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政黨政治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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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國際關系民主化、民眾生活方式與價值取向多元化的新形勢下，許多發展中國家執政黨所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面臨的壓力與挑戰明顯增大。不少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為此積極謀劃對策，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國本黨實際的執政模式，走多樣化的政治民主發展道路，因此穩固了其執政地位并實現了政局的長期穩定。

但也有少數黨處境艱難，地位不穩。

一、許多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政治民主壓力與挑戰

最近20多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不少發展中國家包括那些發展較快的新興國家內部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它們在政治上普遍面對著來自國內、國際的多重民主壓力，面臨著經濟、社會環境的深刻變動，受制因素增多，行動能力受到局限，出現了多種社會綜合癥。

(一)來自國內的各種挑戰增多并趨于凸顯

其一，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對不少國家執政黨提出了新的要求。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較快發展及社會的轉型，一些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發生較大分化，中產階級隊伍不斷擴展。據統計，俄羅斯、泰國的中產階級占人口的30％，阿根廷占40％，印度則達1億多人，南非、巴西、秘魯、墨西哥、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中產階級的人數也急劇上升，像俄羅斯、南非、印度等國的富裕階層人口也在快速增長，并形成一股政治勢力，不斷向執政黨提出自身的利益訴求，而像俄羅斯等國的新富階層則公開向執政當局提出權力分享要求。許多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意識增強，對執政黨在民主等方面的要求增多。與此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部分傳統的中產階級落人貧困階層隊伍，加上有些國家分配不公，導致貧富差距拉大，赤貧階層隊伍有所增大。像巴西、印度等不少國家的貧困階層也時常利用民主的武器來牽制執政黨的決策。如巴西的部分農民發起“無地農民運動”，甚至對代表下層群眾利益的執政黨勞工黨也帶來一定沖擊。印度的廣大農民階層在2004年的大選中，把忽視弱勢群體利益訴求的印度人民黨趕下了臺。

其二，一些國家不同利益群體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訴求給執政黨的協調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不同階層、團體的利益多樣化日顯，亞非拉許多國家的年輕人受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念影響明顯，部分知識精英時常以西方政治標準來要求本國執政黨，對現行執政體制進行鞭撻。一些國家婦女參政意愿增強，要求執政當局在實現政治、經濟平等上加大力度。一些國家的工會組織也不時給本國執政黨施壓，期望滿足會員更多的政治、經濟權利。一些國家的教會組織也參與乃至干預政治，如菲律賓教會支持反對派勢力對執政聯盟進行施壓。非洲、亞洲一些國家的弱小部族、種族要求執政黨給予其更大的自主或自決權。當今印度尼西亞、坦桑尼亞、南非、菲律賓等國執政黨大都處于上述多種挑戰之中。

其三，國內反對黨或反對派對執政黨所構成的政治壓力明顯加大。當今亞非拉不少國家執政黨都程度不同地面臨來自本國反對派的挑戰，特別是政治民主方面的挑戰更加凸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要求執政黨開放黨禁，期望通過選舉向政黨化轉型。南非人民大會黨指責非國大破壞新黨的活動是“民主的倒退”，呼吁國際社會派遣觀察員來監督南非在2009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哥倫比亞幾個反對黨也曾聯手反對右翼保守黨領袖烏里韋謀求連任，強調這會動搖本國的民主基礎，要通過結束烏里韋的專制統治來挽救哥倫比亞的民主。近些年來，馬來西亞反對派陣營在安瓦爾的率領下，高舉結束巫統獨斷專行的旗幟，在2007年的議會選舉中打破了國民陣線“一黨獨大”的穩定政治格局，以此推動本國政治生態向多元化的方向變革。

其四，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NGO)的興起也對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帶來一定挑戰。冷戰結束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日益開放，NGO也在迅猛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印度、俄羅斯、土耳其、南非、埃及等國目前分別有大約60萬、60萬、22萬、10多萬、2萬人參加了NGO。這些組織活動范圍非常廣闊，特別是涉入政治領域的情況日益增多。這使得公民社會、NGO在民眾中的影響日益增大。它們高舉民主、良政、公平、

自主等口號，積極參加政府決策和治理，參與本國的選舉、司法維權和促進民主化等方面的活動，坦桑尼亞的NGO還與執政黨一起討論國家修憲問題，尼日利亞的NGO積極推動本國的良政、人權、法治、新聞自由等活動。亞非拉一些NGO有時還直接參與反政府的抗議和示威活動，給執政黨的統治帶來了程度不同的挑戰。

