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老年人社會保障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02 04: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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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老年人社會保障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鄉村社會轉型;留守老人;社會保障

[論文摘要]我國改革開放帶來的鄉村社會轉型,使傳統的“鄉土中國”變成了現代的“流動中國”,這無疑給廣大鄉村社會發展創造了難得的契機,與此同時也給傳統的鄉村養老體制帶來了沖擊。隨著我國鄉村社會化、現代化進程的加深,改革與創新鄉村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文章將以我國西部地區貴州省的w村為個案來調查分析鄉村社會轉型中村莊老年人社會保障的現狀與問題,并提出了一些對策建議。

本項研究的調查采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我們對W村老年群體的社會保障情況進行了專題調查,調查方式包括問卷、訪談、座談會三種形式。其中在定量調查方面,我們對村莊的206位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分別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有效問卷198份,問卷有效率%.1%o

W村位于該省的西南部,共有人口470戶1762人,民族構成中絕大多數為苗族。區域面積3公里,多是山地,交通不便,耕地面積狹小(共計884畝),人均耕地不足0.6畝,使得大批剩余勞動力不得不外出務工。根據村委會的統計,僅從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間就新增外出務工人口18人,累計在外務工村民已經達到700余人,約占當地總人口的40%。現今W村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比率為11.86%,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155位,占總人口的比率為8.79%,按照國際通用標準,①可以說已經完全進人了老齡型社會結構。

一、鄉村社會轉型期老年人社會保障的現狀

鄉村社會流動給村莊帶來了勃勃生機也同時解構了原來“鄉土社會”的穩固生態結構。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社會關系是以家為本位,以家長為內核,由遠及近,能放能收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說,過往社會個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以家庭為核心來完成的,家庭是鄉土社會保障的核心。進人“流動中國”之后,鄉村勞動力的流出給農村老年人社會保障問題提出了重大挑戰。

(一)青壯年的流出與倒置的家庭養老范式

中國目前主要有三種養老方式:由政府構建的社會基本養老;傳統的家庭養老;以個人儲蓄為主的自身養老,也就是獨自生活。W村則主要是以傳統的家庭范式來完成老年人的社會保障負擔。在村莊老年人的心目中,身體健康、兒女孝順是幸福生活的最主要基礎。

但是,由于鄉村社會的轉型,“流動的鄉村”模式掏空了村莊的青壯年勞動力,村莊的傳統養老范式在無奈中被倒置,老人們不但要守屋帶孩,還要營務莊稼和看管林地,因此,村莊中的相當一部分老人便抱著自食其力是最大福氣的觀念。

案例一:村里的郎中蔣某,今年已經76歲高齡,雖然有4兒1女,但是都已外出務工,因此老兩口還仍然營務著1.3畝莊稼地,照料著10畝油茶山,每年可以收茶油100多斤,并且還要砍柴種萊采藥看病等。村莊中其他一些老人就算沒有親自種地,但是砍菜、種菜卻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大量青年人外出打工之后,老年人的負擔則更沉重了,除了打理屋內外的活,還要照顧孫子、孫女們。

實質上村莊老齡人的社會保障結構非常單一脆弱。村莊的老人們大多自己沒有儲蓄,就算個別有也在數百元的范疇之內。老人們的要求都不太高,只求兒女孝順,衣食有了著落,隨之關心的就是一副棺材板了。村莊養老的一般形式是由兒子們分擔年均供給五、六百斤谷子,再添上一百元左右的零用花耗。但是,大量青年人流出村莊之后,這種低水平的家庭養老形式也開始難以為繼,反而出現倒置的狀況。

