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寫作模式改革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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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新聞事業從階級斗爭為綱的軌道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新聞報道從內容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報紙，廣播、電視受到受眾歡迎的主要原因。但是，新聞報道在形式上變化則比較小，特別是在寫作模式上，基本上沒有多少變化，跟不上轉軌的需要，也適應不了新時期的受眾，極需來個變化。本文打算就此作一番探討，主張改變平面化的報道模式，力求多側面多層次地報道變化中的事物，使新聞報道立體化。本文不想用一種新的模式要求所有的報道，但是可以肯定，有相當一部分報道，特別是那些在較大廣度和深度反映某一事物的新聞、通訊、調查等，應該是如此。

絕對好、絕對壞的報道模式

打開我們的報紙，稿件似乎只需要分為兩大類：表揚稿和批評稿。凡表揚某人或某事物，絕對沒有半點批評；凡批評某人或某事件，絕沒有一句肯定和諒解。這種絕對化的報道比比皆是。甚至一個單位三個月前受到批評時，通篇是批評和抨擊；作了些改進，三個月后受到表揚，一點兒問題也不提。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是一分為二的，成績和缺點，長處和短處是同時存在的；而我們的報道則告訴人們，事物要么是全好的，要么是全壞的，總是“合二為一”的。我們平常也講究既報喜又報憂，但只是這個單位報喜，那個單位報憂。很少看到對同一個報道對象，既報喜又報憂。這使報道中的事物與現實中的事物總是有著或大或小的距離，使報紙在讀者心目中不怎么可信（又說不清為什么不可信）。我們的不少讀者批評報紙不真實、不可信、實際上并不是因為報紙發了多少純屬于虛烏有的假新聞（那畢竟是極少的，而且總是得到揭露和糾正，因此也會得到讀者的諒解），而是那些絕對好或絕對壞的、與事物原貌有距離的新聞報道，在讀者心中積淀起不可信的因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起著消極作用。

這種絕對好、絕對壞的模式產生于革命戰爭年代，極端發展于大抓階級斗爭年代。在革命年代，對敵斗爭，壁壘分明，報紙只是在劃清敵我，分清大是大非上做文章，抓住對敵人要批，對自己人要贊這兩條，就得了辦報之要領了。現在我們所處的社會，是消滅了敵對階級的社會，我們的主要任務不是對敵斗爭，而是經濟建設，我們報道的對象主要是人民內部的各個階層、各個部分、各種人物，報道的內容主要圍繞著現代化建設和各項改革，其復雜性遠非革命年代可比。用單純的批評或單純的表揚來表現一個人、一項工作或一件事物，往往顯得太簡單化，容易出現片面性、絕對化的錯誤。而且，現代受眾的文化素質、知識水平也是革命戰爭年代的受眾無法與之相比的。簡單歌頌、簡單批評的報道，已經落后于他們對事物的多維的思考，不能概括他們對于事物的多側面、多層面的認識。

新聞報道要立體化

克服這種毛病，其辦法就是使新聞報道立體化，向讀者展示事物的全貌，包括其各個不同的側面。這就要求我們在有深度地報道某一個事物時，必須打破絕對好、絕對壞的模式。當你要表揚某事物時，應寫以表揚為主，卻不回避缺點和不足的報道。后者哪怕只有寥寥幾句，也會收到好的效果。當你批評某干部、某群眾、某單位時，可寫以批評為主，卻又肯定某些值得肯定的成績和長處的報道。

社會生活本來就是紛繁復雜的，人們很難找到十全十美的事物。特別是我們現在處于改革年代，報道中的許多事物處于較快的變化之中，即使那些被視為經驗的東西也只是相對的，有些還要為新做法、新經驗所代替，如果極言其利，諱言其弊，就會造成被動，不利于當事者的進步，也不能使受眾信服。

報道事物要立體化，報道人物也要盡可能立體化。過去有很多長篇的人物通訊、報告文學，總是搜羅一面材料，把先進人物寫成閃閃發光的高大形象，使之離其本單位人們對他的認識和印象甚遠，其結果給先進人物留下一大堆麻煩，甚至使他孤立。久而久之，一些先進人物不敢接受記者的采訪報道。我們的報紙當然應當宣揚先進人物，大量報道他們的英雄事跡，但也不應該回避他們的不足與此同時失誤（特別是那些明顯的不足與失誤，在一些群眾中曾引起相當的反應時）。比如，新華社有關步鑫生的連續報道就做到了這一點，報道中以恰當的方式透露了他的一些缺點、不足，報道說：“當然，趙嘉祥、沈堯誠（兩位發現和扶持步鑫生的干部）從來沒有把步鑫生看成一個十全十美的完人，他們對他的缺點、弱點也有足夠的了解：他辦事果斷，有時不免急躁，簡單；他充滿自信，有時又失之主觀、固執；他敢負責，有時不大樂意聽取不同的意見。”這樣寫，無損他作為一個改革者的形象，而且使他避免了因受不適當的吹捧而招致人際關系惡化的困境，使廣大讀者、特別是熟悉他的讀者感到，報道中的步鑫生是真實可信的。同時也使步鑫生清醒地看到自己進步的道路上還有要克服的缺點。

