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研究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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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美國電視研究學科起源發展

[摘要]：美國“電視研究”，在新聞式批評、電視效果研究和人文藝術批評等三大知識傳統的基礎上，從1960年代末開始，經歷了從知識領域到學科的過程，至1970年代中期逐漸成型。電視研究的“學科化”，是在一種“合力”的推動下完成的，不僅表現為各類知識之間的交互影響，還表現為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話語協商。本文通過梳理這一過程，對美國的“電視研究”的起源與現狀加以宏觀描述，期以與中國“電視研究”的學術發展做橫向比較。

Abstract:EmergenceofTelevisionStudiesinAmericafromtheendof1960’sto1970’swasahistoryofknowledgeablecorporationamongJournalismCritic,MassCommunication,andHumanismCritic.TelevisionStudieswasconstructedbythenegotiationofseveralforces,whichwantedtoinvolveinacademicdiscoursesaswell.Thepaperanalyzedhowthedisciplineemergedandhowtomadeevolutiontillnow.

KeyWords:TelevisionStudiesinAmerica,Discipline,Emergence,evolution

“電視”是不同知識領域共同關注的對象：傳播學考察電視如何影響人的心理和行為，藝術學探討電視的影像藝術，批評家細讀電視文本，管理學鉆研電視的產業經營。因此，“電視研究”是一個龐雜的知識領域。但同時，也存在這樣一種趨勢，“電視研究”總試圖確立一個相對專門、自足的范圍，惟其如此，相對于其他學術領域，它才能彰顯出自己的獨特性，成為一個穩定的知識門類。面對紛繁蕪雜的學科交互性和自足性追求之間的矛盾，筆者提出兩個概念予以區分——作為“知識領域”的電視研究和作為“學科”的電視研究。前者是廣義上的，指所有從不同視域關注電視的知識；后者是狹義的，主要指以一些人文批評（如文學研究、電影研究、文化批評）學者，在新聞式批評的基礎上，與傳播學研究展開充分對話，而形成的新的學術傳統。美國電視研究從知識領域到學科的“學科化”過程，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至1970年代中期逐漸成型。本文通過梳理這一過程，對美國的“電視研究”的起源與現狀加以宏觀描述，期以與中國“電視研究”的學術發展，做一個大致的比較。[1]

美國“電視研究”的知識起源

作為知識領域的“電視研究”，在美國濫觴于1940年代，生發出三大知識背景：新聞式批評、電視效果研究和人文藝術批評。“新聞式批評”出現時間最早，指“由感覺敏銳而又見多識廣的記者撰寫，通過報紙或雜志發表的關于電視的報道或評論”[2]，涵蓋了在大眾紙媒上與電視相關的各類新聞、信息和評論，由新聞記者撰寫，篇幅短小，面向廣大讀者，具有一定時效性。1946年，電視在美國開始崛起。同年，杰克•高爾德（Gould,Jack）和約翰•克洛斯拜（Crosby,Jack），分別在《紐約時報》（NewYorkTimes）和《紐約哈羅德論壇》（HeraldTribune）上開始發表電視批評，各大紙媒紛紛開設專欄。據統計，1958年，發行量超過五萬份的日報中，有將近80%的報紙專門雇有電視批評的記者，這個比率遠遠高于其他欄目，如財經、地產、園林、教育、藝術等。[3]

很多新聞式電視批評，關注腥膻八卦、名人逸事，或者就是節目預告之類的，與嚴肅的批評相距甚遠。但也有例外，少數報紙和雜志擁有出色的批評家，無論是在業界、知識界，還是在公眾中都享有很高的聲望。1960、1970年代最重要的代表有：《紐約客》（NewYoeker）的邁克爾•阿倫（Allen,Michael）、《星期六評論》（SaturdayReview）的羅伯特•夏陽（Shayon,Robert）、《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的勞倫斯•勞倫特（Laurence,Laurent）、《紐約時報》的杰克•古爾德和約翰•奧克萊（O’Connor）等。

