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公共領域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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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事件是大眾傳媒的狂歡節，是中心價值觀與集體記憶的聚焦。在《媒介事件》(MediaEvents)一書中，丹尼爾·o戴揚與伊萊休·卡茨將媒介事件區別于一般報道的特征歸結為，它們打破了我們生活和一般報道的常規，所有的報道都從預定的節目安排中轉向重大事件，并用一種極為戲劇化的方式表明將要發生事件的重要性(1)。作者將人類學中有關儀式的理論引入到對大眾傳媒的過程研究中，延續了涂爾干以來的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將社會過程視為沖突的消解與平衡的達成，對媒介事件的分析為結構-功能論在現代社會中的體現作了一個注腳。由此，媒介事件的主要功能被歸結為社會整合："這些報道以激動人心的集體方式整合了社會，并重新喚起人們對社會與合法權威的忠誠。"具體來說，這種整合作用體現為以下方面：一、媒介事件提醒我們什么應當被記住；二、媒介事件具有內在的解放功能和轉換功能；三、媒介事件成為頗具魅力的集體行動，維護已建立的權威(2)。

但是，筆者認為，這種對大眾媒介整合功能的態度過于樂觀，因為，一方面，在媒介事件中，各種媒體從各自的立場出發，遵循著不同的話語模式，釋放出不同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受眾并非消極地接受媒介所傳達的訊息，他們試圖進入公共空間，展現個人的政治性存在。因此，要考察媒介事件中社會整合的狀況，有必要傾聽來自公共領域的各種聲音。只有辨析公共領域當中的碰撞、融合與隔閡，才能對媒介事件的社會功能做出全面的評價。

漢娜·阿蘭特曾說，"公共"一詞表明了世界本身，公共領域就像一張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圍的人群之中，在把人類聯系起來的同時，又將其分隔開來(3)。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以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為理論框架考察公共領域的起源與發展。他并沒有給公共領域下明確的定義，在他看來，公共性是公共領域的核心因素。"公共性本身表現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即公共領域，它和私人領域是相對立的。"（4）作為理想形態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始終以普遍開放性作為基本原則。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歷史考察與理想形態的設定，為日益勃興的大眾傳播研究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對話提供了支點。一方面，這不是因為"他的研究能提供了一個可以實現或模仿的模式，而是因為他的研究的確提出了公眾文化可發揮作用的諸項原則"(5)。另一方面，這種對話有助于克服由過分強調大眾傳播媒介、受眾或技術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而忽視大眾傳播作為社會實踐本身及其與公共或個人領域內其他各項實踐的關系所帶來的偏執與狹隘。就媒介事件與公眾輿論的關系而言，戴揚與卡茨指出，"媒介事件集中了大眾輿論并激發關于某一給定問題或一系列問題的辯論……"，"某些事件使公共輿論中潛在的趨勢具體化，使過去不明確或處于休眠狀態的意圖表達出來。"(6)正因如此，對媒介事件的分析為我們體察公共領域的狀況提供了極佳的操作對象。

美國東部時間2001年9月11日8點45分，紐約世貿大廈遭到恐怖主義襲擊，與此同時，一系列的媒介事件在全世界發生。九一一事件引發的媒介反應具有典型的媒介事件的特征：它具有極大的震撼力，擁有世界史上最多的觀眾人數；事件本身標志著全球政治史上的轉折點(7)；干擾了人們正常的生活秩序，成為社會的聚集點。本文將以九一一事件在中國所引發的媒介事件為案例，分析事件中我國公共領域顯現的話語模式，從而凸顯出公共領域的結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上的反思。

平穩與喧囂：中國傳媒的主流與邊緣

九一一事件的歷史意義在于，它以血腥悲劇的代價，再一次敦促人們正視恐怖主義這個現代的基本現象(8)。在中國，事件發生10分鐘后，新浪網就在全國率先以快訊的形式報道了此次恐怖襲擊事件，標題是：《一架飛機撞上紐約世界貿易中心》(9)；接著，全國各大媒體都大力報道九一一事件的進展，九一一成為人們的中心話題。進入公共領域，我們不難發現，主流媒體與網絡的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方是平穩與沉著的，另一方卻充滿喧囂與激蕩。

先讓我們看看《人民日報》的主要報道。《人民日報》在2001年9月12日第一版以"美國紐約華盛頓受到嚴重襲擊"為題報道了襲擊事件，并在顯要位置刊發國家領袖與外交部門的基本態度：

"主席致電布什總統就美一些地方受到嚴重襲擊，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布什總統并通過布什總統，向美國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問，并對死難者家屬表示哀悼。"

"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美國紐約和華盛頓地區一些地方9月11日受到嚴重襲擊，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我們對些深感震驚；中國政府一貫譴責和反對一切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

