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哲學評價管理論文

導語：媒介哲學評價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西方，尤其是美國新聞或傳播學者，習慣把探討新聞媒介政府以及其他干預勢力之間關系的各種理論稱之為“媒介哲學”（mediaphilosophy）,一些港臺學者則稱之為“新聞哲學”。本文擬對1956年《報刊的四種理論》出版以來，直到80年代中期的（主要是美國）的“媒介哲學”理論作出評價。

一、報刊的四種理論

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控制幾乎與大眾傳播媒介同時產生，隨之而來的就是反控制的斗爭。關于“媒介哲學”的一些基本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紀中葉的約翰.彌爾頓。在彌爾頓看來，言論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一切偉大智慧的乳母”。[1]為此，他對當時英國的出版審查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

第一次對“媒介哲學”作出比較全面、系統論述的專著是20世紀出版的。1956年，弗雷德.賽伯特（FredSiebert）、奧多.彼德森（TheodorePeterson）、和韋爾伯.施拉姆（Wilbuichramm）出版的《報刊的四種理論》(FourTheoriesofthePress,以下簡稱《四種理論》)試圖對“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種類報刊背后的哲學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論”[2]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了報刊的集權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理論和蘇聯共產主義理論。

作者認為，集權主義理論最為古老，“當大眾報刊出現時，大多數西歐政府都是建立在極權主義的原則上的，所以這些同樣的原則也成為管理報刊的制度的基礎”。[3]“從歷史上和地理上來說，集權主義理論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理論，在較長的時期中，決定了公眾通訊的方式”。[4]“集權主義理論，基于從柏拉圖到馬凱維利幾百年來的獨裁主義政治思想”。[5]自由主義理論是作為集權主義理論的對立面出現的。《四種理論》的作者認為，“自由主義理論基于彌爾頓、洛克、米爾和啟蒙運動“。[6]社會責任理論是《四種理論》竭力推崇的理論。它被認為是傳統自由主義理論的“替換”理論，是傳統理論上的一個新思想的接枝。它的理論大前提是：自由主義是伴隨著義務的；而享有我們政府特權地位的報刊，就對社會承擔當時社會的公眾通訊工具的某種主要職能”。[7]“社會責任理論基于通訊工具的革命及對啟蒙運動的哲學的某些行為派的懷疑論點”。[8]前蘇聯共產主義理論被《四種理論》描述成集權主義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就像社會責任理論是自由主義理論在新形勢下的發展一樣。這種理論體系下的報刊和傳統集權主義理論體系下的報刊一樣，“是作為統治力量的工具進行活動的”，不同的是它們“系國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謀求利潤的動機消除了，一個積極的自由概念代替了消極的自由概念”。[9]“蘇聯共產主義理論基于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蘇聯共產主義的專政”。[10]

為敘述簡單明了期間，我們在對《四種理論》一書的有關情況大致介紹后，以表格的形式對這四種理論的哲學根據和重要主張作一個比較性介紹，表一反映各種理論的哲學依據、表二反映它們的重要主張。

表1.《報刊的四種理論》哲學根據比照表哲學根據/理論名稱集權主義自由主義社會責任理論蘇聯共產主義

人的本性邪惡，殘忍，自私自利。善良、仁慈、人是理性動物，具有天賦不可剝奪的權利。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動物，人性善惡參半，并頗為自私。人先天無所謂善惡，關鍵在于后天的培養和教育。

社會（國家）的本質社會（國家）是一個有機體。是實體的存在，有著特定的目的。它的權力是通過一種還不能完全為人所理解的過程推論出來的，是至高無上的。社會（國家）只不過由個人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進其每個成員充分發展的手段，除此之外無任何目的。社會（國家）是個人的組合，兩者相輔相成，共同促進全人類的發展。社會（國家）是一個實體，有著特定的目的；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階級徹底消滅后，國家也會自動消亡。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人是社會的分子，不能獨立存在；社會比個人重要，個人目標必須服從社會目標個人是獨立的實體，其重要性超過社會（國家）；社會（國家）只是個人實現目標的手段或工具。雖然個人是獨立的實體，有獨立的意志和目的，但社會（國家）利益代表著整體或多數人的利益，所以應高于個人利益。個人是社會的分子，個人利益必須服從社會利益；有時還應以犧牲個人利益來換取社會利益。

