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與中醫學的關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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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中藥有待吾人以現代文字加以說明，以現代試驗方法加以分析，故曰：“中醫現代化”。以此則中西醫互知對方短長，不復歧視，相互合作以救世人，故曰：“中西一元化”。

——陳立夫

有進步才能存在，有療效不怕反對。

——陳立夫

2001年去世的陳立夫先生是民國政壇名人，他的前半生以作為國民黨“CC系”的頭目和“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而知名，晚年則致力于弘揚傳統文化和謀求祖國統一。

陳氏1898年出生于浙江湖州一個重視文化的商賈家庭。他原名祖燕，號立夫，后以號行。他的二叔陳其美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長他八歲的哥哥陳果夫也是民國時期赫赫有名的人物。陳立夫13歲便離家到上海讀新學，對西方自然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入北洋大學采礦系，后來又留學美國，24歲時以出色的成績畢業于匹茨堡大學并獲得了礦學碩士學位。回國后，他并沒有按照自己原來的意愿作采礦工程師，而是在二叔陳其美的義弟的關照下步入了政壇，歷任機要秘書、國民黨秘書長、立法院副院長等要職，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顯赫一時的權貴。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時期，具有留美背景的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對戰時中國教育的發展功不可沒。對于這一段經歷，他一生都頗感自豪。陳立夫自幼便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熟讀儒家經典。與魯迅、陳獨秀等激進知識分子不同，先接受舊式教育后來又接觸西方文化的陳立夫并沒有走上批判傳統的道路，而是始終保持著對傳統文化的關切和溫情。究其原因，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應該與他“從小就在一個充滿了愛和歡樂的家庭中長大”有著莫大關系。陳氏對傳統文化的這種溫情態度集中地反映在他對中醫的重視和弘揚上，從中我們又可以看到一個作為“傳統衛道士”的陳立夫。

一、鴉片戰爭后，西方醫學由傳教士在堅船利炮的掩護下傳入中國，對中國本土源遠流長的傳統醫學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日益嚴重的挑戰。甲午戰爭后，隨著中國思想界反傳統思潮的蔓延以及西方醫學的觀念、手段和體制在中國的傳播，中醫越來越被視作陳腐、落后和“不科學”的“舊傳統”而受到質疑和攻擊，西醫則被作為西方先進文化的一部分而受到越來越多的推崇，最終在20世紀初引發了廢除中醫的浪潮。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汪大燮首次提議“廢去中醫，不用中藥”，雖未成勢，卻證明了中醫在中國的正統地位岌岌可危。1929年，曾留學日本習醫、致力于醫學革命的余云岫在完全由西醫參加的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會議上提出了強制取締中醫議案，并最終獲得通過。消息傳出后，全國中醫界一片嘩然，隨之發起了強烈的抗議活動，最后迫使國民政府廢止了這一決議。在這次“中醫存廢風波”之后，陳氏兄弟扮演起了捍衛中醫的領袖角色。

陳氏兄弟之所以信任中醫，除因所受的傳統教育外，還與他們接受中醫治療的切身經歷有關。武昌起義爆發后，年僅20歲的陳果夫奔赴武漢參加保衛革命果實的陽夏戰爭，在蛇山推大炮時因用力過猛導致肺血管破裂，留下了終身未愈的肺病。后來，陳果夫經常服用中藥，并在南京名醫張簡齋的治療下，病況有了明顯好轉。陳氏兄弟既見識了中醫的療效，自然對中醫的存廢問題有自身的判斷和立場。

1930年，中醫界人士提出建立中央國醫館的建議，以實現中醫的科學化，為中醫的生存和發展開拓新的空間。此議得到胡漢民、譚延闿、陳果夫、陳立夫等國民黨內高層的積極支持。1931年中央國醫館正式成立，陳立夫被選舉為理事長。后來在中醫界人士的呼吁爭取下，1936年國民政府頒布了《中醫條例》，使得中醫合法化有了重大進展。在這一過程中，陳氏兄弟始終站在支持中醫的前列。

為使中醫事業更好地傳承下去，陳立夫還積極支持中醫教育。1938年陳氏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之職后，為平衡醫學教育委員會的中西醫勢力，也為使中醫能在中國醫學界獲得一席之地，特意聘請熱心中醫事業的焦易堂、陳郁、饒鳳璜等名士為醫學教育委員會委員。后來，陳郁委員在委員會會議上提出關于中醫專科學校暫行課程的草案，引起了中醫廢立雙方的爭執。最終陳立夫以教育部長之職權決定將課程表下發各院校，促進了中醫教育的規范化和科學化發展。

1943年，陳立夫在前往青海視察的途中染上痢疾。當地醫療條件極差，情急之下，隨從人員找到了一名獸醫為陳施針，但是病情不見好轉。無奈之下，陳立夫請求派出專機將他接回重慶，請南京來的名中醫張簡齋為其診治才得以痊愈。中醫的療效一直在他和他的親人身上發生著，使他更加篤信中國傳統醫學內在的科學性。