(二)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的挑戰明顯增大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際關系民主化潮流的推動，信息社會所帶來的資訊獲取的便利和人們通訊交流的便捷，使得發展中國家執政黨外部政治生態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一些國家傳統的執政體制及方式遭到挑戰，執政理念受到外部思想的沖擊。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學者就認為，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壓力，是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變革的因素。西方的民主、良政、政權、自治等觀念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亟待尋找新的應對方略。

西方特別是美國利用其強大的實力優勢，加緊推銷其價值觀和發展模式，赤裸裸地向許多發展中國家輸出“政治民主”。美歐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表示，其在全球的根本目標之一就是“扶植政治自由、人權和民主制度”，擴大民主國家，還聲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支持非洲的民主化進程”。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公開指責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當局“限制了民主”、“削弱了民主”、“剝奪了自由”，推行的是“暴政”。美國還于2004年初推出所謂“大中東民主計劃”，期望從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全面改造中東和阿拉伯地區，歐盟也極力配合美國著力推進這一進程；西方又利用經援、人道主義援助等手段對非洲幾十個國家及個別亞洲、拉美國家進行威逼利誘，以實行多黨制、自由選舉等作為其政治民主的衡量標準，要求受援國家“對號入座”；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以來，西方相繼把敘利亞、蘇丹、伊朗、朝鮮、緬甸等多個發展中國家認定為所謂的“暴政前哨”、“邪惡軸心”國家，對這些國家進行公開的打壓、政治干預，甚至公開號召民眾起來推翻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所謂專制政權。

近些年來，西方國家把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民主壓力付諸行動。它們相繼對前南斯拉夫、伊拉克、敘利亞、蘇丹、伊朗、朝鮮、緬甸、津巴布韋、海地以及部分獨聯體國家施加政治壓力，實施經濟制裁，甚至直接進行軍事恫嚇和軍事打擊。西方國家還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一些國家的反對黨、反對派，如柬埔寨的森朗西黨、埃及的穆兄會、津巴布韋的民革運、蒙古的等，來對本國執政黨施壓。它們還通過資助在發展中國家部分從事政治活動的西方非政府組織來進行分化、滲透。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的部分NGO，暗中支持和慫恿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緬甸等國的反對派掀起“顏色革命”，支持津巴布韋、肯尼亞等國的反對派向執政黨發難，并在把前塞爾維亞領導人米洛舍維奇趕下臺上起了很惡劣的作用。西方國家還利用宗教活動，借傳教布道之機，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推銷民主思想理念，影響其國民的價值取向。俄羅斯學者維克托?皮羅任科近期就強調，美國“傳教團”比共和黨人布什的單邊行動對世界和獨聯體國家構成的威脅更大。

二、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的主要應對舉措與制度安排

近些年來，不少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面對內外政治壓力，注意從本黨本國實際出發，在推進本國民主化的總體目標下，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政體改革和政策策略上的舉措。

(一)在內外環境制約下，不得不或者被迫實行多黨制，并結合國情進行制度改造。面對政黨政治的世界性民主化大勢，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執政黨沒有逆潮流而動，而是推行多黨制，實行政治多元化，定期進行公開、透明與自由的選舉，在形式上向西方所要求的多黨民主體制靠攏。至今，在16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已有大約130多個國家不得不被動地實行了多黨制，剩下的多為無黨制國家。

還應看到，那些實行和后來改行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執政黨，許多不是機械地照搬西方多黨制，而是根據自身國情進行了必要的制度性改造，即所謂借“西方的殼”，筑“自己的核”，探索建立符合自身政治發展要求的多樣化的政黨制度，表現在：一是拉美少數長期存在勢均力敵的兩大政黨的國家(如牙買加、圭亞那、哥倫比亞等)實行了兩黨制。二是多數國家建立了“一黨主導”型的多黨制，新加坡、埃及、突尼斯、安哥拉等實行的是一黨獨大、多黨陪襯的政黨制度，貝寧等實行一黨主政、多黨參政的政黨制度，南非、馬來西亞等實行的是一黨主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三是俄羅斯、委內瑞拉、中亞等國實行以政壇強人為核心的多黨制，政權黨主要依靠政治強人而起作用，其他政黨允許存在但基本處于邊緣化的狀態。約旦、摩洛哥、伊朗等國也在多黨制名義下實行威權領袖型體制。四是非洲的科特迪瓦、索馬里等和拉美左翼當政的部分國家以及亞洲的一些國家則是實行帶有過渡性的不穩定的政黨體制，執政黨也處在重塑過程中。