“新聞式批評”為電視知識在公眾中的推廣做出了貢獻，而批評家對電視的思考，也成為日后研究的學術資源。此外，一些優秀的批評家進入大學，成為電視研究的開拓者。如，夏陽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安嫩堡傳播學院執教；美國“電視研究”學科的開創者霍拉斯•紐卡姆（Newcomb,Horace），在進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之前，曾負責主持《巴爾第莫太陽報》（BaltimoreSun）的批評專欄；電視研究的理論奠基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1968-1972年間曾在BBC旗下的雜志《聽眾》（Listener）上負責批評專欄；[4]著名的電視史專家艾瑞克•巴爾諾（Barnouw,Eric），著有三卷本《美國廣播電視史》，之前也是著名的電視記者。

從1950年代開始，傳播學者用量化調查的方法，對電視進行“效果研究”。早期最有影響的是威爾伯•施拉姆（Schramm,Wilbur）和約瑟夫•克拉珀（Klapper,Joseph）。前者通在1958-1960年間進行的11次調查，得出結論：“對于大多數未成年人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電視節目可能既不是特別有害，也不是特別有益。”[5]后者的研究成果于1960年由CBS資助出版，題為《大眾傳播的效果研究》。[6]研究結果顯示，電視無法塑造公眾的意見和行為，只能強化既有的觀點。喬治•格本納(Gerbner,George)的“文化指標”研究，更具影響力。從1968年到1983年長達15年的時間里，他用內容分析的方法，追蹤分析3000多個節目和35000個角色，并就此調查觀眾的反映，提出著名的“涵化理論”——電視歪曲真實的世界，改變了人們的觀念，使之感覺到生活在邪惡的世界中。總體而言，量化效果研究，把電視作為文化形式、影像藝術、意識形態表征等豐富多元的特性，簡約為數據和信息，因而遭致眾多批評。[7]廣泛的學術爭辯，對電視研究的學科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此外，需要特別提到麥克盧漢。1964年，他出版了《理解媒介：論人體的延伸》其中有專節對電視加以論述。他對“電視研究”主要兩大貢獻：第一，他在1960年代的北美紅極一時，影響所及，延伸至新聞式批評和電視學術研究兩個領域，極大地提升了“電視研究”在知識界的地位。第二，1970年代以后，傳播學界一批學者秉承麥克盧漢的思考路向，發展成漸顯聲勢的“媒介環境學”，把美國的“電視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傳統人文學科中一批開明學者的呼吁和實踐，對電視研究的“學科化”也功不可沒。直至1950年代末期，電視在人文知識領域還備受歧視。1940年代，好萊塢創辦的雜志《廣播、電影、電視研究季刊》，于1958年改名為《電影季刊》，把廣播、電視完全逐出門外，以仿效法國的《電影雜志》，期待辦成一個關于電影藝術的學術刊物。[8]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普遍的觀點是，電視離“藝術”甚遠。1960年代，一些知名學者，大力提倡電視批評和藝術研究，扭轉一時之風氣。最知名的代表，如，哥倫比亞大學的古希臘研究專家摩西斯•哈達斯（Hadas,Moses,1962），提出營造“電視批評的氣候”，認為，人們應該象對待書本一樣去對待電視。[9]著名作家、文化批評家（1959）吉爾伯特•賽德斯（Seldes,Gilbert），早在1924年就出版名噪一時的《七種流行藝術》，認為應該摒棄所謂“高雅/低級文化”的成見，對流行文化進行研究。后來，更是親歷親為，在報刊雜志上發表電視批評，還參與電視內容的制作，成為CBS第一位新聞節目的制作導演。

“電視研究”學科化的社會背景

電視研究要成為一門學科，前提是普遍觀念的改變。觀念之扭轉，光靠學術界的努力是不夠的，端賴于一股社會“合力”的推動下。這股合力，不僅僅表現為各類知識之間的交互影響，還表現為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話語爭奪。“學術”本身，具有不正自明的權威性，在布爾迪厄看來，它就是一種“文化資本”。與電視相關的各種社會力量，往往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要求嚴肅正視電視，以提高電視在文化中的位置——或創辦相關的博物館、檔案室、圖書館，或成立各種學術組織，或資助相關的學術研究——從而，間接或直接影響電視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實際上是不同社會力量對“學術”話語的爭奪。從1960年代開始，政府、新聞式電視批評家、電視媒體、大學都普遍意識到，“電視值得嚴肅對待（包括被保存、研究，或用于教育）”。