知識與真理的性質人類天賦智慧不同，知識和真理要通過智慧來發現，只有“聰明人”（統治者）才能發現知識和真理人類天賦智慧平等、每個人都有學習知識的能力；真理就在每個人心中，每個人都有能力去發現它，因此，真理愈辯愈明。人類天賦智慧不同；知識需要努力學習；真理需要普及教育，并由優秀而負責任的媒介去發現并傳播。人類智慧系后天教育培養出的結果；知識和真理需要有覺悟的先進分子（共產黨人）去普及并傳播。

《四種理論》出版40年來，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如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大學新聞學教授約翰·梅里爾所說：“幾乎所有談論新聞哲學的文章和書籍都要提及該書，評述或援引其中的觀點。”[11]

就我個人看，該書的歷史功績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該書的作者們堅持認為：“報刊總是帶有它所屬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形式和色彩，特別是報刊反映一種調節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控制的方式。”[12]因此，在考察各種報刊體系和報刊活動時，他們自覺地將這些體系和活動放入不同社會和政治結構中進行，并努力探尋不同社會制度與報刊的真正關系。這種研究方法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新聞學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再次，作者們對各種報刊體系差異作了哲學根源上的探索。不論這種探索的結果怎樣，探索本身就很有意義。它通過自身的研究提高了新聞學色理論層次，為以后的“媒介哲學”研究打下了較結實的理論基礎。

第三，“四種理論”模式一直程度不同地影響，甚至左右著后來的“媒介哲學”。下面我們將看到，此后提出的其他各種模式，絕大部分都直接間接地吸收了“四種理論”中的若干主要論點或觀點。

第四，被美國和許多西方人津津樂道的“社會責任論”，事實上是經過該書的系統闡發后才得以廣泛傳播。盡管這一理論不曾也不打算動搖傳統自由主義理論的根基，但它將自由主義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暴露無遺，部分反映了人民群眾對資本主義制度下新聞自由的不滿情緒。其中有些觀點對我們也有啟發作用。

但是，《四種理論》畢竟是“冷戰”時期的產物，正如有學者已經批評的，賽伯特—彼德森—施拉姆模式將“集權主義”和“自由主義”視為水火不容的兩個極端，是一種靜止的僵化模式；“四種理論”無法涵蓋現今世界各種不同的報刊體系。正因為如此，一些新聞學或大眾傳播學者紛紛提出自己的“媒介哲學”模式。

二、朗溫斯坦模式和梅里爾的“政治—報刊圈”：表2、〈報刊的四種理論〉重要觀點比照表哲學根據/理論名稱集權主義自由主義社會責任論蘇聯共產主義

享有新聞自由的主體獨裁的統治者；經政府特許的個人資本家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報刊從業人員。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

報刊的所有權政府；政府特許的個人資本家資本家；政府；社會團體。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

報刊的目的統一思想，消滅反對意見；保持現狀，鞏固政權。建立“意見的自由市場”；成為“第四等級”。建立“意見的自由市場”；保障每個人的言論自由，而不是富人的自由。統一思想，鞏固政權，促進社會的發展

報刊的功能傳播統治者認定的“真理”；傳達政令。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服務于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權利。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服務于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促進經濟發展；提供高尚的娛樂。充當集體的宣傳著、鼓動者和組織者；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管理方法特許出版制；新聞檢查；煽動誹謗罪；“知識稅”及津貼報紙；政府發行官報；賄賂記者以控制輿論。極端個人主義；完全放任自由競爭；反對任何干涉。實行報業專業化；成立報業評議會；政府發行報紙；政府制定法規，以保障新聞自由；提倡新聞自律。。報紙由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出版發行，各級黨委宣傳部負責管理同級報刊；上級對下級報刊實行批評監督。