9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發了國家領導人對事件的進一步關注：

"主席應約同布什總統通話。說，這次襲擊事件不僅給美國人民帶來了災難，也是對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真誠愿望的挑戰。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樣，強烈譴責這起駭人聽聞的恐怖活動。我們十分關心救援工作的進展。我們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協助。"

9月2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并排刊出了三條消息：江主席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江主席與法國總統希拉克通電話；江主席應約與英首相布萊爾通電話。三次通話的內容都是就恐怖事件表明中國的立場。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關于事件腳本的編排模式。首先，政府表明基本立場，然后試圖給予受難國援助，最后與其他政治大國進行溝通。在這一以時間為順序編排的腳本中，暗含著結構秩序，即以本國政府或領導人為中心，顯現其影響力由內向外的擴散。可以說，作為官方報紙，《人民日報》始終強調與突出的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與形象。

此外，《人民日報》試圖把對國際重大事件的反應納入到國內正常的政治秩序中來。如在9月12日的頭版，刊發了國家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親手點燃第九屆全運會主火炬的新聞，并配發了醒目的圖片。這構成了一種有趣的印象：一邊是國家領導人領導下的國泰民安，另一邊是領導人對重大國際事件的有力聲援，二者共同突出了國家領袖的核心位置。

《人民日報》以表明官方立場為重，而以大膽報道社會新聞著稱的《南方周末》則側重于對事件本身的深度報道。在9月13日頭版，《南方周末》刊發了"美國遭襲之后的世界：悲痛與譴責"、"美國會不會報復？"、"世界經濟雪上加霜"等一系列報道，并同時配發了致布什的信。

在隨后的幾周中，《南方周末》在不同的版面，從不同的角度對911事件的

后果進行了深入分析，如9月27日3版"布什的四個機會"、10月4日9版"我

們如何對付恐怖主義--來自科學界的反思"、10月11日3版"美國興師問罪觀察報告"、10月18日27版"’9·11’之后的網絡"等等。

無論是官方立場的代表《人民日報》，還是較為激進的社會新聞報紙《南方周末》都沒有觸及911事件在民間的反響。《聯合早報》上曾刊登一篇名為"在北京感受九一一事件"的文章，作者用"感性與理性相互糾纏"來形容中國老百姓對恐怖事件的態度（10），那么，中國民間的聲音來自何處？也許網絡是最直接的表達。

網民的態度主要有三種：對美不滿情緒的渲泄；譴責恐怖主義，同時批評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人情感渲泄的反思。

自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及2000年的中美撞機事件以來，中美關系的陰霾揮之不散。911事件后，不少的網民表現出強烈的幸災樂禍的情緒。網易舉辦了網上投票，在前125861位投票者中，1％的人不關心這一事件，17.8％的人表示"強烈反對恐怖主義"，其他的人則是要"看好戲"、"看熱鬧"、"趁機打起反美旗幟"。下面的這篇文章"一個中國人在美國看你們的文章時哭了"以及它的回帖最能體現當時網民的心態（11）：

"我在洛杉磯，雖不在紐約，但我也為我們所有在國外的中國人感到悲哀，尤其是我們在美國。我看到我們的有些同胞不但沒有關心有沒有華人受難者，而且還很是高興這樣的國際恐怖行為，甚至希望事件能更大一些。我感到我們被我們的這些同胞拋棄了。我們身在國外，他們就不在認為我們是中國人了。我在看了不到十篇文章時，我哭了。

為什么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生命，不是鮮血，不是同樣被父母所生同樣有兄弟姐妹親人朋友只是呆在紐約的各國人民？

為什么他們會支持恐怖分子，支持恐怖活動？當數以萬計的百姓在廢墟中掩埋，你嗅到塵土的味道了嗎？當更多的親人在哭泣時，你看到了他們的眼淚了嗎？當嬰兒失去父母，當父母失去孩子，你嘗到了他們的痛楚了嗎？你除了在遙遠的地方幸災樂禍寫幾句丟臉的狗屁話以外你還能做什么？……火沒有燒在你的身上你不知道痛！

我們其他有良知的同胞們，請關心一下在紐約的華人，他們除了悲傷外，還有恐懼。所有的機場已經關閉，他們回不了國，就算不關閉，也有被劫持的可能。他們需要關懷，安慰，鼓勵，需要能感受到中國人是團結的，需要能感受到祖國人民的溫暖，而不是遺棄。讓所有人都知道，中國人的心胸是寬廣的，中國的人民是熱忱的！"