在本文付印時，新華社報道了步鑫生被免職的消息，可惜這次它未做到立體化、多側面，只說“步鑫生在成績、榮譽面前不能自持，驕傲自滿，粗暴專橫，特別是不重視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現代化管理知識貧乏，導致企業管理紊亂，虧損嚴重，資不抵債。”就是說，步的失敗完全是他思想、作風等主觀因素造成的。一時間各種新聞媒介都來講步鑫生的不是，這種局面引起公眾的不滿，“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新聞界咋這樣搞？”。而《人民日報》的《一人浮沉，千夫評說》，全面評述了步鑫生失敗主客觀原因，以及社會各界對步鑫生的看法，既有批評，又有鼓勵、希望。述評發表后，各方面讀者都給予好評，一些改革者打電話，感謝人民日報說了公道話，說這也是給改革者撐腰壯膽。

由于立體化的報道可以多側面的反映事物，因此它最適宜于用來加強對中間層次的報道。過去絕對好、絕對壞的報道模式，只著重報道事物的兩極（其實那也是不合適的，兩極事物也不是絕對的），而立體新聞適合各個層次，特別是中間層次。中間層次在社會生活中是最多的，中間層次也最需要引導、指導。通過立體的、多側面的報道，報紙在同一報道對象身上，可以表明肯定哪些方面，不贊成哪些方面，期望和主張什么。在新聞改革中，我們很重視擴大報道面。立體新聞由于上述特點，可以成為加強中間層次報道，擴大報道面的重要途徑，因此應該成為新聞改革中應該重視的一個問題。

克服批評報道的過大傷害

立體的多側面的報道方式，應用到批評報道中來，是新聞寫作模式改革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我國報紙的批評報道，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通篇都是不利于被批評者的材料和評論。不管是誰，一旦選為批評對象，都是從頭批到尾，事物發展過程中有利于被批評者的材料，或能使被批評者得到某種諒解的材料一律避開，被批評者過去的功德更是只字不提，傳統的批評報道是以戰斗性著稱的。

這種戰斗性的批評，在革命戰爭年代對等敵人是可以的、應該的。在奪取政權以后，其使用范圍就應該大大受到限制。在社會主義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其矛盾雙方都在人民之間，或者是群眾與群眾，或者是干部與干部，或者是干部與群眾，或者是單位與單位。他們的錯誤，報紙也應該嚴肅地進行批評，目的是治病救人。我們總不能要求醫生對病人要有戰斗性吧？在調整社會主義的人與人、單位與單位之間的關系時，報紙輿論應該做到公正、客觀，無需把有一方說得十全十美，把另一方說得一無是處。當一方有八、九分錯時，我們進行批評；另有一、二分正確的，我們也不妨點出來，并對那犯八、九分錯的主客觀原因，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只有這樣的批評，才是公正的、客觀的。而只有公正的、客觀的批評，才是令人口服、心服的。

然而建國以后的長時期里，由于治國以階級斗爭為綱，傳統的批評報道模式隨著歷次政治運動而得到強化。每次運動或者開展一項中心工作，或以大批判開路或找幾個壞典型在報上批一通。這些壞典型，必是“頭頂長瘡，腳底流膿”，一無是處。歷史證明，幾十年來，吃這種批評報道的苦頭的，壞人并不多，好人倒是不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的新聞工作走上了正道，批評報道比較事實事求是。但是由于基本模式未變，仍然存在著傷害過大的問題。報紙批評本來就存在公開、傳播面廣，而且留存于世等特點，再加上“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的批評方式，自然會對被批評者形成過大傷害。套用一句現成話，“無產階級不能解放全人類，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報紙不解決對被批評者的傷害過大問題，它自己也就沒有進行批評的自由。這幾年批評報道是很難搞，見報前的批準難，見報后告狀多，有時是打不盡的官司扯不盡的皮。除了黨風、社會風氣不正造成的障礙以外，傳統的批評報道方式沒有得到改革，造成過大傷害，從而使報紙批評阻力增大，是不容忽視的原因。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根據批評對象的不同性質，分出批評報道的不同層次，采取不同的批評形式。

一、對犯罪分子或犯罪現象的批評，毫無疑問應該有戰斗性，不留情面，對其消極面，不能有一句諒解之辭，但分析仍應盡可能客觀、全面。

二、對于有錯誤缺點的干部、群眾的批評，應該是治病救人，全面看待。特別是對那些工作有成績、于社會有貢獻者，更應該是下筆有分寸，盡可能實行“適當言好”的辦法，即盡可能提到他的有關的成績的一面，不回避對其有利的材料。

