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野傳媒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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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興起為傳媒研究提供了一條新路徑。該學派重視傳媒研究，與傳媒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及該學派重視通俗文化及文化與權力之間關系的學術傳統有關。該學派在文本分析、符號學方法及受眾理論方面為傳媒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文化研究；傳媒研究；通俗文化；符號學；受眾

近年來文化研究已成為最具活力的學術思潮之一，在其略顯龐雜的學術版圖中，一直存在著一個重要分支，那就是傳媒研究，其幾代學者都曾在此領域進行開拓，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本文要考察的就是為什么文化研究學派會選擇傳媒作為其主要研究對象，以及通過傳媒研究，文化研究學派給傳統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提供了一些什么樣的新思路與新方法。

一、文化研究的興起與發展

1、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興起：

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英國逐步興起，爾后擴展到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一種學術思潮和知識傳統。追溯其根源，盡管霍爾認為文化研究并沒有一個“絕對的開端”，但我們依然可以發現其大致的思想源頭以及特定的社會背景。

從思想淵源來講，英國文化研究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由馬修·阿諾德所開啟的英國“文化與文明”傳統。早在1869年，馬修·阿諾德就出版了《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一書。在書中，他除了說通俗文化是深刻政治騷動的先兆外，很少真正論及通俗文化，但他卻首開先河，找到了審視通俗文化的具體方法，即把通俗文化置于文化這一大范疇中進行研究，思考通俗文化和文化政治活動的關系。[1]此后，以利維斯為首的一批文學批評家運用阿諾德的文化政治學觀點，繼續對大眾文化進行研究，思考著他們所認為的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文化危機”。盡管當時他們采取的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視角，研究的對象是文學作品，但他們所運用的文本分析的批評方法以及對文學作品的政治社會意義的關注，深深地影響了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理查德·霍加特與雷蒙德·威廉斯。

從戰后的社會形勢來看，當時英國的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得以恢復，福利國家開始建立，西方列強聯合起來對付蘇聯的共產主義，凡此種種使戰后的英國成為一個“新”英國。它宣稱階級已經消失，并將通俗文化的現代化與美國化看作一個社會新未來的標志。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需要重新審視英國文化，而此前具有強烈精英意識的利維斯主義顯然難以應付這樣一個“大眾社會”的局面，于是，文化研究得以浮出水面，具體標志是其幾部代表作相繼面世，它們是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1958）、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1958）與《漫長的革命》（1961），以及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

此外，戰后新左派的形成以及《新左派評論》雜志也對文化研究在英國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學者指出，文化研究的產生與英國新左派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系，許多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如威廉斯、湯普森及霍爾，同時也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員。通過他們，新左派在文化問題上的一些重要觀點（對經濟化約論的批判，把文化看作社會過程本身，經濟政治僅僅是這一過程的構成因素）深刻地影響了文化研究的發展。[2]當然，如果把視野再擴大一些，許多學者更喜歡把這種現象定義為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傳統。[3]

1964年，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國伯明翰大學宣告成立，自此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體制內逐步站穩腳跟。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漸在英國內部擴散，許多學校設置了文化研究的課程并授予學位。70年代末期以后，開放大學（OpenUniversity）召集“大眾傳播與社會”與“大眾文化”等課程小組成員，精心編寫教材，文化研究開始成為一種教育手段。80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擴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國等地。從80年代中期開始，文化研究確立了自己在的當代學術界的重要位置，從邊緣走到了中心。

2、關鍵詞：重寫“文化”

最初在西方學術研究中只處于邊緣地位的文化研究何以發展成為整個西方學術界的主流？這除了得益于研究人員的辛勤耕耘，更重要的是該研究首先選擇了“文化”這一關鍵詞，對其歷史進行梳理，對其內涵進行拓展，從而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確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我們可以說，重寫“文化”是文化研究得以發展壯大的基石。

文化研究產生之前，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觀是阿諾德提出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論”以及其后的以利維斯主義為標志的精英主義文化觀。它們基本上都采用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二元對立觀，把通俗文化視為對高雅文化及道德的一種威脅。在這種觀念中，文化顯然是指那些為上流階層所擁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層民眾往往被視為沒有文化的群體。對文化的重新認識做出了杰出貢獻的是威廉斯。他認為文化是“英語語言中兩三個最復雜的詞匯之一”，并給文化提供了三個廣義上的定義。首先，文化可以用來指“智慧、精神和美學的一個總的發展過程”；其次，文化也可以指“某一個特定的生活方式，無論它是一個民族的，還是一個時期的，或是一個群體的”；再次，文化可以指“智慧、特別是藝術活動的成果和實踐”。也就是說，文化是表義的實踐活動。[4]

