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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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西方新聞體制

說明：此文是根據上級指示，就奧運會期間德國發生的事情寫的批判文章，證明西方的新聞自由是虛偽的。雖然是批判，也要講道理，于是我就講了以下的道理。

既然批判西方的新聞自由如何“虛偽”，當然就得找最大的西方傳媒資本的代表，非默多克莫屬。我的基本觀點是，當代世界的傳媒資本控制力度很大，他們握有較大的自由權，而新聞工作者的自由權自然就小了。

但是，因為我的主要批判的對象——默多克，現在被視為中國的好朋友，是合作對象，美國傳媒在奧運期間也被認為“表現不錯”，不宜批判，現在只要求通過批判德國人來證明西方的新聞自由“虛偽”，而西方新聞自由的主要掌控者卻是默多克。這個邏輯我沒有把握好，所以稿子不能用?？磥恚覀兊纳霞?，也被世界上最大的傳媒資本掌控了。虛偽不虛偽，我們有靈活的標準，這個標準即是否對我們“友好”，也就是說，沒有標準。我現在遇到的問題，恰恰證明了世界傳媒資本控制下的新聞自由是多么虛偽啊！

提要在西方國家，新聞自由的主體是傳媒的所有者，言論自由的主體是個人。當傳媒的工作者發出的觀點或報道與傳媒所有人發生分歧時，傳媒工作者個人的言論自由不得不服從所有人的觀點，否則面臨解雇。這是西方國家新聞體制中難以解決的固有矛盾。

一個老故事

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夕的8月4日，德國體育信息通訊社解除其記者迪特·黑尼希的職務，引發德國媒體的普遍關注。德國《時代周報》評論，黑尼希被撤職“顯然是因為報道中的傾向性”。德國之聲電臺報道，他在幾篇文章里反復報道中國解除了互聯網封鎖，對此報道編輯部內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德國體育信息通訊社收回了這些報道，最后迪特·黑尼希被撤職。報道援引該社老板克萊默的話稱，他幾十年來堅持自己的路線，與通訊社的宗旨無法協調。《法蘭克福匯報》發表評論，對迪特·黑尼希的遭遇表示同情：總的來說，幾十年來他一直是人們熟悉的記者，但太早承認中國所取得的發展和進步。很多公眾在各大媒體網站上留言，表達自己對黑尼希事件的看法。署名Jay2008的網民稱，應該得到這樣的懲罰的是那些在西藏騷亂時扭曲事實和在西方散播錯誤信息的記者。署名Sharepoint的網民稱，他被解雇，是因為他報到了中國的真實，因為他的信息不是人們在德國所期待的那種。署名Dark_Sun的網民稱，可惜媒體的多元化在德國越來越多地流失，經常只存在一種群體觀點，而每個記者都必須符而合之。

8月22日，《柏林日報》披露，德國之聲電臺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因“親華言論”被停職。該臺26日的解釋是：她“沒有維護德國之聲所一貫堅持的維護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據新華社報道，張丹紅氣憤地表示，德國一貫宣揚“言論自由”，但從她的遭遇上怎么看得出德國有言論自由呢？

讀了這些新聞，我想起馬克思引證海涅的一句詩：“這是一個老故事，但永遠是新聞。”[1]因為同類事情不知演出了多少場，只是地點、事由、時間不同而已。這里表現的是西方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固有矛盾。

西方國家新聞自由的主體是傳媒老板

在我們的通常印象里，西方的傳媒可以自由地報道和發表意見，那里的公民擁有不可侵犯的言論自由的權利，例如，美國總統簽署《1996年電信法》，當月就被一個團體告到聯邦法院，說其中第五部分（CDA）關于對淫穢信息的制作和傳播進行限制的10個條款（第501－509條）違反言論自由，幾經反復，美國最高法院最終否決了這些條款，其理由是：此條款用詞含糊，容易對言論自由構成威脅。判決書寫道：“雖然政府為保護兒童而使他們避免具有潛在危害的信息，但這些條款實際上禁止了成年人根據憲法賦予的權利即接受和向他人傳播信息的言論的自由?！狈ㄔ悍穸偨y的判決，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形式上說明美國很重視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然而，這背后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電視制造商的利益，因為一旦法案的這些條款生效，會使他們增加生產成本和招徠觀眾的收視成本。