資料來源：兩表均根據〈報刊的四種理論〉中的基本觀點編制

1971年，拉爾夫·朗溫斯坦（RalphLowenstein）與約翰·梅里爾（JoinMerrill）合著了《媒介、訊息和人》（Media,MessagesandMen）.朗溫斯坦在書中批評“四種理論”模式“僵化”，“不能適用于各種報刊體系”，并提出一種與所有制形式及其哲學相關聯的“雙層理論”（two—tieredapproach）。他認為，報刊所有制形式一般有三種：一是私人所有，靠廣告和訂閱費維持；二是政黨所有，靠黨費來津貼；三是政府所有，由國家撥款或營業費資助。關于報刊哲學，朗氏保留了“四種理論”中的“集權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個概念及其主要思想觀點，但把“蘇聯共產主義”改成了“社會集中主義”（socialcentralist）.作者認為，“共產主義”在西方人眼里本身就帶有否定的價值色彩，應舍去；“社會集中主義”中的“社會”反映出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中社會優于個人的精神，“集中主義”則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報刊思想中所包含的報刊是集體核心領導的本意。“社會責任論”被朗氏改成“社會自由主義”，以消除原概念與其內涵之間的模糊色彩，并能更加直接地反映出這一理論與傳統自由主義理論的內在聯系。

表3、朗溫斯坦模式報刊所有權

1、私人：個人或非組織法人擁有，主要靠廣告或訂閱維持。

2、政黨：各競爭黨派所有，有黨的組織或成員提供幫助。

3、政府：政府或執政黨所有，主要靠政府撥款或收受營業執照費資助。

報刊哲學

1、集權主義：政府壓制批評、并為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實行特許制和檢查制。

2、社會集權主義：政府和執政黨控制報刊，報刊歸政府和執政黨所有，目的是實現其經濟和哲學的目標。

3、自由主義：為保證意見自由市場和自主過程的運行實施，政府不加控制（法律規定的有限的誹謗、侮辱罪除外）。

4、社會自由主義：為保證傳播渠道暢通無阻和自由主義精神的貫徹，政府進行有限度的干預。

5、社會集中主義：為保證自由主義精神的貫徹執行，政府或公眾掌握部分傳播渠道（將部分媒介歸為政府或公共所有）。

資料來源：JohnC.MerrillandRalphL.Lowenstein,Media,Messages,andMen,NewYork;Longman,1979,P.164

1979年，當〈媒介、訊息、人〉再版時，朗溫斯坦重新修訂了自己的模式（見表3），在重新修訂的模式里，“社會集中主義”成了現在的“社會集權主義”（socialauthoritarian）,其目的無非是想強調這種報刊思想與傳統集權主義之間的聯系；新模式中的“社會集中主義”被解釋為與先前那個同樣術語不同的概念。這里的“社會集中主義”要求媒介部分地歸國家或公眾掌握，并認為這是保障自由主義精神全面貫徹的必要條件。1990年，朗溫斯坦在自己的另一部新著中對這個模式作了較全面的解釋，個別地方還作了改動，但總體框架和思想都沒有變。[13]

朗溫斯坦的合作者，約翰·梅里爾教授首先對上述模式作出評價。1974年，梅里爾出版〈自由的律令〉（TheImperativeofFreedom）一書，書中認為，朗溫斯坦模式比“四種模式”“更成熟、更符合實際”；同時，他指出了該模式的兩大缺陷。第一，梅里爾認為，朗氏的“社會自由主義”概念本身是矛盾的，因為“社會的”包含著“集體”“集中”“指令”等意思，一個個哲學概念不能同時表述自由和集中兩層意思。第二，在梅里爾看來，朗溫斯坦模式和“四種理論”模式一樣，都是把集權主義作為一極而把自由主義作為另一極來建構理論體系的。在這種體系里，各種理論成了一個個被人為隔開的籠子。梅里爾稱這種方法為“鴿籠式”的建構方法，提出“它實際上假定各種媒介體系間相互排斥、彼此獨立”，顯得有些僵化。為此，梅氏在書中提出一個“政治—報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這是一種將自由主義置于一個閉合圓圈的上端，而將集權主義置于下端的動態模式（見圖1）。

在該模式中，“四種理論”實際上被弱化為兩大趨勢——集權主義趨勢和自由主義趨勢。它們在觀念形態上彼此獨立，但實際運行中卻存在著彼此經由“國家主義”而相通的路徑：從自由主義方面看，朝“左”，通往社會主義，向“右”則通往資本主義；集權主義相反。

[page_break]