在這三種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種定義基本上還是沿襲了傳統，而第二種文化的定義則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范圍。當文化被定義為一種生活方式時，那么除了以往的精英文化外，大量以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與大眾文化都被納入了文化的視野。它們作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理應得到充分的關注與研究。對文化研究學派來說，文化意味著幾乎所有的事物，從電影、電視、報紙、雜志及網絡這多種多樣的媒介，到衣服、食物這樣的日常生活用品，還有多種多樣的制度、風俗、習慣，它們都是文化，正是它們構成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威廉斯明確指出：“對于文化這個概念，困難之處在于我們不得不持續地擴展它的意義，直到它幾乎等同于我們的整個日常生活。”[5]既然文化意味著整個生活方式，那么通俗文化作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樣具有自身的價值。我們可以說，正是對這一關鍵詞定義的革命性變化，為文化研究把通俗文化作為自身的研究對象確立了合理性，它是整個文化研究學派得以發展的理論基石。第三種定義強調表義，從而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打破了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界限，它們都是人類的表義實踐。這種定義為日后文化研究學派導入符號學與結構主義指明了方向。

3、方法論突破：跨學科視野

威廉斯對文化進行重新定義，并不是要給出一個確切的范疇。他一直強調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于是一切社會實踐都可以從文化的視點加以主觀的審視。與此對應，文化研究也并不是一個新學科，或是若干個學科的集合。“文化研究是一個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領域，在那兒各種關注與方法會聚；這種會聚的好處是它讓我們能夠了解通過現有學科無法了解到的現象與關系。”[6]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一直拒絕給文化研究做一個明確的界定，確立一種學術正統，這正如特納所指出，有兩方面的原因。一來其所研究的對象是文化，這一概念包羅甚廣，它所涉及到的事項的復雜性及包容性都很難明確界定；另一方面，該學派的研究具有明顯的批判與政治目的，無論是其早期對工人階級的關注，還是后來對婦女的關注，都想揭示權力關系的壓迫本質。他們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傳統，因此其研究并不是簡單的學院式的。這種兼具學術性與政治性的研究策略，使得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打破了傳統的學科邊界，尤其是顛覆了所謂的“自然的”范疇，他們不再把那些社會關系視為中性的進化過程的結果，而力圖審視日常生活形式的權力關系，這樣他們當然不愿意確立一個所謂“自然的”學科。[7]

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文化研究正是由于擺脫了傳統學科觀念的束縛，對多種理論兼收并蓄，從而實現了研究方法論上的突破。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占主導地位的是文化主義范式，它主要受到了受威廉斯和湯普森的影響，既保留了一定的文史傳統，也在理論和方法上開始借鑒社會學與人類學理論，并借助芝加哥學派的民族志方法來研究日常生活經驗。從6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結構主義思潮的涌入，文化研究出現了結構主義范式。它在理論和方法上受惠于語言學、文學批評和符號學，列維-斯特勞斯、阿爾都塞、巴特、拉康、福柯等人對其影響較大。西方有學者甚至認為文化研究是結構主義的一個孩子，一個私生子。[8]到了7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學者重讀葛蘭西，吸收了其文化霸權理論，深入探討文化與權力與階級等方面的關系。80年代對讀者或者說受眾的強調興起，學者們開始從強調文本的意識形態力量轉向強調個體的快感及受眾解讀的自由。

文化研究作為一個開放的研究領域發展到今天，其理論資源可以說無所不用。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學批評、藝術理論及政治經濟學等眾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當代新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等理論話語，都被廣泛地吸納與利用，正是這種跨學科視野，形成了文化研究獨特且有活力的研究風格。

二、為什么研究傳媒？

文化研究學派為什么會把傳媒作為其主要研究對象，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進行探討。

1、傳媒在現代社會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隨著大眾傳媒技術的不斷創新變化，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網絡等各種傳媒成為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它們為我們提供各種信息，告訴我們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著什么，我們應該怎樣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除提供信息外，傳媒還會為我們提供各種娛樂。我們可以說，傳媒的信息功能與娛樂功能使它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重要建制。要想了解社會，就不能不研究傳媒。

