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民生新聞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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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生新聞作為一種有別于傳統新聞又兼具時政和社會新聞雙重特性的新電視新聞，因為其勃興發展的復雜歷史背景和社會動因以及糾結了太多時代特征而有著巨大的學術觀照價值。通過梳理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主導下的市場/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精英/白領意識形態、百姓/平民意識形態等并存的多重復合的新意識形態，民生新聞的歷史面目也清晰起來，主流新聞正是其未來走向的不二選擇。

關鍵詞：新意識形態/電視民生新聞

Abstract：Asanewscategorydistinctfromtraditionalones，newsofpeople‘plexhistoricalcontextsinwhichithasbeenprospering，itssocialdrivingforcesanditsintertwinedconnectionswithtimemakeitacademicallyvaluabletoexamine.Bystudyingthecoexistingandoverlappingnewideologiesofstate/nationality，amarketdominatedbytherulingparty’sideology/consumerism，elite/elitism，themass/populism，anhistoricalsketchofthisparticulartypeofnewsbecomesclear—transformingitselfintomainstreamnewsisitssolechoice.

KeyWords：NewideologiesTelevisionNewsofpeople''''slivelihoods

引言

如果說媒體的功能在于發時代聲音，傳時代風氣，電視之責任似乎就可歸結為留存歷史記憶，記錄可供觀照的“影像時空”。在這個意義上說，以媒體為學術的審視平臺，從紛繁復雜的電視屏幕上尋找時代和社會變遷的蹤跡是當下學界時髦的也不啻是聰明的學術研究的路徑選擇。

一方面，兼具執政黨輿論宣傳工具功能和大眾文化背景下的商業傳媒特性的中國電視（也有學者稱之為從黨的宣傳工具向黨營商業性的信息娛樂業轉變，或從黨和政府的宣傳部門向國營的準信息產業過渡的中國電視[1]）正受到“全球化”“現代化”為代表的新浪潮的沖擊，電視屏幕上展現的內容因此越來越具有與之匹配的文化品質——但凡社會中所有的思潮、觀念都很容易在屏幕上找到“影子”；另一方面，電視媒介以其巨大的跨時空的影響力也在時刻涵化、引導甚至顛覆著當下社會和人們身邊的觀念、文化、思想，在反作用于社會的同時也劇烈改變著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文化生態環境。

對中國電視發展的考量，我們不應該規避對當下復雜變化的政治經濟文化語境的體察，更不能夠割裂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電視與其身后彌漫的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的必然關系。從這一目的出發，與政治結緣深厚、到現在仍然擔負著執政黨和國家主要政治宣傳任務的電視新聞被我們納入了學術視野，而一定程度代表了電視新聞發展新趨勢的民生新聞因為身上糾結了太多典型的新意識形態的特征而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本文中，筆者期望通過對電視民生新聞勃興的社會動因的解析和對民生新聞發展軌跡的梳理，在展示有別于“權力控制、單一話語、政治宣傳”的傳統意識形態的“新意識形態”的一角的同時，揭開民生新聞多重復合意識形態迷霧，探求民生新聞/電視新聞的突破方式，把握中國電視新聞改革的重要動向。

電視民生新聞的勃興及其社會動因分析

當電視成為我們時代各種聲音的代言，普通觀眾只需要端坐于電視機前享受影像帶來的“視聽快感”（某種程度上觀眾的眼睛也成為了魚龍混雜的各種思想觀念的跑馬地），學人需要警覺的卻是“誰是話語的主體”[2]，電視是在替誰發出這種聲音，聲音的內容構成、指向又是什么？

毫無疑問的是，在當下中國的政治傳播譜系中，電視新聞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建構處于軸心位置，而這種軸心位置一定程度上是由以《新聞聯播》為主的傳統類型的電視新聞[3]來確立的。自1982年起，《新聞聯播》就被授權比其它媒體早一天獨家重大新聞，從而一舉改寫電視在傳統媒介陣營中的從屬地位[4].轉變毋庸諱言正是緣自于背后政府當局強有力的支持，而這種權力支持只能進一步證明中國電視尤其是中國電視新聞已然成為當下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傳播核心。但是電視新聞這種核心地位因為時代的變遷，一方面因為電視的威力日漸增大而被無限的放大、強化，另一方面卻面臨被侵蝕、瓦解之虞。