(二)老人權威的降低與家庭養老范式的困境

在我國鄉村社會,家庭養老范式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傳統倫理觀念的支持。二是傳統農業社會中老人在家庭中一般具有決定權威。農業社會的生產技能依靠的是口傳身受,老人是農業生產的核心組織者,這就決定了老人一般在家庭中的絕對權威。“在傳統的農業社會,社會經濟的內核是血緣性的小農家戶經濟。在農村家庭,男性家長居于全家的核心地位,壟斷者具有決定權,內部統一家人行為,解決沖突,對外是家庭共同體的象征,維護家庭利益。n[2]但是,由于近、現代我國鄉村社會的轉型,傳統農業經濟的地位受到沖擊,村莊外出務工收人已經成為村民人均純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隨之鏈接的傳統家庭模式也開始向核心家庭模式轉變,老年人作為支配大家庭財物的傳統權力喪失。一般意義上來說,在家庭中生產管理權以及財富支配權的散失也就意味著村莊老年人在家庭的權威與話語權的散失。根據調查統計,只有約9%的村莊老人在家庭的重大事務中經常擁有決定權,只有16.3%的老人有時擁有決策權,而有35.4%的老人已經散失了家庭重大事務的話語權。

其次是村莊青年人流人城市后更容易受到極端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沖擊,在我國鄉村公共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完善的情況下,一些年輕人已經開始有意識要放棄對家庭老人需要承擔的贍養責任。W村有些青年人尊老養老觀念的道德觀念嚴重滑坡,以至出現了一些違反道德與法律的不當行為。

案例二:村里的青年劉某,常年在外務工,因為染上一些不良的嗜好,所以從不向父母交一分錢。反而因為其父無錢為他辦婚事以及為他兒子辦滿月酒而惡言侮辱欺負,并把其父視為眼中打,動不動則毒打一頓。屋內的鍋碗瓢盆也已經被打得所剩無幾,他的母親向他作揖硅頭都無濟于事,旁人近身就要挨打,使其父無法在家安身,只有躲到他舅舅那里避難去了。

按以往邏輯來講,在我國傳統家庭的權力結構中舅舅一般具有家庭矛盾的的最后調解權,但是隨著鄉村社會的轉型也開始散失作用。可以看出,鄉村社會轉型對傳統養老范式的沖擊,加之市場化帶來的一些青年人價值觀念的變化,使得“社會化養老”迫在眉睫。因此,在農村社會建立多維度的養老保險體系,已經成為我國農村社會穩定與發展的現實需求。

(三)時鄉村老人醫療服務的供給仍然不足

村莊的農村合作醫療項目自從2007年啟動以來,現今的參合率已經超過90%,村莊老人小病則在村衛生室看,大病則在鎮衛生院或縣、州醫院住院治療,醫藥費可以在起付線以上、封頂線以下按規定比例報銷,但是,這些錢對于貧困地區的農村老人來說,仍是杯水車薪。再加之鎮衛生院收費名目繁多,去那兒看病報銷后比村衛生室還貴,而在村衛生室看病,醫療證上的12元劃完了就不再免費。另外,“新農合”要求醫療費必須由患者先行墊付,有些老人甚至根本籌借不到這筆資金,只能“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醫院抬。”可以說,村莊老人的醫療保障水平仍然普遍較低。因此在調查和訪談中,只有約10%的村莊老人對現行的醫改制度表示很滿意,約30%的老人比較滿意,而有40%左右的老人是基本不滿意。

由于高年齡和青年時高勞動強度等因素的影響,絕大多數老人都患有慢性疾病。一般情況下他們只是在病情發作非常嚴重的時候才到村衛生室打小針或吊點滴做緩解治療。病情潛伏期與慢性發作期基本都不做治療,甚至有時候因病疼痛不能進食,也只是強忍著,因為這些小的醫療費一般要從自己的生活費中承擔。有了大病,則需要子女負擔。但是,由于經濟條件等各種原因的影響,有了大病而不能接受治療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案例三:村里的老人吳某,兒子、媳婦在外打工,自己在家里帶孫子。由于兒子、媳婦的收入很低,每年只能給她和孫子郵寄500元左右的生活費,自己身患腎結石多年,卻因為需要較高的醫療費始終未能治療,患有高血壓也只有在血壓升高時才服用降血壓的藥物。另外,村莊老人唐某的二兒子和三兒子,不但不承擔應有的贍養義務,而且在老人急性胃病發作時也去從不探望和過問。在得知他們在縣城的大哥和四弟為其父做胃穿孔手術花了500()元醫藥費時,老二說:“七十多歲的人還怕死,開刀花錢,這純粹是增加后人的負擔,我去哪里找錢啊!”老三則說:“莫曉得,我忙得要命,哪有時間去看他!”