此外，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在各種不同的時刻，傳播的各種技術途徑能提供一種社會黏合劑，能提供人人都談論的各種事件的詳細細節”。[9]傳媒的內容可以成為各種人相互交流的一種公共資源，為他們找到共同的興趣愛好，這樣，傳媒跨時空地將各種各樣的共同體和社會群體統一起來，促進了它們的相互溝通，使人們達成一種普遍的共識與認同。傳媒這種構造“虛擬社區”的功能，對于保持社會的平衡和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

不僅如此，傳媒還影響我們的觀念與思維方式，什么是正義？什么又是邪惡？什么是美好？什么又是丑陋？我們的許多價值判斷與社會認知都來源于傳媒，有學者認為學校與傳媒是現代人社會化的兩個重要途徑。

傳媒對社會的重要影響力來源于傳播與文化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傳播要想順利進行，必須遵循一定的法則，這些法則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由此，西方學者更是提出了“作為文化的傳播”。[10]而另一方面，所有的文化也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傳播手段才能成為社會文化。這正如一位著名學者所指出，“不存在無文化的傳播，也不存在無傳播的文化”，[11]因此，對于文化、傳播與媒介的研究應該是融為一體的。近來還有一些學者主張把媒介與文化兩個關鍵詞連用，叫做媒介文化，它“把傳播與文化凝聚成一個動力學過程，將每一個人裹挾其中。”[12]這樣一種文化景觀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有這些觀點不僅意識到文化與傳播之間的密切關系，而且也充分地說明為什么文化研究必須研究傳媒。

2、文化研究學派的學術傳統——對通俗文化的關注

文化研究學派為什么關注傳媒，這與其重視通俗文化這一學術傳統密切相關。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提及，這一傳統受益于學派創始人威廉斯對“文化”的重新定義。在文化研究之前，通俗文化曾因為它的“膚淺俗氣”一度被排除在學術議程之外。在阿諾德、利維斯領導的“文化與文明”運動中，通俗文化也受到關注，但卻是被視為對現代文明與道德標準的一種威脅，主要是批判的對象。文化研究的倡導者們顛覆了這種精英主義的立場。他們指出通俗文化其實包括了最基本最普遍的社會過程、實踐意義，正是在那些意義與快感的“膚淺”關聯中，文化得以被建構。因為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存在這樣一種矛盾：當我們處于最自然最日常時，也是最具文化的；同時，那些我們所處的認為是最顯然最特定的角色，其實是建構起來的，并不是必然的。[13]這樣，文化研究就將研究對象從傳統的文學經典及高雅文化中解放出來，開始面對日常的普通的東西，那些對我們的存在產生了巨大影響而我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

重寫文化這一關鍵詞，它不僅使人們對文化的真正內涵重新審視，而且正如道格拉斯•凱爾納所指出，它也“提供了一種路徑，讓我們可以避免把媒介/文化/傳播的領域分割成高等與低等、通俗對精英，讓我們看到所有形式的媒介文化與傳播都值得審視與批評。”[14]誠然如是，要想研究通俗文化，自然不能忽視傳媒，因為傳媒正是諸多通俗文化的載體，兩者一直都保持著共生關系。通俗文化借助于大眾傳媒的威力而影響日著，大眾傳媒也通過傳播通俗文化而獲得巨額利潤。因此，文化研究關注通俗文化的傳統使其走向傳媒研究。

3、文化研究學派的另一學術傳統——對文化與權力的關系的剖析

文化研究學派能夠獨樹一幟，不僅在于它對研究對象的選擇，也在于它在研究中所展示學術理想與抱負。

文化研究學派創始人霍加特與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階級背景，他們希望自己能夠給英國工人階級做點事，希望社會能夠變革，并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視為社會主義文化斗爭的一部分。他們努力想幫助工人階級懂得他們的真實狀況以及可能發生的變化，而不至于被一些幻覺或錯覺所欺騙。由此，對于文化政治的重視是成了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起點。他們所研究的“文化”，已經不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各種群體利益沖突與爭奪的場所，“他們對于意識形態、統治與反抗以及文化政治學的研究，將文化研究導向分析現存的權力網絡中的文化產品、實踐與制度，展示文化如何既提供統治的工具與力量，又提供反抗與斗爭的資源。”[15]

