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的理論實踐和歷史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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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以來，為解決三農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艱辛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同時也遭遇了一些挫折。進入新時代，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將三農問題放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把三農問題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本文擬從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探索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三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共產黨人對三農工作總結的重要理論和做出的政策貢獻，以及中國共產黨探索領導三農工作的歷史啟示等幾個方面進行論述，以求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研究闡述我國三農事業快速發展背后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的思想路線和發展理念及保持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三農問題；探索；啟示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至今，始終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國家的富強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奮斗。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又是一個農業和農村經濟十分薄弱的國家，可以說，三農問題在過去100年里都是制約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重大課題。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起，就對三農問題進行了理論和實踐探索。

一、中國共產黨100年來對三農問題的探索

（一）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國期間，我們黨對三農探索重點是解決民主革命時期的力量來源問題

我們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一開始，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認識的深度不夠。中共一大和二大確定的指導方向都側重于發動工人階級和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對農民的力量和工農聯合重要性的認識是隨著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展而不斷深入的。1927年深入湖南農村，通過長達32天的實地調查，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在全面總結湖南農民運動經驗的基礎上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和反帝反封建的性質和任務，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關于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工農武裝割據、依靠農民群眾爭取抗日戰爭勝利方面進行過大量探索。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全國土地會議召開，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提出要將生產資料收歸公有，這是徹底消滅封建土地剝削制度的戰斗綱領，保證運動健康發展，為團結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積極支持和參加人民解放戰爭創造了條件。可以判斷，建立政權前中國共產黨對于三農問題的主要理論可以歸結于農民是革命和建設的主體、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是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從某種意義上講，領導三農工作主要是為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核心在于解決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基地和力量問題。

（二）1949-1956年期間，我們黨對三農探索重點是通過和引導農民走合作化道路，完成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0年，中央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實行，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農民獲得了一定的土地權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較好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農業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但中國共產黨認為只解決了反封建問題，而沒有解決小農經濟的落后、分散、生產率低下等問題，并且小農經濟自發發展的結果必然是資本主義化而不會是社會主義化。因此，如何使中國廣大農民既擺脫資本主義式的發展道路，又能夠迅速改變農村經濟的落后面貌，就成為之后中國共產黨考慮三農問題的焦點。為此，中央曾多次召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等，試圖通過農民互助方式引導農民走集體致富的道路。從1953年到1956年，黨一直以階級觀點來看待和處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改造后產生的問題，追求自身富裕的農民成為被擯棄的對象。可以說，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決或緩和了小農經濟與社會主義工業化之間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體經濟的低效率、城鄉隔絕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矛盾。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中國農村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完成“耕者有其田”和對分散落后的農民個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兩次歷史性社會變革。

（三）1956-1978年期間，我們黨對三農探索由于大的政治環境影響在曲折中徘徊前進

1958年發動的“”是從農業開始的，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揭開了這一運動的序幕。伴隨“”[2]，政社合一的很快興起。“左傾”的錯誤、“”及化運動對三農造成了不良后果，如農村混亂，干群關系緊張。全黨進行了反思，決心努力糾錯。過程中雖有曲折、反復和失誤，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農業總產量及糧棉產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許多農業基礎設施也都是在這一時期布局和建設的。應該說“”和初衷是解決吃飯問題，出發點是好的，但方法論出了問題，脫離實際、盲目大干快上。“”時期，“”等反革命集團認為農民的個體小生產是產生農村資本主義的源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土壤，因此把經濟有所攀升的農民作為批判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在農村大揪資本主義，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批判按勞分配，只準農民搞集體糧食生產，不準搞副業等多種經營。盡管以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仍千方百計落實農業政策思路，務實地對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進行了調整，使農業經濟有一定發展。但總體看，農業生產仍增長緩慢，農業結構不合理，農民收入低下，經不少地方實驗行之有效的包產到戶也被封殺，農民普遍缺乏生產積極性。