二、1949年，國民黨退居臺灣，在政治上失勢的陳立夫攜家移居美國，并在那里辦起了養雞場。1960年，受市場變動影響，陳立夫苦心經營的養雞場倒閉，轉而在朋友幫助下在普林斯頓大學噶斯德東方圖書館找了一份整理中醫書籍的工作。該圖書館創始人噶斯德是一個猶太商人，早年患有眼疾，遍尋世界各地名醫醫治都沒有效果，后來有幸被中國河北定州的眼藥治好，因此對中醫頗感興趣，這些中醫書籍都是他后來收集的。本來就對中醫感興趣的陳立夫經過對中西醫治療不同方法的研究，做出中西醫對照的整理方案，尋找中醫科學化的道路。雖然此事因同事的阻撓而未果，但正是這段經歷，更加堅定了陳氏發揚中醫學的責任感和信心。

1969年，陳立夫應邀請回到臺灣定居。3年后，由于“中國醫藥學院”內部中西醫之間矛盾激化，請陳立夫前往主持校務，開啟了陳立夫晚年弘揚中國醫學的步伐。到任后，陳立夫首先主持改組董事會，選定的15名董事中有10名是中醫，對中西醫比例的安排契合了中醫學院以中醫發展為本位的主題。隨后，陳立夫擬定了辦學宗旨和16條教育方針，制定了中醫學系課程表，并聘請香港的名中醫來校任教和編寫中醫教學書籍。為促進中醫學體系的科學化，陳氏與“考試院”交涉，確立了中醫師執照考試的相關規定。1972年8月，學院成立針灸研究中心、抗癌研究中心及“中國藥材研究中心”。到1988年9月，該校已形成從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完備的中醫學習教育體系。在硬件設備方面，考慮到學院沒有自己的教學醫院，他親自請求“總統”蔣經國給予支持，蔣即撥專款用于建設教學醫院。1975年，基礎醫學大樓建成，并成立了多處實驗室和研究室。5年后，臺中的“中國醫藥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建成，這是臺灣第一所正規的中醫院。自從陳立夫接手中醫藥學院之后，臺灣的中醫藥事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新景象。

陳立夫擔任臺灣“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三十年，不僅對醫學院傾注了精力，更成為臺灣中醫學界的領軍人物。1990年代，已經90多歲高齡的他還時常現身為中醫做宣傳。他表示：自己雖然身患30余年的糖尿病，但仍然依靠中醫的治療方法和按摩方式使病情得到了控制，才有如此健康長壽的身體。他飽滿的精神、強健的身體儼然是臺灣中醫的“活廣告”，被譽為臺灣中醫中藥事業的“守護神”。

陳立夫對中醫文化有很深的感情，在文章和談話中極力證明中醫的科學性，維護中醫的地位。1970年，他在《我的信仰和希望》一文中提出：“我是采礦工程師，對于科學并不陌生。我深惡不學而好武斷的人，所以我反對對于未讀過一本中醫藥書籍的人，就一口認定中醫為‘不科學’。科學必定依據事實，無事實而遽做結論，其本身頭腦就是不科學的。”正如陳氏在題寫的一段話中所表達的那樣：“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雖能必謙，然后學問日有進步。今有若干西醫，對于中醫之學理與療法一無所知，而竟以‘不科學’三字抹殺一切，不亦狂妄之甚者耶？”

三、在弘揚中醫方面，陳立夫為海峽兩岸中醫學的交流做出了貢獻。1980年代，隨著兩岸關系逐步緩和，中醫作為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載體，自然就成為加強大陸與臺灣地區文化和醫學交流的紐帶。1988年，福建中醫學院在舉行三十年校慶的同時召開了第一屆“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研討會”。就當時海峽兩岸中醫學的發展狀況來看，如若能夠得到陳立夫的認可和支持，必將使得這次的交流會事半功倍。于是，時已退休的前廈門大學校長、著名的細胞生物學家兼福建中醫學院名譽教授的汪德耀老先生親自寫信，誠摯邀請陳立夫為該院的紀念刊物題寫賀詞，并委托香港《萬人日報》董事長朱伯舜先生代為轉交。陳于11月17日收到汪老先生的來信，當夜即復信，并附上他的論文《中醫之理論基礎》，希望能在大陸予以發表。

朱伯舜收到這封信后，即刻轉交給正在香港訪問的汪德耀老先生。汪先生甚為欣喜，訪問還未結束，即搭乘飛機返回廈門，將陳立夫的回信轉交給福建中醫學院。該文刊出后引起了中醫學界的巨大轟動，研討會及陳立夫的回信一并被《中醫報》評為當時全國的十大中醫新聞。該次研討會是海峽兩岸中醫藥雙向交流的重要突破，陳立夫及其來文也作為促進兩岸中醫共同發展的見證載于史冊。

陳立夫的一生都與中醫有著不解之緣。我們不可否認的是，陳氏不只是一位政治家，同時也是具有淑世情懷的社會活動家。對中國傳統醫學的深厚情感，使他的一生都在為中醫藥事業的繼承和發展殫精竭慮、樂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