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下婦女史研究的媒介資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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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資料是婦女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來源，從傳播學視角出發對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媒介資料使用進行梳理后發現，存在“事實記錄”“建構性文本”“傳媒意圖”三種認識媒介資料的方式，產生了多元化的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诿浇榈奶厥庑?，有必要引入傳播學的視角、理論和方法重新認識這些歷史資料。

關鍵詞：媒介資料；婦女史研究；女性主義

一、引言

在傳統歷史研究中，男性的歷史被視為人類的普遍歷史，歷史講述和歷史研究反映的都是男人的經驗、興趣和關注。隨著20世紀60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的活躍，歷史學者開始努力擺脫男性史學的研究方法、立場與價值觀，采用社會性別的觀念與方法重新建構人類歷史［1］。在婦女史的發展過程中，媒介資料成為寶貴的史料資源。本研究以傳播學的視角分析婦女史研究對媒介資料的使用，發現主要有“事實記錄”“建構性文本”“傳媒意圖”這三種認識媒介資料的方式，不同的認識方式導致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結論。

二、婦女史研究的史料應用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在傳統史學研究當中，歷史學家主要依據官方文獻、地方志和私人記載等作為研究資料。這些材料的記錄者、創作者多為男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對婦女問題的漠視和忽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傳統概念上的史料無法滿足婦女史研究的需要，因此史料認識的革新對婦女史研究來說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為了從歷史中挖掘婦女的身影，歷史學者日益注意搜集口述、日記、醫療記錄等資料，文獻、檔案、墓志、出土文書等多種新材料也被納入婦女史研究當中［2］。此外，隨著中國大眾媒介的發展，研究者開始將目光聚焦于雜志、報紙、插畫、電影等大眾媒介資料。研究者對媒介資料認識的差異，導致多元化的研究主題和方法。

