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傳播基本問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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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跨文化傳播（或跨文化交際）是人類的一個普遍現象。但，殖民主義打破了不同文化自足的進化方式后，強勢文化將強權即真理的邏輯搬到了文化領域，從根本上顛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響、融合提升的主題，而變成了文化的殖民主義。這個基本的判斷已經隨著“二戰”后殖民主義在世界范圍的瓦解成為學界反思歷史和看待今世的基本共識，更何況文化的新殖民主義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斷變幻形式，愈加乖離平等這個主題。歷史的分析有語境，文化的判斷有系數。中國的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和實踐，更需要在深刻認識這樣的語境的基礎上，全面檢視作為“舶來品”的跨文化傳播理論，作出我們當下的思考。本文即是這樣的一個嘗試，并兼之與學界前輩童兵教授商榷。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跨國傳媒集團、話語博弈、文化生態

讀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先生發表在《新聞大學》2004年第3期的文章“試析跨文化傳播中的認識誤區”，深受啟發，尤其是童先生在文中的一個觀點引發了我的思考，即跨文化傳播并不會構成文化侵略，是否如此呢？本文擬從童先生的這個觀點出發，就國際傳媒集團在世界范圍內的實踐、跨文化傳播的歷史、現實和文化內在邏輯，以及作為跨文化傳播精神實質的的話語博弈、世界文化的在劫難逃現實、中國在當前跨文化傳播中的生態、跨文化傳播學在中國等基本問題就教于本領域的學者，兼與童先生商榷。

一、跨文化傳播不構成文化侵略？

童先生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無數事實表明，信息就是一種戰略資源，誰在跨文化傳播中掌握制導權，誰就在制度競爭、國家競爭和人心競爭中占有主動性。

應該說，童先生的這段論述是非常精辟的，并且，單從這段話來看，我們似乎不難判斷童先生是承認跨文化傳播是會對文化安全構成很大威脅的。尤其是童先生將跨文化傳播中的話語權用了一個新鮮的詞語，“制導權”，讓人想到了美國使用的精確制導導彈。的確，“制導權”似乎就是“話語權”的精髓，就比“話語權”更清晰地闡明了跨文化傳播的意識影響作用。但讀者感到不解的是，這段話只是童先生論述的一個逗號，童先生話題緊接著一轉，“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全面考察跨文化傳播可以發現，實施這種傳播的主體常常有兩種媒介集團。一種是國家傳媒集團，一種是國際傳媒大亨控制的跨國傳媒公司。后者以贏利為主要追求，……意識形態導向較之國家傳媒集團來說，要少得多，次要得多。中國加入WTO以來批準進入的主要是國際傳媒集團，而且對方對于進入自律都是有所承諾的。”

基于此，童先生斷然結論：“這些國際傳媒公司的進入，對于國家安全不會造成威脅”。

二、進入中國的跨國傳媒公司的“行為”

童先生以上的論述似乎告訴我們，國際傳媒大亨控制的跨國傳媒公司都是嚴于操守的君子，而且，是較少意識形態攻擊性的。我們認為，童先生對這些跨文化傳媒公司的評價還不夠“客觀”。從諸多的事例來看，這些傳媒公司似乎不僅盡量不表現出意識形態的攻擊性，而且還百般迎合中國政府。

默多克的新聞集團（NewsCorporation）為了進入中國的市場可謂煞費苦心。1995年，默多克促成了鄧小平的女兒鄧榕的美國之行，為她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作宣傳，并由旗下的哈柏•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了這本書的英文版；1996年10月，新聞集團下屬的國際新聞公司斥資75萬英鎊促成了“古代中國奧秘展”在英國舉行；1998年，默多克旗下的哈柏•柯林斯出版公司還取消出版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寫的回憶錄；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開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時，默多克請求中國政府準許他們在上海舉辦一個媒介最高層會議，并邀請百余家國際大型綜合傳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對中國市場的好感和關注。在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期間，默多克一再聲明他支持中國辦奧運會，并希望中國申奧成功。后來，當時的國家主席在接見默多克的時候還對他手下的媒體對中國客觀公正的報道表示感謝1。

另外，進入到中國的傳媒集團還以我國民間文化故事為資源，進行商業性投資，這看上去傳播的不僅不是西方意識形態，還對我古典文化運用最先進的技術進行闡揚，用美國維亞康姆公司（Viacom）總裁雷石東自己的話說，我進入中國是要把中國音樂介紹到國外去，是挖掘中國音樂的素材、歌手，經MTV國際化包裝，再通過MTV的國際化推銷網絡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

果然有這樣好的資本家來在世界范圍內闡揚中國的傳統文化，并努力幫助幾代國人實現中國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夢想？

事實并非如此樂觀。進入中國的傳媒集團到我民間攝錄音樂、舞蹈，制作光盤銷售。甚至將我國的民族民間文化資源進行商業性使用，如美國好萊塢將我民間傳說《花木蘭》改變成電影，日本人將西游記故事改變成動畫片。他們不僅沒有征得我相關群體的許可，也沒有給他們任何報酬，甚至歪曲我民族民間文化的本意。花木蘭由一個優雅、堅定、孝順的美麗女性變成了一個熱衷打殺、瘋狂尋找男朋友的變態狂。更有甚者，外國機構和個人不擇手段獲取我傳統工藝的資料，進行分析并改進后申請知識產權保護并將其產品銷往我國，反而稱我國有關單位侵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進行“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評估后，一些周邊國家將源于我國的或與我國共有的民族民間文化項目如木卡姆技術、馬頭琴傳統音樂等申報為“人類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并獲得了成功。這不僅損害了我國的文化尊嚴，也沖擊了我國的民族文化產業。

