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陸定一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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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寫于2003年8月。當年9月，是陸定一發表《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60周年，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舉行了紀念研討會，該文是我在紀念會上的發言。我們從陸定一的文集和傳記中，看到這位曾擔任中共中央20多年的宣傳部長的領導風格和杰出的宣傳思想。作為寶貴的歷史遺產，陸定一堅持真理、仗義執言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次重新發表又做了點修改。①

1966年被誣為閻王殿，陸定一被控為“閻王部長”，身陷13年大獄。為捍衛精神生產的鐵律，他始終高奏正義的旋律，以高尚的人格書寫了光輝的一生。中國知識界被他的理性與正直所撼動，永遠銘記他的名字，把他的思想遺產作為精神財富保留在心里。一提到他，從五、六十年代走過來的文化人和理論工作者都以崇敬的心情夸贊他的為人和追求真理的勇氣。

一、堅持真理，不向謬誤與邪惡低頭

1906年6月9日，陸定一出生在秀水名城無錫，年少宏圖報國，立志與黑暗抗爭。1925年在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就讀時，已是一名共產黨人，他為昭示真理寫出許多聲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文章。立身文化、理論、新聞業的人，其職業靈魂就是誠實地說明世界真相，為真理而獻身，陸定一這一歷史遺產在中共黨史中具有警世銘心的意義。

大革命時期，作為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他主編《中國青年》，鼓舞年輕人投入救國救民的偉大斗爭。大革命失敗后，他參加了八七會議和廣州暴動。當時許多人左右徬徨，對中國革命疑慮退縮，他在《中國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批判了種種錯誤思想，指出民權革命是中國今日之必需，民權革命必將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申明他要為之奮斗終生。

1928年末，陸定一作為中國共青團駐少共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決不追隨王明的左傾主張，遭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長征后期和東西征中，陸定一擔任紅一方面軍宣傳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又先后任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總能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說實話、說真話，被視為黨內難得的理論家。1941年，陸定一由太行回到延安，擔任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總編輯。在的領導下，《解放日報》進行了改版，出色地宣傳了黨的路線、方針，為黨報開辟了嶄新的道路。

黨的“七大”以后，陸定一出任部長，在黨的“八大”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后來又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部長，主管宣傳、教育、文化、衛生、新聞、出版等工作，幾乎涉及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從50年代中期開始，陸定一警惕蘇聯“左”的流毒對中國宣傳工作的影響，在“左”的路線抬頭時，他堂堂正正，剛正不阿，成為宣傳界正確輿論的代表。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不久，利用特殊地位公然約見、文化部的幾位正副部長，得意地敲著手里的鉛筆對陸定一說：“深刻理解了主席前一階段的講話后，我認為目前舞臺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你認為《海瑞罷官》怎么樣？我認為很有問題，應當好好批判！”陸定一面對的專橫，堅定地說：“對海瑞進行研究，是提出來的。吳晗同志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寫了幾篇評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業寫京劇劇本，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嘛！現在說批就批，會影響很多人的積極性。此事不要草率地從事！”陸定一說完，幾位主事的副部長也都表示不能立刻批《海瑞罷官》。

異常懊惱，秘密到上海找到，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決定由執筆寫作絞殺吳晗的黑文。1965年11月10日，這篇由執筆、親自審閱過的文章終于在《文匯報》上刊出，在不可抗拒的壓力下全國所有的媒體陸續轉載了這篇文章。12月，身為干部的戚本禹突擊寫了一篇“要害是罷官”的政治批判文章，陸定一不同意發表，對他說：“當前這場討論是學術性的”，“要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后再說。”陸定一還特別提醒斯大林時代的歷史教訓，指出，“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復。”1966年3月對陸定一領導的作出定性：包庇壞人，壓制左派，是個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在這危險的關頭，陸定一不向謬誤、強權低頭，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此時，、“”借“鐘道打鬼”神化領袖的調門越來越高，陸定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們的畫皮。1966年4月，陸定一針對鼓吹學“老三篇”、“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的胡言，在安徽對當地干部說：“讀了一篇文章就要解決什么問題，那是瞎吹牛！”“學習思想不是當偶像，不要把思想看成包羅萬象，把它庸俗化。”風暴接蹤而至，陸定一多次被批斗，遭到拳打腳踢的非人待遇，1968年4月被關進秦城監獄。在惡劣的處境下，陸定一保持了高尚的人格，從不說假話，也不向惡勢力屈膝求榮。

