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角色危機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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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9.11”事件后，美國采取了打擊恐怖分子的軍事行動，參與報道的美國記者珀爾之死引起了全球媒體的廣泛關注。近年來以身殉職的記者人數在劇烈增長，作者認為：在越戰后的數次戰爭中，有些記者身著軍裝，手持武器向“敵人”開槍，記者角色錯位是危險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軍方實施的戰時及軍事新聞管制產生的壓力也使記者定位變形；作者還剖析了記者陷入困境的深層次原因，

[關鍵詞]記者歷史見證人職業角色定位軍事新聞政府控制

2002年1月23日，《華爾街日報》38歲的記者丹尼爾.珀爾在與宗教極端組織頭目謝里克穆巴拉克吉拉尼事先安排的會面時神秘失蹤。1月27日，《華爾街日報》和諸多的新聞媒體收到了一個自稱為“恢復巴基斯坦主權運動”組織發出的電子郵件。這封電子郵件里有一張有人拿著一把手槍指著珀爾腦袋的照片，同時還要求美國立即釋放所拘禁的“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成員，特別是“塔利班”前駐巴基斯坦大使扎伊夫。

當地時間2月20日，一名駐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記者跟美國駐卡拉奇的領事館取得聯系，把一盤一天前收到的神秘錄像帶交給美國外交官。當人們將這盤錄像帶放進錄像機，錄像帶中血腥畫面讓在場的人目瞪口呆：只見畫面上的珀爾好像在跟什么人說話，突然，畫面上閃過一只持著尖刀的手，不等他做出任何反應，鋒利的刀已經割破了珀爾的咽喉！

北京時間2月22日6時10分，美國駐巴基斯坦外交官和美國國務院證實，在巴基斯坦被綁架的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丹尼爾珀爾不幸遇難。珀爾供職的《華爾街日報》隨即也了這一消息。最傷心的當然要數珀爾的親朋好友和同事們了。珀爾的親人，尤其是他懷孕7個月的妻子更是肝腸寸斷，為自己失去了“溫和，善良，謙虛，多才多藝的丈夫”感到痛不欲生。這個消息也使《華爾街日報》的編輯記者震驚、傷心，一些人甚至失聲痛哭！

當然，在丹尼爾.珀爾失蹤直至被確認已遇害的這近一個月的時間里，美國政府及媒介極大地關注報道這種“企圖威脅美國人、策劃犯罪和野蠻行徑”，受害者親人、朋友的眼淚，激發了全國上下“反恐”的決心。

包括珀爾在內，僅僅從美國開始軍事打擊阿富汗以來，已經有10名新聞工作者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境內被害：2001年11月11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薩頓、RTL電臺記者比約以及德國兩名攝影記者遭塔利班分子襲擊身亡；11月19日，4名來自意大利、西班牙及路透社的記者在阿富汗一連接賈拉拉巴德和首都喀布爾的公路上遭到伏擊遇難；11月26日，瑞士電視攝影師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旅店內被殺死；

我們再回溯過去的兩百年間，有超過700名記者在報道戰爭時失去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66名、越戰中有65名；1992至2001年有399名記者以身殉職，2000年的死亡數字是56人，2001全球有55名記者殉職……。從一系列數字我們看到，記者成為襲擊目標的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上升很快，到90年代愈演愈烈。

中國有句古話：兩國交兵，不斬來使。記者不是使臣，但他（她）們有著比“使臣”更神圣的職責：見證歷史，將事實、事件真像呈現給讀者。這種斬“來使”行為，除了被人們認為是恐怖分子的殘暴瘋狂，應受到強烈譴責外，是不是還應該引起人們的思考？新聞界、新聞從業人員乃至社會、政府是不是也應從這些表面瘋狂的行為中反省一下，找回一些失落的理智。

一、“歷史見證人”的定位及記者角色的錯位

歷史需要記者，受眾需要記者。據紐約美聯社電，自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美國每周出版的新聞雜志的銷售量都增加。《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在報攤的銷售量增加了80％，《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銷售量增加了42％。這是美國報刊發行審核局前天公布的數字。它是截至12月31日6個月的平均統計數字。在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后的幾個星期，這三份周刊的增幅最為顯著。因為許多讀者都想追蹤有關九一一事件的新聞，過后，銷量又大幅度回落。《新聞周刊》主席兼總編輯史密斯估計，在過去六個月內，《新聞周刊》的讀者增加了15萬人。《時代》周刊出版人麥克卡立克說，《時代》的銷售量“高于正常水平”。①