文化研究學派關注于對文化與權力之間關系的剖析，它把文化視為意識形態斗爭的戰場。該學派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批判，而且引進了阿爾圖塞的結構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認為，文化的人工制品——文學、電影、電視等等——是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下由某些特殊的社會群體所產生并為他們服務的。因此，意識形態分析旨在于理解一種文化的文本是如何特別地體現與規定著特殊范圍的價值、信仰和觀念的。[16]傳媒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尤為重要，因為他們把傳媒視為潛在的“意識培養”產業。它會影響到工人階級的凝聚力與積極性。無論是阿爾都塞的理論還是葛蘭西的理論都特別重視傳媒的作用，因為在現代文化的進程中，傳媒憑借其技術優勢，為主流意識形態向個體的滲透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途徑，處于文化與權力關系的網絡中心。因此，阿爾圖塞將傳媒看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通過內容的巧妙安排使受眾接受主流意識形態，塑造一種對現行社會制度的認同感。葛蘭西則將傳媒視為論壇，起著與霸權談判的功能，使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相互溝通與妥協。總之，大眾傳媒作為權勢集團表達自我意識形態的工具，生產著凝聚社會的霸權代碼，其背后的權力關系極其復雜。而文化研究公認的靈魂與精髓，便是對權勢集團及其文化（意識形態）進行批判，于是，傳媒自然走進了文化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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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研究傳媒？

早期傳媒研究的主流是從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出發進行的效果研究，這種研究主要在社會科學領域中進行。英國文化研究則是從文本-話語模式出發，關注傳播過程中意義的建立和訊息的分享，并重視受眾在傳播過程中的能動作用。這種研究方法帶有鮮明的人文科學色彩，是對前一種在美國處于主流地位的傳媒研究的有效反撥與補充。作為文化研究的傳媒介研究形態多種多樣，概括起來，最常見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

1、文學研究傳統的承襲：文本分析

文本這一概念早先主要用于文學研究，它指的是被研究的文學作品。對文學作品進行研究主要存在著兩種路數，一種關注于作品本身，主要是以文本細讀而著稱的新批評；另一種關注文本與語境之間的關系，走的是社會歷史批評之路。如何對文本進行分析，有學者曾把它概括為一個由一般性閱讀、細讀到解讀即批評性閱讀組成的相互聯系、逐步深入的過程。[17]這其中一般性閱讀是普通讀者通過閱讀把握作者意圖的過程。細讀則是在此基礎上研究作品的技巧與表現手法的過程。而批評性閱讀則是把文本與作者及時代聯系起來，對文本作延伸性閱讀的過程。嚴格來說，一般所說的文本分析主要指細讀這一步驟，它當然有別于普通閱讀，而批評性的文本解讀已經融合了社會歷史批評的路數。

文化研究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一些出身于文學研究陣營，因而自然承襲了這一文本解讀的傳統。不過，他們的貢獻是，他們所進行解讀的文本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文學作品，一些非文學作品以及一些文化活動都可以成為被解讀的文本。如果進一步擴展，那么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大文本，各種社會現象與社會實踐都可以作為文本來進行解讀。特納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最獲認可的、也許還是最重要的理論策略就是將文化產品、社會實踐、甚至社會制度當作文本來進行解讀。[18]確實，這種研究方法不僅擴展了文化研究學派的研究對象，而且一些文學分析工具的借用也使得文化研究具有了強有力的武器。

大眾傳媒是通俗文化的重要載體，這樣，將大眾傳媒產品當作文本來進行解讀成了文化研究的一項主要內容。由于文化研究學派對研究傳媒產品意義有著這樣一些觀點：傳送意義的方式與被傳送的意義同樣重要；意義不是透明的，而是隱藏的、潛在的；意義是不同社會階級之間和社會階級內部亞文化之間商討和沖突為基礎的社會建構。[19]所以，對傳媒的文本分析策略往往是一步步展開。

首先，從分析媒介文本的基本信息入手。我們拿新聞節目為例，我們可以關注報紙或電視等傳媒上報道了一則什么樣的新聞，了解其基本內容。其次，我們可以運用各種專業知識來進行文本細讀，這則新聞是用什么手法來進行報道的，采用了何種敘事模式，動用了什么樣的修辭，其文字符號與影像符號之間的關系如何，這些技巧的運用是如何為它所要表現的觀點服務的，文本所隱含的意識形態是什么。比如，我國新聞節目中的一個基本敘事模式是：百姓利益受損→記者調查取證→上級領導懲罰非法行動以及執法者出面→百姓利益得到補償。那么透過這種敘事模式，我們不難發現傳媒想要表達的意義是：人民利益應該受到保護，非法行動必須受打擊、作為執法者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完全可以信任。這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構建。當然，如果我們想再進一步理解文本，就要考察文本所產生的社會歷史語境，不過，這種宏觀考察已經超越了狹義的文本分析。我們上面雖然以新聞節目作為分析對象，但事實上各種娛樂節目、廣告與文化活動都可以成為被解讀的文本。