政府出于維護教育與文化生態的考慮，資助“電視暴力”、“電視與兒童”、“電視與婦女”等研究項目。此外，政府的管理機構FCC（聯邦通訊委員會），意欲提高電視的“文化品位”。1961年，米諾•牛頓(Newton,Minow)出任FCC主席，發表著名演講，用英國詩人艾略特的詩《荒原》為喻，對當時的電視提出嚴厲批評，稱“坐在電視機旁，看到的是‘巨大的荒原’”、“電視應該強化文學、文化的色彩”。面對來自外界的批評，電視媒體試圖干預、爭奪批評的話語權：第一，創辦學術期刊與雜志，建立起自己的批評標準；第二，提倡和資助嚴肅的學術研究，把電視批評驅趕到象牙塔里去；第三，成立學術機構，從事公共性的教育或學術活動。

1960年，CBS計劃創辦一個電視研究的季刊，但中途夭折。[10]1962年，CBS全額資助，聘請羅伯特•夏陽為主編，出版一本關于電視批評的論文選集——《第八種藝術》，這是一部重要文獻，極大推進了電視批評和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共收錄了23篇文章，作者包括廣有影響的新聞式電視批評家、名牌大學的知名教授、電視媒體的高管、優秀的制作人員。所有文章都有一個共同的主旨，呼吁更多的人來關注、批評和研究電視。《第八種藝術》的出現，表明了電視媒體、平面媒體等對學術話語的“關注”，從而與大學里的學者達成共識，一起來為“電視研究”正名。結局當然是雙贏：媒體利用注意力資源和金錢，提高電視在知識系統中的位置，同時削弱新聞式批評的鋒芒；新聞式批評家也得以從高節奏的常規化寫作中解放出來，不再完全為報紙和期刊寫作，更多地表達自己的思考；學者則借助于媒體，擴大專業的影響，在已有的學術機制中謀求應有的位置。

1946年，由新聞式電視批評記者、電視媒體的高級管理人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共同發起成立ATAS（“電視藝術與社會”學會），在經過一番明爭暗斗后，1957更名為NATAS（“全國電視藝術與社會”學會）。這是一個業界、學界、批評家共同參與的學術組織，但實際上為媒體所操縱，成為電視網進行“公關”活動的重要平臺。該協會的主要工作有三：一、評審和頒發一年一度的“艾美獎”；二、出版學術性的研究雜志，開展學術活動；三、舉辦電視教育的公共活動，如創立電視博物館和電視檔案館，普及電視知識。

1961年，學術刊物《電視季刊》面世，是NATAS尋求與大學合作的結果。該刊物由NATAS出資，紐約的錫拉茲大學承辦，刊登會員單位的文章，作者包括業界人士，學界專家和批評家。但是，正如其宗旨所示，“建立自己的學術標準，以表達媒體組織的最高理想”，[11]它的學術取向以服務業界為前提。從好的方面說，這個雜志為各個知識領域的電視研究提供陣地；從壞的方面說，不倫不類——對教授們而言，太商業化了，對一般讀者和從業人員來說，又顯得太學術化。

1965年，NATAS啟動一項計劃，打算在紐約大學、美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三所學校的圖書館，設立專門的電視檔案室，為學術研究提供便利。[12]1968年，UCLA成立了全美最大的電視檔案館。此后，很多大學的圖書館，國立圖書館、電視網都開設電視檔案館，保存各種節目和資料。一般來說，檔案館是為學術研究所設置，而博物館則主要是面向公眾以普及電視知識的。1960、1970年代，出現了一些電視博物館，其中規模較大的有位于紐約的廣播電視博物館（MTR）、以及位于芝加哥的電子傳播博物館（MBC）。電視檔案館和博物館的出現，不僅在資料上為研究提供方便，而且，通過挑選、歸類和保存，電視的歷史和傳統得以形成。

“電視研究”的知識整合

1970年代，美國“電視研究”出現知識整合的趨勢。推動這一趨勢的先行者是雷蒙•威廉斯（Williams,Raymond）和霍拉斯•紐卡姆等（Newcomb,Horace）。1972年，威廉斯到斯坦福大學的訪問，接觸到美國的商業電視，正是在留美期間，他開始“正視”電視，進行系統專門的研究，撰寫了《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一書，成為該領域的經典之作。威廉斯首先回顧了電視的科技史，然后依次分析電視的管理制度、節目形式、傳播特點、社會影響。談到如何看待和研究電視的問題，威廉斯對麥克盧漢的媒介觀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提出批評。前者從媒介科技的角度去看電視，忽略了“電視”本身，是一種“技術決定論”；而后者則帶有某種“偏見”，把電視看成是意識形態的符號體系。威廉斯認為，電視的出現不僅僅是科技發展的產物，也不完全出于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也滿足了個人的需求。

