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本土化管理論文

導語：全球本土化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摘要］文化產品的“全球化”，已經是當代傳播學者

們無法回避的問題。與之相對應的“本土化”，則備受“文化帝國主義”的批評者們關注。電影作為文化產品的典型代表，無疑是研究全球化與本土化問題的重要樣本。近期在國內外均引起關注的影片《刮痧》，為兼顧全球化與本土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范例。

［關鍵詞］全球化；本土化；電影；好萊塢；《刮痧》

發展中國家的電影生產者常常面臨這樣的困境：在國際上取得驕人戰績的影片，在國內卻不被接受，全球化成功的同時是本土化失敗。從早期那些被普遍認為是拍攝中國人最丑陋的一面以滿足西方人的獵奇心理的獲獎影片，到最近已經是好萊塢導演的李安拍攝的、國外普遍認為是中國武俠電影、國內卻稱之為東方版《理智與情感》的《臥虎藏龍》，很少有影片能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求得一個皆大歡喜的平衡點。《臥虎藏龍》被指責為喪失了中國傳統的“俠義”精神，成為“全球文化是被西方統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會被西方文化同化”觀點的又一佐證；但另一種觀點認為，全球化與本土化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全球化和本土化兩極互動，構成了這個時代的文化動脈，有學者甚至提出“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以體現兩者的對立統一關系。

問題在于，大多數國家缺乏“全球本土化”的有效佐證。對好萊塢來說，本土化和全球化是統一的；對其他國家來說，這一事實正意味著本土化與全球化是對立的。盡管一些真正體現本土文化內涵的影片，如李安早期的《喜宴》、《飲食男女》，成功進入了歐美精英文化圈，但與大眾文化幾乎絕緣，即使在國內也是如此。好萊塢的模式實際上包含了一切有助于流行、有助于大眾消費的要素，除了技術上和情節上，更重要的是在價值觀上，極其注重迎合觀眾心理，突出表現那些人性中共有的東西，如浪漫、親情、英雄主義，等等。因此可以理解為什么李安早期的“父權三部曲”無法在西方引發共鳴，而迪斯尼拍攝的《花木蘭》將木蘭代父從軍的動機闡釋為榮耀門楣、追求自我和適度的女性主義。

用以上要素來考察國產新片《刮痧》，不難找到這部被迪斯尼等片商稱為非常“好萊塢化”的影片在國內仍能以“主旋律”身份登場、又取得良好票房的理由。在展開分析之前，本文將對影片內容做一簡介，然后再一一解讀其中包含的文化要素，力圖借助內容分析，對影片在全球化與本土化兩方面所做的努力進行探討。當然，不同觀眾對于同一影片會有不同解讀，本文的分析僅是一家之言，目的不在于褒貶任何影片，而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借助對電影內容及其市場運作的結果，探討不容回避的、受巨大的商業利潤驅動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問題。

關于《刮痧》

故事發生在美國中部的圣路易斯，在美國奮斗了八年的許大同，獲得了年度行業大獎。在頒獎會上，他激動地告訴大家，“我愛美國！”。此時，他的兒子丹尼斯卻同美國上司昆蘭的兒子發生爭執，盡管許大同很愛丹尼斯，他還是當眾打了自己的兒子。隨后，丹尼斯鬧肚子發燒，他的爺爺因為看不懂藥品上的英文說明，便用中國傳統的“刮痧”給孫子治病。一次意外事故后，刮痧留下的血痕引起兒童保護組織的關注。為保證父親順利拿到綠卡，許大同承擔了給丹尼斯刮痧的責任，因而被控虐待兒童，最后被判剝奪監護權，禁止與兒子見面。為使兒子能留在家里得到妻子的照顧，許大同同意“分居”；老父親決定回國。接連不斷的打擊使一個歷經艱苦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平靜家庭轉眼間變得支離破碎，同時破碎的還有他們的美國夢。圣誕之夜，許大同思子心切，門衛卻不準他進門，大同只好順著公寓樓外的水管向位于十樓的家爬去。警車呼嘯而至，大同險些墜落。幸好，老父親臨走前將真相告訴了昆蘭，昆蘭親身試過刮痧后，與法官一起來到大同家宣布解禁令。關鍵時刻，昆蘭拉起大同，一家人終于緊緊抱在一起。

好萊塢化及其公式

無論我們承認與否，喜歡與否，電影這種文化產品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好萊塢化。好萊塢在多年的運作中早已形成一套幾乎公式化的高效生產模式，稍具常識者都可以總結出其中若干要素：A、陷入重重困境的主人公竭盡所能，表達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愿望和抗爭；B、圍繞主線發生的感情糾葛（愛情、親情、友情、對立）；C、沖突或驚險場面、良好的節奏感、搞笑的小插曲……

《刮痧》的導演鄭曉龍坦承自己的拍攝是有意“帶點好萊塢化的”。《刮痧》也的確借鑒了不少好萊塢電影的拍攝手法。比如沖突或驚險場面的設置，像法庭上的激烈辯論，許大同夫婦到醫院接孩子時，記者的閃光燈閃成一片，大同夫婦被警察牢牢捉住以及片尾大同爬水管等場面，帶有明顯的好萊塢式風格。形式的好萊塢化無疑有助于全球觀眾對訊息的接受，進而才能談到對影片內容的理解，文化產品全球化的目的才有實現的可能。本土文化如果想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得以生存，必須借鑒其他文化的經驗。盡管好萊塢的模式備受有識之士詬病，但無論其角色光彩與否，它在全球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它在文化產品生產方面的經驗也使其他文化模式望塵莫及。

