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家治痰病研討論文

導語：醫家治痰病研討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中醫認為痰可以停留在機體內外各個部位，有“五臟六腑俱有”“內外上下皆到”之說，生成各式各樣的疑難奇異病癥，因此又提出痰為諸病之源，有“百病多由痰作祟”“怪病多痰”之說，而歷代醫家對痰的學術觀眾說紛紜，在治痰上也各有心得。文章認為諸家之論，各有其發揮，通過對諸家痰病觀作一總括分析，綜合觀之始全。

【關鍵詞】痰病論治

從公元前5世紀，在《詩經·鄘風》中就有“陟彼阿丘、言采其虻”之言，“虻”就是醫家常用的化痰藥貝母，可見當時古人就認識到了治療“痰”的藥物。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醫學帛書《五十二病方》中就有至今治痰仍常用的藥物如：半夏、服零（茯苓）、白付（白附子）、牡蠣、杏仁、皂莢等十多種，并用虻（貝母）和漏蘆等配伍治療痰淤之病癥的記載。成書于秦漢之際的《神農本草經》中，已經有常山主“胸中痰結吐逆”，及巴豆破“留飲痰癖”的治法［1］。由于歷史和文字的原因，《內經》中沒有“痰”字，將痰歸屬為飲濕之類，其描述為“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昔瘤，以手按之堅”相當于后世所說得痰氣互結而成腫瘤之說［2］。

在之后的朝代，有了痰病的詳細論述，同時不同時代的醫家，又分別提出各自的痰病觀。

1張仲景之痰病觀:當以溫藥和之

痰飲一名,實始于《金匱要略》。仲景論痰飲基本上繼承了《內經》的思想,從脾不“散精”、肺不能“通調水道”、膀胱(腎)不能化氣行水,故而“水精”不布、“五經”不行，停積而為痰飲主論,進一步闡述了其病因病機。如《痰飲咳嗽病》篇中說：“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仲景于痰飲形成之機理獨發中焦之論，足見其在痰飲的形成中尤其重視脾胃的運化功能。又如《水氣病》篇指出：“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既惡寒，水不沾流，走于腸間。”“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為痛，沉則為水，小便即難。”總之，仲景認為，痰飲是肺脾腎氣化失司，或三焦水道失于通調，影響水液的正常敷布與排泄，以致水飲停積而形成的。而且三臟之中脾胃運化失司首當其要。

在治療上提出了“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的大法。認為痰飲為陰邪，有形而易傷陽氣，遇寒則凝，得陽始運始散，但用藥當平和，補陽要防其過于燥化而致胃熱上沖其面，故投藥當用“溫”而不用“熱”。痰飲為患，不能速生，亦難以速去，病勢纏綿，病程較長，治療除非急證一般不急不徐，“和之”以取效。體現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在具體運用中根據飲邪之盛衰、標本之緩急，急則治其標,隨飲之所處因其勢而利導之；緩則治其本，因脾腎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法;標本俱急則同治，或溫或和或和而用溫，溫則振奮陽氣，通調水道，化氣行水，而重在脾腎以治本，和則“去菀陳挫，開鬼門,潔凈府”，隨證用藥，權宜之計以治標，冀其陽氣得復，水飲得躅,陰陽調和，氣體水行。《金匱要略》對于痰飲論述甚詳，其理、法、方、藥之完善，至今仍有效地指導著臨床痰飲病的辨證治療。

2巢元方之痰病學說

隋代巢元方編撰的《諸病源候論》對中醫痰病的學術發展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其體現在4個方面：①以張仲景痰飲為基礎，進一步將痰與飲分別加以論述，并首創痰病學說；②本書是中醫學關于痰病最早的證候分類和病因病機專論；③揭示了痰病“其候非一”的特點，列舉了各種因痰而病的臨床表現；④指出了因病生痰、因痰致病是痰病錯綜復雜的主要病因病機特點。他對中醫痰病學術的發展，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其所創立的痰病學說，為后世醫家研究痰病病因病機，以及臨床辨證論治，奠定了理論基礎，是中醫痰病學術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獻。雖然本書沒有具體的治療痰病的方法，但是對后世醫家針對痰病的治療有重要的指導意義［3］。