威廉斯對盛行于傳播學領域的效果研究提出批評：“‘大眾傳播’的觀念已經引發一場災難，因為‘大眾’完全變成了廣大‘受眾’的同義詞，從而阻止了研究者對具體的傳播成則和傳播形式進行分析。”[13]主流傳播學對電視的研究，的確存在這樣的問題，只關注電視對受眾心理和行為的影響，至于電視本身究竟若何，不置一詞。有感于此，威廉斯專門考察了電視文本的傳播特點，提出”流程”（flow）的概念取代“節目”。意指電視除了“節目”以外，其他影像符號（如廣告、片花、過渡性畫面和音樂等），也不容忽視。它們同等重要，共同組成一個連續不斷的整體。“流程”的概念，不僅是對“電視”的重新認識，即“電視是如何呈現在受眾面前的？同時也是對“看電視”的一種關注，即“傳播者與受眾存在何種關聯？”因為，“流程”歸根結底，是觀眾看電視時一種應接不暇的感覺。威廉斯試圖把對效果研究、文本分析結合起來：既主張傳播效果研究應對文本予以關注；也提醒文本批評，應該注意到受眾的接受。

威廉斯對電視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但主要根基于歐洲的理論傳統，建立在對英國電視認識的基礎上。他雖然也接觸過美國電視，但時間很短，沒有進行過專門、具體的研究。本土學者霍拉斯•紐卡姆是第一個對美國電視展開研究的，1974年，他出版《電視：最流行的藝術》。如題所示，作者要把電視當成藝術來研究，探討“在一定文化語境中被生產出來的電視，如何獲得它的美學品質，以及這些美學品質在將來會有什么樣的變化。”[14]。紐卡姆采取類型分析法，區分了九種電視類型：1、情景劇、家庭劇；2、西部片；3、神秘劇；5、醫生律師劇；6、探險節目；7、肥皂劇；8、新聞節目、體育節目和紀錄片；9、新型電視節目，并聯系社會現實，剖析類型的演變、文化意義和美學特性。

紐卡姆認為，類型是流行藝術“模式化”的表現，但并不意味著電視就是粗劣的陳詞濫調，相反，電視是復雜、變化的，反映了大眾的情感和觀念。因此，觀眾會從已有的生活經驗和文化立場出發，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電視。毋寧說，電視就是一種“文化論壇”。[15]“文化論壇”是對”流程”觀念的深化，因為，觀眾正是從紛繁蕪雜的電視”流程”中去尋找意義，進行話語實踐的。和威廉姆斯一樣，紐卡姆試圖在傳播學與人文批評兩個知識領域中尋找到平衡點，即，電視既是傳播媒介，同時也是文化表達的媒介。

電視史的研究也大有斬獲。截至1970年，艾瑞克•巴爾諾完成三卷本《美國廣播電視史》，電視從飄然而逝，到進入博物館、檔案館，再被載入書冊，真正變得“有據可查”，培養了學者們對該領域的興趣，一種自覺的學科意識在1970年代中期凸顯出來。艾斯本“傳播與社會”研究中心，于1975、1976年分別召開了“作為社會力量的電視”和“作為文化力量的電視”兩次學術會議。正如該中心主任理查德•阿德勒(Adler,Richard)所言：“電視通常因各種名目而遭致批判，暴力、粗俗、瑣屑，但很少象文學、電影、戲劇及其他藝術形式那樣，得到細致的分析和睿智的批評”，[16]有感于此，他們謀求引入語言、藝術、文化的視角，發展出一種嚴肅的學術批評。威廉斯、紐卡姆和艾斯本會議，對電視研究的學科定位，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知識整合的基礎上，使之成為一種具有人文取向的新型學科，同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等區分開來，同時，也異于傳統的文學研究、戲劇研究、電影研究。