中國盡管在“”之后，就嘗試著由計劃經濟體制向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但事實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才真正開始步入被人們普遍公認為“轉型期”的“大時代”（魯迅語）[5]：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思想轉型、文化轉型，四重轉型同時展開；就業矛盾，城鄉矛盾，東西矛盾等諸多矛盾糾纏錯綜。“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權這兩種互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為社會各領域、各層面發展變化的普遍特征和價值觀圖騰，中國社會隨之帶上了碎片化特征。”[6]由此，多元文化的浸淫、統一聲音的缺失和生存壓力的存在下的人們開始“碎片化”的游離于原本篤信不二的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現實情境逼仄下的人們開始懷疑曾經堅定的理想和信念，開始從想象的世界與生活的真實落差中積蓄不滿和郁悶，開始為曾經清晰而美妙今天模糊而遙遠的將來心生迷茫與憂慮。在陣痛和動蕩中的人們，不會去理解什么個體與大局、眼下與未來之類的抽象觀念，即使潛在的感覺世界正在日新月異，“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依然成為時代的共有圖景。依舊日日贊歌的《新聞聯播》們人們自然難以認同，虛無縹緲的電視劇也被人們疏遠（《渴望》等現實題材電視劇的熱播恰成最好的反證），人們需要的倒不是對現實的深入了解，需要的正是基于生活的有效的安撫、交流和宣泄，一種有現實可能的想象空間，或者說是“一種表象，在這個表象中，個體與其實際生存狀況的關系是一種想象關系”[7].但特殊時期這種本應由傳媒特別是直觀的可視的傳媒——電視執行的“按摩”作用因為傳統聯播式新聞“高高在上，俯瞰蒼生，冰冷生硬，千人一面”而付之闕如了，公眾與官方溝通的良好渠道（或者說是公眾單向度接受的政意下達通道）被阻斷，原本嚴密有效的官方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和輸出系統因為陡然失效而在電視上處境尷尬。所以說，經濟力量引起的社會生態的變化是民生新聞出現的根本原因。而事實上這種公眾對于媒體的“信任危機”，或者說觀眾作為民間立場和媒體完全代表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截然對立與不可調和恰成為之后中國電視所謂“三次革命”[8]的肇始，和今日民生新聞的走紅有著內在邏輯的延續。

另外，中國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也在潛在的影響中國電視新聞改革。新中央親民之風日盛，體察民情，近民為民，“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理念體現和加強了這一一以貫之的改革思路，也給與受傳統意識形態嚴密管制的電視新聞以更多自由的運作空間，而成熟平衡透明的現代政治環境也有賴于電視媒體監督的有效介入，民生新聞正是在當下社會多種合力的共同作用下應運而生。

民生新聞與多重復合的“新意識形態”

我們界定的電視民生新聞區別于傳統聯播式新聞，是指那些面向都市，以“民生、民情、民意”為主要關注點，以城市百姓“身邊事、麻煩事、希奇事、關心事”為主要報道題材，通過記者現場調查、跟蹤報道、嵌入式體驗等靈活多樣的方法采編制作，注重新聞的實用價值、娛樂價值、情感價值的電視新聞。