為了能將更多的獨家報道及時奉獻給公眾，各個媒體的記者奔波于世界上數不清的熱點地區。他們有的穿梭于槍林彈雨之間，有的和各種恐怖分子或者暴力犯罪集團小心翼翼地打著交道。但他們是否都將自己定位于“見證戰爭”和“客觀報道”、“忠實于受眾”了呢？

英國《獨立報》記者羅伯特.菲斯克回憶說：“記者在過去很少成為蓄意攻擊的目標。我們是沖突紛爭的公正見證人，往往是惟一的見證人，是第一個記錄歷史的人。甚至最兇狠的民兵也明白這一點。我記者當我1983年進入燃燒中的黎巴嫩城市卜漢敦時，一名巴勒斯坦游擊隊員命令他的手下說：“‘保護他，照顧他，他是個記者。’”②但是后來人們心目中記者的形象變了，這種形象改變可追溯到越南戰爭，那時，有些西方國家的記者是無須穿軍裝也可以開展工作的，但他們還是穿上軍裝，攜帶武器，向美國的敵人開槍。再接下來，1982年以色列記者帶著手槍出現在被占領的黎巴嫩南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美國和英國電視記者開始穿著軍裝出現在電視屏幕上，頭盔和迷彩服一應俱全；在最近的美國反恐行動中，福克斯新聞的記者熱拉爾多.里韋拉帶著槍來到賈拉拉巴德，聲稱一心要殺死本.拉登。再如還有一些西方記者，在巴勒斯坦人撤出貝魯特時，頭上帶著巴勒斯坦的頭巾；在庫爾德人從空中進入伊拉克北部時，他們穿著庫爾德人的服裝；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紛爭地區，記者們又在白沙瓦戴著普什圖人的帽子。為什么要如此，沒有人做出解釋。③在這些記者眼里，負起作為一個事實見證的責任，已遠沒有滿足作為入侵者或占領者的強者感覺重要了；或是為了體驗異族裝的風情？

這些記者們忘記了他們“旁觀者”的角色，將自己變成了“戲中人”，成為戰爭中的參戰者，并不是每個記者都將客觀報道為已任。當然這還只是表面現象，更應引起重視的，也是更可怕的是來自新聞從業者對自己神圣職責的拋棄。英國《獨立報》記者羅伯特.菲斯在文章中寫道：“也許我們不再關心自己的職業了，也許我們都爭相貶低自己的工作、相互嘲諷，對‘雇傭文人’這個荒謬的頭銜受之如飴，但是我們本應把駐外記者這個工作視為體面而光榮的職業。去年（2001年）12月，一份美國報紙的大標題說我遭到阿富汗人毒打是罪有應得，這令我震驚。我幾乎被打死，但是這篇文章提目卻是《多元文化主義者受到應得教訓》。當然，我的罪過在于我解釋說這些人的親人死于美國B-52飛機的轟炸，如果換了我，我也會報復。我應該指出的是，刊載這條可恥新聞的報紙正是丹尼爾.珀爾所在的報紙《華爾街日報》。”羅伯特.菲斯大聲疾呼：“是我們大家——穿著軍裝或導異族服裝的記者——導致了過去曾保護我們生命的中立立場和體面地位的瓦解。如果我們現在不停止這種做法，那么當下一個同行落入暴徒之手并被視為間諜時，我們怎么能提出抗議呢？”。④

我們看到，這種錯位帶來的危機最直接的當然就是影響記者的聲譽和人身安全，當然，這種錯位也許是有人愿意看到的，為什么如此說，我們不妨尋找一下錯位原因以及危機產生的根源。

二、戰時及軍事新聞管理的壓力使新聞記者定位變形

一些國家的軍方對記者的態度在不斷惡化，如據法新社2002年4月5日電：以色列軍向聚集在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總部前的40名記者拋擲5枚眩暈手榴彈(Stungrenade)。眩暈手榴彈是一種防暴手榴彈，它以響聲和閃光使人眩暈迷茫不知所措。雖未接到有人在這起事故中受傷的報告。但其中一枚眩暈手榴彈剛好落在一名攝影員的腳上。這群記者聚集在阿拉法的總部前，準備采訪美國中東特使津尼同阿拉法會晤的新聞。約有10多名以色列軍恐嚇記者，要他們盡速離開。以軍向空鳴槍，一名以軍還通過揚聲器喊話：“不準記者采訪。”⑤此前，還沒有此類大規模驅趕記者的報道，這篇文章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記者的地位在不斷下降。

