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影像繁榮與文化傳播權力探討
時間:2022-05-12 03: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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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像逐漸成為民族文化傳播的方式,而這些影像大多數來自外來的觀察者,他們以他者的身份審視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以自己的眼光和思想來呈現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而這樣的做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很難保證民族文化被完整地記錄和客觀地展現。相對于外來的文化觀察者來說,文化持有者本身具有一定的優勢,特別是在這個抖音、微信、快手、嗶哩嗶哩等新媒體發達的時代,文化持有者借助便捷的影像傳播方式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獨特優勢,為民族文化的傳播開辟了一個新的位面。
關鍵詞:新媒體影像;民族文化傳播;文化持有者;文化傳播權力
這是一個5G即將到來的時代,智能手機普及率極高,每個人都能通過手機拍攝視頻和照片,能夠很方便地記錄自己的生活、傳播文化。并且像抖音、快手、嗶哩嗶哩(以下簡稱:B站)等新媒體平臺為眾人所熟知,并且有大量的人使用,所以每個人傳播文化的途徑也很廣泛。新媒體對于文化傳播來說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可以打破時空的限制,使其達到瞬時性、廣泛性,不受地理條件及其他因素的限制。”[1]
1新媒體時代與文化傳播權力的轉移
在B站有這樣一個UP主(UP主:嗶哩嗶哩視頻平臺中視頻作者的簡稱),她在B站的賬號名稱是“滇西小哥”,2021年3月她通過B站了一條視頻,視頻的名稱是“云南年豬‘七十二變’,祖輩沒有冰箱也有這么多豬肉吃法”。視頻時長13分45秒,主要介紹了云南騰沖農村保存豬肉和制作豬肉的各種方法,將云南飲食文化的獨特魅力和內涵展現了出來。而這位UP主本人就是當地人,從小生活在視頻所展現的土地上,從小就受當地文化的熏陶,這位名為“滇西小哥”的UP主就是文化持有者。民族文化傳播,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個層面是民族文化在民族內部的傳播,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延續,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保證民族文化能夠長久地延續,并且保證其民族文化在延續的同時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另一個層面是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對外展示,增強自己文化在另一個群體中的認同感,從而讓其他群體更好地接納自己這個群體。而文化傳播過程中,沒有真正發掘一個民族文化精髓,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也很難被其他族群接納和認同。在對內傳播過程中,也不能起到很好的傳承作用。要想更好地發揮影像傳播民族文化的效果那只能從生產影像的人身上下功夫。既然外來的文化觀察者擁有很多不足,那就考慮本民族的人,讓他們來記錄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傳承本民族的文化,而這個過程就是文化傳播權力轉移的過程。