歷史文化遺產是人類的精神文化家園，我們不知道如果聽任西方對我傳統資源進行解構性建構的話，我們的后代是否需要對《西游記》或《花木蘭》重新考古以確認到底是中國文化還是美國文化。中國越來越像信息社會的原料生產國。就像工業化的全球分工一樣，發達國家永遠在利用發展中國家的人、財、物等各種資源。這種做法既避開政策的限制，又泯滅中國對于西方文化滲透的警惕，利用豐富的資源賺取利潤。文化生活習慣和文化群落的保護與延續是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環節。對于一個民族來說，許多重要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口傳歷史、表演藝術、風俗習慣、節慶禮儀等，都是文化認同的結點和標志，是維系民族社區存在的底線。這樣的底線如果在跨文化傳播的商業邏輯掩蓋下遭到侵蝕和毀壞，不僅使民族歷史延續的譜系失去，而且將使民族情感失去了著落點，將為外來文化提供新的生長點。而且，不平等的跨文化傳播的歷史和文化邏輯也會在這樣的過程中脫離人類文化發展的正常邏輯而將人類引向動蕩的未知。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商業文化裹挾其控制全球的意識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憑借科技優勢以及由此構建的不平等的跨文化傳播秩序，推銷、宣揚和傳播西方主流文化及其價值觀念，并通過“惡意貶損和摧殘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與文化，力圖使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與文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不是失語就是蛻色，或者被邊緣化。”事實證明，文化的話語權在當今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共識為一個國家國際地位和發展前景的根本。正如有學者認為，西方國家的強勢文化是以強大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力量為依靠的，而發展中國家的文化之所以被跨騎，也是由于缺乏物質和技術的優勢。發展中國家不是沒有聲音，但他們沒有能力散布他們的聲音。因為強勢國家在很多情況下是有意封堵他們的聲音。實際上，文化霸權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信息霸權。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信息霸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弱勢文化是難以有所作為的2。

當前進入中國的跨國傳媒集團就擁有這樣的技術優勢并在擴展著自己的話語影響力，不管是國家傳媒集團還是跨國傳媒公司，其背后的依托都是不同于我們的文化表述方式和價值指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話語方式，用法國著名影評人克洛德•卡利的話說：“一些國家，再也不能講述自己的故事了，他們的市場九成被并不反映他們生活的美國形象所占領。”法國的文化精英們擔心的是好萊塢是美國施放于法國的一匹“特洛伊木馬”——與其產品相伴而來的是好萊塢電影為美國產品從衣服、快餐到滾石音樂所作的免費宣傳。“美國輸出的不僅僅是它的電影”，法國戛納電影節主席圣伊萊斯•雅各布（GilesJacob）說，“它輸出的實際上是美國的整個生活方式。”林則徐的禁煙運動禁止的是“煙”，不管這個“煙”是從哪個國家，通過何種渠道進入的，這是問題的實質。當一種文化已經大規模強勢地君臨我們的頭上，消彌我們的本土文化的基本生長點乃至在國際范圍內的話語權力的未來，我們還在探討這些文化哪些是自律的君子，哪些是惡意的小人時，就和區分誰是好意地將鴉片輸送到中國和誰是“惡狠狠地將滅亡中國掛在嘴上”而將鴉片輸送到中國的人一樣，其中所折射出的視野、思維上的問題和對實踐的誤導可見一斑。“鴉片”就是我們看待“禁煙”問題的判斷底線，同樣，侵蝕本土和世界文化生態并剝奪弱勢文化話語權也是我們看待跨文化傳播的底線，我們需要這種“底線觀”，他很微妙，處理不好的結果，不是指鹿為馬，就是緣木求魚；不是刻舟求劍，就是畫地為牢；不是好高騖遠，就是削足適履。

并且，退一步說，西方國家和中國的傳媒體制是有著本質的差別的。雖然中國目前傳媒業資本市場上有國有資本、境外資本和民營資本三股勢力，但主流是國有傳媒集團；但私有化是西方的主流，集團化是主要形式。對于集團化和國家政治的關系，埃默里父子的《美國新聞史》中說的非常透徹，“控制某一工業方法之一是先使它成為壟斷企業，然后再要它的董事們對工業中存在的各種弊病負責”3。西方對傳媒的“管理”很多時候意味著來自經濟、法律乃至籍貫方面的眾向歸一，點、面結合。從“點”來說，比如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爭中美國政府的代表軍方對媒體的控制。從面來說，據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在20年的時間里，一直以可觀的財力支持著西方高層文化領域，名義上的維護言論自由，事實上是發動一場文化戰爭——武器是刊物、圖書、會議、研討會、展覽會、音樂會、授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只有加入了美國國籍后，美國SEC才批準了他對METROMEDIA公司的電視臺和福克斯廣播公司的收購行動。另外，近期中國聯想集團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以及中航油收購案中，美國政府的表現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出這種“管理”的邏輯和痕跡。童先生在文中不也提到，“誰在跨文化傳播中掌握制導權，誰就在制度競爭、國家競爭和人心競爭中占有主導性”嗎？另外，如果“占據世界傳媒市場的最大份額”與“奪取國際傳播中的話語權和政治影響力”二者在根本方向上沒有什么本質不同的話，那么，童先生所區分的兩種傳媒集團在考察其跨文化傳播的作用時意義何在呢？