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已很少遇到大規模的戰爭狀況，因此無論是新聞出版管理部門，還是新聞媒體，都對戰時新聞管理缺乏針對性研究。但我們對這一概念并不陌生，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匯編》一書中，就看到從1938—1945年，國民黨政府先后頒發了《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戰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戰時出版品審查辦法及禁載標準》、《戰時新聞檢察辦法》、《戰時新聞違檢懲罰辦法》、《戰時空軍新聞限制辦法》、《戰時新聞禁載標準》等數十項規定。這些規定的內容主要是：戰時新聞管理由戰時新聞檢查局執行，集中管理戰時全國新聞檢查事宜，戰時新聞檢查局隸屬于軍事委員會，另有一些工作由國民黨宣傳部負責。

當國家處于戰爭狀態時，國家有關部門要對新聞實施管理，美國也不例外。海灣戰爭中，美國新聞界圍繞著對國防部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不僅在海灣戰爭期間就進行得非常激烈，即使在海灣戰爭結束后，其斗爭仍然方興未艾。據介紹，海灣戰爭爆發后，美國就有15個新聞單位駐華盛頓的辦事機構負責人聯名寫信給美國國防部長迪克·切尼，抗議國防部對海灣戰爭中采訪新聞的限制。

1992年末，17位美國大眾傳播媒介的頭面人物聯名寫信給切尼，并送上一份報告，稱海灣戰爭是“現代美國歷史上最為隱秘的重大戰爭”，他們要求和切尼部長舉行一次會談，以解決未來戰爭中的新聞采訪問題。信中說：“我們認為在執行沙漠風暴軍事行動期間，五角大樓的安排使文字和攝影記者不可能對公眾及時地描繪戰爭的真實情況。”信中列舉了媒介在海灣戰爭期間與新聞界合作的情況即發生的矛盾，對設置記者團的做法提出了異議，并對大多數軍方官員不與記者合作，控制記者活動，不讓記者接觸士兵，對記者施加壓力，壓制反對意見提出了抗議，指出：“有時軍方還有鼓勵違反采訪準則的情況，企圖利用報紙來傳播錯誤信息。”例如，記者在1991年2月17日一次較為詳盡地報道海軍陸戰隊如何實施反對伊拉克軍隊的兩棲作戰方案，表面上看，這一信息違反了某些軍方的規定，但這些消息是由軍方官員提供的，而且還經過了新聞檢察官的檢查。直至戰爭平息以后，盟軍司令諾曼·施瓦茲科普夫才說明了原因。軍方利用了新聞界來傳播假情報以迷惑伊拉克軍隊，軍方將安全檢查和利用新聞記者的報道結合起來為戰爭服務。信中還稱：“在民主自由的國家中，政府這樣對新聞進行完全的控制是沒有先例的。”他們認為，要處理好新聞界和軍方的關系，既要保護軍隊軍事行動的安全，也要保護公眾知情權利。他們同時認為，在前述軍事行動中，前者是成功的，而后者卻受到了損害。新聞界給切尼的信中還附上一份聲明，提出了在未來戰爭中采訪軍事新聞的10項原則，它們是：

1、獨立報道是報道美國軍事行動的主要手段。

2、應限制把記者集中起來新聞的做法。集中采訪團意味著只要一個新聞記者的代表小組參與任何一次美國軍事行動就行了。這些記者小組不應在戰爭打響24小時到36小時的第一發展階段還存在，而應立即解散，以利獨立報道。記者團的方式并；非采訪美軍的普遍標準手段。

3、記者應對那些明顯不得公開報道的地方采取相應的辦法工作，但不應違反獨立采訪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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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沖突地帶的新聞記者可由美國軍方發給采訪許可證，并被要求遵守一系列明確宣布的軍事安全規定，這些規定一般是為保護美國軍事力量和它們的軍事行動而制定的。如果違反這些軍事安全規定的話，則可以中止采訪許可證或取消許可證，乃至被驅逐出沖突地帶。

5、新聞記者應允許接近所有主要的軍事單位。

6、軍方負責公共事務的官員應起聯絡作用，而不應去干預未被禁止的采訪報道活動。

7、新聞材料——無論是文字的或是圖像的——都不應經過軍方的安全檢查。

8、軍方應負責前線記者團的交通運輸問題。戰地司令應指示部下允許新聞記者在可能的情況下乘坐軍用車輛和飛機。

9、軍方應派出公共事務官員和記者協調關系，應及時提供安全合適的傳輸線路設備，使記者的采訪報道得以傳遞出去，同時應在任何情況下保障線路的暢通，以保證獨立采訪的順利進行。

