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對三農問題

導語：剖析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對三農問題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同的時期，為了解決三農問題，黨的領導核心都進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主張，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本文現就三個領導集體破解三農問題的基本思路、主要措施及所取得的成就作回顧與總結，希望籍此加深對三農問題的科學認識。

一、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改革農村經濟體制，搞活農村，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農業農村經濟，為解決三農問題作出了基礎性貢獻。改革開放初期三農問題面臨的形勢。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己實現了全面的機械化、現代化，而在這一時期，我國三農問題卻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首先，由于的影響，國民經濟已頻臨崩潰的邊緣，農村、農民處于極端困苦之中，當時農村有2．5億人口生活在溫飽線以下。其次，農業生產中大集體的生產機制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嚴重束縛了農民積極性的發揮。再次，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結構極不合理，當時，我國農村經濟局限于農業，農業偏重于糧食生產。農業經濟結構過于單一，制約著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針對以上問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國情和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出發，深刻認識三農問題的重要性，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并在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和措施

(1)調整農村生產關系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村實行的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不利于農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改變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已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基于這種認識，我們黨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廢除了體制，實現了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重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調整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幾年里，我國農業生產連年大豐收，到8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決了主要農產品的供給問題，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這一成就引起了世界的普遍關注和贊賞。

(2)調整農業生產結構

針對我國農業結構不合理的壯況，鄧小平認為：“農業翻番不能只靠糧食，主要靠多種經營”[1](P23)農村工作有一個因地制宜問題，“農業實行多種經營、因地制宜，該種糧食的地方種糧食，該種經濟作物的地方種經濟作物”[1](P238)。鄧小平的這種思想，突破了傳統的單一農業觀念，確立了農林牧副漁業全面發展、各業相互促進的大農業觀念，為改變傳統的農業結構指明了方向。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央決定將調整農業內部的生產結構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強調絕不放松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執行農林牧副漁五業并舉的方針，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就顯現了豐碩的成果，僅幾年時間，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供給由長期短缺，轉變為總量基本平衡而豐年有余，農業方面的內部搞活取得了顯著成效。

(3)發展鄉鎮企業

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但也由此引起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如何解決農村剩余人口問題，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鄧小平認為：農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后，“農民積極性提高，農產品大幅度增加，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這恐怕是必由之路。總不能老把農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那樣有什么希望?”[1](P213—214)他說：農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設大批小型新型鄉鎮。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1](P251—251)事實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由于黨中央對發展鄉鎮企業給予了政策、貸款、稅收、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使鄉鎮企業以每年增長20％以上的速度飛速發展，從而開創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異軍突起”的新局面。

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保持農村社會穩定和繁榮農村經濟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4)重視科技在農業中的作用

鄧小平指出：“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是無窮無盡的。”[1](P17)基于這種認識，他強調要樹立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確立科技興農的發展戰略，積極推行農科教一體化，加強農村教育，用科技武裝農民，注重對農業科技人才的培養，增加對農業的科技投入，切實抓好農業科技攻關。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曾親自領導和過問了一系列重大農業科技項目的制定和實施，如“星火計劃”、“燎原計劃”、“豐收計劃”等。鄧小平關于依靠科學技術發展農業的思想，對于推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戰略地位，意義重大，深深影響著下一代領導集體的農業政策。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十分重視三農問題，在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認識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其思路和措施的著眼點在于改革舊體制，尊重農民的自主權，調動農民積極性，調整產業結構，搞活農村，全面放開農產品市場，活躍農村經濟。并順應時代趨勢提倡科技興農，通過努力，在三農方面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不僅解決了長期困擾國人的溫飽問題，而且也為城市經濟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堅實的物質基礎，有力地推動了工業的發展。

二、以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新途徑，承上啟下地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思想、新舉措。

1．在三農問題上面臨的形勢

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我國正式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目標，因此，在這一時期里，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新階段開始提上議事日程。雖然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們黨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取得很大成就，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也逐漸暴露出來，產生了一些新的與現代化形勢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作為“弱質”產業的特點表現得更為明顯，在市場競爭中，常常處于比較軟弱和不利的地位，“農業已成為國民經濟中最薄弱的環節”；在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中，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結構都存在著比較突出的問題，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和向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雖然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有提高，但農產品的流通和轉化加工卻遠遠滯后；在農業連年豐收的情況下，出現了忽視農業生產的苗頭等等。

2．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和措施

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以同志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了、鄧小平的“三農”思想，針對新時期我國“三農”問題的新情況、新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從而使我們黨對解決三農問題作出了新的貢獻。(1)落實增收減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指出，“農民積極性是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根本，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證明，什么時候農民有了積極性，農業就加速發展，什么時候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就停滯甚至萎縮。”[2]。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多次強調要保證中央已有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及時到位，保證農民增產增收。為落實減負，自2000年農村稅費改革開始試點，由點到面逐步推進，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效。通過改革，大幅度減輕了農民負擔，規范了農村稅費制度，改善了農村干群關系，推動了農村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完善。

(2)建立健全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

認為：“農業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中是需要加以保護的產業。世界上所有經濟發達的國家。都有保護和補貼本國農業的法規與政策。我國農業還處于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的過程中，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渡期，更應受到國家的保護。”[3]。因此，我們也應該不斷探索，“逐步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對農業強有力的支持和保護體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4]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在90年代初步建立了農產品收購最低保護價，糧食專項儲備和風險基金制度等。實踐證明，這些制度的建立，對穩定糧食供求、保護農民和消費者利益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3)繼承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推動農業產業化