言論自由如此，那么新聞自由呢？西方國家傳媒的體制基本是私營，因而傳媒是商業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種對社會產生巨大精神影響的產業。新聞自由的主體是誰？根據商業運轉的規則，新聞自由的主體只能是傳媒的老板，在傳媒工作的人，哪怕是總編輯、總經理，其工作性質都是為老板打工，貫徹老板的意志的。這樣就產生了一種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常見現象：員工與老板的斗爭。這種斗爭中，傳媒的員工除了和一般工廠工人一樣，為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斗爭外，還要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因為在這類精神生產的單位，總會發生記者、編輯的觀點與老板相佐的情形。如果老板禁止員工通過傳媒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新聞，記者、編輯當然會認為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受到了侵犯。少數政府管理的傳媒，像美國之音，歷史上也多次發生電臺的負責人因觀點分歧而與新聞總署之間的矛盾沖突。

爭取“內部新聞自由”

這種斗爭從20世紀初開始明朗化，特別在二戰后，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斗爭一度很激烈。在德國，這種斗爭被稱為爭取“內部新聞自由”（InnerFreedomofPress）[2]；在美國，被視為編輯權與經營權的關系問題；在法國，叫爭取“報道權”；在日本，叫爭取“編輯權”。

然而，觀念上提出“內部新聞自由”或“編輯權”是一個問題，實際情況是另一個問題，資本的利益，以及行政權力，遠遠強大于在傳媒中工作的作為個體的記者或編輯（哪怕他是總編輯或總經理）。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時期，一位在報道中多少表達了反戰情緒的記者被他所屬的美國廣播公司（該公司又屬于迪斯尼集團公司）解聘，一度也引起傳媒的關注。從商業規則來講，老板有權決定聘任誰和解聘誰，但從言論自由來說，這位記者的解聘是對美國言論自由的反諷。而當時的公司一方，礙于美國的這種自由傳統，不承認解聘的原因是觀點分歧。這次發生在德國體育信息通訊和德國之聲的事情，如果說有什么不一樣的話，那就是當事的傳媒老板和政府電臺一方，已經不需要掩飾什么，“理直氣壯”地說出解除記者迪特·黑尼希的職務和將張丹紅停職是由于觀點不同。商業利益、行政權力侵犯人權，發展到了蠻橫的地步。

其實，德國體育信息通訊社的老板克萊默比起世界傳媒大王默多克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魯伯特·默多克在澳大利亞起家時，他旗下的一家悉尼出版的報紙的記者，就與他有過多次關于報道權的斗爭，起因均是記者報道的內容與老板的喜好存在矛盾，盡管這件事情引起了外界對默多克的批評，然而，傳媒的所有權最終還是迫使那些“鬧事”的記者們離開?，F在默多克的新聞集團總部遷到了美國，他蠻橫地行使傳媒所有權，已經讓美國新聞工作者斗爭了100多年的編輯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行業規則，受到挑戰。默多克作為傳媒資本的代表，他痛恨“平衡”和“客觀”，要求更多的“堅定信念”，他從來不承認傳媒主編的權利。多年前，他收購了《紐約郵報》。大功告成之時，志得意滿的默多克走進編輯部，拿起即將出版的報紙大樣，上來就大改標題，引起了追求風格一貫的報紙編輯們的抗議。本來，美國報紙的編輯權與經營權分離是傳統，也是底線。默多克面對編輯們的喋喋之言，當場發火：我買了這張報紙，難道是讓你們玩的，聽我的還是聽你們的？面對新老板的震怒，自視甚高的《紐約郵報》的“無冕之王”們只能就范。

去年，默多克掌握了世界第一大財經報紙《華爾街日報》，他承諾不會干預編輯獨立，并承諾為編輯提供更多預算。美國新聞人認為，第二個承諾是可信的，但他們幾乎一致認為，默多克毫無疑問會染指《華爾街日報》的內容，玷污編輯獨立性。一篇題為《資本比自由硬，默多克勝利了》的評論寫道：“美國新聞人不得不面對一個悲涼的現實：他們只是圣徒，不是主。主的名字叫資本?！盵3]