因此基于我國現行農村醫療水平仍然普遍較低的狀況,導致許多老年人的醫療仍然還得不到基本保障,所以需要我國繼續逐步完善起農村醫療保障體系。

(四)鄉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滿足

另外,村莊的老人幾乎沒有什么娛樂方式。他一般不會下棋和打太極拳,當然也不能像一些城里老年人那樣打門球、逛公園。他們最主要的娛樂方式就是一起閑聊或結伴參加一些求神拜佛的民間宗教儀式。鄉村社會轉型之后過去的傳統大家庭已經向現今的核心家庭轉變,老人們一般被排除在青年人家庭之外進行獨自的生活,特別是大量年輕人外出務工之后,老人獨守空房的情況則是變得更加普遍。我們通過調查了解到,一般來說居住方式的不同往往會對老年人心理產生不同程度的孤獨感。與配偶以及子女居住的老人只有7%的經常感覺孤獨,15%的有時感覺孤獨,78%的從未感覺孤獨。但是獨居的老人卻有34%的感覺經常孤獨,48%的感覺有時孤獨。

當詢問起留守老人們是否真的愿意子女都外出打工,自己獨守空宅時,他們基本會異口同聲的回答:“找錢第一,如果年輕人都在家勞作,勞力還會過剩,沒有收入來源,娃兒又要念書,生活會更艱難。”不難看出,貨幣需求已經成為小農社會化之后的首要需求。公務員之家

讓人欣喜的是,村莊老人在今年的3月自發組成了老年協會,首期參加的就有12位。他們在一起排練、表演苗族文化中的民間節目,大家情緒都很高亢。在為我們調研人員舉行的歡送晚會上他們排練了16個節目,后來由于時間的緣由,被村委會刪節了幾個,還引發了他們的不滿情緒。由此看來發展社區組織不失是解決當下留守老年人心靈需求問題的有益途徑。可是調查中問起村莊老人為什么不參加組織活動的緣由58.5%的回答是因為沒有人組織,13.6%看法是因為沒有合適的場地設施。可見,老人們一般希望在文體活動中滿足他們與人交流的精神需求,但是主要的問題是村莊老年人苦于沒有人組織和缺乏基本的活動場地。

二、關于鄉村老年人社會保障的思考與對策

雖然我國鄉村社會歷來是以家庭養老為主要養老范式,但是隨著鄉村社會的轉型,家庭規模日漸縮小,家庭結構趨于核心化,再加之現代化的商品市場經濟中老年人的能力與權威不斷下降,老齡人在家庭的話語權逐漸散失,他們的自我保障能力也相對弱化。還有就是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單邊侵人以及由此引發的青年人倫理觀下降,這些種種變化對農村的家庭養老模式都構成了直接而強烈的沖擊。因此,完善傳統的家庭養老范式,建構新的社會化的養老體系已經成為鄉村社會化、現代化轉型之后的迫切要求。

(一)鄉村發展是解決老年人社會保障問題的根本路徑

發展鄉村社會是解決農村老年社會保障問題的根本措施。鄧小平曾反復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既然改革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那么發展引出的問題往往需要在繼續的發展中得到解決。可以這么講,我國鄉村老齡人的社會保障問題本質還是發展問題。聯合國《老齡問題維也納國際行動計劃》指出:“農村發展應被視為解決世界大多數地區整個老齡化的關鍵。”一般來說,人口老齡化是在人民生活達到較高水平時才步人老齡化的,例如日本進入老年型國家時人均收人為1689美元,而我國則是在經濟水平相對較低,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的情況下提前進人老年型國家。所以,我國的老年保障問題將會遇到比發達國家更大的困難和挑戰。正因如此,發展鄉村經濟將是我國妥善處理農村老齡人社會保障問題的根本路徑。基于我國的現狀,解決農村老年社會保障問題的關鍵就是解決“三農”問題,增加農村和農民的收人。加大農村老年社會保障的財力,從基礎上更好地完善鄉村社會轉型后老年的社會保障制度。公務員之家