三．哈切登的“五種理論”模式：

從嚴格意義上說，朗溫斯坦模式也好，梅里爾的“政治-報刊圈”也罷，都只是“四種理論”模式的部分修改或者發揮，它們總體上并沒有擺脫塞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的思想窠臼。真正對“報刊四種理論”作出重大改造的人應首推威廉哈切登（williamhachten）。1981年，哈切登在其著作《世界新聞面面觀》（Theworldnewsprism）中首次提出他自己的報刊五種理論模式。該模式在“四種理論”分析研究的基礎上，保留了集權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理論，而將自由主義和社會責任理論合并為“西方理論”（Westernconcept），并增加了兩種新的理論：革命（revolutionary）理論和發展（develepment）理論（見表4）類型控制政策實例

集權主義相對國家而言，公眾和個人都是次要的。媒介的運作以不批評政府，不持反對意見為前提；隱蔽的或公開的檢查制度。幾個世紀前的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現代專制國家。

西方理論（自由主義和社會責任理論）報刊的私人所有；私人和公共廣播系統。強調或突出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但也重視履行道德和法律責任。美國、英國、西歐、日本。

共產主義共產黨和政府掌握媒介，不允許私人擁有。強調官方觀點和政策的傳播，動員并要求媒介支持國家的發展進步。9前0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古巴、中國。

革命理論非法或帶有顛覆性質的媒介；不受政府控制。地下媒介，常出自境外國外；企圖推翻政府。戰時淪陷區地下媒介；非洲、印度部分地區的殖民報刊。

發展理論所有媒介受政府（或）執政黨控制，接受其領導要求媒介為國家發展目標服務；政策一體化；開展反貧窮，除疾病，掃文盲運動第三世界的非工業化年、非共產黨國家。

資料來源：根據威廉哈切登《世界新聞面面觀》（Ames：LowaStateUniversitypress，1981）編制。

哈切登認為，亞當斯和托馬斯潘恩是美國歷史上革命新聞工作代表；而1912年發行的《真理報》則是“革命理論的很好范例”，當時，列寧提出利用合法報紙來履行革命組織的使命。哈切登把藿梅尼的支持者利用廣播、圖片所從事的推翻伊朗國王的活動，作為當代革命理論的事例。

“發展理論”在哈切登看來，是集權主義的變化形式，它強調大眾傳播在國家建設事業中的主要地位和作用。“發展新聞學”的倡導者們認為，應動員大眾傳播外發展經濟、掃除文盲和政治教育服務；媒介必須維護政權，否則就會妨礙國家建設。出于同樣的理由，國外記者在駐地國采寫和新聞也必須服從該國權利機構的管轄。發展理論認為，既然信息是一個國家的資源，它就必須用來推動整個國家的事業，對于整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事業來說，個人發表意見的權利也必然是相對次要的餓。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哈切登在前人的基礎上做了兩方面工作，一是將“自由主義”和“社會責任論”合而為一。這樣做不獨為了簡化形式，更重要的是指出兩種理論根本上的一致性。即它們在一些基本哲學思想或理論前提上，在價值觀念上，甚至在基本所有制形式上都沒有本質性差別。一句話，“社會責任理論”是‘自由主義“理論在資本主義進入國家壟斷時期新的發展，而不是”自由主義“的反對動。把兩者喝而為一合乎邏輯，也符合實際。哈切登做的第二個工作是增加了兩種理論。這項工作無疑具有開拓意義。報刊的“革命理論”盡管適用面不那么廣泛，但它畢竟是歷史和現實社會客觀存在的一種相對獨立的傳播體系，有時這種傳播體系的實際作用不容忽視。因此，它在一個企圖完整反映各種媒介體系的模式中，理應有一席之地。關于“發展新聞學”，則是站后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崛起這一大的歷史背景在新聞學領域的反映。它的外延比較光、廣，內涵則有些模糊，其中包含的思想錯綜復雜。但起影響廣泛，而且顯示出較強生命力。應該說，哈切登所做的工作是初步的。甚至可以說是粗糙的的，但卻是很有意義的。不過，我們也應看到，哈切登模式的知道思想并沒有超越前人，他所持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與塞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以及朗溫斯坦、梅里爾都是一致的。真正對“報刊的四種理論”構成重大挑戰，并獨樹一幟的理論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興起的批判學派理論。該學派初興于歐洲大陸，逐步傳入美國，并產生一系列影響。