2、導入符號學工具：編碼解碼理論

對媒體與意識形態之間關系的關注一直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文化研究者們從分析微觀的意義建構入手來了解媒體如何在一種宏觀的社會權力下進行運作，即意義如何透過特定的表達形式被生產出來，以及意義又是如何被讀者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理解。這樣一種研究方法就指向文化研究學派傳媒研究中兩個不同卻又有關聯的領域。一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文本分析，它將新聞、紀錄片、肥皂劇等都當作是以特定方式建構意義的機制來理解。但是，如果研究的最終目標只停留在文本，就很容易忽視受眾的主體地位與能動性，有鑒于此，對于受眾解讀傳媒產品的方式的研究就成了傳媒研究的另一項重要內容（下一節將有詳細論述）。然而，無論是傳媒產品的文本分析，還是受眾的解讀方式，這兩大領域都直接與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緊密聯系在一起。

編碼解碼理論起始于霍爾對傳播過程的重新認識。他把傳播過程分為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四個階段，視其為一個結構性的整體，以之取代了傳統大眾傳播研究的發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線性模式。對于這樣一個傳播流程，尤其是電視的傳播，霍爾導入了符號學的工具來進行分析。對于媒介研究來說，符號學一個最讓人興奮的方面是那種可以運用于視覺形式——電影、電視、攝影與廣告圖片——的方法，這為研究現代意義生產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方案，而這種途徑傳統的語言學分支是無法提供的。[20]

首先，霍爾將傳播過程中實踐的客體理解為以特殊方式組織起來并以符號載體的形式出現的各種意義和信息，它們像任何形式的傳播或語言一樣，在一種話語的語義鏈范圍之內通過符碼的運作而組織起來。[21]在符號學看來，幾乎所有的傳播都包含了符號和符碼兩種要素。符號指的是各種人為制品或行為，任何意義都須經由它來傳遞；符碼則是指一套套有組織的符號系統，它的使用規則建立在社會成員的共識之上。[22]所以，拿電視來說，在電視話語的“意義”流通之前，先要將原始事件編碼成電視符號。這種電視符號不但包括了視覺符號和聽覺符號，而且涉及到兩個層次的意義，即明確的意義層次——它再現事件現場的種種影像和音響，以及隱含的意義層次——傳媒的立場以及傳播的目的。隱含的意義層次往往是意識形態話語介入最活躍的層次。這樣，經過編碼的電視文本就是一個多義而開放的系統，面向受眾的讀解。如果受眾能夠讀出其中的意義也就是解碼，那么這一流程便有效地完成了。

其次，霍爾還指出，這一流程中的任何環節都具有相對的自主性，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特殊的形態和存在條件，沒有哪一個環節能完全保證下一個環節。編碼階段與解碼階段都有自己決定性的意義結構，而它們之間并不具有直接的一致性，也就是說編碼解碼所用的規則并不一定就完全相同。如果雙方的規則不同，那么誤讀就成了一種必然。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保證不產生這種誤讀現象呢？在符號學看來，人們對于“意義”的理解并接受是緣于一種共享的文化符碼，也就是說傳受雙方要采用相同的規則，交流才可以圓滿完成。而這種共享的規則其基礎是文化，由此，不難看出文化對傳播的制約作用。

3、受眾理論的拓展：三種解讀方式

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的一個突出貢獻就在于把受眾的實踐整合進一個結構性的傳播過程，不再把受眾當作順從主流生產體系的消極客體，而是具有能動性的可以進行選擇的積極主體。在霍爾看來，不管訊息顯得如何透明自然，也不管它經過多么精心的編碼以期形成某種特定的解讀方式，解讀訊息都是一個復雜的實踐過程。由此，他根據三種假想的受眾解碼立場推導出了三種解讀方式。