（四）1978年到中共十八大召開期間，我們黨對三農問題認識論發生了深刻變化，以基本經營制度確立為代表的改革步伐日益加快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始新的改革嘗試，給農民自主權，尊重農民的選擇，不再要求為國家的工業化而影響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鄧小平同志曾說“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一年翻了身，改變了面貌”[3]。于是，政社合一的被廢除，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取代了集體統一生產和經營，努力破除“公地悲劇”；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取代了單一公有制，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也開始松弛，小城鎮化和農民異地流動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可以說，這一時期農村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巨大成就，為改革開放和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提供了證據。在認識論上，中國共產黨改變了過去長期強調的農業為工業、農村為城市提供積累的貢獻型觀點，將農民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和城鎮化作為根本改造農村、發展農村經濟的關鍵因素。這一時期三農快速發展標志性代表之一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究其原因，家庭承包經營變革，誘發了鄉鎮企業這一市場主體，中央搞活經濟的政策加速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可以說，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制度創新的產物。同志繼承了和鄧小平的三農基礎地位的思想，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稅費改革以減輕農民負擔，在農村實行規范化、法制化管理。同志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跳出了“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的傳統思維方式，同時提出扎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這一時期標志性成就之一是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總的看，這一時期農業農村持續發展，擺脫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束縛，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的三農發展思路。3

（五）中共十八以來，黨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日益加強，“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推動三農事業發展邁上快車道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三農問題始終予以高度重視，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全面加強了黨對三農工作領導。黨的三農政策主要圍繞農村改革、農業現代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贏脫貧攻堅戰這幾個方面展開，其目的是要實現城鄉均衡化發展、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建成全面小康。相比之前三農政策，這一時期政策更加多維。特別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不僅體現了我們黨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勇氣，同時體現了我們黨深厚的三農情懷。“精準扶貧”是2013年在湖南考察時提出的，后來發展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核心是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施策，具體措施是扶貧對象精準、措施到戶要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在此理論指導下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有機結合，推動了長期困擾我國農村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鄉村振興”戰略是在黨的報告中提出的，這是我們黨在新形勢解決三農問題作出的新戰略，核心要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4]。可以說，這一戰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后，基于“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厚情懷和對初心與使命堅守的創新，是基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政治定位提出的，必將開創中國特色三農事業嶄新局面。從我們黨對三農問題的探索軌跡看，雖然不同歷史時期依據不同特征提出不同任務，并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予以保證。但中國共產黨對于三農工作的重視和全面領導一脈相承，這種重視和全面領導不僅寫進了各時期的歷史文獻中，也貫穿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三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國共產黨人重要理論和政策貢獻

回顧100年來中國三農革命、建設、改革、振興的光輝歷程，中國共產黨立足國情農情，領導億萬農民艱難探索、篳路藍縷，譜寫了三農改革發展的壯麗篇章。我國三農事業取得明顯成就，主要有幾方面的表現。一是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水平顯著提升。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000多億斤，后糧食生產有了一定發展，但未能突破4000億斤，2020年糧食生產實現1.3萬億以上，“菜籃子”“果盤子”“奶瓶子”供給充足，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二是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取得歷史性成就，共同富裕取得重大進展。三是農業現代化有了質的飛越。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0%，主要農作物實現良種全覆蓋，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合格率穩定在97%以上。四是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明顯提升。基本實現村村通、通硬化路和4G網絡，衛生廁所普及率超過65%，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本實現全覆蓋。五是農民收入不斷增加。2019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6萬元，增速連續10年高于城鎮居民。六是中國特色三農政策體系基本形成。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不斷完善，搭建起新一輪農村改革的“四梁八柱”并持續推進。三農工作取得巨大成就，離不開中國共產黨人在三農問題上總結的理論和作出的政策，重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農業地位的問題，深刻揭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一科學規律，并將其作為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針

中國共產黨在對農村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揭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的科學規律。在抗戰時期，解放區開展的大生產運動堅持以發展農業生產為主的方針。在解放戰爭時期，《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農業是基礎”命題。建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從理論上對工業發展規模受到農業生產狀況制約這一規律開始有更為深刻的認識，在談到工業與農業發展的辯證關系時，提出過“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思想。進入新時期，多次強調堅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必須長期堅持、毫不動搖[5]。他曾談到2020年的肺炎疫情十分嚴重，但中國社會始終保持穩定，糧食和重要農副產品穩定供給功不可沒[6]。這些論述都深刻揭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一科學規律。

（二）關于農村經營制度的問題，探索出“家庭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建國前的漫長歷史中，私有制下的土地分散經營使得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緩慢。要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解放出來，第一步是將土地歸還農民，第二步是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為此我黨進行了這方面的探索和實踐。雖然最初“一大二公”的體制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但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將安徽小崗村的經驗在全國推開，并在農村率先改革，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種體制使農戶既有生產經營自主權，又堅持了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必要的統一經營，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可容納不同水平的生產力，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這是我國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的偉大創造[7]，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使我國農民很快解決了溫飽問題開始向總體小康邁進。進入新時期后，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實踐發展要求，不斷豐富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的有效實現形式，提出“三權分置”并行的重大改革思路[8]，這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又一次重大制度創新，推動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更具活力，可以說是對經營制度的加強和完善。