四、J赫伯特阿特修爾的批判模式

J赫伯特阿特修爾（JHerbertAltschul）是美國新聞學研究中批判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阿特修爾出版了自己積30年心血寫成的《權利的媒介》（AdgentsofPower0“該書一出版，便引起了較大反響，迄今已被譯成德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等多種文字；學術界稱此書為美國新聞界繼《報刊的四種理論》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論著作，對經典的《報刊四種理論》‘第一次構成了重大的挑戰’等等。“[14]阿特修爾在《權利的媒介》中”對新聞媒介持根本的批判立場“。他首先向被資本主義社會世界的善男信女頂禮膜拜的新聞自由開刀。通過嚴肅認真的分析，作者得出結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新聞媒介都沒有展現出獨立行動的圖景，而是為那些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利益提供服務。”[15]正因為作者所持的立場和觀點與一些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統學者”不同，他所構筑的“媒介哲學”模式也與其他一些模式迥異。阿特修爾在分析世界范圍內不同的新聞媒介體系后，形象地把它們比作一部有不同主題、旋律和變奏的交響樂，進而把這部交響樂劃分為三個樂章，“沒每一樂章包含一個基本主題，而這個基本主題中又有不少變奏”。[16]在對各個樂章命名時，作者似乎頗費躊躇，他不愿簡單地用第一、第二和第三這樣的數字來命名，這不但過于簡單，而且恰好與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命名相吻合。他更不愿意用一些評價性的術語（如先前介紹的幾位學者用過的那些）來給這三個樂章命名。他認為，這些術語既牽強附會，又容易妨礙正確理解。最后作者運用了“多少加以修飾過的經濟狀況劃分三個樂章”，并將三個樂章分別命名為：“市場經濟”樂章；“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樂章、“進步中世界“（發展中世界）樂章（見表5）。隨后，作者仍小心翼翼地解釋說：”當我們采用這些專門術語的時候，是完全認識到其局限性的。然而，如果我們能看到每一樂章中各種旋律變奏所產生的豐富多彩的效果，那么我們就能彌補這一缺陷。“[17]阿特修爾的“市場經濟世界”大致上指的是發達或次發達資本主義世界；“馬克思主義世界”是指以前蘇聯為代表的信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主義國家；“進步中世界”則大致等同于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

表5、阿特修爾的批判模式觀點/名稱市場經濟世界馬克思主義世界進步中世界

關于新聞事業的目的追求真理尋求真理服務真理

盡社會責任盡社會責任盡社會責任

以非政治方式進行告知（或數育）（以政治方式）教育并爭取盟友（以政治方式）進行教育

公正地為人民服務，并擁護資本主義學說通過要求擁護社會主度學說而人民服務通過尋求與政府合作人民服務，為各種有益的目的進行變革

作為昨日監督政府的工具統一觀點，改變行為作為爭取和平的工具

關于新聞事業的信條新聞媒體不受外界干涉新聞媒介有改變錯誤的意誤，并教育工人使之具有階段覺悟新聞媒體是一支取合力量，而不是一支破壞力理

新聞媒介為人民的知曉權服務新聞媒介滿足人民的文化需要新聞媒介是有益于社會變革的工具

新聞媒介力求獲得真理并反映直理新聞媒介滿足進實際變革新聞媒介是社會公開的工具

新聞媒介公開，客觀地進行報道新聞媒介促進實際變革新聞媒介是旨在用來溝通記者與讀者之間的雙向交流

關于新聞自由的不同觀點新聞自由意味著新聞記者不受外界控制新聞自由意味著全體人民的意見得以發表，不僅僅是富者的意見新聞自由意味著新聞工作者的心靈自由

新聞自由是指新聞媒介不屈從于權力，不受權力操縱新聞自由必須反對壓迫新聞自由的重要性次于國家存亡的重要性

新聞自由不需要國家新聞政策保證需要一項國家性的新聞政策，以便保證新聞自由采取正確的形式需要一項國家性的新聞政策來對自由提供合法保障

資料來源：根據J·赫伯特·阿特修爾《權利的媒介》（中譯本）第十一章3份表格綜合，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頁、324頁、332頁。