此外，跨學科的知識整合，還包括歐洲的學術傳統，其影響可以追溯到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阿多諾的“文化工業”理論，認為電視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大雜燴”，二戰期間，因受納粹迫害，阿多諾流亡美國，曾同“經驗-實證”傳播學代表拉扎斯菲爾德有過短期合作。但對于美國的電視研究來說，法蘭克福學派對電視過于嚴厲的批評，是一種必須清除的“偏見”，而其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倒是被繼承下來了。

對電視研究影響最大、最富成效的，是英國的伯明翰學派。從1970年代開始，繼承雷蒙•威廉斯開創的文化研究傳統，斯圖亞特•霍爾（Hall,Stuart）、約翰•費斯科（Fiske,John）、約翰•哈德利（Hartley,John）、戴維•莫利（Morley,David），在電視研究領域成果斐然，對美國學者的影響很大。最早介紹“文化研究“方法的是，安•卡普蘭(Kaplan,Ann)，1983年，她在羅格斯大學主持召開題為“電視與視頻藝術觀念”的學術會議，會后出版的論文集《關于電視：批評的方法》，是早期電視研究的重要文獻。[17]

“電視研究”的學科發展與困境

秉承1970年代開創的人文批評傳統，經過近30年的發展，美國電視研究領域，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社群。早期一些重要的研究者，除了前文提到的霍拉斯•紐卡姆、艾瑞克•巴爾諾、安•卡普蘭以外，重要的研究者還有——威廉•博迪(Boddy,William)的“黃金時代”電視史研究、[18]珍妮•福伊爾(Feuer,Jane)的類型研究、[19]林•斯皮格爾（Spigel,Lynn）的“電視與家庭”研究、[20]羅伯特•艾倫(Allen,Robert)的電視理論研究、布魯斯•格龍貝克（Gronbeck,Bruce）的電視批評研究等。從研究路徑來看，大體有三。第一，文本批評，指運用意識形態、敘事學、符號學、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理論，進行意義闡釋和社會批評。第二，類型分析，借鑒電影研究方法，進行節目批評、類型發展研究、類型的文化意義等。第三，文化研究，考察媒體、受眾、社會組織圍繞電視所產生的權力關系。

再簡要提及學術組織、刊物和活動的情況。1980年代初，“電影協會“更名為“電影與媒介研究協會”（SCMS），屬下的刊物《電影雜志》順利成章地成為電視研究的重要陣地。除此之外，《大眾傳播的批判研究》也大量發表電視研究的論文。1984年，第一次“電視研究國際會議”（ITSC）在美國召開；1986年，第二次會議在倫敦召開（2005年也在倫敦召開）。英語世界的電視研究者互動聲氣，已經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從麥克盧漢開始，很多知名學者往來于北美之間、環大西洋兩岸，其中包括雷蒙•威廉斯、約翰•費斯科、約翰•哈特利、卡普蘭、洪宜安（Ang,Ien）等人。

作為新興學科，電視研究在美國依然困難重重，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整個學術體制中側居邊緣。電視是否當值嚴肅的學術研究，這個疑慮似乎并未完全排遣。從1970年代開始在大學開設電視的相關課程，但大多數是公立學校。幾十年過去了，常青藤聯盟的學校，至今仍在回避電視的課程。有些學者因而哀嘆，“電視是美國學術研究中的壞東西”。[21]與此同時，電影研究則要幸運的多，從1950年代的“作者電影”研究開始，在學術體制中占到應有的位置。此榮彼枯，電影有一個更“低級”的電視在墊底。

其次，面臨“新媒體研究“的挑戰。新媒體以網絡數字技術為基礎，聲畫傳播的手段更加多樣化，對于競爭激烈的傳媒產業來說，其中蘊含著無限商機，甚至引起各國政府的重視。適應這種發展趨勢，新媒體研究迅速成為熱門。大學里增設了相關的專業和課程，學生趨之若鶩；申請課題相對容易，經費資助極為可觀；各種學術會議上，學者們掛在嘴邊以為時尚。有些學者開始質疑，新媒體研究到底“新”在何處？人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新”媒體實際上只是一種傳播技術。然而，似乎研究網絡中的任何東西（包括電視），都要比研究電視來得更先進，其實研究的問題都一樣。比如說，如何闡釋網絡（電視）影像內容，網絡（電視）如何影像人們的行為。[22]新媒體研究中的“新”，在很多研究者那里，未必是應對媒介發展變化的學術意識，而是迎合媒介研究的科技烏托邦思想，“新”僅僅意味著更高級、前沿的學術理念和視野，很多人借此來跑馬圈地，以獲取更多的資源。電視研究的人文批判傳統，從1970年代開始，剛剛才有些眉目，在新媒體炫目的技術更新和誘人的利益驅動之下，其根基搖搖欲墮。可以說，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都還沒來得及深入探討，突然之間，傳統的電視研究似乎已經過時了。