10、這些原則應適用于所有的全國媒介聯盟系統。據悉，美國的新聞界組織——美國報紙主編協會、廣播電視新聞董事長協會和美國報紙出版人協會也對上述信件和報告公開表示支持。⑥

美國新聞界領導人所提出的上述10項原則，看起來是合情合理的，實際上一旦戰爭開始，這些原則大部將被拋之腦后。軍隊為了戰爭的勝利往往是不擇手段。聲東擊西、以假亂真被稱為軍事策略，為了戰爭的勝利軍方可以向新聞界通報有利于戰爭勝利的假消息，這在軍事上并不違反什么原則。如據2002年2月21日華盛頓法新電，美國國防部一官員承認，國防部內一個剛成立不久的部門“戰略作用局”（OfficeofStrategicInfluence）提出，擬建議展開一個廣泛的宣傳行動來左右國際社會對反恐戰爭的觀點，甚至可能不惜在外國報章刊載捏造的新聞，戰略作用局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成立的，領導人是空軍上將沃登，其宗旨是要展開宣傳行動來影響國際輿論。⑦雖然這樣的“提案”最后被否決了，但他們能如此想，足見其玩新聞于股掌之上的心態。

軍事行動要有利于國家、民族利益，當軍事原則與新聞原則發生沖突的時候，唯一評判正誤的是國家利益，這是任何“公正、自由”的呼聲都無法壓住的。記者們為了不遭致“損害國家利益”的譴責，免受排擠，或冒被切斷重要新聞源的風險，于是心里的天秤傾斜了，觀念扭曲了，身著戎裝去迎合這一切。

三、記者的困境與言論自由的困境

從上述我們了解到，新聞界實際上面臨著這樣一個簡單、又無法避免的障礙：即記者幾乎無法自行挖掘事情真相，而必須完全依賴那些以國家利益（或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消息來源”。因為“消息來源”的背景導致報道傾向性過于明顯，“鮮明”的立場又引起爭議沖突另一方的不滿，于是他們不再相信記者是客觀報道者，并進而對記者動武。而記者則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觀點、立場所限，另一方面則因在后來的采訪活動中受到報道對象的敵視，無法獲得素材，記者又會將這種對立體現在報道中。在這個過程中，記者對軍方或本國政府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直至記者只有在本國軍隊的保護下才可能展開工作，也就根本無法直接接觸到對立方的人物或事件。

五十年前當李普曼不得不為“新聞”和“真相”劃界線時，曾觸及問題的本質：新聞的功能在凸顯出事件，真相則是將隱藏意見搬上枱面，呈現相互關系，以使一般人對現實關系有所反應時，能有所依據。由於報導新聞和追求真相目的不同，李普曼斷言，“新聞”只在少數有限范圍內觸及真相，如在足球賽的比分或選舉得票數中；而復雜又隱晦的政治生活的結果總是有爭議的，新聞報導無法詳盡事情真相。

當然，更多的時候新聞和真相的分歧并不是因新聞從業人員表現不佳引起的，而是由于新聞報道運作的時效性，因每一則新聞所分配到的時間、空間、資源都有限。也許現代記者不接受新聞和真相是有區別的說法，因為現代新聞從業人員幾乎一致認為，自己不僅是報導片段信息的人，而是主動追求真相者。正如美國新聞和政治學者艾潑斯坦在其專著《無中生有的新聞》（NewsFromNowhere）一書中所認為的：以新聞術語來說，“有聞必錄”(stenographicreporting)是個污蔑性名詞；相反地，挖掘隱藏真相的“調查式報導”(investigativereporting)才是記者渴望從事的崇高工作。在水門事件過后，即使批評新聞的人都認為，發掘的力量遠遠超過僅僅報導事件最新發展。這盡管也是新聞界大力宣揚的，但報道的局制性則是有目共睹的。⑧

