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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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伊始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從我國的未來發展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和管理體制的變革，農村面貌有很大的改變，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然而，小康社會根本標志是人均GDP不低于3000美元、以及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8000元以上。目前，我們與這類指標還有相當距離，尤其從1997年開始農民收入增幅下降這一態勢，已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三農在國民經濟中處于戰略性地位，然而，三農卻成了國民經濟中一扇軟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則是收入問題。應千方百計從增加農民收入入手來解決三農問題，這不僅關系到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和穩定，更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

（一）目前我國的農民收入狀況

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長9％，而1997年開始便急轉直下逐年回落：1997～2000年，農民純收入分別同比增長4．6、4．3、4．0、2．1個百分點，但增幅卻分別同比下降4．4、0．3、0．3、1．9個百分點，這5年降幅總共6．9個百分點。由于農業的產業特點，農村達到小康水平比城鎮要困難得多。統計資料顯示，在全部居民儲蓄中，城鄉比例為8：2。2000年城鄉消費比值約為3：1，9億農民的消費額僅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38％。1997年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5160元和2090元，比率為2．47：1，到2000年這組數字為6280元和2253元，比率擴大到2．78：1。不僅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負擔也十分沉重，僅稅收一項農民支付的平均額就相當于城鎮居民的9倍，若加上名目繁多的收費，則相當于城鎮居民的30倍。目前，農村的恩格爾系數為48％，要達到小康水平要求城鄉平均為40％以下，重頭戲還是在農村。

（二）影響農民收入的相關因素

一.農民增收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我們有必要針對農民增收的問題作出仔細的分析，從而找出一條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目前影響我國農民增收的因素主要有：

1.農產品成本高、價格低、限制了農民增收。農業結構不合理導致農產品相對過剩，農產品價格上漲空間縮小后，農民收入增長受到了限制。我國農業收入60%來自種植業，1996年后農產品市場供求發生了較大變化，導致價格走低，1997年至1999年三年時間里，我國大宗農產品價格下降了24.5個百分點，不少農業大省連年喜獲豐收，但除了定購部分糧食按國家定購價收購外，其它農產品價格普遍下降，“實難”使農民增產不增收，到2000年因市場供求狀況變化和價格波動，使農民收入增幅下降了1.5個百分點，這一年僅農戶家庭種植業純收入一項就比1995年下降了27.4%。

2.農業經營結構不合理阻礙了農民增收。農民收入增長與收入構成密切相關，而收入構成又受制于生產經營結構。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結構不合理導致農產品低水平、結構性過剩，農業生產結構不合理表現為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組織結構的不合理，我國以農戶為主的生產結構高度雷同，產品品種在較大區域內大體一致，小生產或小農經營只能在滿足自身需求的情況下，再將剩余部分轉向市場，加之農產品市場競爭激烈，致使價格不斷下跌，農民收入增幅下降。這說明，農民增收受阻于農業經營結構的不合理。

3.農民負擔居高不下。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改變了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農業稅、集體積累及鄉村的公共支出由集體組織轉嫁給了農戶，同時，涉及農業的制度內制度外收費五花八門，屢禁不止，縣鄉兩級政府及村委會財權與事權不對稱，消費無約束，機構臃腫，隊伍冗長，正所謂“收了一些不該收的錢，辦了一些不該辦的事，養了一些不該養的人。”如湖北省監利縣2002年吃飯占財政支出的86%，一個紅城鄉財政所就有105人；龔湯鎮由財政開支的達944人，年經費億元之巨。類似這些都要靠收費苦苦支撐，農民負擔高位運行不但成為農民減收的重要因素，也擎肘了農民增收措施的操作。

當解決叫農民增收的問題，農民收入會迎刃而解。

二.除了農民增收問題，農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是制約農民收入進一步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場調節的比重日益加大，農業生產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多，對處于一家一戶分散經營且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民來講無異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們經營的風險，使他們很難對諸多的市場供求信息做出較準確判斷，結果往往是造成農業生產的趨同，同一品種的農產品在某一時段的供給大量增加，如國內需求增幅不大，產品亦不能大量出口時，農民收入就會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用于農業生產的新品種新技術大量涌現，要求農民加強對這一方面科學技術的學習，并將其運用到生產經營中去，而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民對此則有些無所適從，很難選擇到先進適用且市場需求空間較大的新品種和新技術運用到生產經營中，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三.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的競爭力強弱與組織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自改革以來我國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仍以農戶為單位，每一農戶經營的土地非常有限，按每戶三人計算，每戶經營的土地在7畝左右，要在人均2．3畝土地上把農民的收入提高到發達國家或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要在人均2．3畝土地上實現農業現代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另外，農戶的生產經營行為過于分散，在生產經營上仍處于“戶自為戰”的狀態，農戶經營行為協調性很差，組織化程度極低，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沒有，這使農戶經營行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場競爭中很難形成優勢，進而影響了農民收入的進一步提高。