當然我們也應重視童先生所強調的跨文化傳播的“積極作用和正面影響”，但從歷史的邏輯來看，如果有誰現在說歷史上的東印度公司只是一個經濟組織，是來和亞洲國家包括中國發展貿易的，并不具有侵略性，相信產生這種共鳴的人會少之又少。那么，同樣，如果有誰說電視、報紙只不過是提供給我們信息的工具，不具有侵略性，學術性地評價，我們只能說，目前還是有一定的爭議。但未來就奠基于現在。有一點似乎無需過多提醒，即，跨文化傳播的雙方并非總是戰場上絕對的敵手，文化雙方總是在彼此影響中互相提升和促進的。但我們也應該敏銳地意識到，當平等的文化進化的渠道被殖民主義打碎后，跨文化的傳播實際上就占據了文化交往的主流，而這樣的跨文化傳播中，西方的強勢文化將戰場上的邏輯搬到了文化領域，在當前的世界上似乎上演著強權即真理的戲劇，這就從根本上顛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響互相提升的主題，而變成了文化的殖民主義。這樣的文化交往現實，相信世界上任何崇尚平等和民主的國家和人民都不愿意看到。

再從童先生文章的邏輯來看，實際上，我們發現，童先生文中有很多論據剛好可以用來解構“跨文化并不會構成文化侵略”的論點。這里我們引用童先生原文中所舉的華盛頓郵報的例子來說，

“西方世界為尋求瓦解共產主義的方法，花費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和億萬美元，卻忽然發現答案就在電視新聞里。這些新聞使蘇聯和中國人開了眼界，他們于是起來要求民主、自由。這就是這兩個國家發生動亂的原因。”稍微對比一下，這段話和美國20/1號指令——《美國對俄關系所要達到的目的》可謂異曲同工。文章本身的自圓其說在這里變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當跨文化傳播的話語爭奪戰已經在歐洲接近白熱化，在中國已經引發了廣泛的思考和爭論的時候，一句簡單的判斷“這些國際傳媒公司的進入，對于國家安全不會造成威脅”是否合適，相信讀者自有公論。

三、跨國傳媒公司在前蘇聯的“行為”

如果說當前中亞的“顏色革命”尚不能結論的話，那就去看看前蘇聯解體過程中跨文化傳播的作用。

蘇聯時代也曾是個新聞大國，作為冷戰對壘的主角之一，蘇聯的新聞傳媒事業一度空前繁榮。但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德國、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便紛紛登陸俄羅斯傳媒市場。

最先吸納外資的，當屬久負盛名的《真理報》。作為蘇共中央的機關報，在蘇共于1991年8月被強行解散后，失去財政撥款，報社陷入困境。1992年，一家希臘公司與《真理報》聯合組建了“真理報國際股份公司”，其中希臘公司持有55%的股份，另外的45%為報社所擁有（后由于合作破裂撤資）。

自由歐洲電臺是1949年由美國國會資助設立的，是冷戰時期西方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宣傳工具。1984年6月，《自由歐洲電臺研究資料》發表了一篇題為《蘇聯集團試圖彌合兩代人的鴻溝》的文章，文章認為，通過宣傳，“東歐比較年輕的一代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傳統的社會價值越來越不抱幻想”，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非但沒有消失，相反，它在青年一代身上“找到了沃土”4。而到了1991年“8•19事件”之后，鑒于自由歐洲電臺在“事件”中的美化表現，葉利欽于1991年8月27日簽署了向該電臺提供優待政策的第93號總統令，特許該電臺享受眾多特權，如允許“自由”電臺在莫斯科開設常駐分部并可在俄境內設立記者站；“自由歐洲電臺”的記者采訪不受任何限制；確保其“自由從事新聞工作”；可以自由使用俄國內轉播服務設施等。這種優厚的國民待遇使“自由”電臺在俄羅斯的土地上自由生長，到2002年，僅莫斯科一地，自由歐洲電臺的聽眾就達到13萬人。

1984年，英國《泰晤士報》發表的題為《父親與兒子》的文章中寫道：“如果我們教會了蘇聯的年輕人唱我們的歌曲并隨之舞蹈，那么，我們遲早將教會他們按照我們所需要他們采取的方法思考問題。這種精神上的毒害，給共產主義的未來建設者們造成了嚴重的危害。”51991年10月，英國廣播公司同俄羅斯廣播電臺簽署了有關協定，由俄方在莫斯科轉播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評論和專題等節目。

歐洲加號電臺，總部原來設在法國，現已遷至莫斯科，受眾群是俄國愛好音樂的知識界人士。

在俄羅斯曾最有影響的商業電視臺獨立電視公司1995年雖然宣布脫離銀行貸款實現資產上的獨立，事實上卻接受了美國一家名為互聯新聞（Internews）的傳媒公司的資助。2001年，在俄羅斯知識分子中頗有影響的雜志《星火》也被美國的一個基金會出資暗中收買。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現在美、英、德、法等西方資本均已經進入俄羅斯媒體6。

如果說國內有關前蘇聯解體的論述有時莫名其妙地被認為是被戴上眼鏡寫的，那么，我們就來看俄羅斯人自己是如何對這段歷史進行自我反省的。兩位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利西齊奇金和謝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一書中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媒體是如何在前蘇聯進行跨文化傳播的進行了全面的揭示。