現在看來，電視民生新聞的集大成者當屬《南京零距離》、《直播南京》、《絕對現場》、《法治現場》、《標點》、《服務到家》、《1860新聞眼》等民生新聞同城競技的南京。但回溯歷史，民生新聞并不發端于此。都市報、晚報的都市社會新聞、市井新聞作為民生新聞的雛形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小有影響。而電視屏幕上1995年北京電視臺的《點點工作室》（98年改名為《元元說話》，99年至今叫《第七日》），基本帶有了民生新聞的品質。爾后1997年北京電視臺的《北京特快》與1999年成都臺推出的《今晚800》等，也呈現出典型的民生新聞特質。但當時的民生新聞形態或者說新聞中的民生化傾向，只是一部分敏銳于時代變化的電視工作者自發而非自覺的行為，從宏觀看這樣的節目也只是鳳毛麟角。而《南京零距離》2002年的一炮走紅，并且帶動了南京各臺推出《直播南京》、《絕對現場》等一批以民生新聞為載體的新聞性欄目，卻使得民生新聞及其運作理念名聲在外并且開始得到業界的追捧。和國內許多成功的電視節目一樣，《南京零距離》成功以后，許多電視臺紛紛跟上根據各自地方特點“克隆”各地方版的“零距離”。比如臨近江蘇的安徽省臺推出了《第一時間》，節目開播后在極短時間內沖刺到省級臺晚間時段收視第一（非電視劇類），最高收視曾經驚人的到達29.8%，市場占有率甚至超過20%.也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民生新聞概念由學界提出并且受到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民生新聞的概念有別于時政新聞和社會新聞又兼具兩者的一些特征。中國的時政新聞一般被自覺等同于報道領導活動、會議內容、官方消息的政治性新聞，這種新聞形態由官方意識形態主導。所謂“向民而不唯官”的民生新聞并沒有摒棄這種官方意識形態的引導，而是轉用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宣揚官方意識形態。社會性題材作為民生新聞內容的重要組成，實質上以一種變體的形式參加了民生新聞的建構，擔負起體現民生新聞部分娛樂價值與情感價值的任務。

曾有學者認為十年中國電視的“三次革命”第一次以1993年《東方時空》創辦為始作俑者，第二次以湖南的《幸運3721》以及《快樂大本營》為標志，第三次發軔于江蘇南京的《南京零距離》。第一次革命的根本意義在于“讓百姓說話，讓百姓上電視”，后兩次的意義在于“探求地方電視的生存之路”和“新聞價值觀的改變和大眾性、平民性的浮出水面”[9].筆者認為這種分段式總結的合理性值得懷疑，其不足顯見于割裂了十年中國電視變革的連續性和內在邏輯關系，三次事件并不能成為前后變革阻斷的充分理由。而實際上被忽視的新意識形態恰是使中國近十年電視變革渾然一體的內在邏輯。

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對人的控制并不是公開的，而是隱蔽的，我們內化了意識形態，因此不能意識到它的存在和效果。”[10]正是由于前文提到的民間和官方意識形態的不可調和，官方開始假借那些容易被內化的同時也更不容易被察覺的新意識形態實施政治宣傳。原先時代鐵板一塊的國家/民族/執政黨三位一體一統天下的意識形態體系宣告瓦解，轉而代之由“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主導下，“市場/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精英/白領意識形態”、“百姓/平民意識形態”并存的多重復合的新意識形態。[11]民生新聞的勃興在受到“百姓/平民意識形態”主要輻射的同時，也受到其他其他意識形態的間接影響，而從根本上說“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仍然是決定新聞走向的核心力量。其他意識形態并不具備于之同臺競力的實力，在日常新聞的制作播出中都在自覺不自覺地與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形成“合謀”關系。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從國家統治的角度對意識形態的討論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分析到現代國家的統治形式時，把國家看成暴力統治的機器是過于簡單的表現，他指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分別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域”的形式中。“一個被稱作‘市民社會’，即通常被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則是‘政治社會’或‘國家’。”“政治社會”的執行機構是軍隊、法庭、監獄等等，它作為專政的工具，代表的是暴力：“市民社會”是由政黨、工會、教會、學校文化團體和各種新聞媒介構成，它作為宣傳和勸說性的機構，代表的是輿論。“[12]現代國家強烈而有效的統治，應該是國家強制性機器與意識形態統治的完美統一，即所謂國家硬力量與文化軟力量的充分結合。除了用強制性機器維持政府與社會秩序外，還須利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來對被統治階級進行領導，使之在心理上取得認同與服從。