四.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土地資源高度緊缺。目前我國人均耕地只有1．2畝，戶均承包耕地7畝多，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使農戶經營規模太小，即使土地生產潛力很大，也難給農民帶來可觀的收入。同時，由于經營規模太小，農產品生產成本過高，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

五．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和支持的力度不夠。農業相對工業和第三產業而言有其自身特點，即農業的生產周期長，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大，等等，這就使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民既要面對市場風險，又要面對自然風險，加之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農民抵御這兩種風險的能力很弱，也增加了農民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進而影響了農民收入的進一步提高。尤其自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府對農業的政策不是補貼，而是從農業中提取積累來扶持工業發展，這一政策的實施阻礙了農業自身的發展。雖然在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經濟長足發展及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農業補貼工業的狀況已有很大改變，但國家對農業補貼和支持力度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仍不能滿足農業自身發展的要求。

六.體制與制度的制約。

首先是“挖農補工”戰略和城鄉二元結構嚴重制約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增收。據統計，1954年～1978年，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手中獲得了5100億元的巨額資金。1978年～1991年，每年剪刀差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進入20世紀90年代，剪刀差還呈不斷擴大趨勢，這種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所形成的剪刀差，給農業和農民造成的負擔。更奇怪的是，一方面農業剩余在源源不斷地流向工業，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城鄉二元結構和嚴格的戶籍制度，卻把不斷膨脹的農業勞動力死死地固定在極其有限的耕地上，很難獲得農外收入。

其次，是小農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方式適合農業生產的特點和不同層次生產力水平的要求，曾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農業的發展。但這種農業家庭經營從實質上講仍是一種小農經營，無論是經營規模、經營手段或經營方式都仍處于傳統農業水平。我國家庭經營的這些缺陷，一方面導致農戶小規模經營缺乏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農戶過于分散，不便于了解市場、進入市場和規避市場風險，面對競爭激烈和瞬息萬變的市場，農民往往無所適從，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

再次，農村行政體制及稅費不合理，造成農民負擔過重。我國鄉鎮機構臃腫，鄉村兩級干部過多，管理費用開支過大。目前，全國共有4．8萬個鄉鎮政府，80萬個村民委員會和520萬個村民小組，縣及縣以下需要農民出錢養活的干部達1300多萬（不包括教師），龐大的支出超出了農民的承受能力。此外，稅費不合理，納稅過高，交費過多。收入微薄的農民還要自己集資辦義務教育，承擔本該由國家承擔的責任，無疑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由此可見，農民收入問題重重，要得到更好的解決不是簡單的幾項政策就可以應付的，也不是幾個措施就可以解決的，也不是國家政府加強對農業的關心就可以緩解的。它需要根據我國現在的農業狀況和基本國情，認真分析以上種種制約農民收入增加的因素，再進入農村，深入農民探究農業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法。它是一個找出問題--研究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這過程中也許還有其他一些步驟！

（三）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性

1.增加農民收入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需要。

2.增加農民收入是開拓農村市場，擴大內需，促進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

3.增加農民收入是妥善解決“三農”問題，擴大再生產投入的需要。

4.增加農民收入是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的需要。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國家要富強，都離不開社會的穩定。我國大部分人口在農村，農村穩定是全國穩定的基礎，而不斷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則是農村穩定的根本保證。

5.增加農民收入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只有促使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貧富差距才能縮小，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到實處。否則，我們黨和政府就會失去農民的支持，我們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地位就難以鞏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就難以順利進行。