在這里我們僅就消息來源對報道的限制來分析。記者如果想繼續從消息來源（如軍方或政府方面）得到消息，只有附和消息提供者的利益，否則將陷入無法報道的困境，一方面他們無法獲得素材，二是不能得到受眾的信任。無法獲得素材只是對一般的記者而言，而對于擔任職務的人員來說，則有被撤職的危險，對媒體來說即是連報道的機會都沒有了。如在美國白宮“蹲點”的記者，如果哪次在報道中有違白宮發言人的旨意或曲解了政府發言人的意圖，則其所在新聞機構有可能接到白宮電話，稱其所派記者“太不懂事”，或提議將記者召回另派。再如美軍打擊塔利班開始后，一方面白宮、國務院、五角大樓等部門頻頻組織新聞會，引導“美國之音”等新聞媒體按政府的口徑報道；另一方面政府施加各種影響，限制發出不同的聲音。就在各家媒體一致對外的時候，“美國之音”臺長僅兩個月的麥爾娜·惠特沃頂住政府的壓力，不顧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等政府官員的極力勸阻，支持電臺工作人員按原計劃于2001年9月25日通過短波向全世界播放了對塔利班領導人的專訪，長達4分鐘講話節目，并將其講話內容刊登在網站上，這使美國國務院感到十分惱火。美國各地本來是一片討伐阿富汗塔利班的聲音，突然間出了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的講話，這一消息也就傳遍了美國和全世界。一周內，“美國之音”電臺臺長以及主管的國際廣播局局長便遭到撤職處理。

另外，如果記者不在報道中以“權威消息來源”作為引證，即有可能得不到受眾的信任。因為記者通常都不具評估證據的技術能力，必須仰賴報導權威組織發表對事實的看法和述評。如記者不能自己作醫學實驗，確定某類引起感冒的細菌是不是會在空氣中傳播，造成流感，他們必須依賴衛生部門的報告；記者也不能完全肯定某次軍事打擊對“恐怖分子”來說是致命的，打擊目標的傷亡情況是否準確等，而要由軍事行動的策劃者或國防部門來說明和證實。盡管記者由于長期的報道而積累的一些經驗，但其畢竟沒有進行專門“研究”，在受眾那里沒有權威性可言，但是，一旦引述權威人士的觀點，勢必又落入了“有聞必錄”的俗套。即使以“調查式報導”范例著稱的水門事件報道也不例外，其實收集證據的并不是新聞界，而是政府調查部門的人，他們故意泄露消息給《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時代周刊》等媒體的新聞嗅覺好，敏感性高的記者，記者的角色只是消息來源的人。記者在從“消息來源”外獲得消息的時并不知道消息是否被竄改、策劃或斷章取義，也無法確定這么做符合誰的利益，或者結果會如何。

這樣記者就陷入了困境，“成為隱敝著的利益的傳聲筒，因為記者無法真正全盤了解事實真象，并且這不是成為資深新聞人，或加強新聞訓練就能補救的。因為問題不在於新聞實務有缺失，而在於消息來源和記者關系，這就是現代新聞事業結構的一部份。”⑨

“言論自由不只是信念，也是過程、方法、自制的關鍵，達不到就得忍受社會退化的痛苦，必須可以不受限制、熱烈，并公開……討論公眾議題，因為言論自由同樣也是‘社會的思考過程’。可能也是人類的基本需求。”⑩的確，我們現在正在忍受著“社會退化”，要通過不斷“加固”自己的神經來面對不時傳來的記者遇害的噩耗，并在人們發出的“記者是危險職業”的哀嘆中，斟飲非理性地濫用新聞媒介釀成的這杯苦酒。

注釋：

①《美新聞雜志銷量九一一事件后增加》聯合早報電子版新聞：國際2002-02-17

②《我們是罪有應得嗎？》英國《獨立報》2002年2月23日文章，轉引自《參考消息》2002年3月11日

③資料來源同上。

④同上。

⑤《以軍向40記者拋擲眩暈手榴彈》聯合早報電子版新聞：國際2002-04-06

⑥資料來源于潘玉鵬：《海灣戰爭的繼續》，載《新聞記者》1993年第3期

⑦《美國防部戰略作用局建議不惜捏造新聞展開反恐宣傳》《聯合早報》電子版新聞2002-02-21

⑧《新聞和真相》艾潑斯坦，轉引自《大眾傳播的恒久話題》（EnduringIssuesMassCommunication）E.E.Dennis&A.H.Ismach&D.M.Gillmor編著，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⑨同上。

⑩《言論自由》吉爾摩，轉引自《大眾傳播的恒久話題》（EnduringIssuesMassCommunication）E.E.Dennis&A.H.Ismach&D.M.Gillmor編著，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