再次，從研究方法上來看，電視研究也遭遇到困境。從威廉姆斯、紐卡姆開始的學科整合，有一個重要訴求，是要關注電視文本，使之真正成為“電視”的研究。正如林•斯皮格爾評價的那樣：“過去三十年里，電視研究最大的成就是，使電視從一個‘宏大’、‘抽象’的媒介領域中脫離出來，探討電視文本與日常生活之間的互動關聯。”（注釋同上，第85頁）問題是，從“大媒介”中獨立出來后，電視的獨特性在研究中是否被彰顯出來？答案并不樂觀。正如前文所述，作為學科的電視研究主要有三種研究路徑：文本批評、類型研究與文化研究，都是從其他學科中借鑒過來的。文本批評借助文藝理論、類型研究借鑒電影研究，文化研究則直接來自于英國的文化批評。由于電視本身涵括各種文化形式，研究方法的借鑒是必要的，但是，“電視”研究之所以為“電視”的研究，其獨特性如何彰顯？美國“電視研究”學科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中國極為相似，這是后話，另文再敘。

[注釋]

[1]參見，易前良：《中國電視研究的學科化及其現狀》，《中國電視》，2009年第一期。

[2]Smith,RalphLewis.(1979).AstudyoftheprofessionalcriticismofbroadcastingintheUnitedStates:1920-1955:ArnoPress,Pix.

[3]HimmelsteinHal.(1981),Onthesmallscreen,NewYork:PraegerPublishers,P.29.

[4]NewcombHorace.(1997),Encyclopediaoftelevision,Chicago:FitzroyDearbornPublishers.P.1844.

[5]Schramm,Wilbur&Lyle,Jack&Parker,E.(1961).The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CA:StanfordUniversity.P.1.

[6]Klapper,JosephT.(1960),Theeffectsofmasscommunication,NY:FreePress.

[7]參見保羅•赫施與格本納在《傳播學研究》（CommunicationResearch）1981,8(1)上的爭論。

[8]RowlandWillardD.andWatkinsBruce.(1984),Interpretingtelevision,CA:SagePublications.P.17.

[9]HadasMoses.(1962),Climatsofcriticism,editedbyShayonR.,TheEightharts,Canada:Holt,RinehartandWinston.P.15-21.

[10]Shayon,R.L.(1962),Theeighthart.NY:Holt,Rinehart&Winston.P.VI.

[11]Spigel,Lynn,ThemakingofaTVliterateelite,editedbyChristine,Geraghty.(1998),Thetelevisionstudiesbook,NY:Arnold.P.75

[12]Kompare,Derek.(2005).Rerunnation:howrepeatsinventedAmericantelevision,NY:Routledge.P.113.

[13]Carey,J.(1975).Communicationsandculture,CommunicationResearch,2(April1975):P.175.

[14]Newcomb,Horace.(1974),Television:themostpopularart,NY:AnchorPress.P.24.

[15]Newcomb,Horace.（1976).Thecriticalview,NY:OxfordUniversityPress.P.561.

[16]Adler,RichardP.(1982).Understandingtelevision:essaysontelevisionasasocialandculturalforce.NewYork:PraegerPublishers.Pxii.

[17]Kaplan,Ann.(1983).Regardingtelevision:criticalapproaches.LA:TheFilmInstitute.

[18]Boddy,William.(1990).Fiftiestelevision:theindustryandItscritics.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19]Feuer,Jane,Kerr,Paul.(1984).MTM:qualitytelevision.London:BFIPub.

[20]SpigelLynn.(1992),MakeroomforTV,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21]Hilmes,Michele,Thebadobject:televisionintheAmericanacademy,CinemaJournal(2005).Fall.P.111

[22]Spigel,Lynn,TV’snextseason?CinemaJournal,(2005),Fall,P.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