(二)確立并不時調整適合本國國情的權力體制與運作方式。實現執政資源的重組和有效利用，確保執政黨較長時期地掌控政局。許多發展中國家根據本國實際特別是民族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塑造國家權力構架，多數拉美、非洲及部分亞洲國家采取總統制的權力體制，部分國家采用半總統議會制或議會制的權力體制。印度尼西亞近期的政體改革突出了國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漸淡卻了總統長期專權的陰影。有的發展中國家還通過部族頭領、酋長會議和執政聯盟政黨領袖定期會晤來予以輔助，使得行政權力的實施至少在形式上體現出某種平衡，不過度集中于一頭。在政府構成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為了減緩壓力，化解矛盾，實行較為靈活的政策。貝寧和馬里等國推行由無黨派人士出任總統，不設執政黨，主要政黨基本都參政的模式。津巴布韋在內外壓力下，實行執政黨與反對黨分權的模式，總統、總理各屬一方掌控。柬埔寨人民黨近些年來即使在獲得議會絕對多數的情況下，也不搞一黨執政，而是拉奉黨人閣，向內外展示聯合執政架勢。

同時，又要看到，由于全球化、國際民主化潮流帶來的風險增多，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權力體制近來出現向“重集權、輕競爭”方向變異的趨勢，在憲法上大都實行中央集權式的共和政體，大權集中于個人尤其是執政黨領袖，包括俄羅斯和拉美左翼等一些國家近期還推動修憲，延長總統任期或擴大總統權力。俄羅斯把每任總統任期從四年延至六年，有利于日后俄政壇強人更長時間掌權，委內瑞拉修憲則為查韋斯繼續謀求連任掃清了法律障礙。在選舉制度上，為緩解內外壓力，包括埃及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放寬了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條件。但是，包括新加坡、俄羅斯、南非等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議會選舉上則通過改革選區制、提高議會門檻率等舉措來限制小黨特別是擠壓反對黨，增大執政黨獲勝機率。

(三)確立具有一定包容性的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為執政黨凝聚民心提供思想武器。在當今全球化、信息化時代，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越來越重視利用“軟實力”治國，注重塑造為大多數民眾認同的主流價值體系。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順應形勢變化和民意夙愿，調整了原先所秉持的較為激進的指導思想。像坦桑尼亞革命黨、蒙古人革黨改奉社會民主主義，同時也吸納部分社會主義的思想。馬來西亞巫統則倡導廣泛的民族主義，強調無論是馬來人、華人還是印度人都是“一家人”，提出各族“一家親”的口號，強調在“國旗下的忠誠”。在新的時代和環境下，包括巴西勞工黨、秘魯阿普拉黨等在內的拉美一些執政黨在吸納原民眾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倡導和推行新民眾主義思想，淡化意識形態，在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的同時，注意兼容其他思想的有益成分，注重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反對已經私有化的企業重新國有，主張對外開放，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提高國際經濟競爭力，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利益，同時強調社會公正和保護弱者，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擴大就業。俄羅斯的統俄黨則基于其大國振興和民族復興的訴求，秉承普京倡導的“主權民主”思想，認為各國應根據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法律自主地選擇民主模式，探索自己的民主發展道路，決不照搬西方民主：強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實現國民思想團結和精神統一；維護國家統一，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維護國家主權，奉行獨立自主的內外政策。俄執政當局把“主權民主”視為主流價值觀，符合國內大多數民眾的心愿，具有較為堅實的社會支持基礎。

