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傳播學現狀及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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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一帶一路”學術研究熱潮在各個學科領域中相繼涌現，傳播學亦然。本文以CNKI（中國知網）中“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成果為樣本，借助CiteSpace軟件對相關文獻進行計量分析，研究發現：盡管對于“一帶一路”泛傳播現象的研究由來已久，但直至2013年前后新聞傳播學科領域中的“一帶一路”研究方才漸成氣候。按照文獻的時序和詞頻分布，我國的“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業已形成了幾個比較重要的熱點聚類。此外，應當受到學者關注的一個重大趨勢是未來“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還應意識到來自人文社科領域其他學科乃至自然科學領域不同學科的學理輻射。

關鍵詞：“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文獻計量學；CiteSpace

一、傳播學視域下“一帶一路”研究概況

2013年，“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作為一項新的國家發展規劃而登上時代的舞臺，次年官方《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將其納入國家戰略體系之中而予以大力推廣和認真執行，而2017年5月14日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則昭示著“一帶一路”建設在實踐層面業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與之相呼應，自2013年起，以“一帶一路”為背景的相關學術研究的熱度也顯示出井噴式增長之態，其研究內容呈現出廣泛性和多元性的特點[1]。“一帶一路”自誕生伊始便是一條交織著經貿往來、政治互信、技術擴散和文化交流的泛傳播之路，時至今日，即使其最初的功能已幾近被全球化浪潮所湮滅，但作為人類文明史上曾經留下濃墨重彩印記的跨時空傳播現象，“一帶一路”不僅以貿易網絡和交流通道的方式參與塑造整個復雜交織的人類世界，更將成為主宰未來全球傳播新格局和重構國際傳播新秩序的重要表征。傳播學視域下的“一帶一路”研究，既有沿襲自傳播學歷史觀照的應然性，也有生發于傳播學現實取向的實然性。有鑒于此，“一帶一路”的傳播學研究也日益聚焦為一個新鮮且重要的研究課題。追隨著“一帶一路”的足跡，研究其主導性貿易產品行銷推廣和代表性文化因子歷史變遷的論文并不鮮見，但此時研究者們所提及的“傳播”僅僅是一種物質交易或文化交流的現象而尚不具備傳播專業學術價值。第一篇嚴格意義上對于“絲綢之路”的傳播學研究成果發表于1983年——《試論圍繞電視特性制作節目——從電視片<絲綢之路>的編輯特色談起》（王紀言，現代傳播），作者從廣電業務層面就中日兩國電視工作者在其聯合攝制的《絲綢之路》系列片的編播工作加以比較，提出應圍繞電視特性制作節目。盡管研究者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均在于電視節目的傳播效果，但在實際的對比分析中，以“絲綢之路”為樣本的分鏡頭解構還是從學理意義上對其核心符號要素進行凝練和傳播。此后，“一帶一路”的傳播學研究逐漸開始顯露出專業化和廣域性的特征。《馬可•波羅和他傳播的元代新疆新聞》（王洪祥，新疆新聞界）從新聞史的角度梳理了《馬可•波羅游記》中關于新疆地區見聞的新聞價值。