（三）關于農民富裕富足的問題，探索完成了從集約經營、無工不富、鄉鎮企業、稅費改革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創新

傳統觀念認為農民生活的改善來自于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的提高。建國初同志曾深入多地調查研究，系統總結了農民增產的經驗，提出了“土肥水種密保工管”農業八字憲法[9]，概括出中國農業的發展必須走“科技興農、集約經營”的道路。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基本解決了糧食問題，但沒有根本解決增加農民收入問題，沒有達成農業強后農民富的目標。70年代末，蘇南農村興辦鄉鎮企業，作為城市經濟的拾遺補缺，既轉移了農村剩余勞力，又增加了農民收入。中國共產黨對此提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如對鄉鎮企業實行信貸、稅收優惠，鼓勵農民發展采礦和其他開發性事業等，并提出在實際工作中應當把“無工不富”與“無農不穩”有機地結合起來，鄉鎮企業在特定時期、特定區域對于農民增收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中國共產黨認為，農民的富裕富足，一方面是增收，另一方面還在于減負。我們黨積極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提出通過費改稅的方式，從分配上理順國家、集體、農民三者關系，推動農民負擔監管工作走上規范化、法制化軌道。進入新時期，同志也多次強調，農業農村工作，說一千、道一萬，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我們黨在政策層面落實落細到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多個方面，可以說政策更加細化、多元、完善。

三、中國共產黨探索領導三農工作的歷史啟示

回顧100多年來黨對三農問題的探索和實踐歷程，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帶給我們幾點深刻啟示。

（一）始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既是對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史經驗的總結，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現實發展的需要。不難看出，在不同發展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點，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不斷加強對三農工作的領導，健全黨領導農村工作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為三農事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和工作保障。特別是“”“”等對三農造成了一定沖擊之時，全黨體現了強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糾錯能力，保障了三農發展行穩致遠。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及以此為基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組織動員全社會力量開展扶貧工作，解決貧困地區農民的民生和農業農村發展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突出體現。可以說，正是不斷發揮了這種優勢，三農工作內生動力才不斷增強。

（二）始終堅持農業的基礎地位和國家糧食安全底線

農業的基礎地位是由農業性質決定的,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不僅適合于農業占主體地位時期,也適合于工業化高度發達時期。農業不僅提供了國計民生最基本的生活資料,還提供了工業發展的部分生產資料。因此,農業的基礎地位是不容改變的。雖然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相比,農業和農村依然是薄弱環節。新階段鞏固農業基礎地位,促進農業和農村持續、健康發展，必須改變對農業投入不足現狀，發揮好三農的壓艙石作用，為應對各種風險挑戰贏得主動，為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社會大局穩定奠定基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安全則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只有立足糧食基本自給，才能掌握糧食安全主動權，進而才能掌控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大局。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一個永恒的課題，任何時候這根弦都不能松。我們有過糧食供給困難的時期，在糧食問題上不能忘記歷史、盲目樂觀。不能今天溫飽無虞，就忘了昨天餓肚子的滋味，糧食連年增產，就看不到今后保障糧食安全的難度和壓力。對于糧食安全，不能只算“經濟賬”，還要算“政治賬”和“安全賬”，這是100年來黨對三農問題探索帶給我們一條重要啟示。

（三）始終將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統籌考慮

總書記提出，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好三農工作放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統籌謀劃和推進。這是我國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是解決三農問題戰略思維的重大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100年來對三農工作探索帶給我們另一條重要啟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不能就鄉村論鄉村，就農業論農業，應該站在經濟社會全局的高度來促進農業、農民、農村的發展，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這是解決好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在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上求突破、在解決經濟社會公平問題上求突破、在解決城鄉共同發展問題上求突破，努力解決制約農業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促進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陳金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歷史作用與現實啟示[N].光明日報,2017-2-22.

[2]張靜如.中國共產黨通史（第二卷下）[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421-422.

[3]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

[4].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15.

[5].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3.

[6]人民日報評論員.抓好糧食生產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飯碗[N].人民日報,2020-7-26.

[7]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農業部.中國新時期農村的變革(中央卷上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221.

[8].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53.

[9].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9.

作者：楊韻龍 單位：農業農村部人力資源開發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