就在默多克收購《華爾街日報》的時候，澳大利亞記者艾里克·埃利斯為該國《好周末》雜志撰寫默多克現任妻子的報道《鄧文迪·默多克：帝國背后的女人》。他走遍了鄧文迪生活過的地方，花費了2.5萬美元。稿子談到她怎樣從原來的鄧變為今天的鄧文迪。然而，報道完成后即被封殺，因為《好周末》雜志與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存在著股權方面的關系。經過輾轉反復，這一長篇報道最終以中文發表。令人奇怪的是，報道在20多家網站上露面后，旋即迅速消失了。顯然，默多克的資本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該報道的發表和流向。

美國之音的多任臺長因為觀點的分歧與政府管理部門發生的沖突，盡管大多引發輿論的關注，但是最終均以被雇傭的下級被解聘或辭職了結。例如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美國之音臺長惠特·沃恩多少秉持客觀、平衡的新聞工作原則，沒有聽從政府官員的阻攔，部分播出了對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的采訪錄，同時播發美國政府官員的評論。該臺低估了美國政府的反應。這家廣播電臺的老板是美國政府，國務院發言人鮑徹說：“美國納稅人供養的美國之音不應該播放來自塔利班的聲音。”9月28日，臺長惠特·沃恩以及主管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自由歐洲電臺的國際廣播理事會主席，均被撤銷職務。與此同時，美國之音在歐洲一個發射臺的200多萬美元經費預算被取消。然而，新上任的臺長羅伯特·賴利只做了10個月，又被撤職。他雖然立場堅定，但是沒有能夠有效阻止部下再次播出采訪塔利班領導人奧爾馬的片斷，成為他被撤職的原因之一。

西方社會信息壟斷的趨勢

從默多克到現在德國的克萊默，不斷集中的西方傳媒資本越來越表現出全面壟斷社會信息傳播的趨勢。1990年代，美國著名批評家馬丁·李和諾曼·蘇羅蒙就寫了一本書《不可靠的新聞來源》，對傳媒資本侵犯言論自由提出尖銳的批評。書中寫道：“據說新聞記者始終不懈的在搜尋‘人咬狗’的新聞。但是我們踏破鐵鞋，怕也難在美國聲譽卓著的大報上，找到一條新聞是由咬他老板的記者采訪報道的?！盵4]1999年，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教授彼得·菲利普斯做了一項課題，研究1998年的美國被禁止發表的新聞，他發動42名同學工作了六個月，完成了《美國禁發新聞》這本書。該書第五章，搜集的便是被傳媒老板禁止的手下記者寫的新聞或評論。我們在這章里可以聽到了受到壓制的美國記者的聲音，因為他們的報道觸犯了權勢之徒。福克斯電視臺（屬于默多克的新聞集團）的記者史蒂夫·威爾森和簡·阿克勒真實報道了危及美國牛奶供應的因素，因為他們觸犯了廣告商的利益而被解雇。阿普麗爾·奧利弗和杰克·史密斯因報道美國越戰期間在老撾使用沙林毒氣而遭到CNN的解雇，顯然這里美國政府在實行間接控制。他們的遭遇以及這些被掩蓋的事實表明，腐敗的媒體系統是怎樣地害怕利潤減少，五角大樓是如何操縱著客觀、真實的新聞。[5]

1996年以后，國際傳媒業的兼并和集中越發頻繁。如今，更多的傳媒屬于大型集團公司或者私募投資財團的資產。當傳媒在投資者和大財團那里僅作為一項資產的時候，股東價值微妙地凌駕于新聞價值。過去，新聞專業主義和商業利益沖突時，老板有時從長遠的角度考慮問題，會尊重前者。現在不同了，相當數量的傳媒屬于更大的與傳媒完全無關的大財團，左右著政治和輿論的正是這些大財團，而不是財團下面某家傳媒的記者——不管你試圖推翻一個總統，或者支持一場海外戰爭，其實最終是財團老板說了算。我國正在流行的一本書《貨幣戰爭》（宋鴻兵編著，中信出版社），用很多最近的觸目驚心的事實說明了這一點。相比之下，德國體育信息通訊社老板的做法反而顯得微不足道了。如果從理論上理解這種西方傳媒的現象，不妨讀讀美國學者費斯的著作《言論自由的反諷》（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他稱這種現象為“自由與自由的沖突”，即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沖突。