第一種是傾向式解讀（preferredreading）。在這種方式中，受眾直接從文本中獲取傳播者想要傳播的意義，即根據編碼的規則來解碼訊息。比如，某天的新聞提出應該給公務員提高工資，實行高薪養廉，作為受眾的我如果同意并接受了這種觀點，那么編碼與解碼的實踐之間產生了高度的一致性，這就是一種傾向式讀解。第二種解讀方式是協商式解讀（negotiatedreading）。這種方式混合了相容因素與對抗因素，它既認可主導的符碼，卻也不放棄自身的規則，持一種有保留的贊成態度。比如，我作為一名普通的公務員，可能認為高薪養廉確實不失為一種反腐的措施，但我同時覺得單靠這一措施不可能完全解決問題，甚至在現有的條件下根本做不到為公務員提供高薪。這就是一種協商式的解讀方式。第三種則是反抗式解讀（oppositionalreading）。解碼者并不以編碼者的規則來進行解讀，而是以一種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碼信息，比如我可以認為高薪養廉只不過一小部分人想獲取特權與利益的借口。對抗式解讀導致的是編碼者的傳播意圖被顛覆。

三種讀解方式的提出，使討論的焦點從意識形態的決定論慢慢轉向多元主義。對于文本來說，雖然某種意識形態或特定的意義會占據優勢地位，但是讀者是否會接受特別意涵，則與讀者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或者是讀者所擁有的文化觀有關。[23]

霍爾模式直接導致了新的受眾研究浪潮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與80年代初期的興起，其發展大體呈現兩種趨勢，一派以莫利為代表，大抵遵循了霍爾模式的初衷，另一派以費斯克為代表，將受眾的能動性進一步放大，走上了“符號民主”之路。

在費斯克看來，文本僅僅是意義的儲藏物，等待著讀者通過多種方式來激活。所以，在論及編碼解碼模式時，他認為該理論的價值就在于它把分析重點從文本轉向了讀者，認定讀者才是意義發生的場所。這樣，在他的理論體系中，文本的作用被淡化，而受眾的創造性得到高度的肯定。他認為讀者完全可以自行從文本中構連意義，并從中得到愉悅。這樣一來，受眾作為主動的參與者，可以享受到“語符的民主”。費斯克的這些論述一直受到其他文化研究學者的批判，認為他夸大了受眾的權力。盡管如此，他對受眾創造性的反抗和顛覆活動的肯定，無疑將受眾研究推進了一步。

綜觀上述三種傳媒研究方法，可以看到它們理論來源不同，側重點也不同。事實上，正是這些方法相互之間的轉換與整合，造就了文化研究學派豐富多彩的傳媒研究成果。

文化研究學派的傳媒研究給今天的新聞傳播學帶來的啟示是豐富的，值得我們好好地去消化與吸收。不過，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任何一個流派、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不會是十全十美的。文化研究學派對符號與意義生產的關注雖然凸顯了文化的相對獨立性，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化生產與傳播背后的政治經濟關系，而這種缺憾恐怕我們主要得依靠傳播政治經濟學來進行彌補。

注釋：

[1]參見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三聯書店，2002年。

[2]羅鋼，劉象愚：《前言：文化研究的歷史、理論與方法》，參見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3頁。

[3]SamuelL.Becker,MarxistApproachestoMediaStudies:TheBritishExperience,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1)(1984).

[4]轉引自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第二版），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3頁。

[5]RaymondWilliams,CultureandSociety.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8,P256.

[6]Grae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Routledge,1996.P11.

[7]同上，P5—6.

[8]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al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8.

[9]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86頁。

[10]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EssaysonMediaandSociety,Routledge,1988.

[11]DouglasKellner,Communicationsvs.CulturalStudies:OvercomingtheDivide.

[12]周憲，許鈞：《〈文化與傳播〉譯叢》總序，參見《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

[13]Grae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3.

[14]DouglasKellner,MediaCulture:CulturalStudies,IdentityandPoliticsbetweentheModernandthePostmodern,Routledge,1995,p35.

[15]同上，P36.

[16]米米•懷特：《意識形態分析與電視》，伍迪·艾倫：《重組話語頻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57頁。

[17]王耀輝：《文學文本解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頁。

[18]Grae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81.

[19]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80頁。

[20]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21]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第345頁。

[22]JohnFiske著，張錦華等譯《傳播符號學理論》，臺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第89頁。

[23]胡芝瑩：《霍爾》，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第157頁。

[24]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臺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