該書的譯者徐昌翰先生在序言中介紹說，該書第一版于2000年1月出版后，一萬冊立即一搶而空。書中的思想觀點受到俄國科學院的學者們、國家杜馬和聯邦院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們、俄聯邦總統辦公廳及政府的官員們、實際工作者和普通百姓的高度重視，引起極大興趣。隨后立即再版，又是一搶而空。

該書中，揭露了這樣一段史實:

“1948年8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了20/1號指令——《美國對俄關系所要達到的目的》。這項指令揭開了一場本質為新型戰爭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戰的目的則在于按一定方向改變社會意識。戰爭的任務在于使社會意識對周圍世界形成虛假的認識，以利于進一步操縱控制該國居民及其管理精英。”7

列•費•伊利喬夫在1963年蘇共中央全會的報告中說：

前不久美國新聞社社長公布了一份頗有意思的資料：通訊社今年的預算增加到1.2億美元，來年還將增加2600萬美元。通訊社現在105個國家共設有239個分社，“美國之音”廣播電臺每周用36種語言播音達761小時。通訊社擁有數千名職員。通訊社社長表示，參加這場意識形態斗爭的還有400萬每年赴海外旅游的美國游客、100萬現在國外的美國軍事人員及其家屬和3萬多名美國傳教士。再加上好萊塢電影、連環畫冊等8。

這是一場信息心理戰。“在不穩定時期，人們淪為心理作用與政治神話的犧牲品。神話首先要改變人，以便然后有可能約束和控制他們的行動。人們不等意識到發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經被征服、被馴服了”9。這一新型戰爭的結果是，“神話破壞了完整的世界觀，使人的思維支離破碎、趨于瓦解，造成虛假的世界圖景。人們似乎已被由大眾傳媒強行灌輸到意識中的神話所操縱”10結果，在決定性的80年代，當人們投入反對西方在心理戰中發動的最后進攻的斗爭時，形象地說，就出現了“滑膛槍打坦克”11的局面。于是，作者哀嘆，

當你瀏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許多人在自問：是誰把一個擁有千年歷史的強大國家引向了崩潰？誰具體實施了這一切，他是人嗎？12

A.波德別列玆金在1998年出版的《俄羅斯道路：開步走》一書中對這場信息戰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我們的對手認為，消滅俄羅斯的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摧毀、歪曲和改變民族思想，即人的個性基礎。……摧毀道德基礎。……摧毀社會結構的細胞。因為用不可靠的、有毛病的部件不可能組裝出一部可靠和完美的機器來。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全盤美國化是摧毀大眾意識中‘俄羅斯思想’的方法之一。另一個方法是對社會經濟實行休克療法，以便摧毀大部分人的個性和意志。……還有第三種方法，一種常常被我們忽視的方法，那就是樹立經過歪曲的‘俄羅斯思想’，表面上挺誘人，實際上卻安裝了破壞程序13。

也許前蘇聯的人士的反思會有自己的情感因素？我們也可以參考前蘇聯解體后美國等西方國家一些領導人冷靜而紳士的“慶賀”。

美國總統尼克松說，這是一宗最高的賭注。美國國務卿貝克說：為保證在冷戰中戰勝俄羅斯，40年里我們已花費了數萬億美元。

三方委員會秘書布熱津斯基說：

俄羅斯是個戰敗的大國。…它向美國提出了挑戰。結果它被打敗了。現在可不能再把俄羅斯的強國夢滋養起來。一定要把這種思維方式的愛好打掉……俄羅斯應處于分裂狀態，受到關照。

三方委員會成員、“圣樂之子會”領導人亨•基辛格說：

我愿意看到俄羅斯出現混亂，爆發國內戰爭，以求重新統一，聯合成為牢固的、中央集權的國家14。

因此，西方有人斷言，俄羅斯的精神世界已經崩潰，其社會意識已等同奴隸的意識，為了美元可以去干一切。

蘇聯已經在這樣的跨文化傳播攻勢下倒下了，歐洲的一些國家，包括法國、德國等，都制定了相應的政策來抵制和減弱美國文化的影響力。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c）認為，“創造性的作品不能與普通商品混為一談。”“當今世界正面臨著單一文化的威脅”，這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說，如果這樣一項公約得以通過，“擔心失去獨特身分的國家和民族就能以更大的信心向世界敞開大門”。正如弗蘭西斯科•米綈蘭德（FrancoisMitterrand）1993年在格丹斯克演講中所說的那樣，精神產品不能簡單等同于物質商品，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成分不能隨便被商業化。一個耽溺于借助別人的文化產品展示自己的社會是一個受奴役的社會。

將我們的眼光放到國際范圍內，我們發現，美國的文化強勢地位給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和文化帶來了嚴重挑戰，關于文化保護的呼聲也隨之在國際領域內不斷高漲15。中國與法國和德國的實力差距有目共睹，法國和德國尚且在急切地呼吁抵制美國對跨文化傳播秩序的破壞，在中國說跨文化傳播不會構成侵略，其不合時宜是不言而喻的。

四、跨文化傳播的精神實質

童先生在文中引用李瞻先生《世界新聞史》中有關外報的功績并對之進行評價時，童先生專門清晰明白地將外報的5大功績羅列出來，而李瞻對外報的消極影響的判斷則用一小段模糊處理。為使讀者有一個連續的思路，在這里不妨重引李瞻先生原文如下：