1975年中共中央25號文件下達全國，宣布陸定一為階級異已分子、分子及內奸嫌疑。陸定一拒不簽字，堅持申辯和上訴。“”倒臺之后，黨中央對陸定一的錯案作了徹底平反。1996年5月9日陸定一不幸與世長辭，以他頑強不屈的一生鑄造了韶光閃耀的青史。不向任何倒行逆施低頭，堅持真理永不退縮，是他給理論界、新聞界留下的第一筆遺產。

二、宣傳工作不要搞形式主義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卓越的新聞與宣傳工作的領導者，陸定一給我們留下的第二筆遺產更為重要：中國的宣傳工作要符合自己的國情，決不能照抄照轉別人的辦法，也不要對下發號施令，而是要研究實際問題，拿出有說服力的思想成果。他的許多文章、報告、講話，反映了人類認識世界的規律，對今天的理論工作和新聞工作仍有重大的意義。

解放戰爭后期中央曾轉發斯大林、日丹諾夫批判列寧格勒《星》雜志自由化傾向的講話，一些宣傳干部深受影響，喜歡多管一些具體事，往往把下面創作和新聞報道出現的問題視作思想立場問題，而忽視大方向。剛一解放，全國掀起“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高潮，把蘇聯管理新聞工作的那套“左”的東西全盤搬過來。陸定一沒有趕浪頭，而是頭腦冷靜地看待蘇聯，實事求是地對待蘇聯。陸定一引用米高揚的話說，蘇聯的很多理論工作者除了能背誦一些馬列主義著作，沒有學問和知識，許多文章夸夸其談，言之無物，對待學術工作態度粗暴。他們似乎有一種看法，凡唯心主義都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都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只好送公安部門，這就把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混淆了。蘇聯黨對文藝干涉過多，左琴科寫了蘇聯社會陰暗的一面，比如有小偷等等，就一棍子給打死了，說是侮辱了蘇聯人民。陸定一認為：“如果有小偷，批評一下有什么不好呢？在新聞工作方面，塔斯社報道的消息不全面，報紙只登結論性的文章，沒有生氣，這些問題值得我們考慮。”當時的，要求學習蘇聯共產黨宣傳工作的經驗，建立“宣傳網”和“報告員”的制度。中央一個決定出臺，要求的干部都來做“哨兵”，全國千軍萬馬聞風而動，隨時報告意識形態領域的“敵情”②。陸定一指出，盲從蘇聯是多么滑稽可笑。他說：“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駐在莫斯科，開始感到蘇聯是相當民主的，許多問題一直傳達到黨的支部，讓黨員們討論。后來就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在哲學界進行了一次大斗爭，批判德波林。德波林是蘇聯老一代哲學家，是哲學界在革命勝利后唯一沒有逃往外國的一位哲學家。斯大林當時為批判他，派了幾個人跟他學習，學了以后就回過頭來批判，以蘇共中央決議的形式，說他是孟什維克的唯心主義。唯心主義還是世界觀的范疇，戴上‘孟什維克’的帽子，就是政治問題了。在生物學界，樹立李森科，打倒摩爾根學派。甚至工廠的設計也只聽‘權威’的，設計出來的廠房或機器，都是千篇一律。在文學藝術領域，扶植‘權威’，只有權威才是對的，反對‘權威’就是錯誤的，都要受到批判。這使我想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時我懷疑，這難道是社會主義的辦法嗎？但我又不懂，講不出多少道理。不過，我不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對待科學和藝術問題就應當是這個樣子。”

陸定一不贊成這種做法，主張中宣布要減少瑣碎的事務，反對形式主義，騰出時間研究一些思想、政治方針問題，更好地體現黨的思想領導作用。陸定一強調，“宣傳部不能只管黨校、出版、地方報紙等具體業務，應該管整個思想戰線。”他說，如果每個處一年能寫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議，遞交的報告被中央采用一點，甚至幾個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強調，“不要取代中央發號施令。如果每個處都想對下發號施令，那么究竟誰是中央呢？”陸定一的實事求是態度，對新聞出版界的唯物主義者是鼓舞，對一切形式主義者卻是強有力的告誡。

三、為知識分子、為學術自由仗義執言

1956年1月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他乘勢提出重點做好500萬知識分子的工作，力主形成尊重知識、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提倡學術自由，力戒學閥打壓知識界的獨立探索，是陸定一給中國留下的最重要的歷史遺產。