只要我們有意識避免傷害過大，辦法是很容易想到的。就拿當年那篇批評商業部長吃客飯的報道來說，除了可以作一些有利于這位部長的背景介紹以外，還可以巧妙地如實透露他犯錯誤的客觀環境，比如這樣寫：據了解，吃客飯的現象不是個別的，有的甚至比這更嚴重，但人們認為商業部長應該帶頭加以糾正。在批評一個廠長壓制工人民主權利時，還不妨借分析錯誤的原因，提到他以前在領導工會工作時很重視工人的民主權利（如果事實是這樣的話）。

我們不妨把這種做法歸結為為一種平衡。這種平衡是在進行過批評，打破了原有平衡的基礎上，盡可能進行的新的平衡，是一種相對平衡。但它有助于事物進入新的有序狀態。記者有這種平衡意識，對于搞好批評報道，是很有好處的。

三、對于一些尚存異議的事物的批評，則更應減其鋒芒。比如一項計劃外工程即將興建，有一些明顯的不當之處，但也有人能為它說出一些理由。但按照發展輿論監督的要求來看，這樣有爭議的事物更需要報道，因為輿論監督的功能之一，在于及時引起社會注意，使施政得到及時調整，以利及時避免損失。對于這樣的事物，報紙可以客觀地報道出來，并進行商榷性的評說；也可以用討論式的評議，即把兩種意見都擺出來分析。還可以只是從字里行間表現出不贊成的傾向，而不用很明顯的批評的語言；當輿論普遍注意這個事物時，就可以在連續報道中加強自己的傾向性。這樣進行批評，就不會陷入被動。

過去，我們的報紙為加強戰斗性，喜歡新聞、評論一起上，評論充滿著結論式的定性語言，上綱上線進行分析，火藥味濃濃的。我認為這種辦法還是少用一點為好。因為這樣做，一旦發生錯誤，毫無回旋余地，對報紙威信損害甚大。特別是我們通常是記者寫報道，編輯寫評論，對事實了解、理解的程度不一樣，分寸感也不一樣，常有評論比報道更尖銳的現象。我認為，對于許多問題，最好是將批評報道先發出來，在得到一定的反饋以后，晚一兩天才發評論，視輿情變化（包括來自上面和下面的），決定評論的調子是比報道高一些，還是緩和一些。如果報道中有出入，還可以在評論中補正。

總之一，事物是多層次的，批評報道也應該是多層次的。掌握多層次的批評報道是一門藝術，這門藝術非常值得我們去鉆研、去駕馭。

改變單一因果關系的報道模式

傳統的平面化的報道模式，還有另外一種表現形式，就是無論現實生活多么復雜，影響事物發展變化的因素有多少種，出現在報道中的事物變化的原因永遠只有一個。大到“某部門整頓黨風，整出經濟效益”，小到“某村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建成精神文明村”，都不離這種模式：因為A，所以B，即由一個因，結一個果。實際上，報道中的因只是這個部門、這個村發生變化的諸原因中的一個，并且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報道不過是選個角度來做文章罷了。這種突出和夸大促使事物變化的某一個原因而形成的單一因果關系的報道模式，在“”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那時印證式新聞盛行，辦報人實際上就是要下面找例子印證和圖解上面一項項政策、主張，下面寫稿人也就習慣于從復雜動因中挑出一點（這一點也是似是而非），來敷衍成篇，以迎合報紙的需要。

這種跟風報道，現在比較少見了，但是只要我們不能正確處理事實與新聞的關系、新聞與宣傳的關系、乃至新聞與政治的關系，類似的實用主義的，對口徑的報道隨時還會出現。

比如，不難見到，有的新聞在報道一種做法時，為強調其重要，硬是把一個很大的“果”掛在它后面，造成因小果大。有家大報曾報道一個煤礦的燈房女工，主動組織起來，為井下工人洗窯衣。這個事跡是好的，但它后面接著寫：礦工們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大戰煤海奪高產，幾個月來增產煤炭八千噸。這個“八千噸”的果，似乎都是洗窯衣洗出來的。讀后使人心中泛起一種不可信的感覺，反而影響了這篇報道的效果。這種硬拼湊出來的因果關系不如割斷為好。

本文對于寫作模式的改革，作了以上幾個方面的探討，實際上都是提倡更多地運用立體的、多側面的報道形式（特別是各種類型的深度報道，尤其應該運用）。運用這種形式寫作時，新聞工作者必須具有為人民負責，公正、客觀地向社會報告事物發展變化的心理態勢。運用這種形式寫作，最終目的是讓我們的新聞報道，在受眾那里可信、可讀、可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