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傳播學視角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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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時代，大眾傳播對人類社會和人們的生活產生日益深刻的影響，身處這樣一種社會環境和傳播環境，文學的存在現狀和發展趨向受其制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并構成了當代“文學場”，在如此時空關系里，文學的生態環境和價值取向都具有其新的特點。一種適應市場經濟時代特點、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學格局正在構建之中。

傳播是“人類關于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且通過空間傳達它們和通過時間保存它們的手段”。(1)就傳播學的核心概念而言，它是人們一種信息的交流和分享。那么，從文學傳播的角度著眼，什么樣的信息拿出來讓大家分享？是誰拿出來這些信息？通過什么渠道或載體？誰在分享？信息制造者是誰？為什么在這樣的時刻和場合以這種方式顯示出來？能產生什么效果？等等。對這些從傳播學原理出發所提出的問題的探究，使我們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當前的文學傳播語境上。人們常常用“后現代”或“后新時期”等概念來為當今社會轉型命名。這是一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一體化的時代，伴隨著資本的流通以及商業廣告與大眾傳播媒介的鼓噪，人們的消費欲望被點燃起來，在市場流通過程中逐漸衍生成一種“消費主義文化”。那些以守護靈魂家園為文化使命的文人敏銳地意識到“今天時代的熱點不在精神而在物質，不在追求完善而在追求舒適。形而上的道遠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則有益于生存……我們面臨的將是一個世俗的、淺表的、消費文化繁榮的時期”。(2)這正是當代文學生存的處境和傳播語境，一切都在消費當中，物質的欲求、觀念的更新、信息的分享等，最終都可以視為某種物質的或精神的，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消費現象。大眾傳播媒介多聲道、立體聲的傳播，不僅刺激起消費的欲望，而且正是通過媒體消費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

與這種“后現代”的消費主義與文化相聯系的另一個特征就是消解一切。在消費過程中，同時也在進行著消解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價值，消解著傳統的中心意識。社會的文化結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當今中國文學已從結構的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滑落。身處這樣一個消費與消解的時代，正如馬爾庫塞所洞察的那樣，它們“限制著升華的領域，同時也降低了對升華的需要”。(3)受制于時代的語境的變遷，文學的價值被重新定位，現今中國文學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文稿競賣、作家簽約、媒體炒作、自由撰稿人、快餐讀物、小說百強等等，一一映證了這種文學生態環境和價值趨向正在發生改變。

既然有新的要素注入文學領域，對文學的認識把握就需要有新的視角、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與之相適應。現代社會是傳播業發達的信息化社會，文學不僅不可能置身于傳播環境之外，其反映社會生活的內在規定性還促使其積極參與其中，文學要滿足社會對它的需要首先得表明自己的存在，需要有媒介來負載它們，使其能往來穿梭于社會大眾之間。尤其是在市場經濟下，文學與大眾媒介傳播之間有著精神文化和物質利益雙重密切聯系。進入市場后的文學，同樣也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所操縱著。其實只要我們掌握媒介的特點和運行規律，對已經出現和將要出現的種種文學現象是能夠把握其脈絡并加以解讀的。由于大眾傳播媒介在市場化背景下的運作，一種新的文學關系出現了，即“作家——傳播者——受眾”，以及與之對應耦合的“文本生產——媒介傳播——文本消費”這樣一種結構功能關系。

這一文學關系的最大特點是引入了一個中介層，而不同于以往作家與作品、讀者與作品那么一種簡單的、封閉的文學聯系。作家思考什么、寫什么，讀者愿看什么、希望得到什么，有如一堵墻分隔開來，彼此互不相擾，顯得非常陌生。作家作為主體只是根據自己的生活感受、興趣愛好和內心的使命感自發地創作，當然，有時也會結合政策背景來寫作。相對而言，讀者只是被動選擇，他們的要求、愿望，還沒有找到一種合適的渠道表達出來。作家對此不了解，似乎也不太關心，即使作家與讀者之間存在著某些聯系，也是非常松散的、可有可無的，對文學的影響無關大局。所謂純文學多少與這種文學關系有關，是其關系下的產物。而在“作家（文本生產）——傳播者（媒介傳播）——受眾（文本消費）”的結構中，三者之間存在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動態協調整合過程，是三方有機地結合，彼此互動參與文學活動的三方主體地位都能得到充分尊重。讀者市場的因素進入文學活動中，作家的寫作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必須充分考慮到讀者的閱讀需求，一旦失去了讀者市場，作家、作品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那么讀者市場如何產生？如何把握？媒介和傳播者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媒介直接與受眾發生聯系，對其接受的品味、愛好、注意力等及其變化因素，不斷進行收集、分析、整理，并且通過供給運作（有時是炒作）的方式來制造市場需求。同時，把讀者市場信息反饋給作家，作家們又根據這些信息創作出新的作品，再由媒介推向讀者市場。這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雙向運動過程。文學的生成機制、生存狀態、影響方式、反饋原理、運行規則等都在這種結構功能關系中得到實現。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在信息時代的背景下，它為我們考察文學及其變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便于操作的方法。

