。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到端倪：

——低成本的交互的傳播打破了信息壟斷，瓦解了統一輿論通過壟斷信息和有意識地利用大眾傳媒來影響公眾的認知和判斷，捕獲其想象力，塑造他們的情感體驗方式，是政治控制最常見也最奏效的手段。例如對信息進行篩選過濾、防止危害政治系統安全的信息散布；例如對輿論的導向進行引導和監控等，政府在這一方面一直顯現出高超的技巧和足夠的權威。

本·安德森（B·Anderson）就曾經精辟地論證過由于“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的出現，有效地排除了人與人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面對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從而造成了小至一個民族大到全球都是一體的強烈感覺，他用“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來指稱民族國家和闡釋民族主義的起源.而早在60年代，傳播學界的天才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僅僅因為電視的大規模發展就敏銳地預見到將會出現一個“地球村”.在這種國家主導大眾傳媒的背景下，普通公眾獲得了接收信息（已被篩選）的可能性，但反過來向大眾廣泛傳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性幾乎是并不存在的。那些企圖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組織和個人，往往由于控制大眾傳媒的成本過于高昂而只能望而卻步或者難以擴大影響。反過來看，由于傳播路徑的單向性，國家可以輕易地控制傳媒，并用單一的內容（或聲音）塑造統一輿論從而主導意識形態。

互聯網的誕生和擴張正在改變這種局面。遍布全球的互聯網靠著統一的協議，為用戶提供普遍、可靠、方便的進入途徑，體現了自由開放的理念和打不爛、堵不住的設計原則。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曾經對作為網絡基礎的TCP/IP協議作過這樣的解釋：“一個個信息包各自獨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訊息，每個信息包都可以經由不同的傳輸路徑，從甲地傳送到乙地。……正是這種分散式體系結構令互聯網能像今天這樣三頭六臂。無論是通過法律還是炸彈，政客都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網絡。訊息還是傳送出去了，不是經由這條路，就是走另外一條路出去。”于是，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規模空前的超越國界的電子疆域——Cyberspace.在這個數字化的空間中，難以控制的信息傳播打開了言論自由的潘多拉魔盒。

互聯網作為一種全新的傳媒具有傳統傳媒無法比擬的優勢。首先，它能實現低成本的大范圍信息傳遞。任何人不用通過政府機構批準、檢查、修改，就可以在網絡上制作他人能夠閱讀到的網頁，或者通過電子郵件、新聞組，網上論壇，電子公告欄等各種方式向量多面廣的網民傳播信息。“在大眾傳播史上第一次你將體驗不必是有大資本的個人就能接觸廣大的視聽群。因特網絡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出版發行人。這是革命性的轉變。”其次，它的實時互動與異步傳輸并舉的技術結構把網絡變成了第一種個人化的傳播媒體。與電視傳播那種單向、選擇面窄、自由度低的特性相比，基于個人電腦的網絡更加富有個性，信息的獲取和傳遞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個人也能夠更加從容地選擇、吸納和傳播。它創造了全新的、平等的、沒有強權和中心的信息空間，引起了傳播從單向到交互的質變，由于信息的海量遞增和信息傳遞渠道的極度多元化，傳統意義上屬于國家專控的信息和封鎖權利飛速喪失，政府被迫面臨信息內容無法控制的尷尬處境，統一的輿論在可預見的將來必然瓦解。

同樣可以預料，在網絡瓦解了統一輿論從而導致信息權威的缺失之后，網絡空間有可能被真偽難辨的信息垃圾所充斥。象埃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樣，“數字化世界是一片嶄新的疆土，可以釋放出難以形容的生產能量，但它也可能成為恐怖主義者和江湖巨騙的工具，或是彌天大謊和惡意中傷的大本營。”“它是一個虛弱的宣傳工具，但卻是施展陰謀的好地方。”而擺在國家面前的更大的難題是：對此究竟應該放任自流，讓民眾自由抉擇，還是重新祭起強權的大旗，來控制這種不可捉摸的傳播？悲哀甚至危險的是，傳統政府對此束手無策。

——網絡催生的個人自由主義傾向和全球化觀念使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日漸淡薄從某種意義上說，隱性的政治控制核心其實就是合法意識形態的塑造，它的目標是強化公眾對當局和典則的認同感。按照美國學者伊斯頓的理解，合法的意識形態是由這樣“一些原則和價值組成：這些原則與價值（使公民）根據對未來的想象、對現實的解釋和對過去的印象而證明一個結構、其規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以捍衛本民族國家利益為內核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它通過強調一種強烈甚至狂熱的愛國情感，吸引公民個體的忠誠與報效熱情。它使得公民認為為了國家而犧牲奉獻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光榮和崇高的。它所“生成的團結精神和集體義務在文化衰退的環境中有著很強的動員能量”.但是互聯網推廣的價值觀卻是個人自由主義和全球化觀念。

在個人電腦和網絡領域中，有一個著名的黑客獨立宣言，它宣稱：進入電腦的權利應該是不受限制的，而且為一切人所有；一切信息應該是免費的。這個宣言的潛在話語是一切控制都是錯誤的。美國政府曾經試圖通過一個控制網絡內容的《通訊正派法案》，結果遭到了強烈的圍剿而流產。它鮮明地展現出政府控制在網絡時代的命運。