現在這個時代手機普及率高,并且手機都帶有視頻錄制和視頻拍攝的功能,每個人都能借助手機記錄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生活。而且各種社交媒體和視頻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為文化傳播提供了更多途徑,文化傳播權力也在潛移默化中轉移到了文化持有者手中。“二十世紀新媒體的出現意味著傳播的現有場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以前網絡不發達、沒有手機的時代,影像的生產主要依賴掌握專業技巧的電視臺編導和電影導演,而這些人大多數是外來者,他們與當地的文化持有者相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外來觀察者的不足
外來的觀察者往往有著多種身份和目的,他們可能是專業的民族文化學者,可能是媒體人,甚至是普通游客。他們來到一個陌生族群所在的領域,有的是為了完成任務,有的只是為了游玩,而且這些外來者生長的環境和成長方式與他們所接觸的族群有著很大的差異。所以每個人的思考方式就會不同。首先是主觀意識占主導地位。“通過展現奇特、特殊文化現象的方式吸引觀眾的眼球,一直以來都是很多民族志電影慣常采取的方式”[3]。外來者都有一種感覺,認為自己的文化地位比其所接觸的少數民族要高,所以在拍攝一部影片的過程中,拍攝者往往會以自己的思想為主導,很難站在被拍攝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還有就是這些外來的觀察者是受一門學科、一種范式影響很深刻的人,所有的拍攝過程他們都會以自己的操作規范為準,但是很多時候這些理論、范式不一定起作用。主觀意識占主導的主要體現之一就是,拍攝者在拍攝某個儀式過程的時候,因為不能及時抓拍到好的鏡頭,會隨意叫停儀式或者是讓儀式重演,而這樣的行為可能已經破壞了儀式的本身意義,因為有的環節重來可能對儀式的呈現者來說是很忌諱的。拋開高深的意義不談,這樣的行為肯定會消磨儀式表演者的熱情。這樣一來,所呈現的民族文化絕對不是最精彩的。其次是很難了解一個文化的精髓。作為外來的觀察者,沒有長時間地生活在少數民族地區,對于少數的風俗習慣以及文化現象的了解,僅僅通過聽說或者是觀察的方式來獲得,而這種方式僅僅能觸及表面現象,不能深入地了解和觀察。所以說帶著這樣的狀態去拍攝的影片沒有深度可言,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語言不通,還有就是研究方法不對,很難了解一個文化的精髓所在,而這一點無疑是致命的。最后是很難得到信任。一個外來者來到一個不熟悉的族群中間,這個外來者肯定會被那個不熟悉的族群排斥,首先語言方面的障礙造成了思想交流上的障礙,行為方式的差異又給日常交往造成了影響,最重要的還是思維方式的不同,思維方式的不同甚至直接影響交流是否能夠繼續進行下去。而這些不同綜合起來就會產生一種后果,這個族群的人不信賴這個外來者,于是他們會有所保留地展示他們的文化,甚至變型展示,這樣一來不但沒有對內部的民族文化產生推動作用,更不能完善向外傳播的民族文化。
3文化持有者的優勢
“新媒體時代,大眾身份由受眾向創作者轉變,影視人類學賦予少數民族文化持有者以內部視角表達本民族文化的話語權。”[4]不管是知識底蘊豐厚的影視人類學學者,還是拍攝技術過硬的傳媒工作者,他們都不能拍攝出真正完備的影視人類學影片,因為他們是以他者的身份去窺視一個文化,或者說是用一種精英的視角去審視這個文化。但是文化持有者具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是外來的他者所不具有的優勢。首先是地域優勢。文化持有者的地域優勢體現在從小就在這個地方長大,哪里有什么好玩的東西,哪里有什么有意思的東西,文化持有者了如指掌。對于文化持有者所具有的地域優勢,筆者是深有體會,在2018年的4月份,筆者到云南省迪慶州德欽縣奔子欄鎮拍攝藏族木碗紀錄片。剛到奔子欄的第一天,我們紀錄片的主人公藏族木碗傳承人益西就帶著我們熟悉當地的環境,他帶我們來到金沙江邊,跟我們說:“你們下來拍紀錄片一定要好好展現一下茶馬古道的歷史,這個金沙江邊就是當年的渡口。