二

當代文學豐富多彩、形形色色。這里我們就當前文學引人注目的發展新動向即文學商品化、多元化、多樣性、娛樂性和平民化等四個方面，從傳播學的視角來加以觀照，分析媒介與文學之間如何發生影響，從中把握當前文學發展的脈絡和文學運動的規律。

1.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引發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一系列變更，文學商品的命題便擺在我們面前。當然，文學不同于冰箱、彩電那種有具體實物的所有權可以轉移的商品，這些商品能進一步通過成本核算、利潤分成，最終把它們的交換價值量化出來，并以價格形式明碼標價供消費者選擇購買。文學滿足人們（或者說是消費者）的需求是在于它的精神價值，這是文學作為商品的特殊性，其交換價值無法衡量出來，退一步講，即使有交換價值可以得到交易雙方認可，它也不完全是以市場原則進行等價交換，最典型的一例，要數廣播電視媒介的文學傳播，聽眾、觀眾可以說是獲得了一份免費的文學午餐了。那么，文學的商品屬性究竟如何認識？其價值如何在市場中得以實現？從對文學關系中的媒介功用分析，能夠較為圓滿地解釋這些問題。

現代社會媒體的運作在經濟上有兩種方式，一是由國家支持，或直接出錢，或給予優惠的保護性政策；另一類則是主要在市場中依賴廣告的收入。后者已日益成為當今傳媒的基本生存方式。從商品經濟角度來認識，現代受眾實際上已成為一種商品，大眾傳播媒介其實就是這種商品的生產者（或賣方），而廣告商是買主。廣告的傳播在不同的媒體上有版面、版位、時段、次數之分，是可以量化的，而媒體在對受眾市場的占有率諸如發行量、收聽率、收視率、上座率等等，又是廣告商選擇媒體投入廣告資金的重要市場依據。這其中媒介努力要做好的就是充分發揮其信息傳播功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受眾的需求，為受眾提供良性的服務，樹立品牌形象，鞏固和擴大受眾群體，以期獲得更多來自廣告方面的經濟收入。受眾也并不是得到一份免費的午餐，他們在接受信息過程中，付出了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并被媒介打包出售給了廣告商。

簡而言之，文學的商品屬性是通過媒介實現的，而媒介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就在于它不僅是文學的載體，同時也是廣告的載體，而廣告便是一種商業性的傳播活動。如此一來文學的商品屬性便得以確認，文學的運行伴隨著商業色彩也就順理成章。最突出的就是媒體炒作，這是媒體本質特點所決定的，它們要不斷地向社會公眾傳遞信息，如果都是常規平淡的信息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需要通過制造熱點的方式來達到聚集人氣的效果。我們從一些港臺作家作品和影視劇進入大陸市場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這一點。在文學的媒體炒作之中，作家是一種資源，出版商是背后的策動者，而大眾傳播媒介是具體的實施者，大量的個體閱讀者成了跟風者，文學市場在其“共謀”之下被牽引著。顯然，文學的商品化以及對文學的媒體炒作，直接受到商業利益驅動，媒體所追求的是時效性和實利性，文學所追求的是對人的關注及終極價值等問題，兩者之間存在沖突，毫無疑問，過度的人為炒作會對文學構成一定的傷害，但商業因素的參與，也給文學原有的價值體系注入了新的因素。

2.文學的多元化、多樣性是與現代社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相一致的。我們還是從“作家（文本生產）——傳播者（媒介傳播）——受眾（文本消費）”文學完整的傳播活動的參與三方出發，來分析文學的多元化、多樣性的特點。

就媒介而言，以往的那種計劃經濟的、等級制的、僅為官方喉舌作用的大眾傳播媒介體制已經消解了。新的媒介體制具有面向市場、服務大眾、功能多樣、有自己話語地位等特點。在新媒介體制轉換生成過程中，文學媒體經營出現兩方面的變化：一是調整方向，由嚴肅文學、純文學向通俗文學和大文化方向發展。現代讀者的閱讀口味更愛讀切近社會和生活的讀物，這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二是繼續高舉文學的大旗，同時又積極尋求文學媒體的出路。此時文學媒介的經營主體有了新的變化，如《萌芽》依托《新民晚報》的支持，《山花》和黃果樹集團聯辦等。這些變化不同于以往的文學媒體的經營模式，或是在內容對象上進行拓展，或是以資本為紐帶引進新的投資經營主體，其經營理念和手段也相應地給文學帶來新的成分。作為載體媒介出現的多元化、多樣化，自然也會以同樣的方式作用于文學本身。

