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模式構建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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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我國經濟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進入21世紀后，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發生較大的變化，使這種作用逐漸減弱，而對農村所產生各種負面作用逐漸顯露出來。文章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農村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進而提出農村剩余勞動力雙向轉移的模式。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負面影響；雙向轉移模式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面臨的困境

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大量的廉價的剩余勞動力由邊際生產率低的農村向邊際生產率高的城市轉移，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積累了資本，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優化了資源的配置。據統計，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累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約達2億人。而在這一期間，我國經濟始終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長態勢，其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起著重要作用。據估計農村剩余勞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約在1個百分點左右。另一方面，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為增加農民收入另辟一條途徑，農民外出務工的工資性勞務收入已占農民人均純收入46％，有的地方超過50％，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

正因為如此，許多人認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民問題，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而農村人多地少，要提高農民收入，只有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農民。這樣可以把勞動力從傳統農業中是釋放出來，重新配置到工業部門，促進了工業化，也促進了城市化。同時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最終消除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因此更多人主張采取積極的政策與措施去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性。至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卻很少去關注。而實際上進入2l世紀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經濟所帶來的積極的作用在逐步減弱，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為城市經濟帶來了廉價的勞動力優勢，由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將逐漸失去。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確為農民增加了收入，但由于制度因素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拉大了。據統計，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改革初期2.75:1擴大到現在的3.23:1。三是近幾年我國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減少了農民，提高了我國城市化水平，但出現大量占用農村耕地、農民利益受到侵害、糧食生產安全受到威脅的現象，最終影響了我國工業化的實現。

所以，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正面臨著困境與選擇：一方面，農村剩余勞動力是我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它事關我國工業化實現和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負面的影響正逐步顯露出來，尤其對農村的負面影響更為突出，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對經濟發展所帶的作用減弱甚至消除。本文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特征人手，分析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農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而提出農村剩余勞動力雙向轉移模式。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特征及對農村所產生的影響

(一)加劇農村人力資源的流失。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是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且他們大都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據統計，在外出務工的青壯年勞動力中，從年齡結構看，16～30歲的占61％，31～40歲的占23％，41歲以上的占16％。從受文化教育程度看，初中文化程度占66％，高中文化程度占11.5％，且這部分中有16％～30％的人接受過就業培訓。同時他們與其父輩的“工農兼職”的“候鳥式”就業為主不同，青壯年勞動力基本上沒有種過田，也不懂得種田，且也不想務農，土地情結淡薄，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日趨城市化。因此他們大都愿意放棄土地并長期在城市生活。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55.14％的農民工設想未來在城市發展定居，只有28.55％農民工想以賺錢或學到技術后回家鄉生活。

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從勞動者來說，有利于其自身發展；從社會來看，有利于人力資源在整個社會優化配置。但是對農村來說，我國農村人力資源本來素質就比較低。據統計，在近4.9億農村勞動力中，小學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專文化程度占2％，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0.52％，系統接受農業職業教育的農村勞動力不到5％，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向城市流動無疑加劇農村人力資源的流失。一方面，對農村而言，青壯年勞動力是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其大量向城市轉移，導致農村較高素質的勞動力更為缺乏并加劇較高素質勞動力的流失，從而對農業生產投入下降，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影響農業現代化建設和新農村的建設。另一方面，對城市而言，青壯年勞動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其素質相對較低，必然又影響農村勞動力再轉移。這部分青壯年的勞動力在城市主要集中在建筑、礦山、餐飲等傳統行業，從事簡單繁重的體力勞動。據統計，農民工中，從事制造業的占30.3％，建筑業占22.9％，餐飲、服務、批發零售業占21.7％，其他占25.1％。近年來，在廣東、浙江和福建等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的現象，恰好說明了農村勞動力素質低已不能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

(二)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導致農村大量土地撂荒和農村耕地被占用。一方面，對不發達的邊遠農村來說，會造成土地撂荒。因為，一是青壯年勞動力長期外出務工，基本上不種田，也不懂得種田，已喪失了從事農業生產的技能，同時對城市有著深厚依戀感，因此他們不愿回家種地。二是家庭留守成員基本上是兒童、婦女和老人，他們想種地，就需要雇工。而近年來在農村雇工費用卻在逐年上升。根據調查，在2004年時，農村一個普通工一天工錢是20元，到2008年達到50元。一個技術工2004年一天工錢為50元，到2008年已為100元。因此農業生產中的人工成本在上升。同時，由于石油和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導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如飼料、化學肥料、農藥、農用工具等價格上漲。由于以上諸種因素，導致農民種地不賺錢，從而出現大量土地拋荒的現象。

另一方面，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城市，使邊遠農村大量土地拋荒的同時，沿海發達的靠近城市的農村卻出現大量耕地被擠占的現象。因為，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加快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同時外出的務工農民在城市賺錢后回鄉蓋房，土地大量被占用。據統計，2003～2006年，中國凈減少耕地6009.15萬畝，年均減少耕地1000萬畝以上。

(三)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轉移主要以單身流動為主。但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數量也在上升。據統計，現約有43％左右的流動是以家庭單位為主。這樣，一方面，出現大量留守兒童、婦女。據資料顯示，我國有4000萬留守兒童，2700萬留守婦女。而家庭兩地分居，加大婚姻危機，影響留守兒童心理健康，乃至誘發留守兒童犯罪，從而導致各種社會問題的發生。另一方面，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與其父母分開居住，他們間經濟聯系漸弱，使我國農村比城市更早步入老年社會。據統計，我國農村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占8％，而城市老年人口比重占6.7％的水平。由此產生老年養老等社會問題。