而當下電視屏幕上紅紅火火的民生新聞就應該算是國家統治中文化軟力量新的集中體現。民生新聞通過逗引消費的快感，達到虛擬的滿足（市場/消費主義意識形態）；通過“生活投訴、家長里短、實用訊息”[13]的提供營造了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相對封閉的時空——存在落差、相對處于弱勢的百姓被夸張成世界的全部，現實生活的落差與缺憾被新聞里“冷暖有人管、疾苦人共知”的虛妄的媒體景象縫合，被關注被承認的心理得到最大限度的補償與滿足（百姓/平民意識形態）。有趣的是，精英/白領意識形態和應該強大的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似乎宣告空缺，但事實上兩者只是得到了巧妙的掩藏。白領/精英大致永遠也不會遭遇屋漏進水的痛苦，也大概不會以因為貪圖小便宜受路邊攤販的欺騙，民生新聞以白領/精英缺席卻堅定了人們對于他們的“信仰”，白領生活與成功故事成為人們對于生活的想象與憧憬、渴望與撫慰。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則因為民生新聞營造的溫情、世俗、人性的氛圍而和藹可親，人們因為專注于家庭瑣事、身邊小事、百姓難事而恰恰忽略了自己在整個社會博弈中所處的位置和被忽視的利益。精英/白領意識形態和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竟然頗為吊詭的以“缺席的在場”的姿態完成了對民生新聞的根本掌控。

[page_break]《南京零距離》的新意識形態解析

《南京零距離》是江蘇廣播電視總臺城市頻道制作的一檔新聞資訊類直播欄目，從2002年元旦開播，每晚18：50至19：50播出。節目從開播以來引發了全國范圍的民生新聞熱潮，成就了獨有的“零距離”現象：開播兩周進入當地收視前50，36周后長期占有第一位置，[14]甚至曾拍得年度廣告1億零88萬[15]，成為一時風行的民生新聞的樣板，甚至登上了《新周刊》2003年年度電視節目的候選榜單。

《南京零距離》由“時政要聞”、“社會新聞”、“生活資訊”、“孟非讀報”、“現場訪談”、“小璐說天氣”、“今日頭條”、“現場電話聯線”、“現場電話投訴”、“數字南京”、“曝光臺”、“滾屏新聞”等10余種節目形式有機組成[16]，幾乎涵蓋了所有新聞報道的方法和樣式。

《零距離》從策劃伊始，就著眼于提供“實用資訊、生活投訴、社會新聞”[17]，這種眼向百姓、注重服務的定位使得《零距離》呈現出相較于傳統聯播式新聞三大明顯的轉變：

（一）傳播內容由新聞到信息的轉變。傳統意識形態下新聞是新聞節目傳播的內容，觀念是新聞的核心價值。《零距離》由新聞到信息的轉變不僅意味著官方對于傳播內容監管的主動權正日漸松懈，更體現出在新意識形態作用下尤其是百姓/平民意識形態的崛起，媒介的姿態已經由原本“魔彈論”單向度施射的發出者變成了今天“互動論”的地位平等的服務者。典型性不再成為內容篩選的首要標準，有用性成為民生新聞的第一關注。

（二）報道領域由官方向民間的轉變。傳統意識形態下的電視新聞以官方消息為主，多報道官方欲與人知的消息、信息，今天則演變成了“你想知道什么我盡量滿足你”[18]的親民立場。

（三）媒體姿態由傳播到互動的轉變。與上兩種轉變存在著邏輯上的相關性，開放的傳播空間變單向傳播為觀眾的上相參與，使受者從被動的接受者變為主動參與者[19].傳播到互動同時意味著由我關心或者你關心（以前“我關心”的更多）轉變成你我共同關心，即必須尋找和構造利于形成交互效果的新聞內容和報道方式。

基于這三種新聞要件的根本性轉變，《南京零距離》的新聞實踐展示了新意識形態下民生新聞的運作空間。而實質上，從內容到方式、從口號（《南京零距離》，就在你身邊）到操作都標榜面向平民的《零距離》并沒有能夠擺脫前文已經分析的民生新聞的窠臼，“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主導下，“市場/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精英/白領意識形態”、“”并存的多重復合的新意識形態仍然成為其不可逾越的高山。