3嚴用和等醫家對痰的辨治

宋元時代，因病生痰和因痰致病的問題，已引起了醫家們的普遍關注。不僅在臨床治療方面積累了經驗，而且展開了多方面的理論探討。

宋代嚴用和說：“人之氣道貴乎順，順則津液流通，決無痰飲之患，（若）調攝失宜氣道閉塞，水飲停于胸膈，結而能痰，其為病也……”他特別提出治痰“順氣為先”的治療大法，是十分可貴的，又言“溫利之差，可以無害，汗下之錯，為病不淺矣。”則這又與《金匱要略》“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相一致。

張子和不僅將痰分為：風痰、熱痰、濕痰、沫痰（即食痰），而且創造性地提出了“痰迷心竅”之說，為運用中醫痰病學說的理論治療精神神經性疾病，作了有益的啟示。

宋代楊仁齋所著的《直指方》論痰之處頗多，而且從形態上將痰和飲作了區別——“稠濁為痰，清稀為飲”這對后來區別和治療痰、飲之證，無疑是很有裨益的［1］。

元代王珪，他在《諸病源候論》等古典醫籍的影響下，對諸痰諸飲之證，體察甚細微，特別是于痰火諸癥，研究尤為精辟，他創制的“礞石滾痰丸”，治療熱痰、老痰膠固而引起的各種病癥，至今仍在有效地運用于臨床。

4朱丹溪之痰病觀:百病多兼痰

他取百家之長，承前賢之說，首先立論“百病多有兼痰”，對痰的論述逐漸突破了《金匱要略》中所說的痰飲范圍，開始蘊育著廣義“痰”的概念,指出：“痰之為物，隨氣升降，無所不到。”認為“痰來去無定,聚散無常，五臟六腑莫不為患，或貯于肺，或貯于胃，或凝滯于心膈，或聚于腸間，或客于經絡四肢等等”，根據此理論，丹溪臨證診病多從痰淪治。

在治療上，朱丹溪獨辟門徑，倡“順氣為先,治脾為本”。丹溪提出治痰“順氣為先，分導次之”的創見,所謂“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在其所制祛痰諸方中，多配伍辛溫行氣之品。并且根據脾為生痰之源，“蓋脾為后天之本，脾運不健，則津液不化，聚而成痰”，提出“實脾土，燥脾濕，是治其本也”，主張以二陳湯為準繩，靈活運用，而治一身之痰證。從而看出他這種非見痰而治痰，辨證治根源，以治氣為先的治療原則。更突出的是，朱丹溪對于“痰淤”關系較前人更為注重，首先提出了“自氣成積，自積成痰，痰挾淤血，遂成窠囊”的論點,并提出“痰淤并存，痰淤同治”的理論，也就是治痰要活血，血活則痰化，因為氣血流暢則津液并行，無痰以生，氣滯則血淤痰結，氣虛則血澀少而痰凝，血淤氣滯則絡阻，津液不能行，血少脈道不通，迂緩流塞，津液不能布化暢通,從而淤積。所以說“善治痰者，必先治氣,同時也要治血”，從而開創了痰淤致病之說。此外還提出濕熱生痰之說，“痰火生異證“等［2］。

5張景岳之痰病觀：治痰不必治痰，而治生痰之源

張景岳治痰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以五臟為核心，針對病證的寒熱虛實而辨證立法、組方用藥，將醫理藥理融匯貫通，體現了“見痰休治痰，而治生痰之源”的中醫辨證觀和治療學特色。張氏基于“痰必因病而生，非病之因痰而致”的學術觀，認為痰之為物，本非人身所固有，痰涎是標，臟腑功能失常是其本。故認為“善治者，治其生痰之源,則不消痰而痰自消”“故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補天之手”。因此強調治療痰病不可簡單地祛痰，而應重視調整臟腑的功能，使五臟安和，則痰涎不生。張氏認為五臟之中，脾、腎二臟又至關重要。“五臟之病，雖俱能生痰，然無不出乎脾腎，蓋脾主濕，濕滯則為痰；腎主水，水泛亦為痰。故痰之化，無不在脾；而痰之本，無不在腎”。“故治痰者，必當溫脾強腎，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漸充，則痰將不治而自去矣”。大旨仍歸于溫補。另外他還強調治痰宜辨虛實，當分緩急治之。總之景岳治療痰證，重視治療生痰之源，始終不忘先后天之本,然后針對具體證情而選用適當的治療方法。