文學的受眾成分原來就復雜多樣，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其主體地位日益得到重視。他們有多種選擇機會，有著不同的接觸媒介的閱讀動機。隨著受眾對文學的輻射影響，作為文學的消費一方，影響制約著文學的生產，對文學活動起著某種調節作用。現在讀者由于職業、年齡、性別、經歷、情趣、文化背景等不同，閱讀的動機和口味也是復雜多樣的。時代的變遷、觀念的更新很難再把讀者統一在一種精神維度中，得用多種價值判斷標準來肯定讀者不同價值取向的合理性。

作家更確切地說是作者的組成也變得復雜起來，有所謂專業的、非專業的；有體制內的、體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有職業的、業余的；有名人、普通人等等。文學作者隊伍這支混合大軍的聚集，與幾百家出版社、上千家電臺電視臺以及更多的報紙、期刊所組成的媒介網絡不無關系。它們提供了載體，正等待著這些作者們去填空。他們的寫作進入前所未有的自由狀態，生產出的產品，也是花色品種齊全，有高雅的，有通俗的，有莊重的，有輕松的等等。有這批文壇耕耘者的努力，文學開發其適銷對路的產品，挖掘潛在市場的能力是以前體制所未具備的。

3.娛樂性原本就是文學的基本功能之一。在消費文化的背景下，這種娛樂消閑功能更成為文學生產的一種主導力量。隨著世俗社會欲望的張揚，滿足于聲色需求、感官刺激的流行音樂、歌曲、卡拉OK歌舞、電影、電視、休閑雜志等泛濫于大眾文化市場，其強勁的態勢，逼迫文學降低自己曾經高高在上的品位，與大眾文化相適應才能有自己的位置。這類文學正如人們評價當年鴛鴦蝴蝶派一樣，“文藝的目的是供茶后工余的消閑和消遣，趣味與娛樂是第一位的，他們把人生當作游戲、玩弄和笑噱。他們這一派所慣用的題材大致為言情、社會、黑幕、歷史、宮闈、武俠、偵探、滑稽等等”。(4)當然這種娛樂消閑在現代社會環境下又有所發展，有所謂的反腐敗小說、女性作家系列小說、粉領小說、另類文學等等，媒介在這種娛樂消閑化過程中，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展開競爭，紛紛以迎合大眾的欣賞習慣為能事，其中難免對讀者進行煽情，既然是大眾口味，媒介也就顧不了有多少思想性和藝術性了。媒介的商業化和大眾的世俗化結合起來為文學的娛樂消閑功能推波助瀾。

從文本內容風格的自由揮灑到感知的放任，文學的娛樂消閑功能被放大強化，呈現出一種欲望飛揚的場景。它們對意識形態官僚、知識分子名人、經典語言規范等進行著肆意的顛覆和嘲諷，其中蘊含著要突破原有的秩序的結構力量。而力量的爆發，就是前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所謂的民間狂歡儀式。通過對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歷史的研究，巴赫金指出：“狂歡化一直幫助人們摧毀不同的體裁之間、各種封閉的思想體系之間存在的一切壁壘，狂歡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閉性，消除了相互間的輕蔑，把遙遠的東西拉近，使分離的東西聚合，這就是狂歡在文學史上巨大功用所在。”(5)巴赫金狂歡理論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意識，論述了人性解放過程的美學趣味。今天的狂歡儀式不需要像古典時期那樣到人群集中的廣場上去進行，大眾傳播媒介的廣泛參與性，為大眾的參與提供了一個文化和審美的公共空間，使大眾得到了應有的尊重，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滿足。這里媒介對文學娛樂性的影響呈現出多面性來。

4.當代文學出現作家們自愿從宏偉的敘事中退卻，流放到下層社會和世俗中去，以便更加真切地貼近普通人的生活，表現出一種平民化的文學傾向。也就是“在商品經濟確立過程中的當代中國，文學創作對廣大平民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給予應有的關注和表現，展示描寫平民階層在世紀之交經濟文化轉型中的得失、苦樂，表達了對平民階層現實生活的同情和批判，傳達出一種理智的平民意識，其寫實的風格既迎合了廣大平民的審美趣味，又拉近文學與民眾的距離”。(6)

平民階層在我國伴隨著體制改革，傳統的身份、職業分化重組正逐步呈現出來，就人數而言他們是為數最多的群體，是社會的基礎，他們有一定的知識水準和價值判斷能力，但經濟狀況一般，社會地位不高。平民階層不僅是社會的大眾，也是文學的大眾。一批有意識地選擇大眾感興趣的題材，采取大眾喜聞樂見的傳達形式，表達大眾所認同的價值觀念，抒發大眾所寄托的思想情感的作品相繼問世，如《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蒼天在上》、《天下財富》等等，這些具有平民化文學創作傾向的文學作品，既滿足了民眾的需要，也適應了文學的新形勢。