（四）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分析

1.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是關鍵。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使各國都把農業置于政府的保護之中，尤其我國加入WTO以后，更需要政府實施保護和扶持政策，這些政策包括農產品價格支持、補貼政策、財政信貸政策、農業保險制度等，使農民從政策優惠中增加利益。誠然，我國現時的農產品價格已接近或超過世界市場的價格水平，但由于我們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和成本高，為保證增加農民收入，適度提高和調整農產品價格，同時限制農用生產資料提價速度，給予雙方有效的補貼政策，使農民增產增收，并確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目前，國民收入分配不利于農民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轉，要通過建立價格保護政策等措施，逐步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塑造農業與工業平等發展的新型農業與國民經濟的關系。在我國工業化大體到了中期階段的今天，經濟發展應實行從“吮吸農業”到“反哺農業”的戰略性轉變，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逐年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各級政府應確保每年的財政支農增長水平高于上年，從而為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實現農民收入長期穩定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2.農業結構調整是必要條件。目前我國農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一是區域結構雷同，各地區重復生產，低水平競爭；二是農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質量差，缺乏競爭力；三是生產組織不合理，分散經營，規模小，成本高。解決上述問題，第一，發揮比較優勢，突出區域特色，解決區域結構問題。各地應前瞻國內外市場，依本地資源稟賦，選擇優勢種植、養殖業重點發展，實現區域化布局，專業化分工，規模化生產，社會化服務。使區域優勢轉為經濟優勢，進而變為經濟效益，不同地區各展所長，互為市場，共同受益，使更多農民增加收入。第二，優化農產品結構，提高優質產品比重，解決農產品結構問題。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現代農產品質量的概念不僅是物理和生物質量，更包括生產環境，生產過程、營養、衛生等方面的意義。無公害、健康、安全、享受等高質量農副產品有很大的需求收入彈性，要大力發展名、優、特、新品種，提高優質產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穩定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同時，把畜牧業、瓜果業、旅游業、農副產品加工業逐步培育成農業經濟的支柱產業，從而使農民收入躍上一個新臺階。第三，走農業企業化道路，解決生產經營組織結構不合理問題。家庭聯產承包組織制度曾極大地調動了幾億農民的積極性，經過20幾年的運行，突顯的問題是農地農戶私有不能解決農民分散化經營所導致的高成本、低效益，更難抵御大市場帶來的風險。探求新的生產組織模式應該是農業企業化經營，包括農產品生產企業、加工企業和流通企業。這樣可以提高農產品的商品化、規模化、專業化和社會化程度，可以縮小城鄉差別，解決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等問題。農業企業化是由農戶聯合經營或委托經營過渡到合作經營，最終實現公司化經營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政府以農業投融資、土地流轉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配合，只有這樣，才能在今后較長時期內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的問題。

3．提高農民素質是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實踐證明，在收入分配領域，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因為高素質的勞動者較低素質的勞動者在相同時間內能向社會提供更多的高質量的勞動，從而獲得較高收入。勞動者素質的高低與其受教育水平有關。對廣大農民而言，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素質和技能，就會改變其就業和收入狀況。據美國經濟學家D．GaleJohson分析，中國農民在校時間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長3．6％—5．5％，如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受教育水平達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縮小15—20個百分點，農民的收入就會大幅度提高。事實也的確如此，在我國農民中受過高中教育的人不論是在家務農還是從事其它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經營成果和效益均高于只受過初中或小學教育的農民。為此，我們必須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計地提高農民素質。一是要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我國近13億人口中約有9億生活在農村，農村基礎教育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著農民文化素質的高低，而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的現狀不容樂觀，雖經各級政府努力已有很大改觀，但與全國提高農民素質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為此，中央及省級財政應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使一部分因貧困而失學或輟學的中小學生得以完成基礎教育。二是應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提高農民的生產技能。目前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現狀及農民收入水平較低的現實，使很多農民子弟在完成基礎教育后難以升到高一級的學校繼續深造，而是步入社會加入到勞動力大軍之中。針對這一現狀，應考慮在基礎教育過程中加大職業技術教育的比重，使農林專業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就能學到一些職業技能，為其日后求職打下一定基礎。同時各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應根據本地實際，結合農業生產和農民切實需要，以服務農業和農民為宗旨，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經營中遇到的一些實際困難。