6李時珍治痰法

李時珍在《瀕湖脈訣》中說“痰生百病食生災”，認為許多疾病都與痰有關。總結李時珍的治痰法可以歸納為8個方面：

6.1燥濕化痰法他除了提出重在治脾外，還提出風藥可以勝濕，淡藥可以滲濕，泄小便可以引濕，利大便可以逐濕。濕而有熱，苦寒之劑燥之；濕而有寒，辛熱之劑燥之。不獨桑白皮、赤小豆為燥劑也。”可見李氏所論“燥劑”較為全面，擴充了燥濕化痰的內容，對于臨床頗有指導意義。

6.2清熱化痰法他說：“今人痰病，火病十居其七”。李氏治療痰熱較輕者,用瓜蔞、枇杷葉、前胡、貝母等清化痰熱的藥物。

6.3溫化寒痰法本法重點是健脾化痰和溫腎化痰。在治法上他常用氣溫而燥、能祛濕除涎的藥物。李氏擅用附子，認為附子有“離照當空,陰霾自散”的功用。

6.4潤燥化痰法他指出：“陰虛火動有痰，不堪用燥劑”，當用陰柔之品以潤之。他喜用麥冬、五味子、枇杷葉、天花粉、瓜蔞、貝母等。

6.5消食化痰法治療應采取消食化痰為主。

6.6理氣化痰法李時珍理氣化痰法是以五臟為中心，不同的病因病機而以不同的治法。其一，降利肺氣，常用前胡、白前、杏仁、蘇子、白果、枇杷葉、半夏等降氣化痰之品。其二，健脾理氣。本法主要是調理脾胃，恢復脾胃升降之機。其三，疏肝理氣。其四，開竅心氣。對于痰濁蒙蔽心竅，李氏認為“麝香走竄，能通諸竅不利，開經絡之壅遏”。

6.7痰淤同治法李氏所謂“痰涎挾血成窠”，“痰血凝聚”等，也是對痰淤病理病機的經驗之談。因此李氏擅長痰淤同治。

6.8外治祛痰法李時珍治痰還常用外敷、貼、洗、摩、搐鼻等外治法。

總之，李時珍治痰用藥以五臟為中心，以病證的寒熱虛實定性立位，根據病理特點，嚴格辨證論治，充分體現了中醫“見痰休治痰”的治療特色和中醫整體觀思想。方藥具有簡、便、廉、驗的特點，時至今日仍具有一定的臨床指導意義［4］。

7王孟英治痰經驗

王孟英治痰,重在清滌,蓋“欲清氣道之邪，必先去其所依附之痰”。所用清熱蠲痰、肅肺滌痰、順氣蠲痰、豁痰行氣、通絡蠲痰、開痰舒郁、展氣開結、行水蠲痰、清滌伏痰、養液開痰、熄風化飲等法，得力于樞機氣化。其用清之、展之、泄之、降之諸法，但與舒展氣機，調其愆而使之不愆，俾一身治節之令，逆升之火，逗留之濁，郁遏之熱，凝滯之痰，咸得下趨，痰行熱降，這樣就“諸恙自瘳矣”［5］。