(四)穩妥處理與反對派、宗教等勢力的關系，減緩體制內外的沖擊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執政黨在不影響其執政地位的前提下，結合本國實際，對于反對黨或反對派的利益訴求給予一定回應，加快政體改革，放寬新聞管制，允許選舉中出現“低水平的競爭”現象存在。多數較強勢的發展中國家執政黨，把反對黨限定于“存在”，但又“不發揮實質作用”的范圍內。有的側重于對反對黨的安撫，如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執政黨重視對反對派的拉攏。埃塞俄比亞革命陣線黨積極推動反對黨在議會框架內發揮建設性作用，讓反對黨議員參加議會常設委員會，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磋商。坦桑尼亞革命黨堅持以對話、談判等手段處理同反對黨的關系，黨的領袖、總統帶頭做反對黨工作，并形成總統出訪必隨帶一名反對黨成員的慣例，從而弱化了反對黨對執政黨的對抗態度。也有一些國家執政黨對反對黨采取打拉結合的政策。蒙古人革黨2008年對反對派發起的騷亂采取緊急狀態措施，同時又拉最大反對黨人閣，組成聯合政府，從而實現了政局和社會局勢的穩定。針對一些國家反對派的上升勢頭，各國執政黨采取各種舉措進行防范和擠壓，柬埔寨人民黨通過拉攏人權黨等辦法來分化森朗西黨，甚至曾在2005年凍結森朗西等三名議員的豁免權。并判處森一年半徒刑。埃及民族在推進政改的同時，又通過修憲禁止成立宗教政黨或從事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活動，徹底割斷了穆兄會政黨化、合法化的渠道，有效緩解了其對執政黨的壓力。2009年初，贊比亞執政黨多黨民主運動領袖、總統班達借贊航空公司(《郵報》擁有25％的股份)拖欠政府高額稅款和債務問題，對反對派《郵報》進行整治，并乘機加強對媒體的控制。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南非非國大等一些國家執政黨在避免宗教干政、宗教政治化的同時，又注意借重本國的教會勢力來為執政黨掌控政權服務，利用宗教的道義力量與較高威信來安民和降服不安分勢力，收到較好效果。

(五)綜合應對西方的分化和滲透，同時又注意吸納國際上的一些進步思想理念及基本做法。面對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的壓力，許多國家執政黨都注意做足姿態，部分地回應西方對其提出的某些政治民主要求，以形式上的讓步來換取實質利益的維護，允許本國反對黨在體制內開展有限度的競爭，給予反對黨一定的生存空間。如埃及民族近來進行修憲，首次確立公民權概念，敘利亞復興黨近來擴大了公民的結社與言論自由權，特赦了一批政治犯。坦桑尼亞、蒙古、中亞等諸多國家執政黨主動或被動邀請西方觀察員來“監督”其大選，以顯示其民主、透明和公正。非洲多數國家在政治上已不再回避甚至主動使用民主、良政、自由、監督等概念。突尼斯憲政民主聯盟中央委員佐海爾?穆扎法爾就強調，鞏固民主是實現政治穩定的唯一途徑，認為“民主是既不能倒退，也不可濫用的堅定選擇”。

同時，不少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為了維護國家主權、確保其執政地位與安全，非常重視防范西方的滲透、干預和破壞，一方面對西方的政治施壓或曲意指責能夠堅守立場，如新加坡人行黨、突尼斯憲盟對西方指責其搞威權政治，敢于正面回應，開展適度、有節的斗爭。另一方面，對西方通過非政府組織、反對派插手本國內政嚴加防范，包括俄羅斯、越南、南非、敘利亞、加納、尼日利亞、埃及等多國執政當局為此制定了管理境外非政府組織在本國活動的法規條例，成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對其活動內容嚴加控制，發放許可證，特別是對涉足政治領域的國外非政府組織高度警惕，防范其與國內反對派聯系和勾結，但在方法上內緊外松，避免給對手提供攻擊的口實。此外，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執政黨在對外交往中，都比較重視治黨與治國理政經驗的交流與借鑒，注意學習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執政黨本身的一些有效機制和成功做法，從而提高其執政能力，實現長期執政目標。

三、發展中國家應對內外政治民主壓力的得失及相關思考

發展中國家執政黨在針對內外政治民主壓力和挑戰時，所應對的矛盾焦點有所不同，所采取的舉措各有側重，因此所取得的效果也有很大差異，多數國家可以說取得了一定成效，少數國家則留下慘痛的教訓。