4.發展勞務經濟、改革戶籍管理是必然途徑。發展勞務經濟的目的就是剩余勞動力就業和輸出，一能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二能實現勞動效用最大化，在以增產使農民增收的空間有限時，發展勞務經濟改革戶籍管理已成農民增收的必然途徑。2002年農民收入比上年增加4%，主要是1.3億農民從事二、三產業，其中有9400萬農民進城打工，總收入約5278億元，人均5592元。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是農民增收緩慢的根本原因，從農業現代化長遠目標出發，還是要走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政府應制定分階段的農業人口轉移與城市化政策措施，首先要改革延用計劃經濟時期的城市人口戶籍管理制度，拆除為保護城市繁榮而限制農民進城的壁壘，逐步實現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其次，提供就業機會，擴大農民就業途徑，消除對農民就業的歧視，實現農民身份的變遷；最后，通過大力興辦鄉鎮企業發展農村二、三產業，把剩余勞動力轉向對農產品深加工的企業中去。資料表明，發達國家農產品深加工約占總量的80%，而我國只占10—20%，他們產前、產后、產中的產值比例為2：1：7，我國恰恰相反，為7：1：2。可以看出，我國農產品深加工轉化值的空間還很大、大多數鄉鎮企業還是應結合農業產業化，以農產品為原料，提高深加工水平，通過增加附加值來增加農民收入。

5.積極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黨在農村實行的稅費改革政策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是我國農村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要充分認識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復雜性和艱巨性，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方針政策。要進一步加大專項治理和監督檢查力度，依法從分配上理順國家、集體、農民三者利益關系，杜絕一切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行為，嚴肅查處加重農民負擔的違法違紀案件。通過落實費改稅政策，真正把農民負擔納入規范化、法制化管理的軌道。同時，要下決心精簡鄉鎮機構，裁減鎮、村行政人員，壓縮管理費用，從源頭上減輕農民負擔。

6．加快城鎮化進程，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有效轉移。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加快，城鎮化水平會得到進一步提升，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轉向技術先進、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城鎮提供廣闊的空間，進而促進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首先，各級政府應加強城市化建設，尤其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滿足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需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住房、交通、子女上學、醫療、社會保障、娛樂等生產生活多種服務，這些服務有的通過市場化運作即自行解決，而子女上學、社保等就必須依靠政府的有效投入方能解決，因而，各級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采取相應措施，加快城市化建設，比如在大城市周邊建設衛星城，加快中小城市建設，完善城市功能，為城市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便利。其次，要順應城市化規律之要求，采取相關措施，由過去人為地限制農民進城，到允許農民進城定居，進而發展到鼓勵農民進城。這既需要改變以往不正確的認識，更需要在實際操作層面上摒棄以往限制農民進城的一些做法，降低農民進城定居的門坎，為農民進城提供方便。比如修改并進而廢除二元制的戶籍管理制度，取消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在國民待遇上的差別，對進城務工一定時間、有固定住所、有穩定收入的農民，允許其申請變為城市居民，并在子女入學、社會保障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取消諸如對進城定居或城際間調動人員增收城市增容費等人為限制城市發展的措施。復次，政府在優化經濟布局、提升產業結構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向進入城市的農民提供適當的工作崗位。惟有如此，才能使農民真正融入城市，適應新的環境，迅速轉換角色，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和發展。最后，推進城鎮化進程要與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程度相適應，循序漸進，走符合我國國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多樣化的城鎮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鎮體系，提高城鎮化水平，這樣既有利于轉移農村人口，又可為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和持久動力。

7.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礎。我國農業的投資主體是國家、集體和農民，在現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體制下，集體普遍缺乏必要的積累，農村基層組織的經費絕大部分來自農民，農民純收入抵充負擔后，沒什么效益可言，這個主體的投資能力微不足道。應努力提高國家財政對農業投入的比重，按照《農業法》“國家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當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的要求，到2005年用于農業投資的比重應由現在的8%提高到10%以上。在投入增量中，首要的是大力改善農村和農業的基礎設施，提高資本形成水平和固定資產積累水平，為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基礎和外部環境；其二，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質量安全水平，還應把農業生態保護、農村就業結構調整作為投資重點；其三，加大科技投入，抓好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推廣，把生產結構與市場需求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使農民從增加投入中增加實惠。

綜合所有能夠并有效的方法或措施，我想三農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但是我們得認識到它是能得到很好解決的，這并不意味著立即會得到效果，要珍惜很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需要漫長的時間，畢竟制約因素很多，而且如今入世了，面臨著嚴峻的形式。這就要求我們堅持不懈的落實三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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