這位作者身在美國，對九一一事件的災難有著切膚之痛，而與他（或她）有太平洋之隔的同胞們卻大部分斥責其忘記了國恥家仇，如：

"請問這位聲稱是中國人的在美國干什么？他是什么國籍？他知道美國炸了我們的大使館嗎？他知道美國的偵察機跑在我們國家撞了飛機嗎？他知道王偉這個名字嗎？這兩件事發生時美國人是什么反應？"

"這些話，在美國對其他國家的人民實行恐怖行為的時候，你怎么不問？你怎么不難過？我雖然不支持恐怖活動，但是美國的行為是應該得到懲罰，這個懲罰太大了些。美國政府怎么自己不反省。"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活該。這種方式并不是正當的，但是總有一天美國人應該為自己從來沒有遭受打擊也從來沒有害怕過什么因而為所欲為而付出代價。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天吧。"

"我們不是為了死了美國人而高興，而是為了世界警察遭到了當頭一棒而高興。美國不是布什的美國，他代表的是美國人。說美國人民如何如何，只是政客們的術語而已。你以為美國人民都和你一樣善良嗎？你以為中國人死了，會有一個美國人哭嗎？你哭了嗎？"

以上回貼體現了這樣一個邏輯，即將九一一事件與先前的中美關系中的磨擦聯系起來，對歷史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memory）影響了他們對當前事件的理解。而當今時代的集體記憶正是媒介的產物。"媒介事件是電子紀念碑。它們以其與它們所反應的創傷或者與它們所提供的滿足的特殊性質相聯系而活在集體記憶中。""媒介事件編輯、再編輯集體記憶。……每一事件都是一個推論中心，它為行進的歷史提供視角。"（12）

同時，網民中也有少數人理解作者的心情，并對偏激的斥責態度進行了批評：

"難道你心中的中國價值觀就是一個政府作了壞事（以你的標準），200多年來一直警惕自己的政府，注重自己的自由和自然正義的老百姓們，和政府完全不同的一堆人，就該死。死的越多越好。如果是這樣，那我寧愿接受美國的價值觀。"

"我哭是因為我看到我的同胞的種種丑態而哭.我對美國沒有什么感情,我對它的政府的對外政策有很大的不滿,但是除非你們把我綁在老虎凳上刑訊逼供,我是不會承認美國死了的那么多平民百姓就該死.僅僅因為他們是美國人。"

這些人表示出對無辜百姓的同情。但是，他們也仍然強調自己對美國政府的不滿，只不過他們對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進行了區分，在重新編輯集體記憶時有著不同的邏輯。這種態度在某些專家的看法中得到了更集中的體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逸舟博士說：

"不論我們平日對美國的內外政策有什么樣的批評，也不管中美兩國之間有什么樣的摩擦，但在這個事情上我們一定要有正確的是非觀：這是個嚴重的、史無前例的恐怖行為，傷害的主要是平民百姓，對社會、對公眾造成了巨大的恐慌，這種行為必須予以譴責，應當同各國包括美國一道通力合作進一步打擊、遏制這種恐怖主義犯罪。我認為這次事件可能會造成美國人近幾十年來所受到的最嚴重的一次心理挫敗。美國人一向說自己是全球最強大最先進最有法制的國家，但是現在人人似乎都感覺到美國是一個不安全的地方，這無疑是一個諷刺，我想這也會刺激美國人對自己的體制做出反思。"(13)

又如在新浪網嘉賓訪談九一一恐怖事件中，《超限戰》的作者喬良說：

"這個事情來的發生突然，首先我感到很震驚，另外剛才金先生所談的，這是一個令人悲痛的事，因為上萬的平民生命在一剎間沒有了，另外有大量的財產受損失。另外這個事件要多角度去看，一方面，這個恐怖主義要受到譴責，另外要看到這個事情為什么會發生在美國，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需要我們思考，同時也是需要美國人民思考的問題，因為在我看來，美國政府的政策，我們對這么多拼命的死傷，我們感到通信的時候，美國人民的反省，尤其要比其他的國家來的更沉重一點才對。"(14)

專家們的頭腦較為理智，首先，他們擺明自己的立場：譴責恐怖主義給全球帶來的災難；然后，他們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評，并強調美國政府應當自我反思。因此，他們的表達語式為："這是災難，但是，……。"

網絡論壇中，也有部分網民開始自我的反思，對中國人表現出的偏激提出了批判。如任不寐在一篇文章中說，他認為中國民眾對這次事件的反應仍然超越了理性所能預設的底線，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表現出的狂熱或冷漠更值得反思。他把原因歸結為愈演愈烈的理性缺陷、世代相傳的道德冷漠癥、種族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轉型時期的焦慮釋放等方面(15)。也有人將大部分人的對美報復心理視為"中國人本主義傳統之死"（16）。與將評判的焦點集中于九一一事件本身有所不同，這些批評者立足事件的外圍，將矛頭指向了評判者自身，并上升為一種國民性批判。