《略論古“絲綢之路”的華夏文明傳播》（哈艷秋、鄢晨，國際新聞界）通過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內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論證了“古絲綢之路”在傳播華夏文明中煥發生機，進而指出今日中國亦將如此。《廣州亞運會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產業的開發策略研究》（劉根勤、陳超華，文化遺產）建議借助廣州亞運會契機，嘗試以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為主題的旅游資源開發、文化產業建設、城市形象塑造等開發策略。《絲綢之路跨文化傳播中的媒介形態轉向》（馬廷魁，西北民族大學學報）考察了媒介形態轉向命題，指出時間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間偏向媒介的崛起，引發了絲綢之路跨文化傳播機制的流變。《淺談絲綢之路文化中的藝術傳播——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為例》（白瑩、劉子建，藝術與設計）分析了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中“絲綢之路”藝術傳播符號的運用情況，提出以不同的文化傳播形式來推動人類物質與精神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可以看出，盡管學者的研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對于“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播學探究已然邁出了第一步。“一帶一路”概念的正式提出使2013年成為文獻計量學意義上的一個分水嶺。一方面，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持續推進，相關學術研究也在經貿、政治、文化、農業、醫藥等不同學科領域中次序展開，“一帶一路”儼然成為學術研究的公眾話題和“引爆點”；另一方面，具體到科研文獻本身，無論是研究者的數目還是研究成果的數量都取得了顯著提升，并逐漸形成了由一定輻射力的科研機構和較高影響力的作者群共同組成的學術共同體。傳播學視域下的“一帶一路”研究亦然。在CNKI（中國知網）上以“一帶一路”和“傳播”為關鍵詞進行主題搜索，并按照統一標準清洗數據之后，共獲得有效文獻1565篇①：其中2014年文獻6篇、2015年文獻138篇、2016年文獻278篇、2017年文獻503篇、2018年文獻640篇，其中，得到各級或各類項目支持的成果占比近4成（35.3%）。可以看出，因應著政策導向和主流趨勢，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敏銳地捕捉到了“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傳播學命題，其中既涌現出了大量的青年學者，也不乏一些重量級的知名專家，新聞傳播學科領域中的“一帶一路”研究由此漸成氣候。考慮到“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是一個新鮮話題，參與者眾而深耕者少，僅有個別學者致力于該領域的深度研究，且相關成果的最高H指數僅為3（莊嚴、史安斌、程曼麗、李寶貴、陳力丹、何明星、陳剛）。同時，囿于選題本身尚處于萌芽期而未能產出系列研究成果，更罔論絕大多數研究者僅僅是“靈光乍現”式的探索而并未形成相對持久的研究興趣，因此缺乏本領域有代表性的經典文獻。僅就單個研究者的個別研究成果而言，被引頻次和下載次數無疑是衡量其關注度和影響力的科學指標。表1是以此為標準的傳播學視域下“一帶一路”研究中相對重要的研究成果的統計概況，對照2013年至2018年期間被引頻次和下載次數排名靠前的研究文獻的基本情況，從某種程度上驗證了上述研判結論。