外報侵入后，對我國社會及國人之觀念，均有重大深遠之影響，茲舉數點如左。

1.外報為我國近代報業及政論報紙之序幕；

2.外報對我國近代思潮具有啟蒙作用，進而促成清末“維新”及“革命”運動；

3.外報注重工商業之報道及其發展，直接刺激我國近代工商業之誕生；

4.外報主張廢除科舉，建立形式教育制度，此有助于清末教育制度之改革；

5.外報鼓吹科學新知，直接引起國人對科學研究之興趣。

上述均外報之功績。然外報系以本國利益為前提，言論鮮難符合我國之利益。又因我國處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固常常因外報淆亂視聽，挑撥離間，而妨礙國策，動搖國本。尤其因外報遍布我國，操縱我國輿論，此對我國民族自信心之戕喪，實在無法估計。

相信讀者在讀了這一段話后，思路進入對外報的雙刃評價外，更需要聯系當前的后殖民語境，尤其是讀者所處的時代特點分析外報的作用。從當前的中國的語境來看，對外報的結論似乎更傾向于意識到外報對本國文化的消極影響，至少一個“實在無法估計”也應該引發更多的對中國歷史深沉的思考。但童先生卻在李瞻引文之后突然轉折，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下面幾點結論：跨文化傳播實際上是一柄雙刃劍，出自不同文化體系的異類文化進入，固然難免有不服本土文化的‘水土’，甚至會同本土文化產生碰撞沖擊，但對它可能產生的積極作用和正面影響，應有足夠重視和實事求是的評價。”

對童先生所羅列的外報的功績，相信絕大多數的人也都是認可的。但關鍵是，這樣的功績是在什么樣的前提下得以實施的。英國在其殖民地印度的一些行為，包括辦報，推行英語教育等，也都毋庸置疑地為彼時的印度起到了童先生所謂的“政治開放”或“傳播管制的放松”。正確認識跨文化傳播的積極作用的話語如果是在閉關鎖國的年間說出來，無疑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但現在看來，這些宏大模糊的邏輯和脫離現實的說辭似乎隱含著一個立足點的問題。我們似乎看到了某種東方學家16的邏輯：

固然我們把你們的圓明園燒了，但我們也將你們封建強權的一個符號燒了，讓你們看到了清王朝的腐敗；固然我們逼你們簽訂了《馬關條約》，但我們促成你們打開國門，政治開放，傳播管制的開放的積極作用還是要有足夠的重視和實事求是的評價；

固然我們將鴉片輸入你們的國家，讓你們成了“東亞病夫”，但也讓你們發現了見識了高級技術下的高級鴉片，最主要的，是因為你們沒有足夠的“消化能力”，所以，采用“禁止圍堵”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文化是有系數的，而傳播則有語境。當不同文化接觸時（往往表現為不同的載體，比如人、器物、行為），這些載體，比如人的教育、年齡、職業、社會角色、群體成員資格等作為文化的系數往往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也正因為此，導致了文化事實上沒有某種恒定的一般的概念，有的只是在某個時點上起決定作用的系數因素所表征出來的特征。同時，這種特征之所以能夠被表征，還有一個文化傳播的語境在起作用，比如相似文化語境下的絕大多數傳播往往通過不言而喻即可實現，而不同文化語境下的傳播卻需要花費時間精力進行明確詳盡的表達——并且，這種表達也會因為表達方式的組合而可能在某一個意想不到的點上使整個傳播的方向發生轉折，趨同或背離初衷。

因此，對跨文化傳播的實踐和研究是件復雜得不能再復雜的事情。但是否我們就此就灰心喪氣，隨波逐流了呢？也不必。中醫理論中認為各個身體部分相互聯系，各種自然物質生生相克，但在用藥上并沒有就此無法適從。深刻認識支撐傳播自行為的要件并抓住它，將影響系數進行縱向的排列和遴選，用實踐事實所提供的語境進行排除法處理系數，用實踐所要求的目標和提供的語境處理傳播主干似乎是一種方法。而且，童先生在文中用了一個詞語，“話語權”。“跨國傳媒公司的主要追求是市場和利潤的最大化，主要不是爭奪話語權和政治影響力。”

童先生所否定的話語權和政治影響力的爭奪，卻恰是當前跨文化傳播的精神實質。

五、世界文化的在劫難逃以及中國當前的跨文化傳播生態

對重建平等、民主的跨文化傳播秩序的需求以及法國、德國、加拿大、中國等針對美國的跨文化傳播的抵制都是一種世界和本土平衡觀念下的自然反映，對我們自己來說，來自于對世界文化和中國當前跨文化傳播生態的考察。

從上個世紀中期以來，貫穿世界歷史發展的是幾個大的主脈，一個是來自美國和前蘇聯的意識形態之爭；二是由美籍巴勒斯坦人薩義德開啟的對殖民主義話語的文化批判；三是以美國為首的將文化作為一個產業進行投資、經營的過程；四是依托數字技術所進行的所謂信息產業的革命，以“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和建設為象征；五是“蘇東波”事件后美國單極世界的構建和“9.11”事件前后美國向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發動的單邊軍事行動對單極世界的強化；六是當前在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

這些“巨大”的事件構成了來自各個領域，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在21世紀開啟之時進行思考的語境。尤其是將傳播媒介的規律作為研究對象的大眾傳播學，因為在這樣的一些巨大事件開始和演變的整個過程中大眾媒介的巨大作用而更需要關注這樣的語境。