阿特修爾不僅從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考察了以上三種媒介的體系，還從不同的價值觀或信仰考察了生活在三種不同體系中的新聞工作者。他認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真誠而熱烈地信奉自己的理論體系，以至于不去對那些理論作理智的思考和分析。例如，市場經濟世界的許多新聞工作者堅信，新聞媒介的任務是超脫政治，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公正地報道消息。然而，阿特修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就這點而論，市場經濟旋律的維護者是在自欺欺人，因為無論如何，新聞媒介都無法超脫政治。”[18]而馬克思主義世界的新聞工作者則認定報紙是教育工具，只有堅持馬列主義觀點才能有助于讀者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阿特修爾還特別提到了一個為進步中世界的新聞工作者所津津樂道的觀點，那就是報紙是記者和讀者之間雙向交流或“對話”的工具。在市場經濟世界，新聞工作者信息公眾有知曉權，但卻不去理會讀者向新聞工作者表達他們想知道什么權力，馬克思主義世界的新聞工作者相信報紙可以通過讀者來信與群眾溝通，為人民服務。總之，阿特修爾認為：“在所有三種新聞模式中，彼此認為對方模式為離經叛道”。[19]

阿特修爾的分類不一定是最科學的分類，阿特修爾模式也不見得是最好的模式，但它確實對由《報刊的四種理論》所奠定的“經典”分類作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從而對以“四種理論”為代表的“經典”模式構成重大挑戰。同時，阿特修爾還通過大量有說服力的材料，以及較嚴密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動搖了西方新聞工作者一些天真觀點，這些新聞的工作者真誠地相信，他們可以客觀、公正地反映現實世界，自由地追求真理，而別的世界新聞工作者則無法做到這一點。

五、羅伯特·畢加德的綜合模式

1985年，羅伯特·畢加德（RobertPicard）在《報刊與民主的衰落》（ThePressandtheDeclineofDemocracy）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帶綜合性質的模式。說它帶有綜合性質，是因為該模式保留了塞伯特—彼得森—施拉模、姆模式的全部四種理論以及哈切登“五種理論”中的“革命理論”和“發展理論”。同時，畢加德還吸收了哈切登把自由主義和社會責任論歸納在“西方理論”中的做法。畢加德模式的新穎之處在于增加了“民主社會主義”（democrocysocialist）理論。這個世紀中期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津津樂道的概念在畢加德模式中，實際上成了報刊的“第七種理論”。

畢加德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責任理論一樣，要求媒介有多種聲音，發表不同意見，而不能只有一種聲音或一部分人意見，目的是保護每個公民的民主權力，推進全社會民主發展。為了保證媒介做到這一點，國家可以介入媒介經濟或所有權，但這種介入只是手段。畢加德還認為：“最終，這種體系下的媒介所有權將通過基金會、非盈利性社團、新聞從業人員聯合會和其他集體組織歸公所有，并不以營利為目的。”[20]這里，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理論與與自由主義，甚至社會責任理論的不同之處。為了把這種理論與傳統理論根本區別開，畢加德進一步寫道：“在民族社會理論中，媒介被視為人民的工具，是公用事業；人民的呼聲、愿望，以及對國家和社會的表揚和批評，都可以通過它得以廣泛傳播。”在這種思想體系中，“媒介的運行是為了公民的需要，為了保障公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力。”[21]

“民主社會主義”雖然為畢加德模式增加了新意，但也給該模式帶來了一些麻煩。畢加德在自己的綜合模式里（見圖2），把這個新加的概念與傳統模自由主義和社會責理論一并歸入“西方”名下；與此同時，他又將這個概念與“革命理論”和“發展理論”一起置于“平衡或不確定”攔中，并與帶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社會責任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區別開來。如果說畢加德對“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所作的闡述還基本清楚的話，那么他在模式中的這種安排則不能不說有些令人費解。在我們看來，“民主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與另外兩重種傳統理論一起成為“西方理論”，主要不是由于它產生于西方國家，而在于這一理論與西方自由主義哲學思想有著內在的根本聯系；即如此，就很難說它在“集權主義”與“自由主義”兩極間起“平衡”作用或具有“不確定”性。反之，如果抽去“民主社會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的聯系，給它以新的內涵，那么，就不能在把這一概念與社會責任理論和自由主義一樣歸入“西方理論”。集權主義傾向平衡或不確定自由主義傾向