二、“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的熱點聚焦

盡管傳播學視域下的“一帶一路”研究尚處于其學科生命周期的萌發階段，但受到諸多利好因素的推動，相關研究在歷經了爆發式增長之后已然頗具規模，并從中逐漸析出若干彼此獨立又緊密相關的研究熱點。以2013-2018作為時間閾值，對1565篇文獻的關鍵詞進行詞頻分析，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視化技術手段，可以較為清晰的勾勒出現有的研究成果中所形成的幾個比較重要的熱點聚類（圖1）。無論是橫跨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還是聯結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以城鎮和海港為空間節點開辟了通達開放的商貿鏈帶。但“一帶一路”從來都沒有一個完全固定的線路，而更多是邊界開放的地理空間躍遷。這種地理空間上的跨度，決定了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合作框架，也是一種地緣政治關聯，更承載著一份文化交往使命。正如研究者所考證的“在‘絲綢之路’上流動的是一種夾帶著精神的物質[2]”那樣，究其本質，“一帶一路”具有多重空間內涵[3]，圍繞著其不同維度的空間指涉，亦形成了傳播學視域下“一帶一路”研究的學科構面。首先，就“一帶一路”所輻射的物理空間范圍而言，“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是一種典型的“國際傳播”（Freq=129，Centrality=0.19），其傳播屬性為“對外傳播”（Freq=144，Centrality=0.12）。在這一研究主題之下，產生了對于“海外傳播”（Freq=28，Centrality=0.07）、“全球傳播”（Freq=11，Centrality=0.10）、“中國對外傳播”（Freq=7，Centrality=0.09）等關鍵詞的聚焦，并在“國家戰略”層面（Freq=10，Centrality=0.16）形成了將中國作為“區域性傳播中心”的一系列“傳播策略”（Freq=33，Centrality=0.04）的探討：采取“走出去”（Freq=35，Centrality=0.01）的傳播思路、意在構筑“命運共同體”（Freq=39，Centrality=0.21）、通過講好“中國故事”（Freq=30，Centrality=0.16）、以“互聯互通”（Freq=5，Centrality=0.01）實現“互利共贏”（Freq=8，Centrality=0.11）、最終提高對外“傳播力”（Freq=18，Centrality=0.12）等等。其次，在具體的對外傳播活動中，進一步明晰了我國“一帶一路”傳播行為的主旨——藉由“一帶一路”“傳播實踐”（Freq=6，Centrality=0.01）進而建構一個全新的“傳播體系”（Freq=6，Centrality=0.01）或稱“傳播格局”（Freq=6，Centrality=0.01）；在“品牌傳播”（Freq=11，Centrality=0.01）戰略的指引下，通過“主流媒體”（Freq=18，Centrality=0.07）塑造并傳播一個良好的“國家形象”（Freq=37，Centrality=0.03）和“城市形象”（Freq=6，Centrality=0.005）。不同于以往政府行政主導下的“政策傳播”（Freq=15，Centrality=0.005），“一帶一路”傳播體系尤其強調對于多元化“傳播主體”（Freq=6，Centrality=0.23）和多樣化“傳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的準確認識：既有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輿論”（Freq=15，Centrality=0.19）的營造和“國際話語權”（Freq=20，Centrality=0.10）的爭取，也有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團體等參與進行的“公共外交”（Freq=22，Centrality=0.15）；既有官方實施的“對外宣傳”（Freq=8，Centrality=0.10），也有來自網絡社群乃至個人的“人際傳播”（Freq=5，Centrality=0.04）。再次，推進“一帶一路”須堅持文化先行已成為各界的共識，這是因為與地理空間的躍遷相勾連的是客觀存在的文化場域的差異，承認并尊重多元文化之間的文化間性，將“文化”（Freq=18，Centrality=0.15）視為一種交互要素，在樹立“文化自信”（Freq=28，Centrality=0.01）的同時，以“文化交流”（Freq=26，Centrality=0.13）消弭“文化沖突”以及謀求“文化認同”（Freq=13，Centrality=0.03）是“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得以實施的關鍵。有鑒于此，“文化傳播”（Freq=82，Centrality=0.16）成為傳播學視域下“一帶一路”研究的焦點所在。“一帶一路”的宏大戰略，地理上指向的正是跨文化傳播最為活躍的區域，亦是傳播學研究大有作為的領域[4]。也就是說，“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得以實現的關鍵之一即為“跨文化傳播”（Freq=49，Centrality=0.25）的成功展開。“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戰略既探究泛化的“中國文化”（Freq=28，Centrality=0.09）和“中華文化”（Freq=25，Centrality=0.01）的對外傳播，也思考涵蓋“茶文化”（Freq=33，Centrality=0.13）、“中醫藥文化”（Freq=19，Centrality=0.12）、“體育文化”（Freq=10，Centrality=0.01）、“武術文化”（Freq=6，Centrality=0.01）、“海洋文化”（Freq=7，Centrality=0.01）和“中原文化”（Freq=7，Centrality=0.01）等具體文化現象的海外傳播。當然，隨著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拓展，在上述幾個業已成形的研究聚類之外，也出現了幾個值得關注的新鮮話題：其一，由“新媒體技術”（Freq=6，Centrality=0.01）進化所驅動的傳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拓展對于我國“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取向的影響日益凸顯。網絡空間語境下的“新媒體”（Freq=28，Centrality=0.06）、“新媒體傳播”（Freq=8，Centrality=0.02）、“社交媒體”（Freq=15，Centrality=0.04）、“數字化傳播”（Freq=3，Centrality=0.02）逐漸成為新的研究熱詞。其二，以“一帶一路”戰略指導下的“文化產業”（Freq=14，Centrality=0.01）空間新布局、“圖書出版”（Freq=2，Centrality=0.11）貿易機遇，以及“紀錄片”（Freq=23，Centrality=0.01）和“中國電影”（Freq=7，Centrality=0.01）等為代表的更加專門化和專業化的傳播學研究方興未艾，以及與經濟、政治、法律、宗教等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開始受到重視。