建國初期，一位1925年入黨的老同志學了蘇聯李森科倡導的米丘林遺傳學，而壓制不同學派引起他的深思。當時北京農業大學主要負責人認為摩爾根學派的基因說是唯心主義，以粗暴的態度批判和壓制贊成摩爾根遺傳學的教授。黨中央知道了這些情況后，調動了他的工作，讓他到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了解遺傳學知識，但他的思想并沒有轉變。陸定一看出他的“門戶之見”，約他談話說，物理學、化學找到了物質的原子，后來又分裂了原子，尋找出更小的電子、質子、中子，還有各種各樣的粒子，難道這也是唯心主義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物質是可以無限分割的。摩爾根學派分裂細胞核，找出脫氧核糖核酸，這是極大的進步，是唯物主義而不是唯心主義。蘇聯以米丘林學派為學術權威，不容許摩爾根學派存在和發展，我們不要這樣做。應該讓摩爾根學派存在和工作，兩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績來，在競爭中證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確的。這個同志經陸定一的啟發，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尊重遺傳學派。由于陸定一部長的努力，生物學界自由探討的風氣開始形成，使我國遺傳學的研究成績遠遠超過了蘇聯。

當時有人說，中醫是封建主義醫學，西醫是資本主義醫學，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學。在藝術領域，有人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堅決反對其他流派和創作風格。陸定一沒有輕率地抹煞某種科學成果，他說，如果在學術問題上拿大帽子扣，說某某學者或某某學派是資產階級的，可能會把我們中國的大科學家搞掉。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的、藝術性質的、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凡是老老實實研究學問的，我們都要給予關心和支持，對他們亂扣帽子是不對的。大科學家沒有出名時都標新立異，如果亂扣帽子，就會把他們打死。

郭沫若和范文瀾都是當時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但兩人對中國古代史的分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張由出面裁定對錯。陸定一微微一笑，說：“這是學術問題，要憑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來的實物，由歷史學家自己去討論，不能拍這個板。”陸定一把這件事向報告，說：“我同意你的意見，如果管這些事，請馬克思當部長，請恩格斯當副部長，再請到列寧當副部長，也還是解決不了。”

此時，全國一些高校黨委和省市宣傳部對學術上的是非加以干預，傲慢地指手畫腳，強令服從自己的觀點。有些分管宣傳、學術界的黨員干部以專門家的身份出現，宣稱黨不能領導他，而在非黨知識分子面前卻以黨的牌子壓人，不許別人批評，只讓別人頌揚。這類問題長時間縈繞在陸定一的腦海，引起他的高度重視。在1956年1月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他提出：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展上，我們不要做“蓋子”；“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這和縱容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由發展是不同的。他們之間的互相批評，決不要戴大帽子。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國學術、藝術、技術的水平，并使新一代得益。為了發展自由討論，又必須與黨內、黨外各種各樣的宗派主義門戶之見進行適當的斗爭。”陸定一倡導學術自由的主張，堅持科學創新的必由之路，是留給我們的最大歷史遺產。

這一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論十大關系》，陸定一作了長篇發言，多次插話。陸定一在發言中，公然為我國生物學界的權威、反對蘇聯的胡先肅先生辯護，胡當時因為反對蘇聯的科學政策而遭到批判。陸定一再次強調：“我們中國現在發展科學，向科學進軍，有人提出一個主張，把大帽子一扣，說他是資產階級的，那科學的發展就完蛋了。這樣對我們的建設是很不利的。”這里，陸定一雖然沒有提出“百家爭鳴”這個詞，但他主張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要讓知識分子自由討論，不贊成支持一個學派，壓制另一個學派，第一個提出黨的正確的學術政策。

4月2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總結發言，肯定了陸定一的觀點。他在發言的第五點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代表黨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作了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提出專家學者和作家應當有思考的自由、發表意見的自由、創作的自由、辯論的自由和堅持自己意見的自由。陸定一是雙百方針的奠基者、開拓者，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睿智，不僅體現了豁達的胸襟，而且表現出愛護知識分子的高貴人格。在知識分子受到壓制的關頭，他敢于仗義執言，他的功德和形象在中國知識界永遠閃爍著光輝。四、中國新聞學高聳的一座燈塔陸定一的新聞論著揭露了新聞業唯心史觀的虛偽，闡揚了正大光明的報人理念，其新聞思想猶如燈塔高聳在記者心中。當倡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人不知馬克思主義為何物時，陸定一的理念干凈利索地扒去了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外衣，成為中共黨報學說璀璨的精華，這一歷史遺產在世界新聞界都有萬古長存的價值。