從這些巨大事件中，我們可以提取出幾個關鍵詞：殖民主義、意識形態、文化產業、文化批判、信息技術、文化沖突。如果嘗試概括當前世界當前的文化現實，就是以文化為主詞，從歷史的角度對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進行文化批判。如下面簡易圖所示。從現實的角度有兩個分支：從技術對文化發展閾限的突破角度，我們看到了傳播技術在促進信息流動的積極作用的旁邊，被當作斗爭的工具的現實。這也幾乎是任何一種新技術都難以逃脫的現實之“劫”。從產業化這一角度，我們看到了幾乎所有的文化形式逐漸在數字化的過程中被收容、整編和格式化的過程，文化將成為人類巨大的消化機器流水線上的一種而被買賣、清洗、烹飪和消化。這也幾乎是任何一種文化形式都難以逃脫的現實之“劫”。包括文化沖突在內，也不過是某種文化發展的大邏輯：沖突的形式、機制和消化沖突的方法都將被研究并被堂而皇之地概念化而成為某種文化戰略餐桌上保持營養均衡的策略選擇。從而“文化”成了當今最大的一個超現實主義語匯，圍繞著它所產生的所有延伸，諸如文化批判、文化產業、文化沖突、文化傳播，再以這些詞為核心，增加定語和賓語、狀語。文化被所有的這些修飾成分所包圍而脫離了主軸，文化在劫難逃。

圖片1

世界文化在劫難逃，而中國在這種語境下，面臨更多嚴重和現實的問題。我們發現，跨文化傳播導致的本土文化危機問題不是說多了，而恰是說少了。

在當前的跨文化傳播背景下，文化傾銷、文化保護、文化例外、文化產業、文化沖突、文化重建、文化失語、文化交流、文化滲透、文化傳統、文化秩序共同構成了當前中國跨文化傳播的生態。

如下圖所示。黃色的橢圓代表中國，腦子中固守著千年的文化傳統，但卻在全球化的語境下面臨失語的危險。中國從未放棄與世界的對話，但在這同時，也找了一頂“文化保護”的瓜皮帽戴上，試圖將來自異域的文化滲透擋一些在外面。但很多時候文化的滲透甚至文化戰爭已經是全方位的和全天候的，幾乎是無孔不入的。在美國主導的世界文明秩序下，文明沖突的現實已經是愈演愈烈。世界文化的地平線已經傾斜，西方文化以文化產業為形式，已經迫使中國國內在發展同樣的文化產業的同時，登上了西方設計的新的地平線。我們在被迫脫離了原有的文化發展的地平線的時候，在我們自身還來不及促成一個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我們的文化發展地平線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文化產業這個新的地平線下，經受著來自世界方位的西方文化的傾銷的巨大壓力，于是，“文化重建”這個莫名其妙的話語似乎成了當前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邏輯被一些精英人士所把握和玩弄。兩條甚至多條地平線下，中國的方向何在？

圖片2

哲學或文化的意識形態功能一般表現在，它能鎮定自若地將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收編于某種比較明確的秩序中，并在說與被說的過程中“把相關的對象表象為相互包涵和隸屬的對象”17。說白了就是一種思維方向上的整編行為和世界觀的構造過程。當一種外來的文化竟然能跨語境地通行，并像聯合收割機一樣地捕獲本土精英知識分子時，這種現象本身就值得思考，究竟是我們自身的文化生產能力出了問題，還是這種外來文化是如此強大，果真代表著這個時代的方向？還是在延續著“強權即真理”的寓言，并在當前主要靠技術支撐的傳播環境（電子媒介時代）推波助瀾下跨越了他自身發展和沖擊的局限，遽然增加的加速度使所有追逐的努力相對化，距離定格，而自身竟然脫離了地球引力進入太空漂移？

三個問題中除了第二個是無法檢驗的以外，其他兩個都以活生生的例子存在于我們的文化生產，給本土文化生產帶來日益增加的焦慮和困惑。好比是一只驚恐的小白鼠乙，擔心脫離滑道的迫切促使他不斷地用爪子去蹬滑道，但所有努力的結果卻使得滑道轉動的速度加快，小白鼠愈發不敢、不能脫離。而另一只小白鼠甲果然已經脫離了滑道從而脫離了這種焦慮而實現了太空行走，甚至還能悠然地指點滑道上的小白鼠乙——不管是出于好意還是歹意？這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實際上還有更多的小白鼠乙

1、乙2在加入乙的行列。我們，中國，是乙系列，還是甲系列？太多的求解的沖動和方向，我們面臨歧路而亡羊的可能？

對多維、多變生態的需求以及對這種需求提供的可能，會使人們生發出一種普遍質疑的素質和空氣，其結果最起碼的是一點：你說什么他不相信了。于是危機產生了。不僅是表述本身的危機，因為任何時點都需要表述本身；也不是現時表達者的危機，因為對現時表達者來說，其損失至多是為下一個現時表達者騰出表達空間的損失，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自己不過是如水流的兵。危機危及的是表述的方式和內容，是那個所謂“鐵”打的“營盤”和受眾。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看看中國文化這個“營盤”情形如何？不消多說。受眾如何？也不消多說。難道真的就有“脫離了重心引力”的小白鼠甲的存在？事實上，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概括：發展“此在”的誘惑下，使得落后的東方集體出走，排隊上了滑道，并由此開始了和小白鼠乙類似的歷程和焦慮。某種虛無的“領航員”將岸邊的觀賞石舫撬起來，引導大家上船，任憑雙方不斷努力——揮旗子、打手勢、喊話、威脅、利誘、轟炸，最終成效的性價比不高，石舫出海的剎那就意味著某種不歸路。看看阿根廷的改革，再換個角度來看看東歐國家變化的歷程，或許對不管是小白鼠還是石舫的寓意就很明了了。不同的語境（甚至有時可能類似水與火的沖突）努力創造或走進一個家，但最終并沒有家的感覺，凸顯的卻是焦慮和恐懼。從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社會就在呼喚著對話、對話。但從目前來看，對話的結果又如何？雙雙出走！于是，表述的危機凸現對話的危險。怎么辦？不是關門，而是讓對話雙方自查自己的偏狹與疏狂。