8葉天士之痰病觀：治痰求本

葉天士治痰論述，散見于《臨證指南醫案》中，他總的治痰學術思想是：善治痰者，治其所以生痰之源，則不消痰而痰自無矣。其治痰特點體現在兩方面：①對痰郁證治的闡明:《臨證指南醫案》中多處述及“痰火郁遏”“痰因氣滯，熱郁”“氣滯痰聚”“郁痰，此郁慮已甚……”。提出痰證以“宣通郁遏”的治法綱領，其治法包括清上宣通法，清痰開郁法，清熱導痰法等。②攝腎固真，乃治痰之本的學術見解：認為痰之本也，多在于腎。“元氣虧乏，陰盛陽衰”是葉氏對痰飲病機的高度概括。“水無泛溢之虞，而端本澄源矣”。縱觀《臨證指南醫案》“攝腎固真，乃治痰之本”，其立論有“下虛不納,濁泛痰穢”，“真元少藏”或“京質為陽，不受剛燥”。體現了葉氏治痰求本的學術觀念［6］。

9傅青主治痰之法

傅青主認為:“古人所立治痰之法，皆是治痰之標，而不能治其本也。如二陳湯,上、中、下、久、暫之痰皆治之，而其實無實效也”。他基于“氣虛自然多痰，痰多必然耗氣，雖分而實合”的認識，認為就氣與痰來說，氣虛是本，痰濕是標。又說:“治痰之法,不可徒去其濕,必以補氣為先，而佐以化痰之品,乃克有效。”其立方以重用人參為主藥，并謂：“人參原是氣分之神劑，而亦消痰之妙藥。一去痰之滯，乃氣之滯也，茍不補氣，而唯去其痰，未見痰去而病消也。”其所立治療，以補氣健脾為主［6］。

10何夢瑤治痰之法

歸納為兩個方面：

10.1治痰先治氣何氏綜朱丹溪、戴原禮之說，也認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但臨癥時當辨清是氣虛或是氣滯。氣虛者以補氣為先，氣滯者則以理氣為佳。此治法實乃“氣能行津”理論的具體運用。然何氏調氣之法遠非如此單一，清熱去寒也為調氣法之屬。何氏的“平調其氣”，寓意深刻，不僅言治痰當補氣、理氣使正氣充足，氣機調暢，而且尚包括清熱祛寒，促使陰陽重新恢復平衡狀態。此種“治痰先治氣”的治療原則，頗有創意。

10.2治痰分標本緩急治病固當求本，然需看痰勢緩急，緩則治本。此外，對于“遇夜安臥，晨興盥漱，則吐痰獨多”者，何氏認為，在飲食起居方面，一“不宜夜食”，二更戒“遇夜勞擾不息”。此論對于痰癥的治療和護理甚有裨益［7］。

通過綜觀歷代醫家流派對“痰”的探討可以看出，關于“痰”主要有兩次概念上的重大變化：第1次概念的轉化是隋唐至宋：此時期將痰與飲分立，痰獨立為病證，始于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第2次概念的轉化是從金元至清代：醫學家們對痰的概念有所泛化，提出百病兼痰學說,冀以用痰賅論諸證。各代醫家從多側面豐富、發展了中醫痰病治療法，從而使中醫痰病學形成一種立體感又有輻射力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痰病學的理論反過來指導臨床治療，又能有效地提高各種臨床療效，增加中醫的活力，同時也為教學、科研開拓了新的領域。

【參考文獻】

［1］朱曾柏.廣義痰病學的源流［J］.中醫藥學報，1987，（2）：14.

［2］潘桂娟，金蘭香.論中醫痰病學術研究的現代意義和目標［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5,1（3）：49.

［3］潘桂娟，金蘭香.論《諸病源候論》對中醫痰病學術發展的貢獻［J］.中醫藥學學報，1996，11（1）：9.

［4］高銘修.李時珍治痰法簡析［J］.安徽中醫學院學報，1998，17（4）：5.

［5］杜惠芳，王孟英治痰淺析［J］.安徽中醫學院學報，1998，17（5）：3.

［6］張大創，陳秀芬.歷代醫家痰病觀之淺析［J］.中醫研究，2003，16（5）：3.

［7］王淑玲，洪素蘭.何夢瑤辨痰治痰要旨［J］.中國醫藥學報，1998，1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