陸定一創造了唯實的新聞觀，論證了一門老老實實的學問。他說，新聞的本源乃是物質的東西，乃是事實，就是人類在與自然斗爭中和在社會斗爭中所發生的事實，新聞則是事實的報道。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唯物主義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尊重事實，無論在采訪還是在編輯中，都力求尊重客觀事實。而唯心論者否認新聞是事實的報道，把新聞解釋為某種“性質”，武斷地強調離開各種性質就不是新聞。這種“性質”說歪曲了客觀現實，年輕的新聞工作者會被它迷惑。我們沿著陸定一指正的方向環視，無論在西方或是在中國，總有人鼓吹這個“性”、那個“性”，重大事件、重大的社會現象出現，如果不符合他那個“性”，就不讓報道，害怕人民知道重大的社會情況。

陸定一以“政治性”為例說：“新聞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實與其政治性的關系，頭足倒置過來。在階級社會里，每條新聞歸根結底總有其階級性或政治性，這是對的。但不能因此把政治性作為新聞的性質，“如果仔細一想，就知道這種說法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異常陰險、異常惡毒，竟是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基礎。”事實與新聞政治性的關系，萬萬顛倒不得。顛倒過來，立即就替造謠、曲解、吹牛等等開了大門。“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聞，那么，政治性的造謠、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聞的資格了么？”他指出，“政治性”與事實比起來都是派生的、被決定的，是第二性的東西。我們革命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尊重事實，而尊重事實是與政治上的革命性不可分離的，“凡是不尊重事實的，那怕裝得很像‘革命’，實際上一定是反動的家伙”。只有把尊重事實和革命立場結合起來，才能做個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新聞工作者。

陸定一進一步指出，事實決定新聞的性質，而不是性質對于客觀事實或新聞有什么決定作用。唯心論的“性質說”，把片面的東西夸大成為全面的東西，把形式當作本質，把附屬的當作主要的，把偶然的當作必然的，因而是錯誤的。唯心論的“性質說”歪曲了客觀現實，一方面把人人可以懂得的新聞說得神乎其神，只能嚇唬“土包子”，一點積極作用也沒有。天天玄而又玄地研究這個‘性’或那個‘性’，必致脫離事實，向壁虛構，無病呻吟，夸夸其談。

馬克思主義的新聞事業是人民的良知益友，為人民而報道、為人民而吶喊作為新聞媒體的生命線，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核心。陸定一的這一理論遺產透徹地深化了新聞媒體的終身使命，揭示了新聞學中最根本的問題。早在1946年，陸定一在《人民的報紙》一文中指出：世界上為什么會產生現代報紙？這是因為人民大眾要求知道真實的消息。現代報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幾乎是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產生的。專制主義者不要人民聰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們是很不喜歡現代報紙的。新專制主義者，即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比其先輩就更高明些了。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志、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不奇怪，到了戈培爾輩手里，報紙發生了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反而會越來越糊涂。

所以陸定一強調，世界上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于社會，對于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后者，則與此相反，它對于社會，對于人類，對于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所以，也有兩種記者，一種記者是為人民服務的，他把人民大眾所必須知道的消息，告訴人民大眾，把人民大眾的意見，提出來作為輿論；另一種記者，是為專制主義者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

陸定一針對國民黨政府的新聞政策指出，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些報紙秀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們，叫他們“小心！小心！”記者是應該“小心”的。但他們的“小心”，不應用來服侍專制主義者，而應用來服務于人民，當人民的勤務員。人民是記者們最尊貴的主人。如果為這樣的尊貴的主人服務，當然應該自覺地“小心”。這種“小心”，不是不許發表真實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盡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夠十分真實，使言論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見。

根據某些了解陸定一的同時代人的回憶，陸定一在胡風冤案、反右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運動中，積極組織批判活動，還錯誤地整了一些同志，有時態度武斷粗暴，致使一些人被下放到邊疆，遭到嚴重迫害。在一個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權力不受約束的政治環境下，陸定一所犯的錯誤具有某種必然性。陸定一在晚年對此有所認識，正如他對于光遠先生所講：“光遠，我們那時的宣傳部，不就是整了一個人，再整一個人嗎！”③這種高揚“思想專制”大旗而迫害知識分子的行為，直接毀滅了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這不是歷史遺產，而是中國沉重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