奔子欄鎮就是當年茶馬古道的一個重鎮,當年馬幫走到奔子欄停下來就是特地買奔子欄的木碗,然后再帶著大批的木碗走到西藏去賣。我們鎮子邊上的這個渡口就是當年的一個重要口岸,而且還有我們小時候的美好回憶。”聽完益西的話,對于我們來說也是感觸頗深,要是沒有益西這個當地人,沒有這個文化持有者,我們怎么可能知道當地這么有文化內涵的地方。因為益西從小長在這里,他所處的環境變遷都是他親眼所見、親身所感的,這樣的經歷是作為他者的我們所沒有的,更是我們不能窺探到的。第二是語言優勢。特別是在那些不是以漢語為母語的少數民族地區,語言更是顯得尤為重要。作為他者的我們,不懂當地語言,就很難了解一個文化或者是儀式背后的深層含義,不懂當地語言就不能跟文化持有者或者拍攝者溝通,就可能在拍攝過程中錯過最佳拍攝機會,以至于不能展現最重要內容。遇到會說漢語的拍攝者還好,可是也有可能遇到不會說漢語但是又極其具有價值的拍攝者,這個時候當地文化持有者的語言優勢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還是以筆者2018年的4月份到云南省迪慶州德欽縣奔子欄鎮拍攝藏族木碗紀錄片的經歷為例,在我們的主人公益西帶我們參觀完金沙江茶馬古道渡口之后,益西又帶著我們去訪談一個親身經歷過茶馬古道歷史的九十多歲老喇嘛,這位老爺爺一句漢語也不會說更是聽不懂漢語,但是他知道許多當時茶馬古道上的故事以及背后的文化意義,畢竟他是當時的親歷者。要是沒有益西帶領我們去訪談這個老爺爺,我們可能會損失一位相當有價值的訪談對象,因為我們作為一個不會藏語的他者,無法深入地跟老爺爺交談。當益西帶我們來到老爺爺家里,席地而坐與老爺爺交談以后,我立刻就明白了好多時候文化持有者是作為他者的文化傳播權利轉移者不能替代的。第三是文化優勢。作為文化持有者,他們可以清晰地了解他們生活中的每個瞬間、每個儀式背后的文化內涵和意義,作為他者的我們所闡釋的文化內涵可能會有偏差甚至背離了原本的意義。在2016年筆者全程參與制作了一個壯族的節日志影片《云南省廣南縣者兔鄉壯族三月花街節》,在影片中有一段是展示壯族祭祀九龍神山的儀式,儀式中壯族的布摩穿著壯族的女裝祭祀九龍山,最開始我們對于這一現象的闡釋是:以前都是由女人來祭祀,但是女人的心好,經常把祭祀剩下的肉帶回家給小孩吃,這一舉動會激怒神龍,所以換男人穿女裝來祭祀。但是后來一位壯族基層學者看過我們的片子之后指出:布摩穿女裝祭祀并不是因為當時女人的舉動激怒神龍,只是神龍剛開始習慣了女人祭祀,后來男人祭祀神龍不認,所以男人為了讓神龍認可才穿壯族女裝。要是沒有文化持有者對我們的闡釋及時指出錯誤,可能我們會一直對外闡釋錯誤的文化內涵。可見文化持有者所具有的文化優勢是多么的重要。第四是時間優勢。學者梁小燕在《星星之火———廣西民族博物館鄉村影像培訓紀實》一文中提到過“相對于他觀影像來看,村民在地時間充裕,很容易完成一個年度周期的拍攝,如果需要修改或者拍攝時間跨度較大的紀錄片,也易于操作。這也是以差旅形式開展的他觀影像很難做到的。”[5]對于一個持續時間很長的活動或者是儀式,作為他者的我們肯定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去挖掘跟蹤。比如筆者在2016年全程參與制作的壯族的節日志影片《云南省廣南縣者兔鄉壯族三月花街節》中展示的九龍山祭祀,并不是在一個時間階段祭祀一次,而是一年內有十幾次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動,是一個成體系的、有規模的祭祀過程。但是我們只能選擇規模最大的祭祀活動來拍攝,雖然其他的祭祀活動也很重要,但是作為他者的我們沒有時間跟蹤拍攝,只能舍棄其他的祭祀活動。可是文化持有者就不一樣了,所有的祭祀活動就在他的家鄉,就在他一年所有的時間安排之中,要想記錄這一系列完整的祭祀活動,對于文化持有者來說并不困難。
4文化傳播權力轉移的意義