這種現象的本質，就如英國當代哲學家卡爾·波珀所說的：“在溝通自由與不受限制的市場自由之間出現了一種結構性矛盾：主張個人選擇自由的市場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更多的為投資者而不是為公民選擇做辯護，為大型企業組織審查個人視聽的選擇權力進行辯護?！盵6]

我國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主體是公民

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出版自由的主體是“公民”；《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這兩部法律是全國性法律，雖然具體適用于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第27條規定：香港或澳門（行文除了主語，完全相同）“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游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边@里，新聞自由的主體是“居民”，上升到國家層面便是公民。而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英文翻譯均為FreedomofthePress。

顯然，西方國家的新聞自由的主體是傳媒所有人的法律意義，不適于說明中國的法律規定。但是，我國有的學者把兩者混淆了。例如一篇文章寫道：“新聞自由的主體是作為法人的主體，而不可能是個人，即使是私人報紙、私人電視臺，也是以法人的身份出現，而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純個人，純粹的個人無權采訪他人，無權制作新聞，而是要經過申報、審批，具備一定的形式要件，取得法人資格，方能成為新聞自由的主體。”[7]這段話前面一句是西方的觀點，后面一句是中國的情況，如此把兩者合起來，說明作者對兩方面都缺乏基本的了解。

西方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主體矛盾的問題無法根本解決

正由于西方國家的這種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固有矛盾，不少學者對此提出批評。關于這個問題，美國法學家歐文·費斯（OwenM.Fiss）寫的《言論自由的反諷》具有代表性。該書對新聞自由提出了一種新的認識。他寫道：“當發言者的利益與發言所討論的那些人的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為什么應該將前者的利益置于后者的利益之上，或者誰必須聽從這個言論。為什么言論自由權應擴展到許多機構和組織，例如CBS、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波士頓第一國家銀行、太平洋煤氣和電力公司、CNN，以及海外戰役退伍軍人協會。這些機構與組織處于第一修正案的常規性保護之下，但事實上它們并不直接代表自我表達中的個人利益?！?/p>

他列舉的組織中，包括大傳媒CBS、CNN。它們作為法人機構，發言的權力遠比個人大的多。因而，費斯給出的改革方案是：“國家可能必須給那些公共廣場中聲音弱小的人分配公共資源——分發擴音器——使他們的聲音能夠被聽見。國家甚至不得不壓制一些人的聲音，為了能夠聽到另一些人的聲音?！盵8]

他提出的問題是：新聞自由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強勢的人有說話的權利，弱勢的人說話的權利形式上是有的，但是別人聽不到。怎么辦？作者提出，要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這就要由行政權力出面來協調，要多少壓制一下那些聲音強大的法人發表意見的聲音，給弱小的個人發言的機會，而且要給他們“分發擴音器”，這個“擴音器”是個比喻，使他們的聲音能夠讓大家聽到。

這個問題被提出當然很好，但是就西方國家的既定的新聞體制而言，這只能是一種理想化的觀點。誰來監督國家對發表意見的公共資源的分配？國家的分配就公平嗎？國家壓制強勢群體發表意見就合理嗎？既然國家能夠壓制強勢群體，那么它當然也更有能力來進一步壓制弱勢群體發表意見，如果這種情形發生，誰來監督國家行政權力，等等。問題又回到了起點——我們如何公平地保證每個人有發言的機會，記者不會由于觀點的分歧而被傳媒老板解職。在這個問題上，這是西方新聞體制無法解決的固有矛盾的體現，也是我們分析各種發生在西方傳媒的解聘記者編輯事件的視角。同類事件以前發生過，現在正在發生，將來還會發生，不足為奇。我們的分析需要理性，這不是一句“虛偽”之類的話就能說明實質的。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45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陶涵主編《新聞學傳播學新名詞詞典》第106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

[3]/a/20070828/000026_1.htm中國新聞網

[4]馬丁·李、諾曼·蘇羅蒙《不可靠的新聞來源》，正中書局1995年版。

[5]彼得菲利普斯《美國禁發新聞》，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6]華·赫爾曼、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全球媒體：全球資本主義的新傳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2月3日三版。

[8]歐文·費斯《言論自由的反諷》第3－4頁，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