(二)通過社區服務鞏固并發展傳統家庭養老范式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驟然進人老齡化社會,以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社會保障系統方才建立,不可能一下子就接納和解決幾億老人的生活服務、護理及至贍養問題。為此,家庭養老助老的職能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得到改變。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還需要將社會化養老措施與家庭養老相結合,使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既要保證社會化養老根據鄉村經濟發展的條件不斷得到提高,又要從我國農村的實際出發,鞏固并發展傳統家庭養老的有益方面,以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不斷得到提高。我國傳統的倫理文化認為,贍養父母是子女應盡的義務,使得廣大鄉村社會老齡人的社會保障問題仍然絕大多數可以在家庭內部完成,它為國家節約了大量的資金用于改革與建設,也保持了鄉村社會安定,為眾多鄉村老年人帶來了安定的晚年生活,因此我們要繼續弘揚愛老敬老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實質上,發展老齡人保障社會事業一項重要的必要條件就是全社會尊老、愛老的價值精神。老齡保障不是孤立、單向度的國家事業,而是建立在個人參與、社會互動的基礎之上。與此同時,還必須大力發展社區服務,發揮農村基層組織的作用,調動社區群眾組織的積極性,例如老年協會可以對老年保障工作發揮重要作用。從制度上保證老人生活在社區和生活在機構獲得同樣的服務,并通過對老人的家庭進行福利政策傾斜確保老年人可以在家庭中獲得舒適生活。

(三)強化國家在鄉村社會老年人保障體系中的職能

正如文中反復提到的那樣,長期以來我國鄉村社會老齡人的社會保障主要是以家庭的范式來完成。但是,在土地養老功能嚴重衰退,鄉村老齡化嚴重的當下,農民養老的負擔相對大多城市居民而言已經過于沉重。如果農村還是單純地依靠傳統的家庭養老范式,還在不斷透支敬老養老優良傳統資源,只會使如今農村出現的不愿意贍養老人的問題更加普遍化。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我國的商業保險及慈善救助迄今極少進入鄉村社會,政府也僅僅在新農合、低保等方面有形式含義大于實質功能的作為。雖然從社會保障學的角度來說“農業社會勞動者晚于城市工人享受社會保障,主要是因為,社會保障是生產社會化和經濟發展的產物,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滯后于工業。但是,隨著農業生產向社會化和現代化的轉變,發展農村社會保障也是歷史的必然要求。

其實,由于特殊時期發展路徑的需要,我國建國以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一直實行的是以農養工的政策。通過政治化的工農剪刀差,以及行政征用等手段來完成工業社會的資源積累。另一方面,國家為了減小改革發展的包袱一直拖欠著為廣大鄉村社會提供必須公共服務。社會收入分配政策和社會轉移支付制度不合理,是鄉村老齡人難以及時和充分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重要原因。通常而言“在機會均等問題上,一步趕不上便步步趕不上。”〔’1因此,我國現在進入后農業化社會之后,國家與政府理應加大農村老年社會保障的投人,逐步地消除城鄉老年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的差距。老齡人社會保障問題往往會涉及國家與社會發展中的正義問題。“通常而言‘正義’是主張從道義上合理地分配獎勵與處罰的觀念。簡而言之,正義就是給予他或她‘應得’的東西,這又常常被視為他或她的‘正當報酬”’。〔“〕隨著農村社會的社會化、市場化轉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該轉變國家和政府社會政策行為。政府理應出面理順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管理制度,從而使廣大農村老人能夠與城里老人一樣享受社會保障制度帶來的方便和實惠。

(四)探索多范式的鄉村社會老年人社會保障途徑

另外,還需要拓寬鄉村老齡人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來源,發揮社會主義市場配置的作用,國家和政府也可以用公共服務、稅收等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來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加大對鄉村社會福利事業的投人。這可以包括敬老院、社會福利院、托老所,以及老年病醫院等。現實中我國這些保障老齡人生活福利的設施確實太少,中國老人公寓、敬老院以及社會福利院的建設,不僅嚴重滯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村莊中許多老人戲謔地說:“想進養老院,比考大學還難”。因此,在我國現行政府財政還不是很充裕的情況下,也不失為一種救急之策。但是,與住房、教育、醫療等諸多民生領域一樣,如果把養老當成一項產業來規劃,政府的責任該如何定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定位失衡,最終的結果既影響了市場效率,又傷害了社會公平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