把攝像機從他者手中轉移到文化持有者手中,對于文化持有者來說,文化傳播權利的轉移,也就是攝像機的轉移,有著無可替代的教育意義。首先是傳承了本民族的文化規范。當文化持有者拿起攝像機拍攝本民族的文化時,往往是沿著本民族自身的文化邏輯進行的,從而較好地傳承了本民族的文化規范。其次是文化的搶救和再造。好多傳統少數民族工藝,在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面臨著消失的危險。文化持有者接過攝像機之后都會拍攝本民族將要失傳的工藝技巧,而且文化持有者也會將保存本民族工藝文化作為接過攝像機的一個動力。在2018年的4月份,筆者到云南省迪慶州德欽縣奔子欄鎮拍攝藏族木碗紀錄片的時候,拍攝完木碗加工的工藝流程之后,我們就去訪談給我們加工木碗的手工藝人魯茸尼瑪。來到他家之后,魯茸尼瑪的父親主動拉著我們參觀他制作的佛牌,并且邀請我們拍攝他制作佛牌的過程,他說整個奔子欄現在只有他自己在做這個佛牌了,而且這個佛牌很重要,每個藏族人的經堂里面都會供奉,每個寺廟里面都需要,可是現在做佛牌的人太少了,他說他真的很怕多少年以后這個工藝會消失,如果以后沒人會做佛牌了人們又需要佛牌怎么辦。于是我們就順便用手中的機器記錄下來了整個流程,把這個工藝流程以影像的方式保存了下來。要是文化持有者自己掌握拍攝技術,他們能夠很好地記錄和保存文化。
5文化持有者掌握文化傳播的權力
文化持有者完全掌握了文化傳播的權力,才是文化傳播權力轉移成功的標志。我們要充分發揮文化持有者們的優勢特點,充分發揮他們的地域優勢,讓文化持有者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傳承自己感興趣的民族文化,或者是實現自己的美好訴求。比如益西想要讓其他人了解奔子欄在茶馬古道歷史上的重要性,再比如魯茸尼瑪的父親想要通過影像傳承自己制作佛牌的手藝。在文化傳播權力轉移過程中還要充分發揮文化持有者的語言優勢,因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文化持有者所具有的語言優勢會減少許多障礙,讓文化持有者更深刻地挖掘自己本民族的有趣之處和閃光之處。充分發揮文化持有者們的文化優勢,因為作為文化持有者,他們從小生長在自己的家鄉,耳濡目染都是獨特的文化現象,這種經歷是任何知識淵博的學者都不能體會到的。所以說這樣的文化持有者制作出來的影片絕對富含無限的文化內涵。充分發揮文化持有者的時間優勢,因為他們真的有時間和精力去跟蹤一件真正有意思的事情,而且他們內心深處也是問心無愧的。
結語
B站、快手、抖音、微信等新媒體的發達和影像生產的便捷化,讓普通的文化持有者也有了展現和傳播文化的機會,民族文化影像的生產不再是電視臺編導和新聞媒體記者的專利了,普通的文化持有者也能制作出精彩的視頻甚至是影片。“新媒體傳播中,受眾的參與與文化兼容并舉也有著重要聯系,在新媒體形式下,各種文化會形成交融的態勢。”[6]所以文化持有者們借助自己獨特的優勢,讓民族文化有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在展現自己文化的同時,也會吸收其他文化的優點,從而發展出更加精彩的文化。
參考文獻:
[1]胡宇霏.基于媒介事件論少數民族文化傳播[J].中國報業,2021(04):108-109.
[2]龔詩堯,陳剛.他山之石或可攻玉———當影視人類學遇見新媒體[J].廣西民族研究,2019(06):50-57.
[3]陳學禮.以鏡頭“寫”文化:民族志電影制作者和被拍攝者關系反思[D].云南大學,2015.
[4]朱斌,胡凡剛.影視人類學視野下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嬗變[J].新聞傳播,2018(17):79-80.
[5]梁小燕.星星之火———廣西民族博物館鄉村影像培訓紀實[J].影視人類學論壇,2014(05):10-19.
[6]岳琳.新媒體傳播以及受眾參與式文化發展[J].新聞前哨,2021(02):25-26.
作者:宋一凡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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