筆者在有限樣本中抽樣了非節假日和特別節目的《南京零距離》的常態節目進行分析[20].節目開始以“全國檢察系統舉報宣傳周活動今日啟動”作為頭條新聞，第一段之后的新聞依次是“省政法委副書記到戒毒所視察工作”、“第2輪行政審批制度取消一批行政審批項目”、“藥品將進行新一輪降價”和慶回歸特別報道“美麗的東方明珠”。從相關性和貼近性而言，藥品降價較強，行政審批和舉報宣傳周次弱，其他則并沒有與日常生活的密切聯系，第二條領導視察更是略顯唐突。相比較言之后的幾條社會題材新聞諸如“該管一管這個黃金黑市、這家醫院衛生狀況讓人憂”和“持續暴雨，南京防汛經受考驗”更為精彩和貼近。盡管《零距離》推崇所謂“亂排”式組合，但這種有意無意的組接還是讓人感受到傳統的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的無處不在。“這家醫院衛生狀況讓人憂”曝光了一醫院將陪護家屬借用的被子與躺椅藏于女廁所，甚至病人用床褥也污濁不堪的情況“事實清楚，取證扎實，卻疏于對院方的采訪，批評口吻欲言又止。至于竭力標榜的百姓/平民意識形態幾乎在每條新聞中都可感受。

“小璐說天氣”用一個青春女孩隨興道來的方式把原本科學嚴肅的氣象預報“消費”一把。而孟非在節目中盡管表現出彩，但是在各種意識形態頻繁游走于轉化，有時略顯的定位不清，姿態猶疑。節目的結尾同樣很值得玩味，接聽觀眾所謂的直播熱線（其實為事先約定人選，同時使用了延時裝置），但熱線反映的一般都是下水道堵塞、熱水器損壞之類的“雞毛蒜皮”，《零距離》在不經意間將種種社會問題置換為單純的家長里短，使得封閉穩定的時空建構能夠實現，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的掌控依然自如[21].

民生新聞的未來走向與新意識形態策略

正如前文分析，民生新聞出現的契機在于特定歷史時機下官方意識形態與民間意識形態之間的縫隙，民生新聞起到了一定程度重塑國家媒體親民有信的公眾形象。但是不容回避的是，當下中國的電視民生新聞并不是一種成熟且具有獨立新聞品質的新新聞樣式，充其量不過是在市場/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精英/白領意識形態、百姓/平民意識形態等多重復合的意識形態掩護之下，推行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的電視策略。本質上只是被官方意識形態駕馭、擔負輿論引導控制任務的媒體“奇兵”，其作用更類似于黨的公關公司的功能，傳媒由黨喉舌的角色轉變，旨在提升黨的形象及合法性，而不是依托于傳統的意識形態輿論工具對民眾進行洗腦運動。[22]

但是同樣應該看到隨著中國法制化進程的深入推進自主新聞報道空間還將延展，社會公共領域的空前擴大公民言論自由程度仍將放大，公眾對于信息渴望與訴求也將日益強烈，民主自由精神的覺醒，以及包括廣播電視電影分級制度在內的廣電制度改革的內在動力的勃興，民生新聞面臨著極其難得的外部發展機遇。

成為當下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獨立聲音”應該是民生新聞所應不懈追求的目標。據“輿論引導有效性和影響力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成果表明：主流媒體/議程設定媒體[23]應該具有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聞媒體難以相比的權威地位和特殊影響，被國際社會、國內社會各界視為黨、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意志、聲音、主張的權威代表；同時體現并傳播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與主流價值觀，在我國即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與之相適應的價值觀，堅持并引導社會發展主流和前進方向，具有較強影響力；具有較強公信力，報道和評論被社會大多數人群廣泛關注并引以為思想和行動的依據，較多地被國內外媒體轉載、引用、分析和評判；另外還著力于報道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重要動向，是歷史發展主要脈絡的紀錄者。基本受眾是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人群；具有較大發行量或較高收聽、收視率，影響較廣泛受眾群。[24]根據這一標準當下中國并不存在真正意義的主流媒體。