大眾傳播媒介對平民化文學創作傾向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通過媒介為平民階層贏得了話語的地位和話語的權利。大眾傳播媒介與現實社會和平民大眾有著直接的、廣泛的、水乳交融的聯系。這種聯系是大眾傳播媒介安身立命的基礎。因此大眾傳播媒介對平民大眾的關注，并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平民大眾倒應該是大眾傳播媒介的“上帝”。沒有受眾群體的存在，也就沒有大眾傳播媒介存在的價值。它們之間關系一旦確定下來，媒介的輿論陣地性質自然要有平民的聲音，體現出平民意識和與之相關的民主意識、平等意識，從而打破由權貴和精英長期占據的話語權利地位，形成為平民說話、讓平民說話、聽平民議論這樣一種傳播氛圍。其實說到底，對文學和文學家而言，人文關懷本來就應是其特有的立場。

其次，大眾傳播媒介的活動特點和活動規律影響平民化文學創作特點。大眾傳播媒介要求聯系實際、聯系生活、聯系群眾，及時、準確、全面地報道社會生活中發生的事情。這里主要指的是大眾傳播媒介的新聞性，而平民化文學的創作也具有濃厚的新聞化色彩，這突出反映在以新聞報道為文學素材，以新聞客觀性、真實性為寫作規范的“新寫實文學”上。在新聞報道風格的影響和借鑒的作用下，有評論者認為一些平民意識的小說“敘事如同報告、語言如同訴狀，幾乎讓人感覺不到虛構與想象的成分。徹頭徹尾的事件記述和觀感描寫，使它的紀實性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如果說它是小說，那一定是紀實小說，而與其說是紀實小說，還不如說是社會特寫更為準確”。(7)如此評論既說明了這類小說的特點，也指出了它們的審美藝術與創新存在一定的局限。

大眾傳播媒介對文學的影響正所謂信息時代一網打盡。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當今大眾傳播媒介時代算是真正有了著落。然而，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媒介自身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其中對文學的健康發展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問題的核心是媒介屈從于市場經濟的壓力。

從內在的文化企業性質看，媒介服從于商業利益，迎合大眾一般口味，這使得文學從對“靈”的追求與關注轉移到對“物”的追求與關注。如果說“著書也為稻梁謀”有其合理性的話，那么，以金錢為軸心，以追求利潤為最終目的，確實也是在文學與經濟接軌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傾向，文學為錢而來，而不再為了精神、心靈，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學品格、水準的下降。如對宣揚暴力、色情、迷信和偽新潮時尚（有的不過是西方二三十年前的洋垃圾）等低俗作品，照樣有媒介興風作浪，對其進行美化吹捧，究其原因自是“利”在當中。

從外在傳播活動的表現看，媒體對當今文壇過度炒作，不僅制造出一大堆文學泡沫，也給文壇帶來嘩眾取寵和浮躁的風氣。一些嚴肅的創作和文學批評遭受冷落，而人為地炒作成為熱點而備受關注。90年代以來，大眾媒介過多地制造和關注文壇熱點，而專家學者的意見幾乎成了點綴。大眾傳媒的厚此薄彼的功利性急吼吼地想把文學變成娛樂場所，把作家、評論家們納入娛樂圈，像影視明星一樣好進行商業炒作，消解了文學的深刻性。這種試圖以媒介批評代替文學批評，于文學有害而無益，而商業效益的渴求和快速成名的欲望是其下面的“力比多”。

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利益在重新分配，各種關系在重新調整，其中難免會產生各種碰撞和摩擦。市場經濟對我們還是全新的東西，規則的不完善、經驗的缺乏等都會引發各種新的矛盾。當今大眾傳播媒介對文學的影響情形也是如此，要達到和諧、健康有序的局面，需要從政府、社會到機構、個人，從傳播界到文學界多方努力。在大眾傳播媒介給文學帶來躁動、不安、驚喜之后，兩者之間在完成了磨合期的彼此適應后，相信雙方聯手定能推出更多優秀的文學精品。

注釋

(1)［美］威爾伯·施拉姆著陳亮等譯《傳播學概論》新華出版社1984年第3頁

(2)宋遂良《漂流的文學》《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6期

(3)［美］馬爾庫塞著劉繼譯《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68頁

(4)范伯群《禮拜六的蝴蝶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5頁

(5)巴赫金著王春元錢中文主編白春仁顧亞鈴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三聯書店1988年第190頁

(6)隋巖《世紀之交平民化文學創作的特質》《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4期

(7)白燁《九七小說風尚：寫實》《小說選刊》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