三、婦女史研究中媒介資料的使用

隨著大眾傳播在全球范圍內的蓬勃發展，近代以來的中國積累了龐大的媒介資料，成為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寶庫。借助這些媒介資料，中國婦女史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通過整理研究資料發現，中國婦女史研究主要基于三種認識使用媒介資料：將媒介資料視為一種事實的記錄，將媒介資料視為建構性文本，將媒介資料視為一種傳媒意圖。（一）作為事實記錄的媒介資料。對于部分歷史學家來說，媒介資料被視為對歷史事實的忠實再現，媒介資料中的事件、數據、訪談都是確實可信的。此外，以檔案、口述資料為主要史料的婦女史研究也會引用媒介資料作為輔助性證據，對研究結論加以補充。左際平在研究20世紀50年代婦女解放和男女義務平等時，主要采取了訪談的方式收集歷史資料［3］。為了對這一時期的歷史背景進行補充，他又引用了《人民日報》等主流報刊對領導人和政府指示等內容的報道。劉曉麗和郭永琴對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政界高層女性群體進行研究時，使用了《人民日報》《新中國婦女》的報道數據，以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女性參政情況加以分析［4］。張志永《1950年代節制生育工作之殤——以河北省為對象的區域研究》［5］、張海榮《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婚姻法〉鄉村執行問題再審視——以冀北赤城縣若干村莊為中心的考察》［6］等研究，都將報紙雜志中的記載作為事實記錄引用，從而對整體研究結論進行佐證。將媒介資料作為事實記錄的婦女史研究多利用報紙、雜志等具有時效性的媒介，將其中的內容視為某一時期真實事件的記錄和匯總，從中獲得數據、訪談、政策等信息，起到對研究的說明、佐證、補充作用，實質上與傳統史料的處理方式類似。（二）作為建構性文本的媒介資料。隨著傳播學理論的發展，媒介內容不再被認為是對社會現實鏡子般地再現，而是一種對真實的建構。基于這一認識，部分歷史學家改變了直接引用媒介資料的研究方式，轉而考察不同歷史時期的媒介內容建構，主要分為“專題研究”和“變遷研究”兩類。在專題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會對某個歷史階段媒介資料所建構的女性形象或性別觀念進行分析。如光梅紅分析《山西日報》《山西政報》和《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的報道，對20世紀50年代中國“勞動光榮”話語的建構和婦女解放情況進行了梳理［7］。在對20世紀50年代性別文化和性別關系的研究中，肖揚將《中國婦女》雜志刊登的群眾來信、國家領導人和婦聯領導的文章等資料作為研究文本，展現了20世紀中期主流雜志如何再現、塑造性別文化和社會性別關系［8］。另一類研究是對媒介建構的變化狀況進行的歷時性分析。風笑天將《中國婦女》雜志中人物通訊的主人公作為分析單元，分析不同時期社會普遍認可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生活方式等，探究女性形象變遷與我國社會變遷的聯系［9］。劉勝枝引入女性主義理論，選取新中國成立后女性雜志發展三個階段的代表性雜志，對理想女性的時代變遷進行分析，認為女性雜志的歷史也是社會對女性的觀念史［10］。《從“鐵姑娘”到“新典范”——中國女性社會角色的歷史變遷》同樣對媒介資料中女性社會角色進行考察，梳理了媒介中女性角色變遷的歷史背景［11］。無論是對某一時期女性歷史的專題性研究，還是對歷史變化的研究，所分析的都是媒介資料的具體內容。此類研究已經認識到媒介內容生產受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因素影響，背后隱藏著不同歷史時期特定的意識形態。將媒介資料作為建構性文本的婦女史研究突破了對數據等表層內容的直接引用，以內容分析、話語分析等新方法對媒介資料進行了更深層次的發掘。（三）作為傳媒意圖的媒介資料。傳播學理論認為媒介內容是有關它的制作者、傳播者意圖的體現，是由特定個人或組織有目的、有意圖地制作和發行的產品，在整體上可看作是傳播者的社會面貌、階級地位和意識形態的映像，是媒介組織對信息進行收集、加工、選擇、發行的動作方式的映像［12］。一些歷史學者研究因此開始注重剖析這些資料背后的傳媒意圖，而不是只重視對媒介內容本身的分析。這類研究分析的對象不僅包括媒介文本，還進一步考察內容生產背后媒介組織的運行與發展。黃慧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是問題討論的前沿陣地，《婦女雜志》作為見證中國婦女運動高潮與低落的婦女刊物，通過分析其創刊背景、作者群體、目標讀者、內容特征等要素，可以對中國女性意識的覺醒過程加以審視［13］。王政和楊笛則通過對《中國婦女》雜志文本的解讀、對婦聯活動的歷史文獻資料的分析以及對雜志編輯人員的訪談，深入調查了社會主義文化生產的歷史過程［14］。該研究對《中國婦女》雜志進行了從媒介內容到組織機構全面的文化史研究，將雜志的運作發行本身視為婦女運動的重要實踐。梳理此類婦女史研究可以發現，婦女史研究對媒介資料的使用范圍不斷擴大，不僅將媒介內容作為歷史研究的重要材料，還對生產這些資料的媒介組織的傳媒意圖進行考察，從而對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階級狀況和意識形態加以分析。

四、結語

在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對媒介資料的不同認識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傳播學視角梳理了中國婦女史研究對媒介資料的使用，發現主要有3種認識方式：將媒介資料視為一種事實的記錄，將媒介資料視為建構性文本，將媒介資料視為一種傳媒意圖。將媒介資料視為事實記錄的婦女史研究通常直接引用其中的數據、訪談、政策等內容，與檔案、口述等資料相互配合。一些史學家意識到媒介資料并非對社會現實真實的再現，從社會建構主義出發對媒介文本的意義建構進行分析。將媒介資料視為一種傳媒意圖的歷史研究關注內容生產背后的目的，將不同媒介類型、媒介組織、內容生產者都納入分析和研究的范疇中。在使用這些媒介資料進行研究的同時，也應當清楚地認識到它們的特殊性，有必要引入傳播學的視角、理論和方法，在厘清其本質的基礎上加以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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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志永.1950年代節制生育工作之殤——以河北省為對象的區域研究［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7（04）：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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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揚.1950年代國家對性別文化和性別關系的改造與重構［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0（06）：1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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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張曉紅，梁建東.從“鐵姑娘”到“新典范”——中國女性社會角色的歷史變遷［J］.思想戰線，2008（01）：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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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黃慧.《婦女雜志》與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徘徊［D］.山東師范大學，2012.

［14］王政，楊笛.創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文化陣地：《中國婦女》（1949-1966）［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0，47（06）：58-75+156.

作者:張天馨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