總之，網絡論壇為民眾提供了一個自由進入公共空間的機會，成為各種觀點交鋒的場所。與主流媒體的反應相比，網絡論壇顯得更加多元化。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通過網民流露出來的中國人的各種心態，在主流媒體都沒有得到反映。官方與民間互不滲透，主流媒體與邊緣媒體(指網站在整個媒體中處于邊緣地位)相互隔閡，從而導致九一一事件后媒體之間的極大反差：一方是平穩，另一方卻是喧囂，而這正體現了國家與社會的疏離。

中國公共領域的現狀與雙重要求

當我們探討中國公共領域的現狀時，澄清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階段將有利于我們做出正確的判斷。最早探討中國市民社會狀況的學者之一鄧正來曾提出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的具體策略--兩個階段發展論："第一個階段的活動集中和反映在經濟領域；第二階段為成熟階段，其間社會成員在繼續發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時，逐漸進入’公域’，參與和影響國家的決策，并與國家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17)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市民社會在獨立的經濟領域中發育并逐步完善，但是，要建立一個成熟有效的公共領域，使之成為國家與社會互動的中介卻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面對如何把’自在’的市民社會發展為’自為’的市民社會，換言之，由不自覺地型塑市民社會的階段向自覺地建構市民社會的階段挺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巨大而沉重的歷史任務。"(18)

在九一一恐怖襲擊帶來的媒介事件中，國家與社會仿佛按照兩個平行的軌道運行，缺少對話與溝通。一方面，國家對民間的聲音采取置之不理或壓制的策略，如2001年9月14日，【明報專訊】消息人士透露，針對內地媒體在報道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事件時，反應過于熱烈，特別是互聯網出現太多情緒偏激的言論，前晚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媒體加強管理，控制報道篇幅；互聯網的開放論壇必須嚴格把關，禁止再發放為襲美恐怖事件歌功頌德以及幸災樂禍的言論(19)。另一方面，網民的言論更多的是個人情緒的表達，與國家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一位網民說："從帖子的中反映出來的中國人民的普遍的快樂的情緒。……這種快樂是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和組織的。也沒有受到輿論的暗示和導向。這是完全發自內心的。而且這是與中國政府的表態截然不同的真正代表的民意的快樂。"

從911事件所引發的媒介事件來看，中國的公共領域還處于離散狀態，未能形成有效的對話平臺，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來自國家與社會的雙重努力。一方面，國家為公眾提供進入主流話語的途徑；另一方面，公眾也應當提升社會責任感。有學者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公民社會，強調公眾在公共領域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公民社會有自己的公眾(PUBLIC)和意見(OPINION)，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種公共領域。’公共’必有公眾共同關心的事情，必有關乎所有人利益的目標，通過對這些目標的追求，社會形成了一個信息交流、頻繁往來、積極活躍的共同體，它必須對公共產品的產出提出自己的要求。"(20)值得強調的是，要使公共領域將經濟市民變為國家公民，培養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必須有來自國家的引導。查爾斯·泰勒在《公民與國家的距離》中談到："構成真正民主決策模式的條件包括：A相關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體的一份子，這個共同體擁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認定其他成員也分享這些目的；B公民的心聲能夠被傾聽，并在辯論中也能發揮他們的影響力；C由此所產生的決定，是真正為大多數人民所喜好的。"(21)針對911事件后中國的媒介事件而言，如若國家能夠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而進入公共空間的公眾若能進行理性溝通行為，那么，我們將會有信心地說，媒介事件帶來的是社會的整合。

注釋：

(1)、(2)、參見DanielDayan&ElihuKatz,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P1-9；P20-21。雖然《媒介事件》一書的作者以"媒介事件"指代"一種特殊的電視事件"，該書的個案研究及結論也都局限于對電視事件的分析，但是，實際上，作為大眾傳播媒介，電視與其他媒介，如廣播、報紙、網絡具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本文借鑒了有關"媒介事件"理論概念，用來分析911事件后中國的傳播媒介的反應，而不局限于對電視事件的分析。

(3)［美］漢娜o阿蘭特著，竺乾威等譯，《人的條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P40。

(4)［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P2。

(5)［英］尼克o史蒂文森著，王文斌譯，《認識媒介文化--社會理論與大眾傳播》，商務印書館，2001年，P48，P10。

(6)同（1），P199－200。

(7)陳光興，"美國想像的轉化"，載《讀書》，2001年第11期，P24。

(8)張汝倫，"恐怖主義的本源"，見《讀書》，2001年第11期，P9。

(9)/2001-09-11

(10)杜平，"在北京感受九一一事件"，《聯合早報》，2001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