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醫師醫學科普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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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象與方法

1.1調查問卷研究中使用的《女醫師參與科普工作情況調查表》，是根據社會調查問卷編制的一般原則，結合親社會行為理論自行編制，問題的選項根據調查目的分為單選題和多選題兩種類型［5］。調查問卷包括4部分:第1部分是情況介紹;第2部分是指導語;第3部分是被調查人員基本情況，共3個題目，包括年齡、職稱和學歷;第4部分是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工作的現狀及影響因素，共5個方面，包括:①參與行為2題(參加與否、年參與次數);②對醫學科普工作的基本態度4題(必要性、了解程度、參與責任、參與意愿);③親社會意識6題(服務社會、擴展醫學服務領域、結識同仁、同偽醫學斗爭、體現自我價值、幫助民眾);④消極因素9題(工作繁忙、占用時間、回報太低、缺少渠道、商業味道太濃、受邀醫師水平低、受邀醫師責任心弱、科普對象層次低、社會科普氛圍差);⑤其它問題。

1.2調查流程①從女醫師協會會員花名冊中隨機挑選400名會員作為研究對象;②于8月10日前通過郵局將調查問卷寄送給會員;③分別于9月30日和10月30日前，通過電話聯系尚未寄回問卷的會員，請她們填寫并寄回問卷;④對寄回的有效問卷進行分析。1.4統計學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分層逐步回歸的方法，其中分別以參加科普活動與否和年參與次數為因變量，以基本態度、親社會意識、消極因素的相關要素為自變量。運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

2結果

2.1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工作行為的現狀通過對324名女醫師調查發現，全部調查對象中有269名(83.0%)女醫師參加過科普講座、電視網絡科普節目、義診服務、科普展覽或資料傳單發放等多種多樣的醫學科普活動。在所有參與過醫學科普活動的女醫師中，近1年內有23名(7.1%)沒有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87名(27.1%)參加過1次，39名(11.9%)參加過2次，65名(19.7%)參加過3次，32名(10.0%)參加過4次，78名(24.2%)參加過5次及以上。

2.2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行為及其相關因素的分層逐步回歸結果對調查問卷結果分別以參加科普活動與否和年參與次數為因變量，以基本態度、親社會意識、消極因素所包含的條目為自變量，進行了分層逐步回歸。統計分析后從表1可以看出，2個回歸分析的F值分別等于14.02和28.84，P值均等于0.00，表明2個變量與自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基本態度、親社會意識、消極因素所包含的部分變量能解釋女醫師是否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具體行為方差變異的34%，能解釋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女醫師年參與次數方差變異的37%。在預測女醫師是否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的具體行為中，3種基本態度(必要性、了解程度、參與責任)、2種親社會意識(擴展醫學服務領域、同偽醫學斗爭)和1種消極因素(社會科普氛圍差)與之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對激發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活動有積極作用;3種消極因素(工作繁忙、受邀醫師水平低和受邀醫師責任心弱)與女醫師參與行為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對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活動起消極作用。在預測參加過醫學科普活動女醫師年參與次數中，2種基本態度(了解程度、參與意愿)與之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有利于提高女醫師的年參與次數;2種消極因素(受邀醫師責任心弱和社會科普氛圍差)與之呈顯著負相關關系，不利于提高年參與次數。

3討論

社會心理學認為，親社會行為是指包括任何類型的幫助或想要幫助他人的行為，而不管助人者的動機是什么。在我國，醫學科普一直被作為公益事業，具有明顯的利他性，本質上應該是一種親社會行為。調查中發現，88%的女醫師都認為自己從事醫學科普工作的意義在于服務社會、幫助民眾建立正確的醫學理念、糾正錯誤的醫學觀念、擴展醫學知識應用領域、同偽醫學進行斗爭等，這些主觀意愿和主觀認識，說明絕大多數女醫師們將從事醫學科普工作視為一項幫助或想要幫助他人的行為，符合親社會行為的基本定義，研究假設是成立的。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女醫師有參與醫學科普工作的經歷，占調查人數的83.0%。在參與過醫學科普工作的女醫師中，24.2%的人甚至最近一年內參加過5次及以上。這說明，我國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工作的比例較高，參與次數較多，對于改善我國科普工作人員專業力量不足的狀況，提升醫學科普的工作效率和宣教質量意義重大。

態度是關于物體、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性陳述，反映了一個對于某一對象的內心感受，人們會努力尋求態度和行為之間的一致性。本研究的結果也與態度理論相一致，即女醫師對參與醫學科普工作的態度越積極，就越會直接參與其中，而且參與的次數也會隨之增多。其中對醫學科普工作必要性、了解程度、責任感的認識對誘發其參與行為有重要作用;了解程度和參與意愿能顯著提高女醫師年參與醫學科普活動的次數。移情－利他主義假設認為，人們之所以提供幫助是因為別人需要幫助，而幫助別人會讓人感覺良好。研究一方面表明，女醫師的親社會意識能有效激發女醫師的參與行為，特別是當她們意識到參與醫學科普工作能夠擴展醫學服務領域和同偽醫學作斗爭時更是如此，這與移情－利他主義假設基本一致;而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女醫師的親社會意識的強弱對她們的參與次數沒有顯著影響，這又與該假設并不完全一致。這種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參與過醫學科普工作的女醫師們的親社會意識強弱程度比較趨近，導致了統計上的假陰性;二是對參與次數多少和參加與否而言，兩者的心理行為規律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導致了影響因素上的不同。女醫師對醫學科普工作中消極因素的認知評價，基本上對參與行為和參與次數的影響呈現負面影響，工作繁忙、受邀醫師水平低、受邀醫師責任心弱影響了她們的參與行為，受邀醫師責任心弱影響了她們的參與次數。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科普氛圍差對參與行為和參與次數的影響的系數完全相反，表現出了不同的規律。這可能是因為，當女醫師意識到社會科普氛圍差時，會激發她的親社會動機，認為自己有責任改變當前的情況，從而促進了參與行為。然而，當她們真正參與了醫學科普活動中，如果確定發現社會科普氛圍差，自己無法從中得到積極反饋、體驗不到“感覺良好”時，則會減弱其參與動機，減少參與次數。這也進一步說明參與次數多少和參加行為在心理行為規律上并不完全一致。綜上所述，從親社會行為視角對女醫師參與醫學科普工作的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研究，能夠提高對該親社會行為內在社會心理規律的把握，更好地為吸引女醫師參與其中，提高醫學科普質量。然而，本研究是只對特定人群，對特定行為的進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結論的外部效度有限，其中的內在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發現。

作者：田艷麗楊蓉婭單位：北京軍區總醫院全軍皮膚損傷修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