三、未來可能的研究取向

在現有的研究框架之下，學者們已然就其可能的方向進行了深度思考。以“跨文化傳播”為例，陳力丹教授指出“一帶一路”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面向：“陌生人理論”的調用和身份的問題；文本流轉之翻譯與跨文化；跨文化傳播策略以及跨文化傳播實踐批判等[4]。這些基于已有知識結構的研判深具洞見，為“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學科基礎。除此之外，理當受到傳播學研究者關注的一個重大趨勢是未來“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除了本學科領域內的深耕之外，還應意識到來自人文社科領域其他學科乃至自然科學領域不同學科的學理輻射。也就是說，傳播學視域下“一帶一路”未來可能的研究取向將在多學科交叉以及跨學科融合中顯露端倪。一是“一帶一路”傳播中的安全問題。有鑒于信息傳播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高度正相關性，“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與傳播活動相伴生的各類安全問題——既包括政治安全、領土安全、軍事安全等傳統安全問題，也包括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和文化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其中，文化安全更是因文化之于其他領域的“蝴蝶效應”而備受關注，“一帶一路”信息傳播中的文化安全問題亦將成為未來研究的價值點之所在。施拉姆將傳播視為文化沖突的“競技場”，而傳播不同文化以及在不同文化之間傳播[5]2的“跨文化傳播”則是這場文化競技活動最真實的參與情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跨文化傳播能力決定著國家文化安全狀況，其傳播效果亦直接關系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實施成效。未來的“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研究應將文化安全作為一個新的研究維度，在尊重文化間性的同時，承認文化沖突的存在，不僅要正確把握促進文化發展與捍衛文化主權之間的“度”，更要將其放置在國家文化安全戰略框架中予以詮釋和研究。此外，一個不容否認的現實是傳播技術的發展是威脅文化安全的誘因和內生性的物質根源[6]，這就需要研究者充分浸入到大數據場景之中，并將數據安全納入跨文化傳播安全視域，通過建立“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安全指數和預警機制，從而在此基礎之上提出泛域化的“一帶一路”跨文化傳播安全規制以及文化安全保障策略。二是“一帶一路”傳播中的地理遷移與價值傳遞。毋庸置疑，“一帶一路”首先是一個以貿易產品為主導的地理遷移現象，其次才是一個承載著人文意義的價值傳播體系。這種地理單元上的躍遷與文化、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碰觸與融合相互交織，生成了一種沿“一帶一路”次序傳遞并不斷振蕩放大的勢能。時至今日，這種勢能隨著“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再次興盛而進一步傳播擴散，在悄然編織一個新的“交流網絡”[7]447的同時，還實現了基于自然地理空間流轉的人文地理時空價值傳遞。對于“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而言，來自人文地理學科視角的研究啟示既包括宏觀視角下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和經濟地理等分支科學的理論觀照，也吸納了從空間行為地理學等微觀層面出發的應用指導。將上述內容映射到傳播學視域之中，對健康傳播生態構建、傳播技術創新擴散、媒介經濟產業格局變遷、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網絡經濟創新與發展、互聯網全球治理等諸多命題均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拓展。三是“一帶一路”傳播與數字絲路[8]。數字化“一帶一路”問題域，正在越來越多的受到自然科學研究者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雙重聚焦。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數字絲綢之路”[9]理念的提出，為21世紀的“一帶一路”戰略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與之相關的數字經濟之重要價值日益凸顯，并日漸衍生為一個全新的研究熱點。無獨有偶，基于空間數據學科領域的“數字絲路”國際科學計劃已然啟動，其地球大數據平臺建設、空間數據評估指標等空間觀測科學研究亦有力支撐著“一帶一路”的可持續發展。在此過程中，不能將數字絲綢之路或數字絲路簡單地理解為基礎設施建設與數據信息捕獲，而應該將之深入理解為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國家互動模式帶來的深層次變革[10]26。未來的“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也勢必卷入到這一重大科研趨勢之中。一方面，需著力加強作為底層架構的數字化“一帶一路”媒介技術接駁和傳播數據共享研究，主要包括圍繞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鴻溝問題而延展出的媒介基礎設施建設、傳播數據資源共享、合作交流機制設計、跨域傳播力強化等子問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新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下未來媒體借勢數字化“一帶一路”的長效發展命題。另一方面，則應從頂層設計出發而意識到數字化“一帶一路”已然成為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路徑，具體涉及立足于影響其沿線國家并日漸輻射至全球的數字經濟視野之下傳媒產業結構優化、媒介生態風險規避、媒體集團可持續發展等話題。綜上所述，“一帶一路”是一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行動規劃，因應著這一戰略構想的推進，也隨之產生了科學研究的必然性。從歷時性來說，“一帶一路”的沿革及復興都可以窺見“傳播”的力量，對于這一過程的傳播學研究將起到繼古開今的重要作用；就共時性而言，圍繞著“一帶一路”構建世界新格局之下的傳播新秩序將是未來“一帶一路”傳播學研究的現實使命。

作者:權璽 沈明杰 單位: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