六、跨文化傳播學在中國的問題和思考

童先生在文中第三部分“積極探索跨文化傳播的規律”中，列舉了西方國家傳播優勢的一系列數字后，說，“西方發達國家的這種明顯優勢，除了它們擁有雄厚的資金外，把跨文化傳播作為一門學問，重視發現和駕馭跨文化傳播的規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童先生對國內跨文化傳播學界的殷殷期待見于筆端。但把“跨文化傳播作為一門學問”提升到促成西方明顯的傳播優勢的位置上，似乎將學者的作用過于拔高了。此問題可忽略不計，童先生主要是想說明，“要想中國的跨文化傳播有根本的改變，必須先做一番相關的學識啟蒙和教化工作。

因為，“中國既沒有西方國家這樣大規模的跨文化傳播活動，也沒有在學術研究中達到西方業已達到的程度。”

童先生所謂的“西方這樣大規模的跨文化傳播活動”，指的是“二戰”以后西方文化在東方的擴張，還是“二戰”前近300多年的西方對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活動？實際上，不管指的是前者還是后者，這些所謂的跨文化傳播活動都體現出了殖民主義的歷史邏輯。“二戰”以后的美國繼承了前宗主國法國和英國的殖民主義衣缽，在世界范圍內推行的是文化的新殖民主義。從古典東方學到現代東方學到當代東方學的變遷本身就是從殖民主義到后殖民主義或文化新殖民主義的變遷18，其中貫穿的自然也是跨文化傳播的“大規模活動”。從學科發展來說，作為跨文化傳播學起源的人類學就在這樣的過程中滋生出來。

我們知道，人類學至少在它的早期歷史中，首先在作為殖民主義擴張時代的產物而存在，并在某種程度上服務于殖民當局的政治統治。因此，人類學的概念范疇與理論體系，最初只是以西方的學科分化及其發展實踐為出發點的，其中自然代有不少歐美中心主義的非科學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學最初只是以文明自居的人類學家對于異民族與異文化即所謂“野蠻”的認識。不過，人類學在它以后的發展中畢竟逐步地具備了某種作為異義申述之學的屬性，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開始把他們的研究作為使西方文明相對化的手段，新大陸的發現，人類及其文化多樣性的昭然若揭，都不可避免地在西方世界的各種思潮中激發了“自我認識”的熱情。于是，不僅整個西方的思想界都從人類學中汲取了不可多得的滋養，而且，“文明”人也在人類學的實踐中不斷致力于自我的反省19。

已經有諸多學者論述了“二戰”后美國對占領地區的民族政策的結果導致了對跨文化傳播的關注，最終學者的研究產生了跨文化傳播學。也就是說，人類學，更具體說，是文化人類學構成跨文化傳播學的直接理論淵源。美國的跨文化傳播學就是這樣從文化人類學出發進行的研究和實踐的結果。駐扎在緬甸的美軍人手一冊本地民族的風俗習慣的小冊子，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也是服從于二戰后對日本的控制的結晶。

但作為傳播學的一個研究方向或領域的跨文化傳播學在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界，卻出現了兩個“脫離”：對跨文化傳播學理論的引進脫離該理論在美國產生的人類學背景，除了進行斷章取義的觀點的論述和邏輯的推演外，更多的注重傳播學理的探討和傳播技巧；對跨文化傳播學理論的現實運用脫離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現了將跨文化傳播的一些理論運用于中國時的削足適履現象。兩頭的脫離就把處于中間的跨文化傳播學懸置了起來，成了空中樓閣。以致于有人會問：這個四不像的所謂跨文化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目的是什么？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應該是童先生所謂的“學識的教化和啟蒙”？實際上，要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容易，需要來自傳播學和其他領域的學者共同作很多的前提工作。我們認為，首先就是針對上述兩個“脫離”的兩個“回歸”。

第一個回歸，就是在講授和研究跨文化傳播學的時候，明確地將它置放到二戰以后美國的國際政策背景以及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背景下面去闡釋，將這兩個背景的關系以及后來跨文化傳播學從文化人類學出發的演變說清楚。這個演變就包括將它介紹到中國來的理論和現實的延伸。美國的跨文化傳播學講的是西方文化如何“跨”東方文化或其他文化的，如何將西方文化輸送到東方，其對其他民族文化的關注和研究所有的目的也基本上都指向這個最終目標。征服、同化、殖民（領土殖民、文化殖民）。也許這些目的都有了更藝術的表述，比如博愛、民主和自由等，但再藝術的表述都無法掩蓋的是資本的高度集中壟斷下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自由、民主和施舍性的博愛以及忍耐性的博愛等實質。由于世界工業化和文化的多樣性現實，這樣的目標現在也被分解到各個領域，比如跨文化的商業談判，跨文化的電影產品推廣等，在各個細節的分支上被客觀化的同時，跨文化傳播整體上的征服性就被虛擬化，以致被忽略。在很多時候甚至出現了“反制”現象：在西方文化跨東方的同時，東方文化也要努力去跨西方，在西方化的旁邊也要打出一個紅通通的東方化的世界。這些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思想本身就已經被殖民主義所充分地使用，一直到現在還被來自各個領域，包括民族、種族、性別等的專家所不斷地批判，具體化為歐洲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男權主義等。