與網絡的個人自由主義取向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弱化政治控制的是它對全球化理念的張揚。網絡不但經由虛擬現實把“天涯若比鄰”的電子幻覺發展到了逼真的地步，它還真切地推動了全球一體化進程。在很多可見的層面上，身處全球化時期的政府都愈發無法來去自如地運作了。規模空前的恐龍型跨國公司已經與各種非政府組織一起成為和民族國家并行的國際組織單元。尤其是跨國公司使“國別經濟逐漸消失。全球性的工商企業和國家政府之間出現了實質的分離，前者懷有世界眼光，后者則集中注意‘他們的’選民的福利。”跨國公司越來越向這樣一個方向發展，它們“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國家，而是在全球范圍內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潤，它們既不代表其母國也不代表其東道國，而是僅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跨國公司意識正在超越國家意識，全球意識正在超越主權和民族意識。象湯林森洞察的那樣，當人們發現他們的生活和生計越來越不受其母國的機構制度的影響時，本來使他們得到安全和安定的文化歸屬感，也一步一步被吞噬了。對于有錢或有知識的人來說，國家的界限開始模糊，他們可以在世界范圍內選擇棲身和創業的場所。隨著精英集團國家認同感的不斷弱化，有人戲稱“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要比“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容易得多。個人自由主義的蔓延和國民意識的淡薄，不但使后發展國家苦心培養起來的集體主義信念和愛國主義信仰接近崩潰，還使國家在更寬廣的領域陷入雙重困境。一方面國家必須有強大的力量才能吸引住越來越沒有祖國觀念的精英人才，在此之前，人才的流失是難以遏制的；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又從根本上毀壞了國家強大的重要基礎。一方面是精英人才對祖國的漠視，另一方面知識和財富領域的弱者卻給國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產生了更嚴重的依賴。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有可能呈現噩夢般的循環。

——增生的虛擬社區和網絡政治組織沖破了節制政治參與的閥門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曾經用相當的精力來闡述后發展國家必須控制政治參與的道理。他用“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動亂”這樣一個公式來說明，當政治制度化還不夠成熟時，失去控制的政治參與必然導致政治動亂的來臨。在很多后發展國家都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把公民的參與局限在系統能夠承受的范圍內，對自發組織的政治參與行為一般都是嚴格控制的。隨著網絡的普及，虛擬社區正以驚人的速度增生。它按照不同的主題把人群進一步細化，并通過多種多樣的電子方式把這些公民鏈接在一起。由于利益的表達和聚合更加自由，興趣愛好相投或意識形態取向一致的人們在線路上即使進行跨越國界的交流和組織活動也相當容易，不必提交申請或支付任何有形的管理費。網民們甚至可以自己進行民意測驗，圍繞各種爭論組成自己的“電子政黨”或“電子院外集團”.這種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參與方式，使人們在感知與介入世界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覺，它甚至提高了人們參與政治的興趣。人們設想，一個連線的、一撥即可通達的議會，每一項議案都可能會引來大量電子郵件；一位親和的政治家可以立刻看到對公眾意見的調查，而一個社群則可以通過“在線（online）參與”的方式進行政治對話，向政治體系輸入要求或支持。其后果是，一方面政治活動“變得如此輕而易舉，以致再沒有什么規模太小、或太渙散的事業。”另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整合則變得十分困難，甚至常常不可能實現了。所以，在多數人難以形成共識的信息社會背景下，整合嚴密的少數派權力就會被充分凸顯出來。“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動員自己特殊利益的部隊的人為特征的時代即將到來。少數派的否決代替了多數派的表決。”但是必須看到這種政治參與潛藏著巨大的危險。其一，網絡的發展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是不平衡的。到目前為止，互聯網基本上還是英語霸權和美國霸權，互聯網的基本價值主張也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后發展國家的電子化政治組織和政治參與因此常常會被那些美好但不一定符合國情的理念所牽引。其二，網絡的發展在國家內部也是不均衡的，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后發展國家階層之間的差距。所謂“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赤貧者”的劃分正在成為現實。那些現階段能夠使用網絡這種先進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識層次較高和收入相對豐裕的年輕一代，他們對歷史與國情的了解不一定深厚，他們對文化傳統的抗拒卻很強烈。他們的政治愿望與“圈外的”公民有可能進一步疏離。因此，他們越是強烈而不受節制的政治參與行為，越是有可能超越現實，而給政治系統帶來災難。

更加嚴重的是，一些恐怖組織甚至叛國集團也在利用互聯網大擺講壇，并可能獲得比以往嚴格控制時多得多的支持。因此，隨著網絡規模的繼續擴大，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困境將更加明顯并不斷深化。

對于后發展國家而言，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民主化和制度化進程，施行必要的政治控制，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互聯網的擴張正在打亂這種進程的節奏。在激進的自由民主派人士看來，這是網絡以技術的方法在開啟民主的大門，是值得大大慶賀的。但正如筆者前面分析的那樣，政府如果對這個進程缺乏必要的了解，并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那么，無論對于政治體系還是生活于其中的大眾來說，都不一定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