三、構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雙向轉移模式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要經歷農業化、農業工業化、工業化的過程。在工業化過程中，每一個國家必然要面臨而且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的問題。我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階段，同樣也面臨這一問題。但是，我國與發達國家面臨的情況有所不同。美國現有人口3億，日本人口也只有中國的1/10，韓國人口有4000多萬人，首爾就占了一半。我國是人口大國，而且農業勞動力約有4.9億。到目前為此，我國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2億左右，今后仍有約1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轉移。我國目前城市化水平為35％，但與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70％～80％相比差距很大，即使與國際城市化平均水平50％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即使我國城鎮化水平達到70％，仍會有4億到5億人居住在農村。我國城市化的任務是艱巨的，城市化過程是長期的。

因此，對現階段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農村所帶來的問題，要有一個足夠、清醒的認識。不要認為只要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把農民變成市民，就可以實現城市化和工業化。事實上農民進城后，一方面，要考慮農民進城后，能否找到工作?收入如何?醫療、社會保險、子女教育等各方面保障如何?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在短期內所能解決的。如果過于積極、人為、盲目地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就會造成農民進城后失去土地而必須依賴城市就業而生活，就會打破在二元經濟結構下我國現階段特有的社會安全性。另一方面，還要考慮農民進城后給城市和農村所帶來的上述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不能解決也影響我國工業化實現和經濟的發展。所以，應該根據經濟發展要求，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地、有序向城市轉移，同時還應是一個由農村向城市、再由城市向農村的雙向流動模式，即建立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既可進城、又可返鄉的雙向轉移的模式。那么如何構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雙向轉移模式呢?

(一)增加農民收入。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其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為以城市為主的現代工業部門和以農村為主的傳統部門兩部分。在農業部門中，存在著極低的，低到零甚至負數生產率的過剩的“勞動力”，其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而以城市為主的現代工業部門，其勞動生產率遠遠高于農業部門。由于城市中的工業部門中其勞動生產率高于農業生產部門，從而工業部門工資水平也高于農業部門工資水平。兩種工資水平的差異使“剩余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并由此產生種種經濟結果。只要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這一轉移過程將持續下去，直到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被工業部門吸盡為止。這時就會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和農業的現代化，二元經濟結構就會向一元經濟結構轉化，實現城鄉同一。而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也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他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因素是：城鄉實際工資的差異以及在城市求職和獲得工作機會的可能性。

發展經濟學家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原因歸結于城鄉收入差異。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的原因也在于此。我國農業發展落后，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長期以來，農村居民收入低，而且也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收入。據統計，我國目前農村居民的收入為2936元，而城鎮居民收入為9422元，農村居民收入不到城鎮居民收入1/3。在中國3000萬貧困人口，6000萬處于溫飽線上掙扎的人口中，大部分是在農村，是農民。所以要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關鍵問題是從根本上增加農民收入，解決城鄉居民收入上的差異。

(二)加大對農村人力資源的投資。要把農村建設成“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具有新素質、高素質的新型農民。如上所述一方面，我國農民文化素質本來較差，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農民收入的提高，最終影響農業現代化建設和新農村的建設。另一方面，我國對農村人力資源的投資嚴重不足，又加劇了這一狀況。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農村和城市小學、初中階段的教育經費差距整體為1:3，其中有些地方的最大差距則為1:11～1:12，農村小學生人均“公用經費”不足10元，而一些發達城市的小學生人均“公用經費”達700多元。目前城市基本普及了高中階段的教育，而農村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僅為28％。我國農村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年多，只相當于美國100年、日本45年以前的水平。

據美國一位經濟學家分析，中國農民在校時間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長3.6％～5.05％，如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受教育水平達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縮小15～20個百分點。所以發展教育對提高我國農民素質和提高農民收入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我國應該加大對農村人力資源的投入：一是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我國13億人口中有9億在農村，農村基礎教育好壞直接影響農民素質高低。二是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提高農民的生產技能和就業能力。特別注意協調發展農村教育與農村就業間的關系。

(三)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本身就不是十分完善，據統計，到目前為止，我國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偏低，還沒有達到國際上的標準，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更是缺失。占全國總人口近60％農村居民僅享用了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農村基本上沒有建立起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主要依靠家庭養老，城鄉社會保障覆蓋率之比高達22:1。這種狀況導致許多家庭出現因學致貧、因病致貧，影響農村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因此在農村建立起“生有所靠，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社會保障制度，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社會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雖然我國已在農村建立起新型醫療合作制度，已覆蓋1.8億多人，但籌資力度小，保障作用還不是很大，應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

(四)采取各種措施，促進農民在農業內部就業。發展現代農業生產，促進農業多種經營發展，發展縣域經濟的發展，以帶動勞動密集型鄉鎮企業和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盡量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就業。

四、結語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一方面能為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發展發揮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又給城市與農村發展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尤其是對農村的負面影響尤為突出。因此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要全面和客觀對待。既不能人為地去推動，又不要人為去阻止。應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客觀要求，采取各種政策和措施，建立一個合理的、有序的、雙向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