(一)任何一種執政體制的確立都必須切合本國國情，反映國內大多數人的意愿與利益訴求。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也是本國歷史文化、社會習俗、民族宗教傳統等因素的高度凝結，這是決定一國政治體制要素組成的現實基礎。當今世界是一個多樣化的世界，因此一國的政治體制、政黨制度也不可能是一種模式的，而是豐富多彩的，迄今并沒有任何依據能證明哪一種政黨制度、政權模式是公認的典范，一定優越于其他類型的制度。只要能夠推動本國經濟發展，較好地改善民生，保持政局和社會穩定，實現高效施政和政府廉明，這樣的政黨制度、政權體制就必然是適合本國國情的、為廣大民眾所認同和擁護的政治制度。新加坡、突尼斯、俄羅斯、坦桑尼亞等國執政黨并沒有模仿和套用西方政黨制度標準，而是根據自身國情進行設計，甚至敢于頂住西方的政治民主壓力，其所確立的政黨制度運行效果較好，得到大多數民眾的認可。部分獨聯體和非洲國家基本上是以西方政黨制度為藍本，盲目照搬西方來構建本國的政黨制度，有的還以此作為融入西方世界的跳板，或以此換取西方的經濟援助，結果反而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導致國內黨爭不斷，利益集團廝殺激烈，造成國家政局動蕩，有的甚至引發軍事政變，以致經濟衰退，人民生活困苦。像乍得、幾內亞比紹、格魯吉亞等就是寫照。

(二)執政黨應以變革精神對待本國的政治體制，及時調整，善于進行制度創新。在當今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執政黨作為本國政治生活的主導或引導力量，應當把握時代脈搏，適應形勢變化特點和要求，敢于對傳統的政權體制、政黨制度進行適度和必要的調整革新，改革過時的體制機制，補充新的內容，使之保持一定的生機與活力。執政黨要以開放的戰略眼光看待當今的世界，打破意識形態的樊籬，善于吸取對己有利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對某些普遍適用的機制規則，可以采取拿來主義，為我所用。

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突尼斯、坦桑尼亞、埃及、埃塞俄比亞、敘利亞、巴西、秘魯等諸多國家執政黨近些年來都進行了權力體制的改革，針對憲法、黨政關系、選舉制度、行政管理體制、黨的自身建設以及與反對派的關系等方面進行了調整，緩解了內外壓力，取得了主動權。也有像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等在調整中改革力度過大，尤其在指導思想上實行了重大轉向，導致改革失控，反對黨坐大，自己喪失了執政地位。在亞非拉國家還有一些執政黨不思改革或者改革失誤，導致黨自身陷入困境乃至危機中，教訓深刻。

(三)民主的發展要以經濟的發展為前提和保障，要以改善民生、最終服務于廣大民眾為根本目標。民主本身是一種社會進步的標志。但民主不能當飯吃，現代民主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相當的物質基礎作保證，也難以維系和持久。安哥拉、南非、毛里求斯、突尼斯、土耳其、摩爾多瓦、智利等不少國家執政黨善于利用民主武器，將本國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社會資源與國際資源，轉化為執政黨施政能力的提高，為國家經濟發展謀求實利，提高了民眾生活水平，使民主最終化“虛”為實，人民得到實惠而支持它。而像科摩羅、乍得、毛里塔尼亞、索馬里等國以為實行了多黨制、政治多元化就高枕無憂、萬事大吉了，不思如何發展、提高執政能力，而是等待國際社會的援助和施舍，這樣的民主并沒有帶來國家的經濟發展，民眾沒有得到應有的實惠甚至生活水平反而下降。科摩羅現今的發展程度甚至不如一百多年前的法國殖民統治時期。這樣，結果往往就會導致黨爭和利益集團的惡斗，直至發生軍事政變，中斷民主制度。因此，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表明，沒有經濟發展、人民物質和文化水平提高的民主是脆弱的，最終也難以持久維系。

(四)對西方的政治民主壓力要講究方式方法，善于周旋，也要堅持原則。當今的世界是北強南弱、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世界，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絕對優勢地位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不會改變，西方國家利用其強勢的實力地位對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民主壓力和內政的干預政策不會改變，發展中國家應做好長期斗爭的精神準備。突尼斯、敘利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一些國家的經驗表明，作為執政黨應當講求斗爭策略，注意避開西方的進攻鋒芒，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某些技術層面可以作出一些姿態或者讓步，必要的話也可以對西方的壓力和要求主動作出一些回應，減弱直至釋放西方的關注力度，以此改善自身的外部生存環境。但同時對于西方的政治民主壓力也不能一味地遷就和退讓，原則不能動搖，在核心問題上一定要敢于堅守立場、頂住壓力，否則就極有可能像一些獨聯體國家那樣引發“顏色革命”，導致當權者狼狽下臺乃至凄慘流亡他國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