但《刮痧》如果僅僅局限于在具體手法上一味模仿，也就不值得筆者花費筆墨分析了。透過好萊塢化的戲劇包裝，《刮痧》伴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討論了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問題，即文化沖突與溝通。應該說這是一個處于全球化的大環境中、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都要關心的問題。因而影片外的“刮痧”本身，也成為分析全球化與本土化問題的典型的例子。

法律的異化

毫無疑問，美國是個典型的法制化的國家，打官司幾乎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嚴格而繁瑣的法律程序在制度層面上保障了社會的正常運行，但有時也會因對法律真實的追求造成對現實真實的異化。近幾年不少好萊塢大片都以這種異化為重要內容，包括近期同是取材于現實的《驚爆內幕》、《永不妥協》。而當“打官司”這件事發生在《刮痧》中顯然從未嘗過當“被告人”滋味的中國移民許大同夫婦身上，物化的法律程度與人的父子真情發生碰撞時，矛盾沖突顯得格外激烈。盡管《刮痧》海外票房如何仍是未知數，但從好萊塢以往影片對法律異化問題的興趣來看，這是一個具有良好操作性的載體。

[page_break]

文化沖突

《刮痧》的導演鄭曉龍數年前曾執導《北京人在紐約》，在談及拍攝《刮痧》的最初動機時，鄭曉龍認為，《北京人在紐約》描述的是移民初到美國的艱辛，是在生存層面上做文章，“但卻缺乏對于不同文化碰撞的較為深刻的描述與剖析”，“后來再拍片子，就要去往深層次挖掘，實際上生活當中也是如此。那些年去國外的一些人……在學有所成，或工作有所成就的同時，仍然面對文化的困惑”。

為了表現文化沖突，鄭曉龍把拍攝地點選在了“以居民的頑固著稱的密蘇里州”，而不是自己熟悉的紐約或影視人才集中的洛杉磯，因為這兩個城市“太國際化”，“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國文化，在美國人眼中他們什么都不是”。其潛臺詞是，真正代表美國本土文化的地方，對外來文化是排斥的。而這也恰恰證明所謂的“文化沖突”絕不僅僅是外來文化者的主觀感受，具體到《刮痧》這部影片，不僅中國本土觀眾會關注文化沖突這個主題，美國本土居民因其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感，也會對其有興趣。

不僅如此。許大同夫婦的難題不僅僅是中國人在美國才會遇到，幾乎任何背井離鄉者都會面臨文化背景相異的挑戰：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城市……這是一個容易被各種文化觀眾理解的主題，從這個角度說，以反映文化沖突為主題是《刮痧》包含的又一個全球化的要素。

有沖突就必然有溝通與融合，影片中對溝通的處理是非常簡單和戲劇化的，影片之外的一些小插曲倒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據鄭曉龍介紹，盡管影片的英文名字叫《TREATMENT》（治療），但在美國放映的時候，沒有人叫它的英文名字，而是直稱“刮痧”，當地報紙都說這是一個新的詞匯。語言是文化的天然屏障，不同語言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者不同的思維方式乃至生存哲學。詞匯的流動是文化轉換中的重要現象：“刮痧”如果能如“餃子”一樣成為西方文化中的又一來自東方的外來詞匯，則證明如方式得當，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進入強勢文化，進而使地區的變成全球的——同時，對其他地區來說，這一過程也意味著外國的變成當地的。

當然，影片對文化沖突的處理仍很淺顯，缺少深度的文化思辨與批判色彩，過于偶然和突然的峰回路轉是《刮痧》批評者的主要理由，但傳世之作與好萊塢的確是兩條路線，全球化的原則之一是“簡單”，以便讓最大多數的觀眾接受。

親情

《刮痧》中的文化沖突主要體現在“教子”這件事上，盡管東西方在教育孩子的觀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父子之間的親情是相同的。文化沖突畢竟是一個深層次的理性問題，要想調動觀眾感同身受的感性思維，還是要選擇恰當的角度。而對美好親情的向往與祝福、對家庭子女的責任感是人性中共通的，是“普遍的”和“感性的”。盡管許大同愛兒子的表現方式是東方式的，但父子分離的思念，大同面臨兒子被奪走時的憤怒、焦慮及努力是任何文化的觀眾都能讀懂的。

據截至2001年3月19日的資料顯示，《刮痧》在二輪放映后，全國票房有望突破1300萬。海外發行的情況尚不可知。只有一點是肯定的，《刮痧》雖然講的是中國人的故事，但包含諸多全球化的要素。從國內現有評論看，褒大大多于貶，并未因為全球化觸犯本土觀眾。因而可以看作是文化產品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尋求平衡的一種嘗試。無論其最終結果如何，這種嘗試值得肯定，其中得失也值得我們三思。

參考文獻

陳韜文：《文化轉移：中國花木蘭傳說的迪斯尼化和全球化》

《南方周末》：《<刮痧>非常“好萊塢”》、《華語電影：踏上生死線？》

《北京青年報》：《鄭曉龍談<刮痧>：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成也好萊塢敗也好萊塢》、《訪談：導演鄭曉龍披露<刮痧>創作始末》

《北京晨報》：《二輪放映風頭更勁<刮痧>全國票房有望突破13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