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產科門診就診孕婦高危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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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本院婦產科門診具有高危因素的就診孕婦的高危因素。方法選擇2018年1月1日—6月30日在本院就診的具有高危因素的322例孕婦為研究對象，分析就診孕產婦的高危因素情況。結果2018年1月—6月到本院就診的具有高危因素孕婦合計322人次，年齡為(29．03±4．77)歲，孕周為(18．52±9．54)周;其主要高危因素分別為瘢痕子宮154人次(占比47．83%)，患有乙肝28人次(占比8．70%)，瘢痕子宮同時患有乙肝24人次(占比7．45%)，高齡合并瘢痕子宮15人次(占比4．66%)，人流≥3次合并瘢痕子宮13人次(占比4．04%)，其他高危因素88人次(占比27．33%)。結論應加強高危妊娠孕婦的早期篩查與圍產期管理，針對不同的高危因素特點采取不同的處理措施。

關鍵詞:高危妊娠;瘢痕子宮;人工流產;二孩政策

我國于2013年啟動“單獨二孩”政策，在2015年啟動全面二孩政策［1］。二孩政策的全面放開使得高齡孕產婦的比例也在不斷地上升［2］，醫院婦產科不得不面臨高齡孕婦及產婦增加所帶來的挑戰。高危孕產婦發生妊娠并發癥與合并癥的風險不斷增高，研究顯示，異位妊娠的發生率高達5倍，妊娠期糖尿病發生率高達5．5倍，而妊娠期高血壓的發病率則增加到3倍［3，4］。高危人群因曾經的剖宮產史后再次妊娠，由于子宮瘢痕的原因，更容易發生疤痕子宮憩室、子宮破裂等情況，從而造成難產或產后出血不止的風險也不斷增加，這也是導致此類孕產婦死亡率不斷增高的重要因素［5］。高危妊娠也是導致我國孕產婦和(或)圍生期嬰兒死亡的主要原因［6］。本研究對本縣人民醫院婦產科門診高危孕婦的高危因素進行分析，現將結果介紹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選取2018年1月—6月在本院婦產科門診就診的所有具有高危因素的322例孕婦為研究對象。1．2方法。采用excel2010進行數據錄入，數據導入SPSS21軟件，描述性資料采用百分率表示。

2結果

2．1高危孕婦基本情況。2018年1月—6月到本院就診的具有高危因素的孕婦合計322人次，年齡15～43(29．03±4．77)歲，以26～32歲的居多，占62．40%，具體年齡分布情況見圖1;孕周5～40(18．52±9．54)周，以7～18周的居多，占67．10%，具體孕周分布情況見圖2。2．2高危孕婦高危因素情況分析。2018年1月—6月在本院就診的322人次高危孕婦的臨床資料，發現高危因素主要包括:瘢痕子宮、高齡、梅毒、艾滋病抗體篩查陽性(+)、人流≥2次、甲狀腺功能減退(甲減)、雙胞胎、乙肝、宮外孕、試管嬰兒、胎橫位/臀位、前置胎盤、子癇前期、合并糖尿病、貧血、葡萄胎等。其主要高危因素分別為瘢痕子宮154人次(占比47．83%)，患有乙肝28人次(占比8．70%)，瘢痕子宮同時患有乙肝24人次(占比7．45%)，高齡合并瘢痕子宮15人次(占比4．66%)，人流≥3次合并瘢痕子宮13人次(占比4．04%)。其中瘢痕子宮、瘢痕子宮同時患有乙肝、高齡合并瘢痕子宮、人流≥3次合并瘢痕子宮等占所有高危因素的63．98%(206/322)，其他高危因素88人次(占比27．33%)。其高危因素情況具體見表1。

3討論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后，高齡夫婦追求二孩的意愿異常強烈，導致妊娠的風險性持續增加，尤其是那些一孩曾經選擇剖宮產的女性。本調查顯示，在高危妊娠孕婦的危險因素中，瘢痕子宮、瘢痕子宮同時患有乙肝、高齡合并瘢痕子宮、人流≥3次合并瘢痕子宮等占所有高危因素的63．98%(206/322)。高危妊娠臨床表現極為復雜，由于其臨床病程相對而言較短，疾病進展快、臨床變化多樣，因此診斷、治療均較為困難，病死率高，預后情況往往不理想。所以做好孕前保健、產前監測以及出現情況時緊急處理等方面的工作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7］。本組研究中妊娠以7～18周發病率居多，占67．10%，提示醫務人員對產婦的孕檢是十分有必要的，通過產檢能及時篩查出高危妊娠的孕婦，對其可糾正的高危因素進行早知道，有助于產婦安全地進入分娩期，顯著降低孕產婦以及圍生期嬰兒的病死率和致殘率。同時根據研究中妊娠階段高危因素的分布特點，需要有重點地對高危妊娠孕婦進行管理，健全高危妊娠管理制度。如早期進行高危因素初篩，提高對高危孕產婦的識別;做好孕中、晚期高危孕產婦的規范登記、追蹤和及時隨訪工作，重點抓好存在妊娠合并癥、妊娠并發癥產婦的救治與管理，能從一定程度上提升本縣出生人口的健康水平。

作者:陳玲 李玉蘭 曾利芳 王禮蓉 鄧 麗 單位:四川省岳池縣人民醫院