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傳播對中國西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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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國際政治、經濟的一體化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雙重作用，長期被國內外感覺充滿神秘的中國西部已經張開了迎接外來文化的雙臂，邁開了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雙腳。尤其是中央政府確立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后，西部的對外開放和與各種外來文化的交流、融合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相對于內地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言，中國西部的經濟、文化發展速度緩慢，封閉性、保守性更強。盡管在歷史上以絲綢之路為紐帶的西部文化曾經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華文化傳播過程中產生過重大影響，但自唐代以后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內移，西部社會發展進入了全方位的衰退時期，在全國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文化地位迅速下降，到南宋，“我國經濟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確立。”①自然狀況不斷惡化的西部地區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日益被忽視。加之海上交通的發達，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轉向東南沿海，在東南部迅速崛起的一批工商業城市“成為具有全國意義或地區意義的經濟中心”，②中華民族對外文化交流的出發點由陸路轉向海路，肆虐的風沙、茫茫的戈壁和緩慢的駝隊已經無法同現代的堅船利炮相抗衡。絲綢之路成了一條被廢棄的老路，人們已經很少提起它。關注西部的人越來越少，廣大西部內陸地區在外人的眼中一天天地神秘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國家曾經有過幾次對西部的關注，并形成了一定的聲勢。如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60年代的大三線建設、60-70年代的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都有成千上萬的“文化人”進入了西部。不論他們當時是因為何種原因來到西部的，客觀上他們都將同時代的外界文明帶入了西部，對西部傳統文化產生了一定的沖擊。隨著這些人的流動和媒體對他們的關注，也將西部文化中有特色的一些東西帶給了內地、帶給了世界。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幾次內地文化向西部落后地區的“突進”都有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甚至是特定的軍事背景，都是在行政權利的干預下強行完成的文化交流過程，對身在其中的人們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行為。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歡送大會上家長和兒女抱頭痛哭的場面至今在許多人腦海中記憶猶新，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個人，這樣的文化交流都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參與其中的絕大多數人只是為了完成政治的任務，并沒有主動的文化傳播意識，也缺乏進步文化面對落后文化時的優越感和自豪感。如果說。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還有一點以先進文化影響落后文化的意思，那么60-70年代的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的“上山下鄉”則是讓其中的大多數人心懷被改造的自卑心理進入西部的。他們是被“改造”的對象，是“接受再教育”的對象，無論事實上他們所攜帶的文化同西部本地文化相比有多少進步之處，也無法在那種環境中發揮進步文化使者的作用。相反，他們中的許多人卻被落后文化所影響、同化，以至于若干年后當他們返回曾培育了自己的進步文化環境時卻感到了諸多的不適應和不理解。盡管有不少人出于各種原因對這幾次內地人員和文化向西部的進入發表了許多的溢美、肯定之詞，但留在事件親歷者心中的傷痕和遺留下來的諸多歷史問題無可辯駁地反映了這種人為的、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違背事物發展規律的文化交流活動的失敗。

對于西部地區眾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他們在外來人口剛剛進入時確實有過一些新奇、興奮，在外來人的身上、口中，他們第一次知道了外面世界的豐富多彩。在連刷牙這樣最普通的現代生活知識都令他們感到不可理解的時代，外來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價值體系等都同他們祖祖輩輩延續的傳統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反差，在西部百姓的心中造成了強烈的不平衡。絕大多數百姓面對外來人時根本沒有充當“教育者”的自覺意識，所有的只是自慚形穢。在他們的心目中，那些“外來人”都來自“大地方”，來自于比自己的生活環境好得多的地方，眼下只是因為某種特殊的原因迫使這些人暫時受點苦而已，最終這些人還要回到那“天堂”般的地方去。無論是物質的東西還是精神的東西，凡是“外來人”帶來的東西都令他們羨慕，都成了他們追求的具體目標，而這些感覺卻同當時社會賦予他們的政治使命是尖銳對立的。在外來人的影響下，這些連溫飽都還沒有解決的“教育者”很快意識到，“外來人”到自己的家鄉來是被迫“受苦”的，是不應該的。他們早已習慣了的貧困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應該強加于外來人，何況這種落后的生活也不應該繼續伴隨自己。外地人所描述的、所表現的現代文明生活才是西部百姓所應該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是嚴酷的自然和社會現實隨時提醒他們，這種生活對他們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面對落后他們只能聽天由命。兩種文化、兩種生活之間的反差在極為貧困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環境中是無法協調和統一的。所以，當政治形勢變化，外來人先后離開了西部或被西部文化同化以后，外來文化在西部曾經激起的漣漪又歸于平靜，西部的生活又回到原來的軌道。20多年以后，當年的許多知識青年回到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時驚訝地發現，同20年前相比，這兒的生活形態和文化氛圍并無根本性的變化，西部文化仍然極為艱難又極為頑固地在自己既定的軌道上緩慢地行走。當然，歷史不會永遠停留在某一點上，時、空的轉換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變化終于在20世紀的80年代以來顯現了威力。從時間的長度說，只有短短20多年，而引發的社會變化、文化變換卻是以前幾十年、幾百年都無法比擬的。在這20多年中外來文化同西部文化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沖撞、融合、同化，大規模的文化交流以空前的速度把西部社會推向現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可以說，在西部的許多地方，人們真正認識外域文明、接受外來文化，是在最近的這一次文化交流過程中。這一次的文化交流，特別是外來文化的進入，之所以十分順利，并對西部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一是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環境的寬松以及教育事業的進步。無論海內外思想界文化界對目前中國的形勢有怎樣的批評和不同看法，中國人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國家政治環境的寬松是20世紀以來最好的，西部也不例外。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西部的進步速度比內地要慢一些。正如民間常說的，內地已經流行過了的東西，在西部才剛剛開始時髦。慢歸慢，西部社會的“解放”仍然在一點點地進行。對外來事物所抱有的那種天然的敵意和警惕已經慢慢地減少甚至消失了，西部人開始有意識地向外張望，尋求他人成功的經驗和優秀的文化，這就給外域文化的進入提供了基本的社會需要和賴以生存的土壤。教育事業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也在不斷進步。據我們在25個鄉鎮的調查，總人口中初中畢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占61.5%，這同樣為大眾傳播事業傳播外來文化提供了廣泛的受眾基礎。外來文化被動地強加于西部的歷史因為西部對外來文化的主動尋覓而從此改寫了。

二是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代以來，西部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水平都是全國最低的。這一現實嚴重地影響了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才從根本上扭轉了這種狀況。盡管由于歷史上形成的差距，西部各省市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還趕不上東部和沿海地區，但同西部的過去比，經濟的發展還是顯而易見的。以貧困人口的數量而言，在70年代全國2億多貧困人口中的80%在西部。③到2000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500-600萬，絕大多數西部人已經擺脫困境走上了健康發展之路。全社會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1000元以上，有的地方達到了3000-4000元甚至更多，是改革開放前的十倍甚至幾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