盡管脫離開現行的多重復合的新意識形態真空存在并不可能，但是在新聞操作中民生新聞可以通過積極靈活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權威性/公信力、美譽度、引導力”，增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致力于成為“政情下達，民意上傳”的主流新聞，民生新聞應該著重處理好民眾關心與政府滿意天平之間的位置。為民盡力要關注公共利益避免“自說自話”，避免百姓/平民意識形態過量滲入；給政府幫忙同時要監督政府職能履行，抵御強大的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的控制。在協調兩者關系時同時要避免遭遇“偽主流化”、“空殼化”的危險境遇，唯有這樣才能打造出有中國特色、有時代氣魄的當代中國的主流媒體。

結語

行文至此，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嘗試的回答文首的那個問題：“誰是話語的主體”，中國電視是在替誰發出這種聲音，聲音的內容構成、指向又是什么？厘清當下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主導，市場/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精英/白領意識形態、百姓/平民意識形態并存的多重復合的新意識形態，對于撥開纏繞中國電視和新生的民生新聞的重重迷霧有著顯見的好處，但這種好處的獲得卻使我們所有致力于中國電視研究的學人并不輕松。讓關注民生新聞、渴望電視發展的我們在建設主流媒體的起點共勉！

注釋:

[1]轉引自凌燕，變革中的中國電視體制矛盾與話語沖突，香港：《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2月號，

[2]皮埃爾·布爾迪厄，關于電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3]概指中央臺以《新聞聯播》為代表，地方以XX省市新聞為代表的聯播式新聞節目，這類節目通常以輿論宣傳、引導和官方信息為主要目的，內容以領導活動和會議以及典型經驗、人物報道為主。顯著特點是播報體、政論腔，報道上注重新聞“典型性、重要性、政治性和史料價值”，較輕視新聞“時效性、反常性、趣味性”等特點，表現上較少出現同期聲，以解說詞和片段的采訪為主。有學者稱之為“記錄常態不反映變革，面向未來不面向今天”的官方電視文獻資料。（近幾年也出現了記者出鏡等多種形式，但并不影響對其價值的根本判斷）

[4]收看《新聞聯播》早已內化為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至今仍保持著27.6%的年平均收視率（2002年數據），以每晚近3億的收視人數，創造著世界上任何一個電視托拉斯的大牌節目也難以企及的神話。

[5]轉引自王曉明主編，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學分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1927年冬天，魯迅概括中國的狀況時說：“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借用他后來的話說，這“大時代”“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復”。

[6]同2

[7]路易·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李迅譯，外國電影理論文選，李恒基，楊遠嬰主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

[8]李幸，十年來中國電視的第三次革命，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學刊，

[9]同上

[10]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11]參見隋巖，多重復合的當代中國電視文化意識形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第5期

[12]參見李金銓，論社會理論對中國新聞業的解放潛力，香港：《二十一世紀》，

[13]參見景志剛，存在與確認：如何概括我們的新聞，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3，第11期

[14]參見數字——《南京零距離》，北京：現代傳播，2003，第2期

[15]同9

[16]同9

[17]同14

[18]章劍華，“零距離”的電視新聞理念，北京：現代傳播，2003，第2期

[19]葉子，反思傳統回歸本質——《南京零距離》成功的啟示，北京：現代傳播，2003，第2期

[20]抽取的為2002年6月24日晚的節目播出帶

[21]筆者認為中國電視節目可以分為兩類：以小人物視角看小人物的、以小人物視角看大人物的，前者以《南京零距離》等民生新聞和《東方時空》的《百姓故事》為代表，后類以《對話》為典型

[22]同13

[23]麻省理工學院教授NoamChomsry在《主流媒體何以成為主流》一文中說，主流媒體又叫“精英媒體”（EliteMedia）或“議程設定媒體”（Agenda-settigMedia）。。這類媒體設置著新聞框架（theFramework），所有二、三流的媒體每天都在這個框架內篩選新聞

[24]主流媒體與輿論力量：主流媒體判斷標準和評價，北京：中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