簡而言之，跨文化傳播學的起源是帶有極大的殖民主義色彩的文化人類學，在將它介紹到中國的時候，需要將其文化人類學理論背景講清楚的同時，還要將其殖民主義色彩揭示出來，并要在這樣的過程中規避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在東方學的旁邊再樹立一個西方學之對應，違背跨文化傳播學的基本目標：促進各種文化的相互了解、理解和平等交流。

第二個回歸，就是要讓跨文化傳播學這個“外來的和尚”念本土的“經”。在大力介紹西方的跨文化傳播學理論的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中國并非沒有自己的跨文化傳播學。首先，中國歷史上有很多跨文化傳播的事例，比如漢代張騫、班超通使西域、唐玄奘游學印度寫作《大唐西域記》、明代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寫了《瀛涯勝覽》，費信寫了《星槎勝覽》，鞏珍寫了《西洋蕃國志》等20。到了清朝，一批政府派出的外交使節，如志剛、郭嵩燾、黎庶昌、曾紀澤、薛福成等；一批考察外國政治、法律的專使，如戴鴻慈、載澤等；一批政治人士和旅行家，如王韜、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鄧小平等都先后到了西歐各國或美洲各國或日本。除了這些為了外交和學習的目標的跨文化活動外，還有諸如絲綢之路等商業活動，以及成吉思汗、鴉片戰爭等的戰爭活動都從多個方面豐富了中國的跨文化傳播的形式和內容。其次，除了這些游記、出使、考察外，中國也有很多對跨文化交流現象進行研究的人士和著述。比如魏源的《海國圖志》、林則徐編的《四洲志》，“”、《新青年》對西方的“德”、“賽”二先生的介紹和倡議、近代更有以梁涑溟為代表的致力于東西方文化交流與比較的學者和著述，比如梁涑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從某種角度似乎可以看作是中國跨文化傳播學研究的早期著作。

中國有自己的跨文化的實踐、著述和理論，中國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與異文化相處的觀點，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體西用”，“習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詩句中都些微透射著中國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氣魄，比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這個世界就是互相觀察、學習和借鑒而匯集起來的人類文明的結晶。如何在中國的人類學資源、西方的人類學成果、中國的跨文化研究的成果和西方的跨文化傳播學的理論四者間找到一個結合點，在西方的理論與中國的現實之間設立一個合適的變壓器，結合中國的實際探討跨文化傳播學在中國的理論生態問題，就是在對西方的跨文化傳播學理論介紹過來之后，中國的學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們認為，首先從理論資源上，需要從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那里為跨文化傳播學在中國的推進吸取資源，所謂為跨文化傳播學認祖歸宗；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將主要是人類學、文化研究、傳播學等方法結合起來，第三，在研究對象上，需要史、論、實三者的結合。跨文化傳播學的研究需要治史（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立論（東西方的跨文化傳播的理論）、取實（當前的跨文化傳播的現實問題）。第四，在研究的取向上，應該努力摒棄二元對立的思想，以促進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提升“自我認識”和“文明相對化認識”的國際水平，建立起良性、公平、合理的跨文化傳播體制，從而保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發展環境，就是擺在人類學和傳播學等諸多學科專家面前的重大課題。

注釋：

1姜飛主編，《海外傳媒在中國》，中國文聯出版社2005年，第16頁。

2尹韻公，“誰在對誰行為——跨文化傳播的思考”，見《跨文化傳播的后殖民語境》序言，姜飛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3[美]埃德溫•埃默里，邁克爾•埃默里著，《美國新聞史》，蘇金琥等譯，新華出版社1982年。第9頁。

4孫丹，“文化壓路機向中國駛來？”，“人文啟蒙網”/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

5孫丹，“文化壓路機向中國駛來？”。

6有關境外媒體進入俄羅斯的情況詳細請參考姜飛主編，《海外傳媒在中國》，中國文聯出版社2005年。

7[俄]B.A.利西奇金，л.A.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徐倡翰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緒論，第1頁。

8[俄]B.A.利西奇金，л.A.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徐倡翰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頁。

9引同上，第181頁。

10引同上，第38頁。

11引同上，第181頁。

12引同上，第278頁。

13引同上，第298頁。

14引同上，第290-291頁。

15更多內容請參考拙文，“美國的傳播霸權及其激發的世界范圍的文化保護”，《對外大傳播》2005年第4期。

16所謂“東方學家”，即用身處西方，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和研究東方的學者。更多的分析請參考[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年。

17[德]海德格爾，“從一次關于語言的對話而來——在一位日本人與一位探問者之間”。《海德格爾選集》，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下卷，第1006頁。

18更詳細的論述請參考拙文，“東方學的變遷和美國當代東方學”，《光明日報》2004年11月30日理論版。

19[英]埃德蒙•利奇著，《文化與交流》，盧德平譯，《華夏出版社》1991年。吳奈，“中譯本前言”。

20李一氓，《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序論集》序。鐘書河著，岳麓書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