鄧小平提出的“兩個飛躍”的思想是：“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1](P355)“兩個飛躍”的思想代表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不同階段，為我國的農村改革和發展指明了方向。在繼承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的基礎上，適時地總結了我國農業產業化發展的經驗，他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要“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形成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和相互促進的機制，推進農業向商品化、專業化、現代化轉變”。在十五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又指出，農村出現的產業化經營，“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連成一體，形成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機制。這樣做，能夠有效解決千家萬戶的農民進入市場、運用現代科技和擴大經營規模等問題，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和市場化程度，是我國農業逐步走向現代化的現實途徑之一”。實踐證明，農業產業化已使新型的經濟聯合體蓬勃興起，使農戶作為經濟主體的地位更為明確，也使整個農村經濟步人市場化運行軌道。

(4)強調科技興農，實現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上，正式提出了科教興農戰略。他強調要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因為，從國際經驗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和大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終取決的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取決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適用技術廣泛應用。“推進現代4-1=~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農民要富起來，還得走科技興農的路子”。1998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和農村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農村工作必須適應變化了的新形勢，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由過去主要追求產量增長轉到在保持總量平衡的基礎上，更加突出質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全面發展農村經濟。這一決定，充分借鑒了西方農業現代化的模式，為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指明了具體路徑。

以上這些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和措施，對于指導我國的農村改革，實現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穩定發展以及農民收入較快增長做出了貢獻，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由于我國仍然實行向城市傾斜和向工業化傾斜的政策，受這種宏觀政策的影響，盡管這一時期黨中央、國務院就如何搞活農村經濟、實施科教興農戰略、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發展農業產業化，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等問題制定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解決三農問題沒有取得根本性的進展。

三、以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全面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系統提出了關于解決“三農”的戰略思想，將三農實踐推進到全面解決的新時期。

1．新世紀初期我國三農問題面臨的形勢

進入21世紀，我國已完成了三步走戰略的前兩步，人民生活總體上開始達到小康水平，但這種小康只是低水平、不全面、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我們黨提出了全面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三農”問題還面臨著新的挑戰和難題。首先，加入WTO以后，我國面臨著國外農產品對我國市場的沖擊，糧棉等主要農產品將面臨較為嚴峻的形勢，在規模化生產、集團性流通等方面都不具備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嚴峻的國際挑戰，這要求我們必須調整“三農”發展戰略，要建立健全適應世貿規則的農業支持體系，提升我國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和安全保障，增強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其次，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工作仍然面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矛盾和問題。諸如，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及與此相關的城鄉差距問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人均耕地面積減少問題，糧食安全問題，農村的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以及生態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給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協調發展和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帶來了不利影響。

2．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和措施

針對三農問題的新形勢和新情況，2003年1月，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為了實現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必須把支持農業，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開創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新局面。”[5]。以為核心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在試圖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與時俱進地提出了許多切合實際的重要思想。也采取了許多旨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措施。

(1)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落實“反哺”思想

熟悉新中國發展史的人都知道，我國在建國后推行優先發展重212業的戰略，農業和農民為國家32業化作出了重大犧牲，做出了重大貢獻。客觀地說，這種做法在一個落后的國家為實現工業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長期存在，發展到一定時期工業就得“反撲”農業。目前，我國已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根據國際經驗，此階段不同國家從各自國情出發，都采取相應措施，以工業反哺農業。從國內實際看，農業作為國家的基礎產業，也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在經歷多年的城鄉二元經濟、農業支持工業后，客觀上需要工業反哺農業、財政反哺農民。基于這種情況，十六大已提出了城鄉統籌的主張。從2004年起，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幾年公布一號文件，把堅持統籌城鄉發展作為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十一五”規劃又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必然選擇和有效措施。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即“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6]“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代表了我們黨在新形勢下對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認識和政策取向上的重大變化。X-J于我們科學認識和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正確處理新時期的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切實做好新階段“三農”212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兩個趨向”重要論斷的提出，標志著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重大機遇期的到來，表明黨在解決“三農”問題方面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2)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黨的十六屆五中會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歷史任務，新農村建設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戰略安排，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建設主要工作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農村建設的總體目標是用15到20年時間，讓農村的面貌大為改觀，使農民收入有大的提高，城鄉收入差距明顯縮小。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反映了現代化建設和農村全面發展的要求，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趨勢，它標志著我國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標志著我國農村政策走向的根本轉變。這一戰略思想的提出，體現了我們黨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品質，體現了黨的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

(3)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增加農民收入

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人若干政策的意見》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總體要求是：認真貫徹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調整農業結構，…力爭實現農民收人較快增長，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人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這一中央文件的出臺，標示著“多予、少取、放活”成為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策略。多予，就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少取，就是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合法權益。放活，就是搞活農村經營機制，消除體制束縛和政策障礙，給予農民更多的自主權，激發農民自主產業增收的積極性。

(4)發展現代農業，提高生產力水平

在2006年，我們黨提出“要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并初步提出了發展現代農業的基本思路：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素質、效益和競爭力。十七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明確發展現代農業的總思路，強調：發展現代農業，必須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和創新，加強農業物質技術裝備，健全農業產業體系，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增強農業抗風險能力、國際競爭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是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根本途徑，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因而積極發展現代農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必將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新一屆領導集體關于“三農”的戰略思想，集中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推進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同時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使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適應，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這些思想深刻豐富了我黨關于“三農”問題的認識，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在上述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2004年至2010年，連續出臺一號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強農惠農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舉措。

包括全面取消農業稅；實行農業補貼制度；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實行最嚴格的保護耕地制度、加大農業投入；全面推進農村義務教育；普遍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全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農村水電路氣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等等。這些支農惠農的政策和措施，對于增加農民收入和促進農村、農業穩定發展方面收到了明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