集權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理論發展理論西方

賽伯特-彼德森-施拉姆賽伯特-彼德森-施拉姆哈切登哈切登民主社會主義（畢加德）社會責任論自由主義

產生于20世紀的西歐，源于與典自由主義哲學相緒合的馬克思主義，旨在提供多種渠管，使各種意見都能公開發表，以便在社會各個領域，推進民主建設，使所有公民具有享有媒介受集體管理部門和法律控制，禁止法干涉私人權力和其他為法律認可的社會利益，媒介歸公眾團體，非營利機構以及（在這時的）私人實體所有，與別的理論不同，媒介決不受政府，經濟或社會利益的非法控。制）賽伯特-彼德森-施拉姆賽伯特-彼德森-施拉姆

圖2、畢加德的綜合模式根據ThePressandtheDeclineofDemocracy,Westport,Creenwoodpress,1985改編

對畢加德模式中存在的上述邏輯矛盾，有學者提出了三種不同修改方法。第一，刪掉模式中“集權主義傾向”、“自由主義傾向”和“平衡或不確定”三項分類內容，代之以兩條方向相反的平行線：向左，趨向“集權主義”；向右，趨向“自由主義”。這種修改方法承認“民主社會主義”與傳統自由主義哲學思想的根本聯系，從而使這一理論可以邏輯地歸于“西方”名下。此外，它也部分克服了原模式的靜止性和僵化色彩，使其具有一定的動態性和靈活性。第二，也可以考慮略去“西方”標題爛，使“民主社會主義”、“社會責任理論”和“自由主義”恢復到與另外四種理論同一層面。顯然，這種改動意味著不去過多地考慮“民主社會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的聯系，但它起碼在形式上克服了原模式存在的邏輯矛盾。最后，還可以干脆不考慮“民主社會主義”固有的哲學根源，把它提一格，使之處于同“發展理論”、“革命理論”相同的層面。雖然這樣做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但確實也不失為一種調和矛盾的方法。

盡管畢加德模式存在一些編制上或邏輯上的瑕疵，但畢氏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無疑為“媒介哲學”增添了新的理論內容。從世界范圍看，確實還存在一些其他各種理論都難以概括的報刊體系。如瑞典，盡管“下新聞足以理論在瑞典社會中倍受推崇”，但為幫助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的小報度過經濟難關生存下來，從而保證新聞媒介的多樣化。“政府有選擇地直接資助新聞媒介的政策已成為瑞典新聞管理體制中獨具特色而且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22]還有前南斯拉夫的新聞事業，據說它“既不同于西方，又相異于東方，既不同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又相異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既不是所謂權力結構中的第四階層，又不是黨和政府的喉舌。”[23]我們很難說畢加德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完全適用于上述兩種媒介體系或她們當中的某一種體系，但在我們介紹過的各種理論當中，還找不出一種更接近的理論來描述這兩種報刊系統。從這個意義上說，畢加德的嘗試是很有意義的。

注釋

[1]彌爾頓：《論出版自由》，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5頁。

[2]韋爾伯·斯拉姆等：《報刊的四種理論》，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2頁。

[3]同[2]，9頁。

[4]同[2]，8-9頁。

[5]同[2]，7頁。

[6]同[2]，85頁。

[7]同[2]，7頁。

[8]同[2]，6頁。

[9]同[2]，7頁。

[10]同[2]，7頁。

[11]JohnC.Merrill,TheDialecticinJournalism;TowardaResprns:bleUseofPressFreeidom.Batom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1989,pp.97-98;

[12]同[2]，1-2頁。

[13]參閱RalphLowensteinandJohnMacromedia:Mission,Message,andMorality.WhitePlains,N.Y.:Longman,1990.

[14]見林珊為《權力的媒介》中譯本寫的“序”。

[15]赫伯特·阿特修爾：《權力的媒介》，華夏出版社，1989年，39頁。

[16]同[15]，315頁。

[17]同[15]，316頁。

[18]同[15]，321頁。

[19]同[15]，337頁。

[20]RobertG.Picard,ThePressandtheDeclineofDemocracy.Westport,Come:GreenwoodPress,1985,p.67.

[21]同[20]，70頁。

[22]魏言：《政府干預與報業競爭》，載《新聞與傳播研究》，1994年，第2期。

[23]居延安：《可供思考和研究的材料》，載《新聞大學》，第12期（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